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语势模型视域下中文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刘立勇， 王立军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9；
2. 石家庄铁道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3)

一种语言的国际传播是诸多复杂因素交叉互动、共同驱动的结果，其根本目的在于增强该语言的通用性和国际影响力，使之成为地区或国际通用语言。Crystal认为一种语言能否成为全球通用语取决于该语言使用者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力量，他将英语成为当今世界不同母语者共同交际通用语的原因归结为19世纪英国的殖民运动和20世纪美国的崛起[1]。此外，文化软实力持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对语言国际传播的促进作用亦不可或缺，至今宗主国的语言依然影响着原殖民地的文化生态和语言格局[2]。事实上，上述因素并不能取代语言自身属性和语言产品在语言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有研究通过考察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语言接触过程及一些通用语的形成过程，对英汉语势和通用性进行对比后，发现一种语言能否成为国家或国际通用语与该语言的语势密不可分[3-4]。

探讨语言的自身属性需要依据一定的指标参数或标准，评估该语言的活跃程度及传承能力。不同学者及国际组织基于语言活力概念提出语言活力评估模型，其中3个影响较大。Giles等首次提出民族语言活力评估框架，从群体地位、人口因素、机构支持3个结构变量考察民族语言群体的活力[5]。该评估模型变量要素和评估指标数量相对有限，对某些群体的语言活力评估的准确欠佳。Fishman提出“代际传承失调等级量表”(GIDS)，依据8个级别衡量世界语言的语言活力和濒危程度，并根据濒危等级提出相应的语言复兴措施[6]。该框架侧重强调家庭内部代际传承的破坏程度，未强调传承语言和社区语言在语言维持中的作用，也忽视了语言经济价值对语言转用和语言活力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评估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的9项指标，包括代际、代内语言传承、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数、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比例、语言使用域的发展趋势、语言适应新媒体和新语域情况、语言教育资料情况、政府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和政策、语言族群对母语态度、语言记录文件的数量和质量[7]。上述评估模型对世界各语言的活跃程度、传承能力及濒危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估，旨在为语言资源监测、语言保护措施及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不过，这些模型面向语言保护，而非语言传播，不能评估强势语言在国内甚至国际上的竞争力，对语言国际传播过程研究的指导意义相对有限。

有学者从语言影响力和通用性角度界定语言功能，重点评估某种语言在国家、地区和国际上的通用程度。Weber提出衡量语言影响力和通用语等级的参数，包括使用该语言的母语人口、二语人口、使用该语言国家的数量和总人口、经济实力、以及该语言的社会文化地位和应用领域[8]。但Weber仅依据这6个参数列出世界10大最具影响力语言，并未探讨影响这些参数的制约因素。游汝杰、邹嘉彦提出语言竞争力概念，认为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在使用功能、使用领域、借贷关系方面存在语言竞争，语言竞争力可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宗教和文字等6种竞争力[9]。两位学者着重对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的社会发展与语言竞争情况进行描述，但未展开分析如何增强某种语言的竞争力，也未涉及语言竞争力对语言国际传播的影响。李宇明从语言结构、社会功能、使用者年龄、地理分布等4个维度描述语言的活力状态，考察语言竞争现象[10]。李宇明、王春辉进一步依据语言的工具功能和文化功能提出衡量语言功能强弱的指标体系，即：母语人口、二语人口、官方语言、文字类型、网民数量及互联网文本量、语言的经济实力、书面语的有无、文献出版量、翻译量、名人、名物数量、某时代某文化领域具有突出地位,并据此提出了增强汉语功能的7方面建议[11]。该指标体系虽基于语言传播评估语言的影响力和通用程度，但侧重分析列举指标参数，未提炼出简洁术语概括其核心概念，后续也未提出具体语言传播策略。

语言活力和语言影响力的指标参数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用来衡量一种语言的传播力和通用程度，但语言积淀这一因素尚未得到充分展开和重视。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外在表现，语言活力和语言影响力的指标参数从根本上说都是语言积淀在具体语言实践中的一种表现。陈保亚教授认为，一种语言是否能够成为通用语与语言积淀关系密切，提出用语势解释语言自然传承势力和分析语言接触中通用语的形成原因[3]。

