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之辨、存在之思与生命之真

新世纪以来，由于受到网络文学、科幻小说和AI写作等新文学浪潮的冲击，先锋小说这一肇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形式实验与创新精神的文学流派，如今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可以肯定的是，在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思潮风起云涌的当今文坛，先锋文学作为八十年代文学挣脱传统桎梏、向着文学本体性回归的一种精神象征，已然用冲击现实主义传统的形式实验，突破了既有的艺术陈规，并因此成就了一批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虽然在短短数年之后，先锋文学就已不复往日辉煌，但其精神内涵所具有的突破、颠覆与创新价值，以及小说文本因多义性和模糊性所提供的广阔的阐释空间，却仍然是当代文学批评，尤其是研究一九八〇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精神脉络的主要资源。从这个角度看，先锋小说不仅反映了八十年代文学界的现代性追求，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九十年代至今的文学创作。因此讨论这一文学潮流，就暗含了研究者基于历史意识的一种现实关怀。

在叶立文看来，“先锋意识本质上就是一种探索精神，就是不停息的自我突破，敢于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创新意识。”①“一段历史时期内所有对主流文化构成颠覆与破坏的前卫艺术都可被称为先锋，现代主义只不过因其独创的表达方式和怀疑主义精神而成为了这些先锋艺术的主流。实际上，‘先锋一词的使用乃是针对传统而言的。传统作为一种袭来已久的陈规（con？ vention），需经受每一代人崭新的文化观念的阐释与冲击。”②作为一位长期关注先锋小说的研究者，叶立文对“先锋”概念的这种理解方式，显然也影响了他的文学批评。因此将这位学者的文学研究概括为先锋批评就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指叶立文的研究对象以先锋小说为主，兼及其发生学与流变论的考察，二是指其批评精神与话语风格的先锋性。

如果只从个人经历看，叶立文属于典型的学院派批评家。他一九九一年考入武汉大学，一直求学生活于珞珈山下，二〇〇一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受恩师於可训先生的影响，叶立文长期致力于当代小说的研究工作，在先锋文学的艺术审美上精耕细作，以形式之辨、存在之思体验生命之真，并尝试重建批评话语的文学性价值。河南大学的青年学者王彪，将叶立文的学术生涯划分为三个交错着的阶段：“先锋小说本体论，以专著《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及单个先锋作家创作论为代表；
先锋小说发生论，以专著《“误读”的方法——新时期西方现代主义的传播与接受》为代表；
先锋小说流变论及单个作家的传记批评，以追踪先锋小说、作家批评的系列文章及专著《史铁生评传》为代表。”①

一、形式之辨：先锋小说的启蒙诉求

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受瞩目的文学现象，先锋小说的出现和发展走向，既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社会思潮出现重大变化的一种外显形式，也昭示了当代作家向着文学本体回归的盎然生机。在祛除独尊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过程中，马原、洪峰、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残雪、叶兆言、扎西达娃等一批先锋作家，无疑用形式实验充当了开路先锋的角色。先锋文学的兴起，不仅带来了文学创作从现实主义向着形式本体性回归的历史转变，而且也促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巨大变革。从李劼提出“先锋派小说”这一名称开始，学界对于当代文学的形式创新便表达了充分关注。吴亮在《向先锋派致敬》一文中指出：“先锋文学的自由是对生存的永恒性不满，对有限的超越，对社会束缚的挣脱，对日常感觉的改变和对变化无穷的叙述方式的永久性试验。”②先锋文学这一命名也由此从新潮小说、探索小说等一系列新名词中脱颖而出。程光炜在《如何理解先锋小说》一文中认为：“文学史经验告诉我们‘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以‘先锋小说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被理解成是‘先锋小说不断克服‘非文学干扰而最终获得‘文学性的历史性结果。”③同样，陈晓明在《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中对先锋小说叙事美学和后现代品格的全面解读，也使先锋文学形式革命的内涵和价值得以充分确认。在二〇一五年版该书的序言中，陳晓明还通过介绍卡林内斯库和拉韦尔对先锋派的理解，认为“中国的先锋派不可能这么绝对这么纯粹，他们是文学变革的产物，而不是变革文学的产物；
他们甚至不是在观念上成为先锋派，而是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先锋派。他们的文本的先锋性很牢靠，但社会实践性的根基却不扎实。于是，社会风云变幻，他们就无处安身，无处着落。”④由此可见，无论学界对先锋文学的意义如何评价，先锋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毋庸置疑，“先锋文学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的问题，标志了回到文学本身的历史性要求的实现。”而期刊界、出版商和批评界的合力推动，则让先锋文学形式革命的意义被充分凸显。不过正如陈晓明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先锋派的意义仅仅是形式主义实验的意义么？先锋派的形式仅只是‘纯文学么？”⑤先锋文学究竟给中国当代文坛贡献了什么样的审美经验和思想力量？它们的出现与中国当代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的重要转变之间有什么关联？中国文坛以什么样的心态接受先锋小说？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一点，即“如何理解先锋派的现实感和现实意义？”①

