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群体的家庭主义社会融入模式

魏 伟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241)

提要：
尽管中国社会中的同性恋者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充满张力，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父母公开表达对同性恋子女的支持，并参与到为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的公益行动中。基于对“出色伙伴”及其服务的同性恋者父母的研究，揭示了原生家庭从同性恋群体主要的压力来源，向接纳和支持同性恋群体的积极力量的转变。这种转变植根于中国家庭发生急剧变迁的背景之下，并与性别关系、代际互动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密切关联。相比西方社会基于个人主义的同性恋群体权利争取和实现模式，受到“新家庭主义”理论的启发，研究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社会融入的家庭主义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同性之间的情欲和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但对于个人和社会具有与现代完全不同的意义[1]。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外经济和文化力量的共同影响下，同性恋的社会表现形式实现了从性行为偏好向身份认同的转变。同性恋身份认同，指的是个人和群体从同性性欲的角度建立自我和群体认同，比如现代英语国家中的男女同性恋者分别建立了Gay(男同性恋者)和Lesbian(女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而“同志”是华人社会同性恋者普遍认同的性身份①。同性恋身份认同的确立，在个人层面将导致同性恋者和主流异性恋群体不同的生活方式、亲密关系和生命历程；
在群体层面则将推动形成共享的集体意识以及对群体权益的诉求。从行为偏好到身份认同的认识范式的转变，是今天理解和应对与同性恋相关的社会议题的重要前提[2]。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讨论同性恋者的状况，他们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永远是无法绕开的话题。人丁兴旺、子孙绕膝的父系大家庭，一直以来是受到推崇的理想家庭模式，在这样的传统孝道文化影响之下，同性恋者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和伦理压力。如果说视同性恋为巨大“原罪”的宗教保守力量及其对于法律政策的影响，是西方国家同性恋群体面临的主要挑战；
父权制原生家庭对于子女传宗接代的期望和要求，则是生活在中国同性恋者主要的压力来源，并直接影响同性恋社群获得和提升社会合法性[3]。尽管中国社会对于同性恋者的包容度和接受度在进入21世纪以后有了显著提高，同志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中国本土的同性恋身份认同已经得到普遍确立，但绝大多数同性恋者仍然不愿向原生家庭袒露自己的性倾向。当婚姻和生育压力非常急迫之时，不少同性恋者选择走进异性婚姻，以迎合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期待。很多情况下，异性婚姻的另一方对于同性恋配偶的性倾向并不知情，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遭遇情感和身体的双重冷漠，酿成了不少家庭悲剧[4]。对于那些不顾传统压力，选择向家人坦露个人性倾向的同性恋者，则可能面临来自家庭和人际网络的歧视、排斥甚至迫害；
更多的同性恋者为了避免和家人的直接冲突，选择背井离乡，在承受巨大心理压力和情感焦虑的同时，和原生家庭保持疏离的关系。中国社会中的同性恋者和原生家庭这样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中外学者对此有着大体一致的看法，也不断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和强化，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常识。

有趣的是，中国同性恋者的原生家庭近年来却以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的父母，无论是通过博客、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还是报纸和电视等传统主流媒体，公开表达对自己同性恋子女的支持。他们积极参与到面向公众进行多元性别教育，为整个同性恋者社群争取权利的公益行动之中，成为其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发生在同性恋者父母身上的转变，也是民间公益组织、公众教育和社会服务的结果。通过出色伙伴(原名：同性恋亲友会)②这样一家民间公益组织提供的平台，不少父母从组织最初的服务对象，成长为组织的志愿者及同盟军，参与到多元性别公众教育和权益倡导的公益行动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笔者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异性恋生育主义主导的原生家庭，如何从中国同性恋人群最为主要的压力来源，转变成为这一人群发声的积极力量？这种转变的实现又是怎样植根于当代中国家庭发生急剧变迁的社会背景之中，并与中国家庭面临的一些最为紧迫的挑战，诸如性别关系、代际互动和人口结构变化发生密切的关联？[5-6]相比西方社会基于个人主义的同性恋群体权利赋予和争取模式，一个基于家庭主义的同性恋群体社会融入模式何以成为可能？

出色伙伴的组织发展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笔者过去五年以来的主要研究兴趣之一。为此参加了大量出色伙伴在各地组织的活动，与机构工作人员、志愿者和服务对象进行了密切的观察和互动。此外，笔者还对12位同性恋者父母进行了深入访谈，选择标准兼顾区域、个人背景、典型经历和表达能力。通过深入访谈，详细了解这些家庭如何应对因子女的性倾向问题而产生的“家庭危机”，同时从主体建构的角度揭示受访父母在这一过程中观念和知识的发展变化，也包括这些变化和传统伦理、个人经历、社区环境之间的持续的张力。研究综合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力图兼顾“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平衡视角，遵循社会科学应有的研究伦理，所有研究参与者都使用了假名。

