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红利助益华人形象建构与传播探究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人口流动变得更加频繁，与人口迁徙相伴相生的文化迁移现象也同样兴盛。边缘人群体日益壮大，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文章结合“边缘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美国广播公司在2015年推出的首部以华裔边缘人家庭为主角的情景喜剧《初来乍到》中三种不同类型的边缘人角色形象进行分析，得出如今美国影视作品中的华人形象已经告别了曾经的片面丑化，逐渐转变为总体偏正面的形象的结论，但在研究中也发现这些角色形象的塑造偏向于戏谑，仍然体现着西方对于中国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这对于我国的国际形象与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极为不利。对此，文章提出可以充分利用边缘人群体的红利来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为我国在对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建言献策。

关键词：边缘人；
角色形象；
刻板印象；
跨文化传播；
对外传播；
《初来乍到》

中图分类号：J905；
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24-0042-04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7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网络空间主权的理论建构与政策保障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ZDIXM108

美剧《初来乍到》是美国广播公司于2015年推出的电视剧，讲述了中国台湾移民家庭路易斯·黄一家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唐人街搬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定居的故事，是美国第一部以华裔家庭为主角的情景喜剧。相关数据显示，《初来乍到》第一季第一集的收视人口便达到了794万人，在2014—2015年度的情景喜剧中收视率排名第二。作为一部描绘文化边缘人生存境况的影视剧，剧中生动地展现了美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众多冲突。故事角色的内心也因为这种冲突而充满了矛盾。路易斯·黄一家既迫切地想要融入新的白人群体，又在家中努力保持中国的传统；
他们既积极与周遭的白人家庭交往，将孩子送到白人所开设的私立学校学习，又和当地的华人邻居保持着联系。他们对美国白人家庭有自己的理解，也承受着其他人对于亚裔群体的歧视和偏见，在两种主流文化的边缘行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边缘人家庭。

当前关于边缘人的研究主要关注边缘人群体的行为和心理，侧重于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的实践方向，而对理论辨析、溯源等的关注相对较少。总的来说，“边缘人”这个概念标示着人们由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交流障碍，也标示着某种跨文化关系，并且，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中，具有边缘人经验的学者占据绝对优势[1]，因此在当代“边缘人”是跨文化传播中不可避免的议题。本研究以美剧《初来乍到》第一季为分析样本，结合三种典型的边缘人类型，分析剧中路易斯·黄一家作为美国社会“边缘人”的媒介形象，进而对跨文化传播中的华人形象进行思考。

（一）从陌生人到边缘人

“边缘人”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著名学者帕克在《人类的迁移与边际人》一文中提出，由齊美尔笔下“今天来了，明天留下来”的“陌生人”发展而来。陌生人因遇到了新的生活环境而缺失文化认同，又因文化认同的缺失而与当地和来源地的人们都产生了社会距离，这种社会距离的存在使他们陷入了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而与陌生人不同，边缘人是一种“文化的混血儿”，他们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并且难以融合的文化群体的边缘，不被任何一个群体完整接受。但也正因如此，在边缘人的心灵中，冲突的文化相遇和融合，两种文明的进程也得以在其中窥见和研究[2]。

（二）原因导向下的边缘人细分

斯通奎斯特传承了帕克的观点并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边缘人的内涵。斯通奎斯特认为，边缘人是指一些因移民、接受教育、婚姻等而进入陌生地域和文化环境中的人，由于并未与当地生活习俗、文化完全融合，他们常常发现自己处于两个群体的边缘，存在于双文化的情境中[3]。他还进一步将边缘人群体细化为含有种族差异的群体（如混血儿）以及纯粹由文化差异所塑造的边缘人群体（如移民）。对于边缘人群体而言，长久处于这种双文化的情境中，最终很有可能走向人格解体，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三）边缘文化中生长的新一代

高德伯格在边缘人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另一种身处于边缘文化中的边缘人。他们出生在迁入地，已经习惯了在两种文化的边缘生活；
而在他们的初级群体中，他们和伙伴们一起分享成长的经历，共享社会地位。虽然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仍然会参加由地位相似的人所安排的文化习俗活动，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所处的边缘性地位并不会给自身愿望和需求的满足带来过大的障碍——他们已经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边缘人[4]。