从某种程度上说，叶立文的《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一书，正是对上述问题的一种回应。在这部著作中，叶立文以知识考古学和话语谱系学的方法，对八十年代以来先锋小说的发生与流变做了细致地辨析和考释。实际上早在博士阶段，叶立文就通过对先锋小说语言形式和叙述结构的分析，揭示了先锋小说形式实验背后的启蒙逻辑和作家意图，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创见。比如他认为，“形式本质上是他们（先锋作家）主体精神感知世界的方式”，“在他们的文学观念中，形式不再只是内容的附庸，而是‘有意味的形式，形式本身就能涵盖作家的主体情绪和意念。”②

到了《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一书中，叶立文则进一步从先锋小说的主题话语和叙事法则两方面，分析了隐藏在先锋小说形式实验背后的精神逻辑，话题涉及先锋小说主题话语中民族身份、历史叙事和存在主题所内含的启蒙诉求，先锋小说与“五四”文学启蒙话语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先锋作家对“五四”启蒙传统忽略个体存在的反思与突破等等。与此同时，他也从先锋作家的真实观、时间观和空间观等角度，对先锋小说所遵循的叙事法则进行了深入讨论，继而指向了先锋小说形式实验的核心问题：“对于先锋作家而言，他们的真实观指的其实是‘精神真实，而现实则是‘虚伪的现实。这种真实观直接决定了先锋小说的叙事方式与叙事场景。在绝大部分先锋作家笔下，叙事场景是超现实的，而且他们的叙事方式也集中在如何把现实事件转换为精神事件，或者说，如何在叙述精神真实的过程中，颠覆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真实。”③例如余华的先锋小说创作，其实质就是以叙事形式反抗时间权力和历史理性对人物的压制，并借此表达启蒙诉求的作品。与此同时，余华以不断变化的叙述形式本身表达权力欲望，力求再现精神的真实，也确实能够体现先锋小说形式实验的思想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探求先锋小说创作实践的过程中，叶立文始终以语言与叙述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维度，而这两点也是支撑他文学本体论研究的关键之处。比如他对先锋作家创作流向的分析，就是从以上两点生发开来。在划分了寻根、形式主义实验和以存在为主题的“现代观念形态”写作后，叶立文对先锋小说的语言与存在、叙述与意义的生成等形式问题均做出了深入考察。而对不同作家小说形式所表达的写作观念的探求，则基本上围绕着存在论维度的精神世界的多面性和多层次性展开。例如残雪以小说演绎“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命题，余华的暴力叙事与欲望、个体存在的关系，史铁生对个体存在的偶然性和不可确定性的思考，苏童“通过叙述家族甚至个人的历史，以‘虚构的方式重构历史，从而表达对主流历史的深刻怀疑”等等都富有新意。