过去，在西方社会中很长时期内，同性恋和家庭都被视为彼此互斥的概念[7]112。作为“家庭叛逃者”[8]132(family outlaws)，同性恋个人和他们的(至少假定是)异性恋原生家庭之间的关系总是充满张力。由于家庭成员缺乏支持甚至暴力相待，同性恋者谈及自己的原生家庭时总是流露负面情绪[9]。尽管如此，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对于同性恋者的个人福祉、生活状况和身份认同有着重要意义，必须予以充分的承认和重视。

在过去30年中，有关同性伴侣家庭和亲职实践的研究——通常汇集在“选择的家庭”[10]这一理论框架之下，获得了蓬勃发展[11-1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同性恋者原生家庭的研究却是少之又少。一些研究尝试把原生家庭带入同性恋/酷儿研究的视野之下，尤其关注家庭对于同性恋者披露性倾向的反应及其发生的语境、过程和影响[14-16]。有关家庭接纳的研究将“出柜”(coming out)即公开个人的同性恋倾向作为引发家庭变化的中心事件，包括父母事后被动员参与同性恋平权运动。这些研究考察的内容涵盖父母对于子女出柜的初始反应[17]，他们作为道德主体将同性恋子女和自身正常化的日常生活策略[18]，同性恋亲友会面对同性恋运动及其反对者运动所采用的框架策略[19-21]以及父母行动者们构建个人道德生涯(moral career)的过程[22]。莫瑞的历史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置于美国战后更为宏大的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语境之下，她的研究强调美国家庭的深刻变迁形塑了家庭内部围绕子女的同性恋倾向发生的代际关系变迁。此项研究不仅把“出柜”这一美国同性恋者家庭关系的核心事件进行了历史化和语境化，还揭示出父母行动者参与同性恋运动的动机和重心的变化，从为同性恋子女提供支持转为应对他们自身遭遇的悲痛[16]。

尽管“出柜”仍然处于同性恋者原生家庭研究的中心，一个更加强调“交互性”(intersectionality)的研究进路，已经将主要基于欧美白人、城市和中产阶级背景的同性恋/酷儿经验及其背后的知识生产体系予以地方化。来自边缘主体(比如美籍菲律宾裔男同性恋者[23])或者边缘语境(比如南欧[24])的经验研究显示性少数人群和他们家人之间关系并非总是体现在“出柜”，而是在非常规性倾向的问题上保持一种策略性的沉默。正如贝尔托内和帕洛塔-基亚罗利在他们主编的文集中声称的那样，这些集体性的努力已经开始推动认识论的变迁，“挑战有关异性恋正统性和同性恋正统性的研究中那些曾经占据主导地位，带有普遍主义色彩而事实上反映的却是英美中心主义的论述主张”[24]6。

当代华人社会同性恋身份建构和政治的研究进展，正是发生在这一研究范式变迁的语境之下。虽然不同的政治历史和制度给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同性恋群体经验和运动政治打上了深刻的印记[3，25]，同性恋者与异性恋主义父权制原生家庭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是生活在这些华人社会中的同性恋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可参见殷莉关于大陆的研究[26]；
江绍祺关于中国香港地区的研究[27]；
布雷纳关于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28])。作为儒家文化最为重要的伦理要素，孝道的核心在于传宗接代和延续血脉。为了满足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期待，许多处于婚龄的同性恋者迫于压力步入异性婚姻，从而产生大量的个体焦虑、夫妻冲突和家庭悲剧[29]。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人认为中国同性恋者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来自国家和宗教原教旨势力的压制，而是来自家庭排斥和家人的规制[3，30]。

正是由于家庭在华人社会中的重要性，周华山[3]认为照搬西方的“出柜”策略是有问题的。他转而提出“回家”(coming home)是一个更为有效的策略：选择不公开披露非传统的性倾向，而是将同性恋者个人的性欲望纳入家庭亲缘系统之中。由于剥夺了同性恋主体在华人家庭内部的声音和可见度，周华山的观点后来引发相当多的批评[31]。但是，基于公开的异性恋正统型家庭生活和私下隐秘的同性亲密活动和社群交往的分野，这种相对沉默的“回家”策略的运用，普遍获得了当代中国大陆同性恋社群民族志研究发现的支持[32-33][26]。如果“回家”策略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对于父权制家庭的屈服，近期有学者提出的“同行”(coming with)策略，从而赋予了个体更多的能动性[34]。近年来在大陆同性恋社群中非常盛行的“形式婚姻”[35-36]，③就是“同行”策略最好的体现。

