从异化劳动到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逻辑

　摘要：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通过控制人的异化劳动和割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使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最初的对立，并利用技术理性和异化消费持续地消解着人的总体性和自然的主体性，将自然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空前紧张，即生态危机，进而将生态危机还原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危机和制度危机，而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态平衡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词 关键词：自然;异化劳动;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生态运动中的主流思潮，其理论特点是将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视域同资本主义批判结合起来，通过对自然、异化劳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当代理解，批判资本主义通过其生产方式和制度体系对生态平衡的摧毁，认为生态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危机和制度危机，主张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实现自然“全部丰富性”的生态社会主义。

　点 一、何为自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在形式上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要化解这一危机，就必须在当代的语境之下重新理解自然。

　首先，自然先于人而存在，与人是实践基础上的统一体。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重新理解自然的角度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承认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自然的三个基本方面的解释：第一，自然是先于人的先在性，“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是自

　然界的一部分，与其他生物体一样，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第二，自然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直接来源，“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活动受到自然界的制约；第三，自然还是参与人的感性活动的“人化自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自然的属人特性曾经对费尔巴哈进行批判，他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不仅自然界将发生变化，他的感性世界也将不复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践中的自然的“人化”和自身的“自然化”，这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通过劳动使自然界消除了原始的直接性和异己性，成为“现实的自然”；另一方面，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感性力量在自然界中得到了“客观的实现”，实现了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

　其次，自然是“自主性”和“目的性”的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肯定了自然的先在性和对人类生产活动的制约作用，但没有承认自然的主体性，这种理论空场不仅造成了批评者对于控制自然思想的狭隘理解，也为生态危机中人对自然的掠夺提供了借口。詹姆斯·奥康纳说：“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凸显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所谓“自然界本真的自主运动性”，是指在人类通过劳动活动改造自然界的

　同时，自然界也在改变和重构着自己；自然并不是主客二元对立中消极被动的存在，有自己的运作规律。自然也是“目的性”的存在，自然的“目的性”是指自然界本身的存在就是它自身的最终目的，这一目的是无条件、至上的。自然界是自在的自然界，先在于人类社会，它存在的目的是它自身。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自然的主体性，但他们并不是生态中心主义的，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他们坚持人本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他们认为“实然”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人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在实践中对自然产生着与一般存在物不同的主体互动特征，所以，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

　第三，自然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的主体性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的主体性。他们肯定马克思所说的“被抽象地孤立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认为绝对蛮荒的、离开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自然对人和自然而言都不具有发展的意义，并且在生态危机的现实中，不存在不属人的、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自然界。自然界的主体性表现在人的实践活动越深入，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联系就越紧密。自然的主体性内在地包含着社会生产角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涵。自然的生产力是指自然系统或者自然过程（如物质资源、地理状态、空间状况、生态条件、劳动者的自然条件）是生产力的要素，内在于生产过程和协作方式（生产方式）之中。自然的生产关系是指自然条件或者自然过程的一定形式，是生物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物和它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具有客观性：自然生产力的客观性表现在自然的生产

　力决定着人类劳动中的生产资料、再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自然的生产关系的客观性表现在当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时候，必须遵循和保持自然系统内部的各种依存的联系。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以内在于人类实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方式发挥着主体性，它与人类的实践互动方式，产生了文化、社会、劳动和自然的整体。人作为既是自然物又是属人的特殊物种使这一互动过程集中体现“人力资源本身是有文化意义的，因为一个人在被认为有意义和有价值之前，他们是首先被放置在文化层面定义的”。

　化 二、自然主体性的消失：从异化劳动到自然异化

　 无论从生物学角度，还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自然与人之间都存在着一种互动中的“应然”状态，但生态危机中自然的“实然”状态却宣告着自然主体性的消失，它已经成为了人类生产活动中被动的客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主体性的消失和人的异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共时性事件，其始作俑者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发生断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吸收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和异化劳动的思想。贝拉米·福斯特重申了马克思关于物质变换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自然界自身的物质变换，二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物质变换。“马克思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一是指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而进行的实际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二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用来描述一系列已经形成的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是被异化地再生产出来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自由问题——所

　有这一切都可以被看做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相联系，而这种新陈代谢是通过人类具体的劳动组织形式而表现出来的。这样，新陈代谢概念既有特定的生态意义，也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隔断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一方面通过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迫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对人来说，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另一方面将自然作为生产资料与人一同纳入到商品生产的链条中来，人类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降低为维持人肉体生活的手段，进而将自然变成了被支配、被索取的客体，资本“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人类与自然最初的对立形成了：资本将人的劳动由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实现过程（人的自由特性的实现与自然全部丰富性的发现）变为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商品之间的关系。人失去了实现自我的总体性追求，自然由决定生产方式的主体变为生产索取和消耗的对象，自然之间有机的物质变换变成了生产一消费一垃圾的单向循环。

　其次，技术理性为自然的掠夺提供合理性根据。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使人的总体性日渐消弭，另一方面也在现实层面上使启蒙精神走向了它的反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利润的增殖作为一切价值的评判标准，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无疑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可计算的繁荣，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迷恋和技术理性的崇拜，替代了对自由、平等、正义和人价值实现的普遍理性、价值理性的追求，人变成了肯定的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理性一方面使人和自然失去了自由：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技术的数量化追求代替了人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追求，导致了人自身的异化；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作为合理性索取的对象的情形日益严重：“工业化以前的社会一般重视广义的生命，包括社群及其自然环境的存续，这一宽泛的价值观限制了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则高度重视谋利及与此相随的效率、物欲、经济增长等价值观，并进而激发技术服务于这些价值观，甚至不惜毁损地球。”人们在可计算的、支配自然力量空前实现的狂热中，失去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维度，经济理性代替了生态理性，“生产力在企业层面上最大限度的发展，导致了整个经济领域浪费的日益加剧。从生态的观点看是浪费和破坏资源的事情，用经济的眼光来衡量则是增长之源”。在现存社会中，自然和人的对立日益加剧，“越来越有效地被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的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政权的伸长的胳膊”，结果是自然成了资本统治的帮凶。