此外，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叶立文还对先锋小说的发生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传播之关系进行了理论溯源。他借用恩斯特·卡西尔在《国家的神话》中以语言和仪式分析“神话”的方法，对先锋小说发生的思想渊源和历史语境做了细致辨析。具体来说，叶立文分析的内容涉及意识流小说对中国神话思想的解构、新时期“人性”“人道主义”“人的存在”与“异化”，以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思想分野等一系列问题。

在他看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从主题与形式两方面催生了先锋小说的形成。从主题上来看，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从根本上动摇了当代文学近三十年的文学观念，文学不再只是政治观念的图解。“人”的话语的逐步确立，表明当代文学开始逐步摆脱政治的影响，开始向“人学”回归。文学的“观念形态转型”，即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提供的现代“观念形态”替代传统的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这种转变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拓宽与加深了文学的表现领域，而且肩负起了认识人自己的启蒙功能。从形式上来看，“形式”这一长期被忽视的文学元素开始重返文学，它对先锋文学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形式的关注也成为叶立文批评的基点：“从本质上说，形式实验并不仅仅是一个写作技术层面的问题，它同样涉及到了文学观念的变化。这种文学观念视‘形式为文学确认自身身份的标志，即让‘文学回到自身就是摆脱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先验观念的束缚，进而在形式创新中凸显‘写作这一行为本身。”①

从先锋小说文本的语言与叙述结构出发，叶立文还考察了形式实验背后，先锋作家试图颠覆历史理性权力、表现人的精神体验和生存困境的文学旨归。他的学术研究具有哲学思辨中层层推进、不容有失的逻辑力量和直击先锋思想核心的精神深度。在他笔下，先锋小说呈现出丰富的艺术层次和精神面向，绝不是简单的形式实验可以概括的。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所蕴藏的思想艺术资源，经过叶立文这番“洛阳铲”式的精准挖掘，逐渐让一度以晦涩难懂的“先锋小说”从此变得清晰了起来。

二、存在之思：先锋小说的思想溯源

在先锋小说的专论研究之后，叶立文将深刻影响了先锋小说创作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作为知识考古的重要方向，对其如何在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被主流意识形态接受而成为一种合法化的思想资源并广为传播，进行了溯源性的历史研究。

虽然在《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中，有一章专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传播与文学观念的变化”，但由于不是研究的重点，没有充分的展开，故而叶立文在他的另一本书《误读的方法：新时期西方现代主义的传播与接受》中，对先锋小说潮流出现前，中国知识分子为西方现代主义的传播和接受所进行的创造性误读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理性的辨析。专著中对这一思潮在中国传播与接受过程的研究，以及对中西方文学界关于现代主义思想资源理解差异的详细考辨，为我们理解先锋小说的发生建立了清晰的思想脉络和理论基础，因而具有了王彪所說的“发生学”意义上的价值。

在叶立文看来，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长期依附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中国文学开辟了一条重返自身的道路。由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产生的，既具有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又具有思想解放的启蒙功能，因而获得了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前提。故此他重点考察了八五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与传播，对他们在新时期初广泛采用的政治误读、思想误读、美学误读和历史误读等传播策略进行了历史梳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诸多学者在初期采用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来批判、介绍现代主义文学，使文学思潮的译介实现了从阶级决定论到政治决定论的转变，也使得一大批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得以进入中国思想界。中国学者在译介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作家作品时，往往采取政治正确基础上的选择性介绍或过度阐释等传播策略，因此遮蔽和忽略了这些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其他特征。通过对这种传播策略的历史语境的还原，中国思想解放和文学观念变革的艰难历程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展现。与此同时，因中国学者的实用主义策略和合法性因素的考虑而受到忽略、遮蔽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思想内核也得到了强调，譬如波德莱尔的美学现代性、萨特对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问题和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演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人类存在困境的历史寓言以及对民族命运进行细致性观察的文学现代性品格等等。

