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所见唐河东道县令的入仕途径

杜林渊，李晓阳

(延安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入仕途径，顾名思义，指的是官员获得官职的途径与方式。唐代官员的入仕途径有很多种，《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员外郎”记载：“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有除免而复叙者，皆循法以申之，无或枉冒。”[1]31-32由此可以看出，除科举外，门荫、军功和孝廉等都是重要的入仕途径。到唐后期，辟署也逐渐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之一。唐代县令作为县级政府中最为重要的官员，其治理能力和个人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吏治和百姓生活，而影响县令素质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他们的入仕途径。河东道为李唐王朝的发源地，亦为唐代北都所在地，其属县等级几乎囊括了唐王朝对县级政权的全部分类，因属县等级不同，县级行政长官的等级也有较为悬殊的差别，由此导致该地区县令的入仕途径亦各不相同。

已有学术成果多从整体对唐代县令进行研究，区域性的县令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在京畿、两浙地区以及河南、河北两道，尚缺乏对唐代河东道地方县令的研究，对其入仕途径的研究更是少见。(1)参见王寿南《论唐代的县令》(《台湾政治大学学报》1977年第25期)；
张荣芳《唐代京兆府领京畿县令之分析》(《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 年版)；
黄修明《唐代县令考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4 期)；
张玉兴《唐代县令任期变动问题研究》(《史学月刊》2007 年第 9 期)、《唐代县官与地方社会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綦中明《唐代县令考论——以河南河北道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2007 年硕士学位论文)、《唐代县令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职掌》(《九江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
张娟《从<大唐西市博物馆墓志>考察唐代县令》(四川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周祝伟《唐代两浙州县职官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近年来，大量唐代墓志的出土和整理，为我们研究唐代河东道县令提供了条件。通过对《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全唐文》以及浙江大学墓志资料库中曾任河东道县令且入仕途径清晰的60位个体资料的梳理可知，唐代河东道县令的入仕途径主要有科举、门荫、军功、举荐及辟署等。

科举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创立于隋代，唐朝沿用并逐步完善，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之一。唐代的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类型：常举常年按制度举行，为“常贡之科”[2]353；
制举是不定期非常规的考试，常配合皇帝的政治活动而举行。[3]81目前发现的唐代河东道县令墓志资料中，以常举、制举及第并入仕者均有。

(一)常举

《新唐书·选举志上》对唐代常举科目的记载为：“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此岁举之常选也”[4]1159。由此可知，唐代常举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亦有道举、童子等特殊科目。河东道县令常举出身者共16人，其中明经入仕者5人，进士高第者3人，举孝廉者4人，明法及第者1人，童子科1人，其余2人无法判断具体通过哪科进入仕途。(2)明经入仕者：猗氏县令囗隆基、翼城县令薛赞、龙门县令韦太宾、虞乡县令郑孝本、平遥县令郑宠。进士高第者：万泉县令敬守德、宝鼎县令王勉、冀氏县令胡宰臣。举孝廉者：万泉县令崔恕、灵石县令卢嗣治、宝鼎县令孔齐参、霍邑县令杨纯。明法及第者：闻喜县令成几。童子科：猗氏县令李景由。不详者：盂县县令姬温、赵城县令权无悔。

秀才科为常举科目中等级最高者，由于资料有限，也可能因以秀才科入仕者官职较高，河东道县令中并未发现秀才出身者。明经科是仅次于秀才科的科目，《新唐书·选举志上》中有关各个时期明经科目的记载为：“而明经之別，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4]1159墓志所见的河东道县令中，直接由明经及第入仕者有5人，猗氏县令囗隆基“弱冠以国子监明经，设策高第”[5]1021、翼城县令薛赞“专经登第”[5]2203、龙门县令韦太宾“弱冠乡荐明经及第”[6]、虞乡县令郑孝本“始以明经高第”[7]3180、平遥县令郑宠“二十举明经高第”[7]3983。除此之外，针对十岁以下的儿童设置童子科：“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
通七，予出身。”[4]1162因童子科与明经科均以经学为主要考试内容，故吴宗国等学者认为童子科实际是明经科的变形，本文亦将童子科归于明经科一类。河东道县令中有1人是由童子科出身，即猗氏县令李景由，其“应神童举。高宗亲自召见……由是起家，拜太子通事舍人”[8]564。李景由是在举神童之后立即被授予官职，神童科便是其出身。