　第三，异化消费加重了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是生态危机加重的又一重要原因。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发展时期以后，异化消费成为了人们最主要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原因在于首先，利润的获得要求异化消费。物质的丰裕时代到来后，生产的相对过剩成为利润实现的障碍，拉动消费是利润实现的根本方法；其次，人们为补偿在异化劳动中感到的不自由、单调和乏味，期望在闲暇中获得自由和幸福的愿望为异化消费提供了土壤，消费行为满足了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虚假地补偿了异化劳动下人的失落感和无创造感。和技术理性一样，异化消费为资本盘剥自然提供了合理性的借口，使人们安于消费中自我

　实现的虚假事实，并造成了平等与自由的幻象。作为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平等正在不断得以消除，生产力已经使因不平等造成的冲突荡然无存。实际上，异化消费最终加剧了生态危机：一方面生产规模越来越大，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多，人类对自然的索取也日渐增多，“我们消费者生活方式供应的像汽车、一次性物品和包装、高脂饮食以及空调等东西——只有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才能被供给。我们生活方式所依赖的正是巨大和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入，这些商品——能源、化学制品、金属和纸的生产对地球将造成严重损害”。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运用广告操纵、商品装潢等一些营销手段勾起人们的消费欲望，引导消费需求的扩张，导致人类的需求远远超出了自己真实的需要，其结果是不断的购买与垃圾的加剧排放。

　三、资本主义的“ 二重性” 矛盾：从经济危机到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从发生学的角度上将人与自然矛盾还原为资本与自然的矛盾，但是，资本依然只是一种表象，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因此，他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制度体系。

　首先，生态危机是自然和资本之间矛盾的表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即自然的有限性和资本的无限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总矛盾，是生态危机的最终成因。首先，自然与资本的对立存在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中：他们肯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定义，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生存的逻辑就是实现价值的

　增殖，其结果表现在社会生产领域中的无政府状态，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和加剧，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和资本的对立还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对提高利润的追求中：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过度生产与消费不足的矛盾，抑制了利润的提高，为了恢复利润和降低成本，资本将生产的“成本外部化”。贝拉米‘福斯特在《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中生动地概括了这一过程：“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

　资本与自然的矛盾带来了三方面的后果。第一，增加了对自然的掠夺和污染排放，造成了当代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产生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不正义；第二，资本的逻辑不可能牺牲利润去保护环境，因此“外在化的成本被转移给后代去偿付了”，从而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代际不正义；第三，自然与资本的对立促进了资本在全球的权利关系生成，在生态问题上表现为生态殖民主义，近代以来的生态战争、国家的政治策略、文化殖民等都可以被还原为资本在全球的资源争夺、废物排泄、满足资本发展的经济协作与政治合作。自然与资本的矛盾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矛盾。

　其次，资本主义的“二重性”矛盾。在对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原因的追问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引入“生产条件”概念来说明资本与自然的冲突。他们认为，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重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自然环境、社会公共设施和人的自然有机体——即劳动力的存在形式都看做是物质生产的条件，即生产条件，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揭示的是资本主义与外部自然的矛盾运动。另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是资本主义发展和环境恶化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早期的粗放型发展阶段，劳动力、土地以及自然资源是十分丰富并且是现成可得的。只是在资本主义晚期的集约型发展阶段，即资本和市场获得深化、劳动实现了对资本的实质上的从属阶段，生产条件问题才成为一种系统性的而不是零散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同外部自然之间的矛盾运动：一方面，自然生态系统制约着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其实是所有的生产形式）不仅以能源为基础，而且也以非常复杂的自然或生态系统为基础”，即是说，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决定着资本的生产和协作方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协作方式也对自然产生深远的影响——生态灾难，其矛盾运动的结果是资本与自然矛盾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的生产破坏了其自身的生产条件，产生了生态危机，而生态恶化，又进一步摧毁生产条件。

　第三，两重矛盾的因果关系。在当代，生态危机已经代替了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重矛盾导致了生产相对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为了缓解这一危机，资本往往根据自身的利益调整，改变资本之间的协作关系和协作程度，不顾自然的发展周期与节奏，其结果是，一方面使其社会化程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加

　剧了资本在全球的资源掠夺，加剧对劳动力和自然界的盘剥，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资本破坏了自身的生产条件，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逐步转变为生产不足的生态危机。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出发，认为资本积累的本性、发展不平衡和联合发展都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第一，资本的积累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资本将无限的利润追求强加给自然，过度地开发自然资源，它追求增殖的本性迫使它不可能选择有效的利用原料进行再生产，而利润也是不允许资本对已恶化的环境进行整治的。第二，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和联合发展加剧生态危机。“发展”和“欠发展”之间、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地带和外围地带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导致生态问题更加严重，并已经由原料和资源输出等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及其社会、经济中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最终将导致全球灾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从异化劳动到生态危机的资本批判逻辑，指出生态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危机，从而从制度变革角度提出，只有建立合乎生态理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才是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