西方观念下的“出柜”强调作为自主和独立的个体，需要将性身份直面社会。周华山的“回家”则是回避个人的性身份，而选择回归原生家庭，将个人的性自我与社会和家庭关系融合在一起。尽管引发相当的批评，笔者认为周华山的观点仍然具有价值，特别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如下观察：“构成(同性恋者)个体人格的基础是家庭-亲属关系系统，而不是个体性欲望。”[3]33换而言之，在构建个体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性欲望相较于家庭义务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因为华人社会中个体很大程度上还是嵌入在家庭-亲属系统中，周华山提出的“回家”策略虽然有一些过时之处，但基本主张仍然是有效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家庭制度和家庭实践绝不是静止的或不可改变的；
相反，在过去几十年里，为了应对宏观层面的社会转型，两者都经历了彻底的变化[37-40]。这种变迁的结果就是21世纪初新家庭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兴起。

基于对中国社会家庭变迁的长期观察，阎云翔[41-42]近年提出了新家庭主义的理论，用于解释家庭内部代际关系发生的变化。新家庭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具有不同于传统家庭主义的一些特点。首先，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上，家庭生活的重点已经从颂扬祖先转向扶持小辈。作为核心价值的孝道，不再要求小辈因为顺从长辈的要求而进行自我牺牲。其次，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家庭成为唯一可靠的资源。代际间的依赖和团结，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促进一种新的代际身份的形成。这种身份将父母和成年子女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联系起来，也就是中国家庭话语中所说的“亲子一体”[43]。

再次，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家庭生活“亲密转向”的趋势越发明显，通过沟通交流、礼物流动和共同休闲进行亲密关系的表达在城乡家庭中都得到了普及。随着对于传统孝道的重新定义，代际亲密关系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44]。最后，在新的家庭生活模式中，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因为新家庭主义在承认个人价值的同时，也强调了家庭利益的优先性，这种矛盾的发展难免带来紧张，但也创造了新的可能。

在新家庭主义的影响之下，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家庭脚本开始走向解体，各种各样新的家庭脚本正在形成中。一方面，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持续又灵活地安排和组织他们的家庭生活。事实上，人们如何即兴发挥新家庭主义的作用，对于理解家庭结构各种新的形态和变化以及已有家庭关系原则的创造性解释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中国的官方话语将重新解释的家庭主义，作为爱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通过新的家庭政策使家庭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场域[45]。在日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共同影响之下，当涉及同性恋者这样一个具有一定社会敏锐性的群体，家庭主义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主流模式的治理路径。

因为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和生活选择被认为是背离了传统的家庭和伦理价值，对同性恋者群体的歧视和来自其家人、亲属和熟人的反对仍然普遍存在。面对家人的不理解甚至反对，长期以来中国同性恋群体应对这个问题的对策是向家庭和社会隐藏个人的性倾向，以符合社会主流期待的方式进行生活，包括进入异性婚姻和生育后代，从而避免可能出现的家庭冲突[32，46，26]。然而，同性恋者将个人的性倾向和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行区隔的生活选择，在今天的社会中变得更加困难。一方面，随着中国同性恋者社群自我意识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确立了更为坚定的性倾向认同及生活方式，比如追求长期稳定的同性伴侣关系，拒绝走入异性婚姻等[47]。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家庭的“亲密转向”，出于对彼此的信任和爱，不仅年轻一代更加愿意向父母分享个人生活，父母也更加关注子女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活动[44，28]。正是在这样的性倾向认同和家庭变迁的背景之下，面向家庭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的“出柜”，即公开个人的同性恋倾向，成为同性恋者的原生家庭中越发常见的场景，但也为这些家庭带来了新的挑战。

家中子女在性倾向问题上的“出柜”，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普通家庭来说，都不啻是一次家庭内部的地震。女儿是光亮爸爸夫妻的骄傲，生长在幸福美满的家庭中，直到她大学毕业前的寒假把女友带回家，并向母亲挑明了这个事情。

“大学四年下来，应该说女儿要什么有什么，从来不缺钱，也不缺父母的关爱。我们要求她在大学里面谈恋爱，谈我们本地的，我们给她安排好房子了。你人没谈(恋爱)，不说了，可到了寒假的时候和我们讲同性恋，那我很快就觉得心里面一切幸福感和自豪感没有了，不会按照我们的设想来了啊。”(光亮爸爸，个人访谈)

因为被母亲说成是“变态”，女儿一气之下，带着女朋友离家出走了。女儿后来虽然回了家，事情暂时平息了，但光亮爸爸的心里却难以承受。

“我说你还不如跳楼呢，你不如跳楼，爸爸活着也没意思了，我陪你，我们在十楼，跳下去很快就没有了。那天我自己喝了酒，她也发晕了，她一下就抽搐了。我真的心疼，内心的心疼，和表面这种强势，痛苦、矛盾都集于我的一身。我的爱人帮忙，我的妈妈也在哭，我妈妈哭的是我，我哭的是我的整个家族，我怎么会出了这样一个孩子，让我脸上无光。”(光亮爸爸，个人访谈)