基于上述对边缘人理论的溯源以及脉络梳理，本研究结合边缘人的分类，对美剧《初来乍到》中的三种边缘人进行分析。

（一）身处两种文化中的边缘人——杰西卡·黄

美剧《初来乍到》中的妈妈角色杰西卡·黄是一名在美国生活的华裔，她身上映射着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一个认真负责的好妈妈、好妻子的角色期待，而在搬到奥兰多直面白人社会的文化冲击之后，她尝试走出家庭，成为一名成绩斐然的房产经纪人，逐渐适应了美国文化当中“独立女性”的身份和角色，也获得了白人社会的认可。

杰西卡·黄身上存在着20世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母亲形象，或者说符合外国人所想象的中国母亲形象的一面。比起干净整洁、明码标价的超市，她更想念相对比较杂乱但可以肆意砍价的华人市场；
比起学校防毒品的宣传，她更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杰西卡·黄在刚来到奥兰多之时呈现出较为强烈的不适应感。但是她的不适应并不是一以贯之的。

斯通奎斯特的边缘人生活周期论认为，边缘人的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分别是准备阶段、危机阶段以及最终对于边际情境的反应，危机阶段的处理将会导向不同的边际情境反应[3]。剧中的杰西卡·黄选择主动接近主流群体，最终被主流群体所接受，逐渐摆脱了其边缘人的地位。在准备阶段，个人被导入两种不同的文化当中，但并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处在被两种文化所浸染的冲突和矛盾之中。剧中刚刚抵达奥兰多的杰西卡·黄并不会为自身和当地社群存在的文化差异所担忧，她更为担心的是奥兰多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餐厅的盈亏。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与当地社群的交流和沟通当中，她逐渐意识到了文化冲突的存在，她对白人主妇间的娱乐活动不感兴趣，同样地，白人主妇也无意愿接受她带来的中国美食，此时她进入了边缘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危机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人由于自身经历开始察觉到文化的冲突感以及自己人格内部的矛盾感。边缘人所具有的两种边缘特性，即分裂的自我以及不安定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可能会产生困惑、焦躁、疏离等一系列情绪。杰西卡·黄在这种冲突和矛盾中感到自己无法融入当地的社群当中，但是在与邻里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她结识了聊得来的好友，向当地社群展示了自身所具有的歌唱才华以及领导才能，从而逐渐被主流群体所接受，到达边缘人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即对于边际情境的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杰西卡·黄的角色形象并非舍弃自身文化而一味地融入主流文化的边缘人形象，她更多是在寻求身处两种文化之间的一个平衡点，这也是杰西卡·黄角色形象独特而丰满的重要原因。她在适应美国文化的同时，也力图保持自己和家庭当中属于中国的印记，尽管戏剧中的呈现有夸张的成分，但她对子女的教育以及孩子在学校遭遇种族歧视时对孩子的捍卫都体现了这一点。

（二）作为两种文化中的使者的边缘人——路易斯·黄

在戈洛温斯基的观点的基础上，瑞丝曼的研究发现“边缘人”发挥着两种文化间的“使者”“阐释者”“中介”的作用。他们所具有的边缘性赋予了他们具有特殊价值的知识和能力，如多种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生活所带来的经验等，他们积极地运用这种富有特殊价值的知识和能力，并用舶来的文化惠及另一种文化。

与杰西卡·黄面对文化冲突时的固执及焦虑不同，路易斯·黄这个角色的塑造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美国梦的文化内核。从一开始，路易斯·黄就是一个面对文化冲突更加积极的角色。与一般美剧中大多数華裔打工者、低素质人群的形象不同，路易斯·黄带着自主创业的梦想来到奥兰多，并且具有一定的能力（曾是家具店中的金牌员工），因此，虽然路易斯·黄对于奥兰多这座城市来说，以及对于美国文化来说，都是一个外来者或者陌生者，但他在这种陌生中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寻求方法摆脱自身被孤立、被边缘的地位，最终成为能够利用好自身的边缘人地位，充当两种文化当中的交流使者的一个角色形象。

这一点在路易斯·黄试图加入乡村俱乐部这一情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路易斯·黄完成了心理层面的再确定，语言文化方面的再学习，动态适应中的再成长以及最终将自身的文化与迁入地文化的共振——而这正是积极的“陌生人”摆脱其边缘地位所需要经历的过程[5]。在剧中，他先是退却于乡村俱乐部高昂的费用，但在重新审视了自身为拓展生意而必须融入美国当地群体以及文化的需要之后，他决定加入乡村俱乐部。在加入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的生疏以及对于乡村俱乐部商务合作的陌生，他闹了不少笑话，但他迅速地进行调整和适应，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结交本地的商人，成功融入当地的商人社交群体，并最终在自己的生意上获得了成功。