陈保亚在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自然语言接触发现：一方面，随着各民族间的交流沟通以及社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国家通用语言成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需求；
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类型特征逐渐丢失，成为濒危语言直至消失[3]。从语言活力评估模型来看，汉语是强势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是弱势语言，虽然我国从2015年启动了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通过法律法规，开展双语教学、播放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出版少数民族语言刊物等活动，保护和传承各民族语言文字，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少数民族语言流失现象仍然严重。陈保亚将其原因归结为对语势内在机制认识不够，对汉语强大语势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程度估计不足。据此，把语势界定为语言在自然接触过程中的传承势力，可从母语人口和词汇量两个方面来量化[3]。此时的语势概念主要关注语言演变和语言自然接触过程中母语的传承势力。

在后续语言接触案例研究中，陈保亚发现一种语言语势的强弱对于该语言是否能够成为国家或者国际通用语也有重要影响，因此提升语言的国际通用性应考虑该语势的促进作用。语言接触分为自然接触和非自然接触，前者指在同一空间不同族群的语言相互接触，在二语学习中口语学习先于书面语学习，后者指在不同空间中不同族群的语言接触，在二语学习中书面语学习先于口语学习[3]。显然，一种语言走向国际化与世界其他语言发生接触属于非自然语言接触。因此，陈保亚将语势重新界定为语言接触中一种语言的潜在传承潜力和通用潜力[4]。语势不仅指语言自然接触过程中母语的传承潜力，亦指非自然语言接触中强势语言成为地区、国际语言的通用潜力。语势包括语言人口和语言积淀两个核心要素，其中语言人口包括母语人口和二语人口。语言积淀包括词汇量和文本资源，后者又包括原创文本和翻译文本[4]。语言积淀是科技人文知识的反映，科技人文知识积淀越深厚，语言的词汇量和文本资源也就越丰富，语言积淀也越深厚。在人口数量既定的前提下，语言积淀越深厚，语势也越强。

语势概念为分析语言功能和研究语言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但陈保亚仅简单地把语言积淀区分为词汇量和文本两部分，其概念内涵尚有充实和拓展的空间。语言积淀宜考量语言文字自身的特质属性和语言产品的附加属性。语言积淀取决于该语言的文字类型、词汇量以及以该语言为载体的各类语言产品。换句话说，语言积淀可再细化为语言文字和语言产品两部分。语言文字是语言积淀的基础，包括文字系统和词汇量。语言产品指以语言为载体的各类科技人文知识产品，是语言文字在语言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包括文本资源和音、视频资源。未来世界竞争可能不是发生在现实空间，而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12]，新兴传播媒介为语言文化传播构筑了多渠道、多层次、立体化的交互平台，网络资源尤其是网络视频资源比传统的文本资源更具传播力。比如，依托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发展起来的短视频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已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综上，可引入上述构成要素，对语势概念内涵进一步充实和拓展(见图1)。

图1 语势概念的构成要素

语言活力和语言影响力是语势在语言接触中的具体体现，其实质都是语言积淀的表现。从语言传播的层面看，语言人口是语言传播的基础和驱动源，语言积淀是实现语言传播的语言载体，中文走向国际化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应重视中文语势的促进作用，持续扩大以中文为母语和二语的人口数量，提高以中文为载体的语言产品数量和质量，是中文语势提升的根本策略。从语言人口和语言积淀入手，分析语势的构成要素在中文国际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及交互关系，对中文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语言人口是反映语势的核心指标，是语言国际传播的基础和驱动源，其中，母语人口是维护一种语言工具功能和文化功能的“底盘”[10]，二语人口则是衡量该语言国际传播力和通用性最直观的指标。以英语为例，其成为全球通用语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其二语人口显著多于母语人口，且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目前，世界上使用英语的人口约13.48亿人，其中以英语为二语的人口约9.78亿人[13]，近70%是二语人口。中文是世界上母语人口数量最多的语言，截至2021年6月，中文的使用人口约14.78亿，其中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口约13亿[13]，使用普通话的人口约11.2亿[14]，但以中文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口数量与中文母语人口相比还很少。截至2020年9月，虽然世界上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4 000多所大学、3万多所中小学、4.5万多所华文学校和培训机构开设了中文课程，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约2 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近2 亿[15]，但与英语的二语人口相比还相差甚远。因此，提升中文语势必须持续扩大中文的母语人口和二语人口，尤其是二语人口的覆盖面。为了增加语言人口指数在语势模型中的权重，具体可以采取如下举措。