正是通过对这些被误读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论溯源，叶立文辨析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存在主义为中国当代文学回归文学自身所提供的思想支撑。例如萨特与加缪关于爱与正义的价值冲突所引发的思想争论；
西方现代主义中的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以及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的审美之维、强调表现自我和艺术形式以及强调人之主体性；
叶朗对卡夫卡异化论历史观的阐释将新时期的思想启蒙导向更为深入的人性反思，介绍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对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强调等等。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提供的现代“观念形态”，包括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尼采哲学等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当代文学中的“人”的话语从单纯呼唤人性复归，逐步走向了对人深度心理模式及存在困境的揭示。而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中的形式实验正体现了让“文学回到自身”，即摆脱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先验观念的束缚，进而在形式创新中凸显“写作”这一行为本身的观念变化。从先锋小说的形式层面来看，许多建构小说形式的因素都来源于现代主义文学，比如意识流、荒诞描写、结构主义等方法。这些方法构成了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主流，而这种形式试验又恰恰是先锋小说最为鲜明的标志。

以上对西方现代主义，尤其对是存在主义思想的理论辨析和传播梳理，进一步确认了先锋小说对于人的存在的探求在思想史、文学史中的意义。武汉大学李遇春教授曾写诗称赞说：“小小围城思存在，大大先锋辨是非”，由此可知存在主义在叶立文批评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如果说关于先锋小说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研究是叶立文文学批评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建构的话，那么关于先锋作家的形式批评的系列论文则是他以语言和叙述逻辑作为小说批评之方法的具体实践。他曾写过大量关于先锋小说语言形式、叙述逻辑的论文，例如《形式的权力——论余华长篇小说叙事结构的历史演变》《言与象的魅惑——论韩少功小说的语言哲学》《存在困境中的“突围表演”——论残雪先锋写作中叙述模式的嬗变》等等。这些论文立足于小说的形式美学，以富有技术理性色彩的文学批评方式冷静剖析余华、韩少功、格非、马原、残雪等人的叙述逻辑、形式美感以及对“人的存在”的精神探求。当代先锋作家小说写作的艺术形式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关联在研究中得以展开，文学批评的理性思辨魅力也尽显于此。

三、生命之真：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文学批评家对文学性的认识可能决定了其风格特征，而文学批评家自身风格的形成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早期的冷静客观思辨的理性剖析到近期的体察参悟神会的人文关怀，叶立文的文学批评似乎是一个向着文学性不断求索的过程，也是从“六经注我”到“破我执”而无限贴近作者本心的批评姿态的转变。於可训先生评价《史铁生评传》是“一部尚其友者、求其知音的作品”，即为这种转变的明证。《史铁生评传》是作者融理性思辨与生命关怀于一体的文学批评著作，执着于作家的生命情感历程的体察和精神世界的营构。著名作家晓苏说叶立文为当代作家史铁生立传，乃是超然于功利人情之外，凭着艺术良心和学术良知而成就的知音之作。他说两人是彼此相通的，“如果说思辨风格和哲学气质一直渗透于史铁生的文学创作的话，那么可以说，叶老师的学术研究也始终体现着思辨风格和哲学气质。正是由于叶老师在精神上和史铁生有着相同的先锋性，所以才有了这样一部热烈、妖娆、丰满、沉郁、可靠的《史铁生评传》。”（《史铁生评传》序言二）这段评论可谓抓住了作家与批评家的共同特质。《史铁生评传》一经出版便赢得文学界一片赞扬之声，获得第四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乃实至名归。

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每一个都有着鲜明的文学追求和具有个人风格的文学表达方式。与马原、余华、莫言、格非、苏童等声名赫赫的作家相比，史铁生并不以形式革新上的锐意进取和生命感觉上的敏锐丰盈见长，而始终将笔力置于探求人精神世界内部的豐富性。他以温婉真挚的语言，充满哲理意味的寓言式的故事实现对处于精神困境中的个体的救赎。他的文学世界是以一颗饱尝生活艰辛与磨难的心灵，不断质问命运之神、叩求生命意义的灵魂之旅，是他在精神苦练中探求生命之真、实现自我救赎进而建构的安顿灵魂的家园。因此，叶立文指出，“史铁生的创作可以视为是一种心灵的现实主义”①。基于史铁生创作的特殊性，叶立文没有采取人物传记的传统线性结构写法，即按时间顺序来呈现传主生命历程，而是通过灵魂注入的方式，追寻史铁生的命运坎途，抚摸他的灵魂之伤，探求他的存在之境，追问他的意志之坚。换言之，叶立文将先锋小说的文学批评化为生命对话的一种方式，在史铁生的每一步精神成长的印迹中，与传主的内心与世界发生对话，从而向我们充分地展示了史铁生以写作为生命所营构的丰瞻的艺术世界。