受到同性恋长期污名化的影响，除了难以接受子女的“变态”，光亮爸爸在女儿出柜后的反应，展现更多的是符合异性恋正统性社会期待的“正常生活”期望落空，带给个人和家庭的迷茫和无助。

和生活在城市中像光亮爸爸那样的中产阶级家庭相比，来自农村的大山妈妈的经历尤其令人动容。为了供养两个儿子读书，大山妈妈离开老家，到东部沿海的大城市从事保姆的工作。当他们都学有所成并且找到理想的工作之后，她等来的却是两个儿子都是同性恋者的“残酷现实”。

“家里没有经济条件，为了这个我从家乡跑到上海去从事家政服务行业。如果我早知道他们两个是同性恋者，我是不会去的。这是中国的传统的家庭都是这样子的嘛，为了子女能够好好的有个家什么的，对吧？我是为你们付出，付出结果却是生活在你们两个人的欺骗当中。”(个人访谈，大山妈妈)

回到老家以后，大山妈妈遭受了个人生活的又一重打击。丈夫以大山妈妈生了两个同性恋儿子，无法给家庭传宗接代为由，向她提出离婚。经过这一系列打击，大山妈妈的精神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说两个儿子另类的生活选择，让她觉得自己的奋斗失去了意义；
丈夫雪上加霜的恩断义绝，则让大山妈妈作为农村女性的个体经验中增加了额外的性别压迫的苦楚。

当他们的子女坦露了个人的同性恋身份，和光亮爸爸与大山妈妈一样，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会进入一种痛苦的心理状态，包括震惊、愤怒、悲痛、不相信和自责，也使家庭生活陷入了危机。这些父母必须努力恢复到平衡的道德状态。一些父母用现有的主导性家庭伦理来对抗他们的成年子女，甚至采取惩戒行动。正如光亮爸爸在采访中承认的那样，他对同性恋女儿非常生气，甚至要求她自杀。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尽其所能地了解同性恋，理解子女的性倾向，包括光亮爸爸，四处向人了解有关同性恋的信息，这里面的动机往往是治愈同性恋的可能。更多的父母的反应，则和大山妈妈一样，沉浸在抑郁中不能自拔。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下，这样的个人和家庭危机往往是难以言说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子女出柜，父母入柜”。这种难以言说的状况，除了给两代人都增加心理和情感压力之外，也缺乏向外排解的动机和途径。

在孩子的帮助下，参与到出色伙伴这样的社群组织的线下活动，对于很多同性恋群体的父母而言，是态度发生改变甚至个人道德自我转型的关键步骤。亲友恳谈会是出色伙伴最为重要的线下活动平台，通过邀请同性恋群体及其亲友，进行面对面交流和分享，了解其他出柜家庭的故事，消除偏见与歧视，同时与其他同性恋者家庭建立联系，减少孤独感，达成增强面对现实的勇气，实现家庭和谐的目标。随着出色伙伴的发展壮大，亲友恳谈会的影响也不断扩大。除了全年举行的区域性恳谈会，一年一度在不同城市举办的全国亲友恳谈会规模和影响最大。笔者这些年多次受邀参加出色伙伴的全国亲友恳谈会。以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2019年第十届全国亲友恳谈会为例，笔者带着自己的父亲，与来自全国各地近1200名同性恋者及亲友，登上了赴越南岘港的五天四夜的恳谈会游轮行程。值得一提的是，有超过50位父母是被自己的同性恋者子女“诱骗”上游轮的，上船后就把“任务”交付给出色伙伴的志愿者们。因此，在这次全国恳谈会的进程中，除了下面将要重点讨论的嘉宾分享环节之外，还在会场之外特别设立了“知心爸妈”的爱心角落，为那些还处在震惊和痛苦中的父母提供咨询和帮助。

分享是包括亲友恳谈会在内的出色伙伴活动的核心环节，也是同性恋者父母和他人进行沟通的重要部分。在一个相对隐秘和安全的环境中，面对和自己有着同样遭遇的一群他人，同性恋者父母纷纷敞开心扉，述说自己和孩子的经历，往往声泪俱下，伴随感情的完全爆发，并在现场的讲者和听者之间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这样的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对于参加恳谈会的同性恋者父母具有强大的情感动员力量。无论父母参加活动之前的观念和认识如何——参加恳谈会本身就表明一种希望改变的意愿——在集体性的情感动员力量面前，态度很难不受影响。轩妈妈回忆了自己参加恳谈会的经历。