首先，可以利用好中文母语人口基数大、海外华人华侨分布广这一优势，持续增加中文母语人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国家通用语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母语”。学界提出“大华语”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是在普通话基础上更高层面的共同语概念，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语都可视为“大华语”的变体[16]。根据世界范围内中文学习和使用人口及其中文学习的特点，中文国际传播可划分为“大华语”传播圈、汉字文化圈和外围辐射圈三个层次[17]，其中“大华语”传播圈是中文国际传播的大本营，包括以中文为母语或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海外以中文作为民族语言的华语区。除了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人口，汉语的母语人口还包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稳固、扩大“大华语”传播圈的中文使用人口，是稳固扩大中文母语人口的关键举措。应持续提高汉语母语者的语文素养水平，推进国家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
加强引导并助力海外华人华侨树立并普及“大华语”概念，用“大华语”概念维系全世界华人华侨语言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
引导海外华人坚持将中文作为家庭语言和社区语言使用，重视中文母语持续的代内、代际传承。

其次，借助国际中文教育和海外华文教育，充分发挥语言传播机构的引领作用，持续扩大汉字文化圈和外围辐射圈以中文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口数量。目前，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华文学校、海外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等海外中文传播资源，初步构建了覆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中文国际传播网络。一方面，可利用汉字文化圈各国与中国文化相近、文字相似的特点，扩大这些国家以中文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口数量。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受过中华文化影响，过去曾经或现在仍在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语，在汉字书写方面比起其他外国学生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学习汉语相对容易，这也是很多汉字文化圈学生选择学习中文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教育“走出去”融合发展，提高中文的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扩大外围辐射圈中文学习者数量。辐射圈的学习者指没有华人血统和中华文化背景，母语也非中文的外国人。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近年来该层次学习者人数激增，且未成年学习者越来越多。有研究显示，海外汉语学习者的低龄化趋势明显，低龄化平均水平可能已达50%，一些国家达到或超过60%，且仍呈快速发展之势[18]。另外，“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实施都离不开语言建设的桥梁作用。“中文+职业技能”项目将中文学习和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培养既懂中文又懂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既符合各国经济发展需求，又符合学员职业发展规划，促使这些国家对中文学习的需求愈发旺盛。

底蕴深厚的文字系统和表意丰富的词汇量是语言积淀提升的根基。汉语汉字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汉字属于象形、表意的文字系统，是世界上唯一延续数千年而又沿用至今的文字，是凝聚了高度智慧、科学又实用的文字。虽然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方言在语音、词汇方面差异很大，但汉字的独特书写系统使之通行于不同的方言区。汉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学表现方式，维护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政治上的统一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19]。同时，中华文化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结构等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得汉字和汉语成为后来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通用性语言，这也是汉字文化圈形成的重要因素，影响至今犹在。一般来说，词汇越丰富，其表意功能、语言资源也就越丰富，语言积淀也越深厚。现代汉语是世界上词汇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汉字海》收录10万个左右汉字，《汉语大词典》收录约37万汉语词条，且随着社会发展吸收方言词、外来词和网络词汇而不断丰富扩大。

确保承载和传播前沿知识语言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语言积淀提升的核心。首先，增加中文原创性文本的文化、科技含量，提升中文文献国际影响力。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根基，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近现代以来我国文化原创能力及影响力减弱，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的发展。以学术语言领域为例，根据饶高琦等学者对2010—2019年“自然科学引文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中语言选择使用情况的统计，在使用最多的30种语言分布与占比排名中，中文基本上处于第二方阵，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文排第4名，艺术人文领域中文排第10名，社会科学领域则在20名之外[20]。因此，提升国际学术研究领域的中文地位，应高度重视中文作为国际通用学术语言问题，制定明确的学术语言政策，提高中文学术创新能力和中文文献的国际声望[21]。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高素质的中文母语者，尤其是培养科学和教育领域的优秀人才。只有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拥有丰富高质量的中文原创性文本，中文承载世界领先的科技文化知识，才能吸引他国人士学习中文并翻译中文文献，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文文献的国际影响。