另外，剧中他对孩子在教育上的开明以及他对于餐厅的经营更加富有革新精神等也充分体现出与杰西卡·黄相比，他是一个更加积极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边缘人，但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全然放弃自身的文化，在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也塑造出勤劳、不忘本的华人形象。因此当艾迪·黄因华裔身份而在学校遭遇不公平对待时，他及时站出来与老师角色所代表的对中国文化抱有偏见态度的美国人相对抗。

总的来说，路易斯·黄是一个同时具备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和对美国文化的追求，渴望充当两种文化之间的使者的边缘人，一个睿智、开明，被赋予了美国价值观的华人父亲形象。

（三）身处边缘文化中的边缘人——艾迪·黄

高德伯格所说的身处于边缘文化当中的“边缘人”多存在于移民家族的第二代或更多代后的群体中。他们自出生起便生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接受的文化冲突大多展现为家庭内部的“舶来文化”和迁入地的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虽然他们能够感受到迁入地文化与家庭中由第一代移民所带来的“舶来文化”的不同，但是由于已经有长辈成功融入迁入地文化的前车之鉴以及迁入地文化对于家族长期以来的驯化，这一群体很可能意识不到自身的边缘人地位，在参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将自身视为一个正常人而非边缘人，所以较少出现身份认同上的撕裂以及人格上的边缘化，这也是移民最终融入迁入地社会的一种理想结果。

艾迪·黄是剧中路易斯·黄和杰西卡·黄的儿子，在到达奥兰多之前，艾迪·黄一直在华盛顿的华人学校和华人补习班学习，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华人学校、华人补习班中，他都接受着带有中国传统印记的精英式教育。熟知的人群、学习方式等带来了安全感，因此在刚刚到达奥兰多之后，艾迪·黄并不认为自己和迁入地的白人小孩有什么不同。与他的父母不同，他不会说中文，缺乏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以及对华人身份的认同。但是与他对于自己身份的认知不同，以白人文化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文化并不会完全接纳以艾迪·黄为代表的处于边缘文化地带的边缘人。在这类人群的自我认知中，他们并非边缘人，但又不会被主流文化看作真正的局内人。因此，以艾迪·黄为代表的一批二代移民往往很容易使自己沉迷于同样不被主流文化所接受的其他亚文化，如黑人文化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同学抹黑嘲笑中国时，艾迪·黄勇敢地站出来，选择了维护中国的尊严。

总的来说，艾迪·黄在剧中是一个典型的“香蕉人”形象，但他在获得了美式价值观的同时，也仍然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化的思维方式保有基本的记忆，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身处边缘文化中的边缘人。

（一）总体偏正的华裔形象

传统美国影视作品中的华人角色形象以及中国的形象大多是刻板的。总的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影视作品中，多数中国人被刻画为东方恶魔，少有正面形象的呈现[6]。而21世纪以后，尤其是2010年以后，美国的影视作品如《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开始更多考虑采用中国导演、中国演员等中国元素，来塑造总体偏向于正面的中国形象。美剧《初来乍到》中的华裔角色勤劳、聪敏，富有吃苦精神，也不乏创造力，总体是偏向于正面的，这也是2010年后美国影视作品中华裔角色的突出特点。这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美国文化市场出于中国消费市场的需求所做出的有益改变与尝试。

（二）被赋予西方价值观的他者化形象

尽管美剧《初来乍到》是美国广播公司将镜头对准华裔家庭的一次有益尝试，但是它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仍然无法避免“他者化”的西方滤镜。“他者化”是西方人为确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巩固自身的支配地位而有意贬低异质文化，并将异质文化边缘化的行为[6]。西方国家出于自身的民族优越感，往往会贬低或反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建立起一种西方国家的民族优越感，使得西方文化总是通过贬低或反对“他者”来实现自我价值的阐释。可以说，“他者化”是西方国家通过建立一种异国文化形象反向表达西方文化主体自身的想象、思想与信仰的做法。

事实上，剧中仍然充斥着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不理解与夸张的戏剧表现，比如杰西卡·黄在发现自己和家庭成员逐渐失去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后，采取的一系列诸如将孩子送到中文补习班学习，要求孩子啃生鸡爪的偏激行为的剧情，并且也在塑造着中国人“棍棒下的书呆子”的新的刻板印象。与此同时，在这个边缘性家庭之外的其他华人形象仍然是被丑化的，剧中他们蹩脚的中文口音和野蛮愚蠢的事务处理方式无一不体现着这一点。