常举科目中在科等上仅次于明经的为进士科，该科后来成为常科中最为重要的科目。唐代进士及第后，只是获得出身，并不能马上获得官职，而是要参加礼部关试和春关，再移交吏部，然后进行守选，最后才能参加吏部的铨选，授予官职。由进士入仕的河东道县令有3人。绛州万泉县令敬守德“弱冠以进士出身，应抚字举及第，授宁州罗川县尉”[5]1221，其进士及第之后，并未直接得官，而是参加制举之后方被授予罗川县尉一职，这与史书记载进士不能直接授官相一致。河中宝鼎县令王勉亦是进士与制科均及第方得官职。其余一人仕途并未详细记载，在此不加论述。

孝廉科在唐代也是官员较为常见的入仕途径之一，而关于其属于制举还是常举，学界看法不一。龚延明总结道：自唐武德初年到建中元年，孝廉科被设在常举科目之中；
贞观十七年(643)，太宗下令举“孝廉茂才异等之士”，此时孝廉属制举科目。自建中之后，在传世与出土文献中，凡有关孝廉科及第的记载，均为明经科之别称。[9]河东道县令中，以孝廉擢第者有4人，其中万泉县令崔恕“始以孝廉登科，俄参囗之军事”[5]1513，灵石县令卢嗣治“公天纵囗才，强学待问，一举孝廉上第，解褐汴州封丘尉”[8]668。由于这两位县令墓志铭中并未明确记载墓主孝廉及第时间，所以无法确定其孝廉科具体是属于制举科目还是常举科目。而宝鼎县令孔齐参“弱冠孝廉擢第，解褐行宋州参卿事……春秋五十有二，以天宝三载三月十一日盖寝疾，七日而终于官舍”[5]1563，可知孔齐参于天宝三年(744)去世，其弱冠之年当为先天元年(712)，而史料中并未记载该年唐王朝设制举相关科目。此外，晋州霍邑县令杨纯于乾封中举孝廉，亦为常举之孝廉科，故本文暂将孝廉科归在常举考试一类。

至于明法、明书、明算三科，虽为常举科目，却为士子们不愿参加的考科，因为这三科是选拔专门人才的科目。其中除明法出身者有机会成为高官之外，明书和明算是不会被特别提拔的，因此鲜少有人由这两条途径入仕。河东道县令中仅有1人由明法入仕，即绛州闻喜县令成几，“初以明法擢第”[8]249，后“应诏举”数次迁官至徐州长史。

(二)制举

《新唐书·选举志上》载：“所谓制举者，其来远矣。……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4]1169由此可见，制举是由天子临时决定的，也正是这一原因造成制举的科目数量繁多。按科目性质大致可分为贤良忠直、吏治、军事、不遇、特长、文学等若干类。河东道县令有4人是通过制举获得官职，其中介休县令贺兰务温“举茂异，与太原王适、陇西李迥秀，并对册高第”[5]1243。就墓志而言，贺兰务温举茂异，又与王适、李迥秀一同对策高第，属于制举科目中的英才杰出科一类。而武就、杨越属于对诏策及第，并授予官职。制举及第后，其“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2]357。因此，很多人常举登科后，再应制举，登第者可以直接授官，前文所提到的县令王勉正是如此，“举进士，试贤良，皆上第”[7]6156。据墓志可知，王勉在进士及第后又及第制举的贤良忠直科，方才获得官职，这一点与常举有很大不同。