“到了那里以后，看见有的家长不接受自己的孩子，造成的家庭悲剧，对我的震撼是非常非常大的。安徽的一个拉拉自杀了，这个妈妈她就说，只要我的女儿活过来，我不管她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但是她的女儿的生命作为代价才觉醒，我觉得这个代价真的是太惨重了，所以我那时候非常庆幸，我的儿子还健康活泼地活着。”(个人访谈，轩妈妈)

从亲友恳谈会回家后，轩妈妈的心结完全打开了，并且后来还主动申请成为出色伙伴志愿者的本地分会召集人，积极帮助更多的父母接纳自己的同性恋者孩子。

通过承认并接纳性少数子女的性倾向和生活选择，改善和密切了两代人的关系，不仅呈现在大量亲友恳谈会的动人现场，也进一步延伸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父母经常报告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家庭生活在子女出柜之后，代际之间的亲密和团结得到了加强，这促使许多最初通过各种方式逃避父母压力的同性恋孩子又回到父母身边。玫瑰妈妈谈到出柜之后家庭关系的变化，她儿子放下了自我保护的盾牌，完全向她敞开了心扉。

“亲子关系完全跟过去就不一样了，就是可以无话不谈，我们可以共同的讨论一件事情。他出柜跟没出柜之前变化太大了，血压也正常了，他原来血压有去查都是不正常。还有一点就是，我到他房间去他始终都是很敏感的，一下跳起来，现在我不管什么大声的那种动作进去他都会睡得很深，他所有的，所有的紧张都放下了(哦)。然后也开始过去是都不打扮自己，但现在是也开始有点打扮自己，这些是我最大的收获。”(个人访谈，玫瑰妈妈)

玫瑰爸爸和玫瑰妈妈同时接受了我的访谈。因为深切感受到“没柜”给家庭生活和亲子关系带来的深刻改变，他们选择了“玫瑰”(“没柜”的谐音)作为自己参与公益活动的名称，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一个“没柜”世界的愿望。

阎云翔和笔者的合作研究详细呈现了同性恋者父母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发生转变，甚至成为同性恋者权益的积极倡导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彩虹父母”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涉及不同阶段的道德崩溃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除了来自社群机构的帮助，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机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同性恋者父母的转变是代际协作的结果。无论是前期和父母的交流中进行必要的出柜铺垫，还是出柜之后为处于痛苦过程中的父母寻求社群机构的支持，同性恋者子女都和父母共同经历和面对。当父母和他们的同性恋者子女一起完成出柜的过程，代际之间的依赖和团结获得了巩固。另一方面，同性恋者父母并未被作为完全自主的个体而存在，他们的身份认知和内在道德的确立，是由包括扩展家庭和其他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紧密的社会网络关系予以定义的。在将自我作为同性恋者父母的新身份融入社会圈子之前，他们不会感到人格的完整。因此，这些出色伙伴的同性恋者父母志愿者们非常愿意在各自的人际交往圈子里向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新身份，(尽管是从异性恋的角度)对同性恋的新理解，以及参与倡导活动的新经验[48]。

同样重要的是，同性恋者父母发生自我转变的过程绝对不是线性展开的；
他们在最终克服各种心理、道德和社会障碍之前，难免会在各个阶段之间来回反复。即便在子女的推动下接触到出色伙伴提供的关于同性恋的信息，有的父母还是不愿放弃传统的观念，拒绝接受进一步的帮助。还有一些更为年轻的同性恋者父母，并未经历太多子女出柜造成的冲击和纠结，而是主动寻求活跃在出色伙伴的彩虹父母的帮助。更多的同性恋者父母可能永远不会达到向社会公开出柜的阶段，他们把他者活动的参与限制在网络空间，不愿冒险走出本地同性恋者父母的内部圈子，因为他们碍于颜面，不想让身边的人知道自己的情况。这些获得出色伙伴帮助和服务，但是不愿现身的“影子同性恋者父母”，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对同性恋子女和社群积极公开表达支持的同性恋者父母。

同性恋群体围绕个人性倾向问题(包括但不局限于出柜)和父母之间进行的沟通，是一个对互动双方都意义非同寻常的话语事件。然而，实施和掌控这样的话语事件，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下并非易事。首先，亲子之间在平等的地位和亲密的情境下进行沟通和交流，并非传统代际关系的应有之义；
此外，性和欲望的话题——虽然中国文化并非是禁欲主义的，但是性的谈论和言说，即便是在私密的环境中，也是一个不小的禁忌，更不用说在大庭广众之下。不难理解的是，参与这样的沟通，对亲子双方都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挑战。但是，当“交流性亲密”成为今天城市中产阶级家庭追求的亲子关系的理想模式，其中蕴含巨大情感力量，需要深入情感表达围绕子女性倾向的沟通，一旦能够成功进行，正如许多接纳子女性倾向的父母报告的那样，反而会成为促进亲子关系更加亲密的重大契机。在许多旁观者看来，这些言说和叙事的核心并非同性恋本身，而是围绕同性恋的话题，能够克服众多文化和心理方面的障碍，并且最终达成彼此的理解。