而剧中最为正面的华裔形象路易斯一家则更多是因为他们的边缘人身份和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一些美国特质，所以才取得了成功，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适应了当地的文化环境，融入了当地的白人群体，走向了成功。然而，这种成功的定义是美国梦式的自我实现，无论是剧情的走向还是剧中人物的生活状况呈现，体现的仍然是加入了些许中国文化元素与冲突的美式价值观。

总的来说，美剧《初来乍到》通过对华人形象的塑造，吸引到了更多中国观众和外国观众，但其角色形象塑造仍然充满着“他者”的审视。归根到底，观众所收看到的依旧是一部美式的家庭情景喜剧，只不过剧中的角色都由黄皮肤的亚洲演员饰演。而这部剧在华人群体乃至出口至美国境外的其他国家中热播，實际上完成了利用边缘人效应将美式价值观进一步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使命。

（一）文化反思：“他者化”引流中的傲慢与偏见

以美剧《初来乍到》为代表的影视作品实际上传递的仍然是西方价值观的内核，即使这些影视作品因其中所体现出的刻板印象与偏见而受到诟病，但在跨文化传播中，我们要允许这种印象与偏见的存在。无论是好还是坏，影视作品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都在客观上达到了引流的目的，这种来自“他者”的审视和传播也促进了中国元素和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让更多的人愿意了解中国文化，即使这样的了解是片面而不完整的。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新的传播方式，为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提供了新的场域和新的赛道。在此背景下，长期的偏见和渗透着西方价值观的“他者化”传播，很容易助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标签化”和“污名化”，造成中国国家形象受损，继而助长外国普通群众对中国的误解和反华情绪，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海外群众对亚裔的歧视便力证了这一点。因此在“他者”引流之后，如何把握时机发出中国声音，冲破“他者化”“污名化”的传播，实现更好的自我呈现，成为跨文化传播当中更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二）他山之石：利用边缘人红利助益跨文化传播

我国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自我呈现也可以学习美剧《初来乍到》的做法，借用边缘人的逻辑来进行对外传播和宣传。与美国深受移民文化影响，移民人口众多的国情不同，我国的人口组成相对比较单一，边缘人群体的数量和规模相对有限，因此在我国以边缘人为题材的影视剧较难上星播出。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充分利用好边缘人资源，借助边缘人的镜头，讲述边缘人在中国的故事。

帕克在提出边缘人概念时曾指出，在边缘人的头脑中，两个相互冲突的文化相遇且融合，这使他能够成为具有世界主义品质的人和世界公民，对于边缘人而言，他们的边缘性身份有助于他们对迁入地的主流文化、对自己的原生文化都采用一种批判的立场。与迁入地的主流文化群体相比，他们能更客观中立地评价主流文化的优点与局限，同时由于其边缘性的身份，在原生地的文化群体中也更加具有话语权，更容易被视为可信赖的人，其呈现出的内容更加贴合原生文化群体的接收需要，更容易被认为是真实可信的。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美国人郭杰瑞、德国人阿福等为代表的一批外国来华人群通过“油管”“哔哩哔哩”等视频网站，记录和展示了疫情暴发后中国的真实形象，这是我国利用边缘人群体对外传播的一次成功尝试。

在当前的世界话语体系之下，中国建立现代跨文化传播体系刻不容缓。在这个现代跨文化传播体系当中，基于客观的“他者”引流与适应传入地文化需求的自我呈现缺一不可。本研究认为，由于边缘人群体处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独特的边缘性地位，无论是在引流还是在对外的呈现上，都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如果对这一群体进行恰当的激励和扶持，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广博的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加多层次、广视角的展示。

参考文献：

[1] 单波，刘欣雅.边缘人经验与跨文化传播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6）：61-77.

[2] 帕克.人类移民与边缘人[J].美国社会学期刊，1928，33（6）：881-893.

[3] 车效梅，李晶.多维视野下的西方“边缘性”理论[J].史学理论研究，2014（1）：81-90.

[4] 高德伯格.边缘人理论的一个限定[J].美国社会学评论，1941，6（1）：52-58.

[5] 李思乐.“陌生人”的旧困境与跨文化传播的新问题[J].新闻界，2021（8）：69-76.

[6] 李莹.“东方主义”语境下的异域形象构建：兼论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元素[J].山东社会科学，2021（4）：158-163.

作者简介 孙一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网络空间治理、媒介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