综上，科举入仕的几种主要方式在河东道县令这一群体中均有体现。60位县令墓志中，以科举入仕的有20人，其中常举入仕者16人，占80%；
制举入仕者4人，占20%。常举入仕的16人中，明经入仕者5人，占31.25%；
孝廉入仕者4人，占25%；
进士入仕者3人，占18.75%；
明法和童子科各1人，各占6.25%；
科目未知者2人，占12.5%。由此可见，在科举这一入仕途径中，常举入仕者占比较大，制举入仕者占比较小，但制举作为常举的重要补充，在河东道县令入仕途径中亦居重要地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因本文所用的资料均为墓志资料，墓志内容所呈现的普遍规律，就是对墓主极力称赞和颂扬，难辨真假，有夸大其词之嫌。唐代的科举制度并不是很发达，参加科举以及科举及第的人数十分有限，即使及第，他们也大多愿意留在中央，而不愿去地方任职，故而科举不可能成为唐代县令入仕的主要途径，河东道也不例外。

门荫指权贵的子孙后代凭借祖先功勋享受入学、入仕方面的特殊待遇，本质上属于政治特权。唐代的门荫可分为间接用荫和直接用荫两种。直接用荫是指用父、祖荫直接出任官职，属于狭义的门荫；
间接用荫则需要经过一定的途径才能出任官职，大致有卫官、学馆、挽郎、斋郎等几种，属于广义的门荫。河东道作为唐代北都的所在地，地方政权发展较为完善，门荫的这几条途径在河东道县令群体中均有所体现。据笔者统计，河东道县令中由门荫入仕者25人，其中间接用荫者18人(通过学馆入仕者5人，担任卫官者8人，充任斋郎、挽郎者5人)，直接用荫者7人。(3)学馆入仕者分别为：襄垣县令裴嗣宗、潞州城县令张忱、翼城县令房基、太谷县令王澈、平遥县令王府君。卫官入仕者：大宁县令王纂、太原县令田仁汪、夏县县令张玄封、交城县令杨瑶、定襄县令张楚璋、晋城县令卢全操、永乐县令赵元符、沁源县令于荣德。斋郎、挽郎入仕者：晋阳县令袁公瑜、长子县令于尚范、文水县令王秦客、上党县令甄宙、太原县令路太一。直接用荫入仕者：猗氏县令令狐紞、平遥县令李鼎、河东县令夏侯绚、太平县令独孤炫、榆次县令萧祎、临晋县令孙审象、上党县令杜传庆。

(一)间接用荫

间接用荫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进入弘文馆、崇文馆或国子学、太学学习,学成后参加考试，通过考试即可为官；
二是充当皇帝、太子的侍卫，如三卫、千牛、进马等，若干年后随文武散官参加铨选，再由吏部委任职事官；
三是充任斋郎、挽郎等职务，唐代统治者会安排一些中下层官员的子女担任此职，任职数年之后通过考试亦可以走上仕途之路。前两条路径反映了唐代门荫文武分途的特征，也反映了唐代科举与门荫互相联系与融合的特点。

1.入学馆

学馆按类别分为不同的层次，最高者为弘文、崇文二馆。弘文馆先为修文馆，高祖武德九年(626)改为此名。凡补二馆学生，身份、选额都有较严格的规定，《新唐书·选举志下》载：“凡弘文、崇文生，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一家听二人选。职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中书门下正三品同三品、六尚书等子孙并侄，功臣身食实封者子孙，一荫听二人选。京官职事正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并供奉三品官、带四品五品散官子，一荫一人”[4]1173。

由此可知，两馆生主要为帝后近亲、勋旧、京官三品以上子、侄、孙等。如潞州城县令张忱，其墓志详细记载了他的出身：“君讳忱，字承珪，敦煌人也……高祖敢之，齐司徒司马。曾祖士儒，唐持节深州刺史、定远郡公……祖公谨，唐左骁骑大将军，使持节都督诸军事、荆州刺史，郯国公；
实封一千户，谥曰襄……父大象，太子右卫率，辽东左一军总管兼司元大常伯，上柱国，袭封郯国公……公弱冠补弘文馆学生……改潞州城县令。”[5]879张忱的父祖皆为高官：曾祖士儒职事官为深州刺史，封爵定远郡公，为正二品爵；
祖公谨职事官至荆州刺史，爵位为从一品国公；
父大象，官至司元太常伯，即职事官正三品，勋官正二品，爵位从一品。张忱的家世背景正符合“京官职事正三品”的门荫条件，因此张忱弱冠便得以由门荫直接成为弘文馆学生。