沟通，是出色伙伴，其实也是当代建立和培育新型亲子关系所推崇的关键词。上文中进行的分析，虽然从更大的一个层面揭示了这种沟通的复杂性，但依然认同许多前人的研究发现，这样的话语事件遵循特定的结构和模式，因而可以进行复制和推广，相信这也是出色伙伴成功背后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历了同性恋子女的出柜过程，我的受访者们必须以他们以前的道德倾向和伦理观念为基础，学习和接受新的道德价值观，重新塑造作为同性恋孩子的异性恋父母这样一个新的身份。这一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是向他们的扩展家庭的成员和个人的社会网络中展示这个新的身份，以期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玫瑰妈妈谈到了母亲给予自己的重要支持。

“我妈妈看我一天到晚都不出去，就来，我就把这个事实告诉她，当时她听完以后非常震惊。我妈真的是非常开明，她告诉我，孩子她是看着他从小长大，他是我们家族中最乖的孩子，我非常爱他，她说命比什么都重要，你要好好爱他，她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我就吃了定心丸，因为我妈妈如果能够这样说，说明我哥哥我姐姐就没问题。”(个人访谈，玫瑰妈妈)

光亮爸爸经过女儿出柜一事的挣扎和探索，在出色伙伴志愿者的帮助下，转而成为连自己女儿都觉得似乎过于高调的“出柜狂人”。

“那么从2017年春节，整个一年下来，我开始陆陆续续就跟我的同学和熟人，一个接一个讨论同性恋的问题……他们都来安慰我，同性恋正常的，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一传十，十传百，我都当面，几十个了吧……没想到他们这样的开导给了我很大的力量，通过出柜我得到了朋友们对我思想上的支持。我一直在出柜中，不断的出柜中，我不出柜我难受。”(个人访谈，光亮爸爸)

理解这些父母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网络中“出柜”的需要，是和他们作为父母的身份和内在的道德自我密切关联的，是通过与整个扩展家庭和紧密的社会网络中的其他人的伦理-情感-实用关系中被定义的。一旦到了社会性出柜的阶段，同性恋者父母就感到不得不与社会上尽可能多的人分享他们的新身份，他们对同性恋的新理解(尽管是从异性恋的角度)，以及他们的新的生命经验。这样的社会性出柜，就为他们后来在更大范围内倡导同性恋者权益打开了可能性。

出色伙伴推动同性恋群体权益的另外一个方面，则是积极与社会公众和国家机构进行接触和沟通，促进对同性恋及其他多元性别问题的知识认知和政策改变。同性恋者父母代表他们的同性恋子女倡导多元性别的平等权利，他们作为社会主流群体的身份甚至比在同性恋者群体内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因为他们主要是从社会主流的家庭伦理的角度出发来倡导同性恋者平权，因此也可以更好地与社会大众进行沟通，让潜在的具有同情心的公众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些父母在大学、公园、私营和国有企业以公开讲座、故事分享、圆桌讨论、艺术表演等形式开展宣传工作，为机构活动筹集资金。不少父母在纪录片、电视节目和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公开现身，成为过去十年中国同性恋者权益运动中社会可见度最高的群体。

2017年6月30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通过了《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以下简称《通则》)，《通则》中要求不得表现和展示包括同性恋在内的“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通则》一经发布，便在网上引发热烈反响，发布于微信和微博平台的文章层出不穷，认为该《通则》损害同性恋者群体合法权益。国内一些民间同性恋者组织随后在线上也发出一份联署声明，联署人次超过万人。相比网络上的热烈反响，除了三位来自出色伙伴的同性恋者母亲之外，现实中却基本没有行动者，三位母亲前往了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播影视发展研究中心，代表所有的同性恋者家长们呈交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由于缺乏对性少数群体的认识和了解，我们在接受孩子的同性恋之前走了很多弯路：有的人强迫孩子改变；
有的人把孩子送到精神病医生那里治疗；
有的人切断了与孩子的联系；
有的人强迫孩子进入无爱的异性婚姻。所有这些行为都曾经引起家庭冲突甚至酿成悲剧，使孩子们与父母疏远。在接触到国内外最新的权威信息后，我们才知道，孩子的同性恋是少数人拥有的一种正常的性倾向。在所有的人中，有3%～5%的人是同性恋者。这只是一个古今中外存在的普遍事实，与人们的意愿无关。我们的孩子并没有学坏，也不可能改变。当我们了解到这一切后，作为父母的我们，为自己的无知给孩子带来的一切伤害感到深深地羞愧…… 我们的孩子诚实，阳光，积极追求上进。只是因为他们的性倾向不同，却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的歧视和偏见。作为父母，我们有责任站出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免受伤害。”(机构文档)