为名人做传大概是一件苦差事。一个人的一生，琐屑平凡的生活点滴和高光出尘之事功往往纠缠在一起，何况斯人已逝，无从求证，很多事情只能从作家的作品、他人的追记中探踪寻迹。要将作家生平记述清楚确切已属不易，遑论塑其形还须求其神得其心呢？叶立文为我们描述的史铁生其人，是一个在大地游走最终栖息于史铁生之身的灵魂。他不断苏醒挣扎、自我搏斗，最终走向了无限宽广的永恒博大世界。史铁生温暖明亮的幼年生活，狂放戏谑而又好学善思的少年时光，在叶立文的笔下都活脱起来。一个少年的思想会在周遭环境和各类人的影响下潜滋暗长，因而往往难以捕捉，而叶立文运笔伏脉千里，准确钩沉了史铁生思想成长的脉络。例如，他将史铁生喜爱足球、擅长作文，尤其是在清华附中上学时从王、董两位老师身上学习到的“那种不以物质的满足为目标，而是以精神的力量去超越现实，在一种依靠自我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化的乌托邦世界中去遗忘死亡”“以艺术对抗死亡”①的艺术化的生存方式，与他后来直面死亡、善待生命的人生态度勾连起来。这种追寻思想印记的传记书写，不仅深刻展示了传主的精神世界，同时也使读者感到生命的无常，因为命运已然在他的性格和际遇中留下了种子，只待机缘巧合便会彰显其力量。

“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给史铁生带来了关于人性与原罪的思考，同时也时刻警醒他人性中“为求生存而趋利避害、乃至遗忘道德和良知的丑恶”。“史铁生后来之所以能从人性问题与存在哲学的高度去观照中国现实，委实与他这种由实入虚、见微知著的运思方式有关。而他天生的哲思气质与人文情怀，亦能在类似的‘文革记魂中有所反映。”②“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可能因为一念之差而犯下过错，唯有以勇敢的反思精神，真正直面自己的内心，那么人才有可能在审视自我的前提下，杜绝历史悲剧的反复上演。”③

疾病之于史铁生精神成长的意义，远不止于身体上的磨难和心灵的煎熬那么简单。突然而至的疾病导致的瘫痪，使生死这种根本对立的生命状态集于史铁生一身。史铁生在瘫痪后不断的生命追问中，完成了这种“死中求活”的人生态度。因此，史铁生将生存与死亡看成一个生命自由成长的完整过程，局限了他的生命活动空间的瘫痪状态，也使他将自我的生命成长转向了精神内部广阔世界的无限探求。叶立文不仅触摸到史铁生那种孤独绝望之中无枝可依的“恓惶”和灵魂撕裂的痛苦，更进一步在生命哲学的形而上思辨中，透视到史铁生如何在疾病中领悟生命，超越将“小我”投身于大我方能成就自我、却往往成为维护现有价值秩序的工具的“自失”哲学，从而皈依到超越人之主体性力量的信仰世界中去的过程。他在地坛里凝神静听，感受万物轮回与生生不息的“永恒之在”，他对于生命的领悟终于豁然开朗：“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④