除弘文、崇文两馆学生外，以学馆入仕的还有国子生和太学生。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4]1159，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4]1159。由此可知，两学显然也是以招收高级、中级官僚子弟为主的。例如襄垣县令裴嗣宗，“君讳嗣宗，字希文，河东闻喜人……曾祖静虑，魏者作佐郎、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谥曰简；
祖宽，周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沔州刺史、夏阳县开国公，赐始拓跋氏，谥曰忠武……父灌顶，隋任国子生……君补国子学生，解巾为右领军铠曹，累迁……潞州襄垣县令。”[5]455裴嗣宗祖父为北周从一品勋官，父为隋国子生，按国子学招生标准逐条对照，裴嗣宗的门荫似乎不足以补国子学生，或是因为其祖辈为前朝高官，并且为河东道大族裴氏家族中的一员，因此以祖荫为国子生，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裴嗣宗以门荫补为国子学生是事实。

此外，孝义县令杨仲宣是门荫与科举两种制度相结合步入仕途的典型代表。《唐故朝请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国高都公杨府君碑铭》记载了杨仲宣的入仕途径及仕途经历：“未弱冠，以通经为修文生，授右千牛……寻应藻思清华举，今上亲试，对策甲科，除蒲州司法参军”[7]2372。杨仲宣经由修文生担任右千牛得官之后，又应藻思清华举，由河阳县尉升为蒲州司法参军，可见官员在已有官职的情况下参加制举，可以迅速提升官职，是官员快速晋升的一条捷径。

2.担任卫官

唐代的卫官系统主要作用是宿卫皇帝、太子和宫廷京畿地区。宿卫皇帝、太子的称为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宿卫宫廷和京畿地区的有亲卫、勋卫、翊卫，统称为三卫。

唐王朝对门荫卫官系统官员有着明确的规定：择取三卫成员时，由“资荫高者为亲卫，取三品已上子、二品已上孙为之。其次者为勋卫及率府之亲卫，四品子、三品孙、二品已上之曾孙为之。又次者为翊卫及率府之勋卫，四品孙、职事五品子、孙、三品曾孙、若勋官三品有封者及国公之子为之。又次者为诸卫及率府之翊卫，五品已上并柱国若有封爵兼带职事官子孙为之”[1]154-155。河东道太原府交城令杨瑶“曾祖欢，青陕青三州刺史，湖城公，赠太常卿；
……君任左卫勋卫……初调补婺州金华主簿。”[5]1424其曾祖湖城公为从二品，所以杨瑶以其曾祖之荫任左卫勋卫。

千牛备身、备身左右、进马等“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仪容端正、武艺可称者充”[10]1833，随文武散官到吏部或者兵部考试合格者，方可授予职事官。如泽州晋城县令卢全操，“公即皇率更令范阳公赤松之曾孙也。皇父承业，皇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右丞、雍、洛二州长史，使持节同、并二州诸军事。父玢，皇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虢、贝、绛三州刺史，并州长史、左屯卫将军……公囗业剋崇，尤工词令，调高气耸，取与不亲。年十六，解褐右千牛备身……以亲累出左泽州晋城县令。”[5]1447卢全操之父曾任虢、绛州刺史，为从三品职事官，符合三品以上职事官子孙荫千牛备身的标准，故得荫。

3.充任斋郎、挽郎

斋郎主要从事一些祭祀的辅助性工作，主要分为太庙斋郎和郊社斋郎。太庙斋郎，“以五品以上子孙及六品职事并清官子为之，六考而满”；
郊社斋郎，“以六品职事官子为之，八考为满”，“皆读两经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择仪状端正无疾者”。[4]1174并州太原县令路太一，“公讳太一，阳平临清人也……曾祖襄位至上仪同三司大长秋令。文皇之建极，大父文升仕至左光禄大夫秦州刺史，中宗之绍复；
烈考元哲官至并州榆次县令，忠淑亮，异代同节……以先荫补太庙斋郎，历卫益齐三州司功参军……寻擢授并州太原县令。”[7]6260由墓志可知路太一之祖父曾为秦州刺史，为正四品上职事官，符合太庙斋郎的选拔要求，于是路太一得以以太庙斋郎入仕。