通过强调他们的父母之爱和责任，将同性恋正常化为与生俱来，并强调他们的同性恋子女是热爱家庭、茁壮成长的好公民。

有趣的是，就在《通则》发布后不久，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也是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的成员单位之一，派出一个团队与出色伙伴做了一部纪录片。这部上下两集的英文纪录片在 “重新发现中国 ”的栏目中播出。其中一集描述了一对女同性恋者伴侣和一对男同性恋者伴侣在上海的家庭生活。这对男同性恋者伴侣还与其中一位伴侣的母亲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另外一集涉及了同性恋社群的养老问题④。

这些普通父母如何成长为为他们的同性恋者子女奔走呼号的公益志愿者？和出色伙伴积极开展的志愿者赋能工作密不可分。玫瑰妈妈在访谈中讲到自己参加亲友恳谈会，第一次面对公众时的不知所措。

“我真的在没讲之前手都发抖，我都怕得要死，头脑一片空白还不懂讲什么。然后就是这样子，为了孩子啊，哎呀我就上了，看到下面还都是这样的孩子，有100多人，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么多人，也是上去，就是捏着汗，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当时下面是一片掌声，一片掌声，慢慢就更加勇敢了。”(个人访谈，玫瑰妈妈)

除了相对私密的亲友分享会之外，玫瑰爸爸和妈妈还去到当地的大学课堂，进行同性恋的知识普及，直至接受电视台的露面采访。

如果说面对公众是“前台”工作，出色伙伴则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帮助这些父母志愿者进行“后台”的准备。机构每年都要组织数次协力营，招募有意愿的父母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包括演讲技巧和媒体素养。笔者也参与观察机构举办的协力营活动，下面是当时写下的田野笔记。

“下午到达以后，我在寒冷的天气在附近逛了逛，就去观看当天晚上的第七届协力营的毕业演讲。13位演讲者，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来自两个妈妈的演讲，一是来自贵阳的妈妈，她说出了‘自从参加了游轮回来以后，我彻底想明白了：什么最重要？我儿子的幸福最重要。什么面子里子，什么传宗接代，都统统见鬼去吧’的金句；
另外一个妈妈的儿子出柜以后，以跳楼逼迫妈妈接受，她没办法只有打110；
结果110来了两次，还是无济于事，后来110也火了，说这种事情我们也没法把他铐走，你如果再打110，我们就把你给铐走。”(田野笔记)

在完整地观看所有协力营父母的“汇报”演讲之后，笔者也记录下当时的感想，尤其“前台”和“后台”之间的协作。

“这些年听了很多这样的恳谈会中的分享，协力营的演讲是以专门准备的方式进行呈现的。我发现了一些后台准备的痕迹，好几个演讲者在谈到得到孩子出柜的时候，都用到了‘天塌地陷’和‘瘫倒’的表达。和以前演讲中的催泪效应不错，近年来的演讲中充满了更多的喜剧色彩，当这些父母们拉开距离回看当年自己的经历，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喜感，从而引发现场笑声不断。”(田野笔记)

笔者参加的出色伙伴在各地组织的同性恋者亲友恳谈会中，不止一次听到父母这样说：孩子的性倾向问题，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门。

为了获得与同性恋有关的知识，同性恋者父母必须学习上网，因为只有在互联网上才能寻找到他们需要，或者对他们真正有帮助的知识。学会上网以后，因为要和其他人交流和分享，他们又学会了开博客、发微博，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不少父母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少数活跃的父母甚至成为网络上小有名气和颇有号召力的博主。子女曾经难以启齿，让自我痛苦压抑的“负担”，在当下中国有关同性恋的特定社会和媒体生态之下，竟然使得年迈的父母能够与时俱进，参与到最新的互联网的世界中。除了掌握新的媒体技术，不少父母也曾提到，针对同性恋观念的颠覆性变化，以及随之参与的公益倡导活动，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看待和思考社会问题的方式。这种变化为他们的个人生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带来的影响更加深远。