在史铁生坎坷的生命历程中，不离不弃的亲情、患难与共的友情和不期而至的爱情，无一不是激发史铁生生存意志、哲学思考和灵魂追问的源泉，而这些都化为他文学创作中的灵感，使他真正将文学与生命融为一体。因此，叶立文在叙述传主的生命历程的时候，也是始终以史铁生温柔敦厚的精神气韵和自由心魂的成长作为贯穿全文的主线，他的生活史、疾病史和创作史时时交叉并行，却又始终不离人物的思想命脉。“将苦难视为世界的存在本质，承认差别和接受差别，信奉宿命与上帝，却同时推崇着平凡的力量。这样的一种生命哲学，已渐渐显示出了史铁生独具特色的思想风格。”①当史铁生遭遇病痛折磨，在地坛中参悟生死的时候，他的母亲所饱受的忧虑与恐惧的折磨，其痛苦程度，后来的史铁生方能体会：“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②叶立文以切切之心体察这一对饱受苦难折磨的母子的精神痛楚，并指出，写作其实成了史铁生“挽留母亲生命的一种方式。因为写作，史铁生才可以追述过往，在感怀旧事、忆念亲人的书写过程中，以猜测谜题的形式，极度渴望着和母亲心魂的靠近。”③在《我与地坛》里，史铁生描写了一系列他所遇到的人物给予他的生命启示。地坛里十年如一日恩爱的老夫妇激发史铁生对于爱情的无限渴望：“爱情亦有克服时间之有限，进而实现人生之永恒的存在价值。”④漂亮却有些弱智的小姑娘使他思考世界因有差别而多样的存在形态。街道生产组的工作让史铁生从地狱回到了人间，从生死之问的牢笼中挣脱，回到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无数普通人以他们饱经沧桑的平凡人生和乐天知命、安然淡泊的处世哲学影响了他，这也使他的精神哲学“充满了现实意味和人间烟火气。”⑤孙立哲等诸多朋友的友情则不仅给予了史铁生于困顿之中支撑下去的情感力量，更激发了他在人生百态中凝练哲思的创作灵感。

生命的磨难给予了史铁生写作与思考的养料，写作则使他的生命长度得以无限延长，因而那些鲜活的生命瞬间得以以文字的形式永远留存了下来。於可训先生在叶立文《史铁生评传》的序言中说：“史铁生用他的作品究天人之际，通死生之变，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展开个体的生命体验，他的作品因而既通达大道，又确证存在。”⑥叶立文则“用三条平行的线索：即传主的生活史、创作史和疾病史，齐头并进，相互缠绕，共同书写传主丰富而痛苦的生命历程。……在在涉理，语语关情。既深悟其道，又深得其心。”⑦诚哉斯言，这部传记读之令人动容，读完不免令人掩卷长思，肃然无声。

四、批评之美：回归文学批评的文学性

從叶立文对先锋小说的系统研究、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溯源以及对史铁生等先锋作家的精神之旅的追寻叩问可知，他长期浸润于存在哲思之中，对于人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与自审意识推崇备至。在他看似特立独行、遗世独立的精神高蹈之中，实则暗含了一份赤子之心：完成先锋文学的启蒙使命，助力独立、健全、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因此，理性精神、人文关怀和有意味的形式成为了他先锋文学批评的核心精神之所在。

叶立文治当代文学以先锋小说为起点，始于形式之辨进而入存在之思，再转而以逻辑之理察形式之美，更于切近之情体生命之真，始终将文学的形式美学作为研究之根本。无论是早期致力于先锋小说，还是近期专注于作家批评，他都站在文学批评的最前沿，以批评的先锋姿态守卫、传递一种使文学批评保持自身活力和创新动力的先锋精神。这种先锋精神最初可从他的博士论文《增长与繁荣——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先锋话语》中的一段话窥见端倪：“从本书所使用的‘先锋一词来看，它不是一个规范和既定的模式，而是一个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不断发生着变异与前趋的不稳定因素——先锋话语永远与主流文化相对抗，它是一种文化精神，也是一种表现形式。”①叶立文近二十年专注于先锋小说的研究，毋宁是一位批评家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及批评保持先锋精神的渴求与寄望。在他的研究中，先锋决不止于形式的革新，更体现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观念革新和思想解放的历程。他以知识考古的方法追踪考察先锋小说出现、转型和衰落，探查种种现象背后潜藏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转变；
以语言革命和叙事方法的形式美学和技术理性去剖析先锋小说的艺术贡献；
以存在主义的生命哲学去体察、反思先锋作家通过小说形式革命表达的对生命、历史、社会和文学的深刻审视。他对马原、余华、格非、苏童、残雪、史铁生、洪峰等先锋作家作品的形式美学和精神源流的分析，使先锋作家精神版图的构建变得清晰起来。