除斋郎外还有挽郎，挽郎是在皇帝或后妃死后，牵引灵柩唱挽歌的少年，一般也以贵族官僚子弟为之。《册府元龟》中将挽郎与千牛、进马、童子、斋郎相提并论，是门荫入仕的途径之一，并无定员。[11]7592墓志所见河东道县令中以挽郎入仕的有3人：长子县令于尚范“文德皇后玉匣昇舆，虞歌下殿，以公令望，擢为挽郎，解褐益州参军”[8]454；
并州晋阳县令袁公瑜“年十九，调补唐文德皇后挽郎，授晋州司士”[5]975；
潞州上党县令甄宙“以门荫补挽郎，解褐汾州参军”[12]1119。

(二)直接用荫

唐代门荫除间接用荫外，还有直接用荫的现象存在。直接门荫入仕途径中包括三类人：第一类人是功臣和一品官员子、孙，他们没有任何限制可以直接入仕；
第二类人是高门宰相和甲族之子、孙，他们比起第一类人来仅仅是多了门第的限制；
第三类人是门第或父祖官品仅达到用荫参选的标准，然后凭借自身才学得以入仕。前两类人无须才学即可通过铨选入仕，是直接用荫入仕的特殊情况，第三类人则是普遍情况。

直接用荫入仕的7位县令中，猗氏县令令狐紞属于第一类人，其祖父为正一品太尉，且本人德才兼备，所以即使他没有望族身份也可直接门荫入仕。平遥县令李鼎属于第二类人，虽父祖品级不高，但因其门第较高，家族为唐代“七姓”之一的陇西李氏，且本人有才干，亦可直接用荫入仕。河东县令夏侯绚、太平县令独孤炫、榆次县令萧祎、临晋县令孙审象、上党县令杜传庆为第三类人，父祖官职仅达到用荫标准，门第虽为地方望族，但并未进入甲族之列，因其自身才能出众，也得以直接用荫入仕。由上可知，直接用荫入仕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官品、门第、个人才干三方面因素,入仕者需同时满足其中两个条件。个人才学和门荫并不冲突，这也是直接用荫入仕的特殊之处。

综上所述，唐河东道县令门荫入仕者分为间接用荫入仕者和直接用荫入仕者两种，前者人数多于后者。间接用荫入仕者中，主要有入学馆者、担任卫官者、充任斋郎挽郎者，其中担任卫官者数量最多，入学馆和担任斋郎挽郎者数量相同。直接用荫入仕者中，门第、官品、个人才干等条件均满足者占大多数，也有少数特殊情况。总之，由墓志所见唐代河东道县令的入仕途径中，门荫入仕占有重要地位。

除上文所举科举和门荫两大主要入仕途径外，在笔者所整理的河东道县令文本资料中，还有其他入仕途径。

(一)征辟

由皇帝和公府、州郡等地方长官直接起用人才并授予官职的选官制度称为征辟，这也是唐代官员入仕的重要途径之一。唐代初创之时急需人才，征辟制与荐举制一样都是选官的权宜之计。进入盛唐后，征辟和荐举并未消失，而是继续发挥作用。由于辟署在本质上也是征辟制，本文遂将其并为征辟入仕。据笔者所整理的资料统计，河东道县令有9人被征辟入仕(4)征辟入仕者：河东县令李彻、永和县令韩才、西道县令刘士周、寿阳县令李浑金、太原县令孙岳子、安邑县令郭祥、方山县令申守、榆社县令王和、长子县令郎公。，如蒲州安邑县令郭祥“永隆元年，诏授宾徒令，又授蒲州安邑及恒州衡唐三县令”。[8]294郭祥在永隆元年(680)被征为宾徒令，后又迁转为蒲州安邑县令及恒州衡唐县令。