其次，通过翻译文本与世界各国互学互鉴，促进中外语言文化交流合作。从我国翻译实践的历史发展来看，东汉至唐宋的佛教经典翻译对我国的语言、文学、哲学、音乐、绘画、雕刻等诸多文化元素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时期，很多来自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的使者来中国学习，汉语成为当时获取佛教和汉学知识的工具。此后，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五四运动前后的西学翻译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新时代的翻译和传播工作，一方面应继续将世界主要语言的优秀文化成果及时译为中文，“向中国讲好世界故事”；
更为重要的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着力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势领域的学术成果、外宣文本翻译、传播出去，还要在国外对翻译文本进行推介、研究、诠释，让其逐步走进融入到他国的社会文化体系，真正实现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确实提升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再次，打造高质量中文网络文本和中文网络资源库，提升中文网络话语权。中国是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截至 2021年 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已达10.32亿人[22]，但从2022年3月世界网站内容语言的使用统计来看，高达63.2%的网站使用英语，而中文使用率仅为1.4%。在网络文本覆盖率排名前20的语言中，中文只排名第10，排在俄语(6.5%)、土耳其语(3.8%)、西班牙语(3.6%)、波斯语(3.4%)、法语(2.6%)、德语(2.3%)、日语(2.0%)、越南语(1.8%)之后[23]。中文网络文本量不仅远远落后于英文文本，也明显落后于世界其他主要语言，中文网站数量的全球占比与中文庞大的使用人口和网民数量占比极不匹配，极大限制了中文在网络世界的传播力，导致中文网站对世界舆论的影响相对有限。不仅如此，中文网络文本的质量还有待提高，中文网站能够提供成体系、逻辑严密、可信度高的专业资料较少。以国际中文教育在线教育资源为例，“中文联盟平台”为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学校、机构、教师和学生提供线上教学及辅助服务，虽然目前平台汇集了各类的中文学习资源，但内容同质化明显，缺乏多样化、个性化、互动性强的学习资源。因此，应积极推动建设以中文为载体的网络文本和与之相配套的资源库，让更多个体和群体易于和乐于创造优质的内容，提升中文互联网世界的活力、质量和声量。

最后，借助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等手段，提升中文音、视频资源的共建能力，促使语言资源转化为产品和生产力，助力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的构建。以短视频为例，相较国家组织、官方媒体的传播方式，自媒体时代以个体为主体、以人际传播为手段的传播模式，拥有前者无法比拟的优势。个人传播者与受众的地位平等，更易于让受众听进去、乐于接受，能够更好地促进世界各国人民间的民心相通，夯实民意基础。比如，2021年1月，短视频博主李子柒YouTube的粉丝已突破1 400万，全球粉丝过亿，是YouTube最多订阅量的中文频道。她的短视频以中华美食为主线，记录中国传统田园生活，将现代视听语言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有机结合，生动直观、新颖易懂，突破了语言的局限性，与西方哲学家关于“诗意栖居”的设想产生共鸣[24]，更易于让海外受众理解和接受，更具跨文化传播力。这些短视频作品将中华文化资源成功地转化为语言产品，成为外国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更好地激发文化市场活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已成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有关语势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虽然尝试拓展了语势的概念内涵，其构成要素和指标参数尚待进一步充实。另外，二语人口、文字类型、词汇量等衡量语势强弱的指标不易量化，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可能存在争议，促进中文国际传播的具体策略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优化调整。尽管如此，语势模型为语言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中文走向国际化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应重视中文语势的促进作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文语势的提升不仅有助于中文国际传播顺时借势地搭上时代“顺风车”，顺应“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创新国际传播”等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也有助于促使中文成为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通用语言，为构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