从叶立文对先锋小说的持续关注和批评领域的延伸可以知道，“先锋”文学应该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先锋小说作为八十年代以来最能代表文学创造力的文学形式，先锋作家作为当代成就最为突出的创作群体，始终有着激发文学创新的强大能量，而“先锋”批评正是与“先锋”创作一道构建先锋精神的不可或缺的力量。文学要回归本体，必须重建批评话语自身的文学性。先锋作家富有个性气质的文学批评实践，使学院批评更为迫切地对当前批评话语体系加以反思，这也越来越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界的共识。叶立文正是以建立在语言、叙述逻辑和生命哲学基础之上的文学批评实践推进着这一过程。

近年来，叶立文逐渐转向了先锋作家的文学批评研究，虽然他依旧致力于先锋文学的形式本体的研究，但更注重从中国传统批评方法中吸收话语资源，有意从借鉴西方理论话语转向建立具有中国风格的当代文学批评方式。例如《天涯·明月·刀——先锋小说的意象之魅》《细节连缀或情境隔离——论作家批评的方法与观念》《从灵魂之旅到技术理性———论作家批评的时代新变》《闲中着色，无事生非——浅议游移叙述的形式价值》等等文章，无论是标题还是谋篇布局抑或行文风格都颇富中国传统诗话批评的审美意蕴。作为一个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批评家，叶立文的文学批评既饱含哲学思辨和逻辑推理的理性力量，又表现出一字不肯苟且的专业精神。在他辞约义丰的文学批评中，我们深刻感受到一个批评家的语言能力是与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相匹配的，正是语言的高度凝练精确，才能让读者畅通无阻地进入作者的思想世界，从而获得一种被智慧之光启迪的满足。

（责任编辑：宋小词）

周晓艳 湖北公安人，生于一九七八年，武汉大学博士，西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西藏当代文学研究。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国家民委等各类课题十余项，担任多部学术著作副主编、主编。在《中国藏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近三十篇学术论文，曾获教育部“名栏优秀责任编辑”“全国高校社科期刊优秀主编”等称号。

①陈晓明：《先锋的隐匿、转化与更新——关于先锋文学30年的再思考》，《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2期。

②叶立文：《增长与繁荣——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先锋话语》，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5月。

①王彪：《考古“先锋”——叶立文的文学批评素描》，《文学教育》，2020年第4期上旬号。

②吴亮：《向先锋致敬》，《上海文论》1989年第1期。

③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

④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3页。

⑤同上：第5页。

①同上：第5页。

②叶立文：《增长与繁荣——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先锋话语》，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5月。

③叶立文：《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

①叶立文：《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

①叶立文：《史铁生评传》，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第141页。

①叶立文：《史铁生评传》，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第42页。

②叶立文：《史铁生评传》，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第56页。

③叶立文：《史铁生评传》，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第58页。

④史铁生：《我与地坛》，《记忆与印象》，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

①叶立文：《史铁生评传》，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第126页。

②史铁生：《我与地坛》，《记忆与印象》，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212頁。

③叶立文：《史铁生评传》，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第122页。

④叶立文：《史铁生评传》，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第124页。

⑤叶立文：《史铁生评传》，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第129页。

⑥於可训：《史铁生评传》序一，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第2页。

⑦於可训：《史铁生评传》序一，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第3页。

①叶立文：《增长与繁荣——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先锋话语》，武汉大学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