(二)军功

唐代以军功入仕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军功授勋官，二是以军功直接授官。以军功直接授官者不需要同科举门荫一样，需通过番上获得出身再参选授官，而是得军功后直接入仕，并且“升迁迅速，不数年即至高品”[13]。史料中对以军功直接入仕的相关记载较少，但实际上以军功直接拜官者不在少数。墓志所见河东道县令中，以军功入仕的5位均为由军功直接授官。如并州太谷县令霍处讷，“公……仁而有勇，智以钩深。方竭请缨之谋，乃从投笔之事。戎昭是效，丕绩囗彰。俄以军功授郎州户曹……乃应制举，对扬高等，拜并州太谷县令，转梓州盐亭令。”[8]500霍处讷有勇有谋，从军之后立下战功，以军功得郎州户曹一职，后又参加制举，升迁为并州太谷县令。其余4人，即绛州曲沃县令张伽、晋州神山县令桑贞、汾州介休县令任茂弘、五台县令张仁，与霍处讷类似，在此不再赘述。

(三)荐举

荐举入仕的传统方式，被唐王朝视为科举制度的重要补充和搜罗人才的重要方法。唐代统治者认识到，州县是整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根本，刺史、县令掌本级地方政府的政令，对上、对下的作用不言自明，他们是国家得以有效治理、社会得以稳定发展的前提，因此统治者非常重视通过荐举制来选任地方官员。墓志所见河东道县令中以荐举入仕者仅1人，并州盂县县令崔哲，“府君……仁而由己，孝实因心，……由是士林称欢，咸以远大夫许之”[5]977。据此可知，崔哲是因名声较好而被士人举荐为官，由此正式进入仕途。

此外，在中央、地方任职的胥吏，任满一定年限且经考试合格后可以参加吏部铨选，进入九流之内，这种入仕途径被称为流外入流。流外入流本应是唐代中下层官吏重要的入仕途径之一，但在笔者所见河东道县令墓志中并未体现，这或许是因为在唐代士人看来，流外入流是不光彩的，是不值得提及的一个经历，即便有官员是以流外入流的途径入仕，在墓志这种主要用来赞扬已故之人生前履历及功绩的形式中也会有意回避这一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流外入流在唐代河东道县令入仕途径中所占的地位。

综上所述，通过对河东道县令墓志的初步统计可知，唐代河东道县令的入仕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唐代士人的各种入仕途径，在河东道县令中大都有体现，包括常举、制举、三卫、学馆、斋郎、挽郎、军功、举荐、征辟等。在60位河东道县令中，门荫入仕者数量最多，共25人，约占41.7%；
科举入仕者20人，约占33.3%，仅次于门荫；
征辟、辟署入仕者共9人，占15%，位列第三；
军功入仕者5人，约占8.3%；
举荐入仕者1人，约占1.7%。

唐代河东道县令入仕途径如此多样，有几个重要的原因：首先，在制度上，唐令明确规定“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1]28，大部分河东道县令不在清资官之列，不受此出身资格限制，这为河东道县令入仕途径多样化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其次，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河东道共有属县121个，每县各置县令一人，因此河东道县令人数众多，且因任期较短，更替频繁，仅靠主流的门荫、科举并不能满足人才需求，需通过多种途径对县令官缺进行补充，因此便有荐举、征辟、流外入流等作为补充的入仕途径。第三，河东道由征辟、辟署入仕者大都为唐后期官员，当时河东道三个节度使辖区战略地位重要，节度使对区域人才的任用有很大的自主权，所以河东道县令由征辟入仕者较多，占比较高。最后，由于河东道军事地位突出，常年遭受突厥侵略，故河东道担任着拱卫京师和防御突厥的双重任务，在军事上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所以由军功入仕者在河东道县令中也占较大比重。对唐代河东道县令入仕途径的考察，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这一官僚群体的整体文化知识水平和政治素质，而且可以对当时基层官员的选拔方式有更为深入的了解，继而为唐代河东道中下级官员迁转路径的考察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