尽管生动体现了家庭生活和代际关系新的变迁，需要指出的是，积极接纳子女的同性恋者身份并为他们公开进行权益倡导的父母，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依然属于少数，无法代表更为广泛的同性恋群体原生家庭的父母。总的来看，笔者研究的这些父母大多是生活在城市的退休人士，之前从事教师、专业人员、公司职员和公务员的工作，具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和中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出色伙伴的公益平台上特别活跃的那些同性恋者父母，退休之前往往拥有体制内的工作背景。在围绕同性恋议题与社会大众和政府机构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他们熟悉并能积极运用主流社会的话语，为同性恋子女争取理解和支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这些父母的“主流”身份，他们更加看重来自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在推动同性恋群体社会融入的倡导活动中信念更为执着，参与更为投入。

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对于性别和家庭的影响体现之一，同性恋的议题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社会出现，并在艾滋病防治和教育工作的推动之下，进一步提升了在日常生活和公共议题方面的关注度。进入21世纪以后，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推动下，中国社会的同性恋者身份认同逐渐确立，社群不断发展壮大；
另一方面，受到全球范围内同性婚姻合法化等同性恋权益进程的鼓舞，同性恋者社群的社会动员进一步加强，关注的议题也从艾滋病拓展到多元性别教育、媒体再现和审查、同性婚姻等。这样的变化，也是同性恋社群提升可见度，寻求合法性，争取更为充分的社会融入的过程。

尽管同性情欲表达和关系建立在中国历史中源远流长，但过去三十年同性恋者社群的发展基本上是在源于西方的同性恋身份政治的脉络下展开的。同性恋身份政治的核心是身份。性欲倾向和表达成为构成个人自我意识的关键维度，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形塑之下建立同性恋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成为社会动员的基础，进而展开围绕同性恋身份的一系列权利诉求和争取的政治行动[49]。对于同性恋身份政治的一些重要概念，比如“自我”“身份认同”和“同性恋权利”等，需要分析这些概念是如何在特定的背景中形成，又是如何跨越文化和社会的边界，并且在新的语境中如何获得接受和重新表述，以及由此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对于源于西方的(同性恋)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及其影响，上述这些反思性的问题的提出和分析，是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批判性研究的重要进路[51-52]。

同性恋身份政治的形成和发展，突出的是一种特殊的自我，在此种自我基础上构建的特殊主体能够提出权利的要求。这样具有自主性的个体，可以行使一系列与亲密关系和身份认同有关的个人选择，进而在对个人权利进行保障的制度框架之下实现性公民权(sexual citizenship)[52]。有学者质疑亲密关系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构建，这其实是一种独特地打上西方印记的人格和主体形式。这样的概念构建忽略了文化传统的影响，即对于亲密关系伴侣的选择，往往也涉及家庭和亲属关系等集体性选择过程和决策，与家庭内部和周遭环境对此种选择的包容性有关，从而限制了更多个人选择的机会[53]。

作为中国同性恋社群发展最早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之一，罗丽莎对20世纪90年代北京的一个同性恋沙龙的研究表明在跨国同性恋网络的影响下，许多男同性恋者已经采纳同性恋的身份去理解和规划个人的生活。但是，这并非是“同性恋身份全球化”[7]的一个简单体现，她认为“文化的公民权”，或者对于中国文化的归属感，使许多研究参与者把追求与家庭和社会和谐相处，作为在中国表达和实践同性恋身份自我认同的基础[54]。尽管同性恋者研究在进入21世纪之后获得了蓬勃发展，但关于同性恋者的家庭责任比个人权利更为重要的观点，仍然充斥于在中国争取同性恋权利的讨论之中[3，55]。不过，现有研究仍然强调同性恋者与原生家庭之间存在复杂的张力，父权制的家庭被普遍看成是中国同性恋者所受压迫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家庭文化，作为价值体系和传统习俗的实践，与同性恋者权利的实现构成了一种相互矛盾和彼此削弱的关系。然而，一个现有文献中较少涉及却值得尝试的研究进路是，传统文化和伦理成为一种资源，如何用来克服现实阻力，从而达成对性和性别少数群体的文化认可？

回到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在中国推动同性恋者的社会接纳和融入，必须考虑到家庭的因素，并将家庭的改变纳入其中。周华山在讨论华人社会的同性恋者运动的策略时，提出用彰显中国同性恋者文化公民权的“回家”(coming home)，取代西方同性恋平权运动占据中心位置的“出柜”(coming out)[3]。尽管周华山的有关同性恋者政治的整体主张，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受到了后来同性恋者运动理论家和行动者的普遍批评[31，33]，但笔者认为周华山在进行同性恋政治策略本土化的探索中强调“家”的意义，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见地。在一个有着深厚家本位传统的国度，回避家庭的意义开展同性恋权益倡导，很难想象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功。但是，周华山的“回家”策略寻求把个人的性自我与社会和家庭关系进行融合，这样的策略运用很大程度上只是发生在私人领域，而对公共生活的影响有限。

通过对参与出色伙伴公益行动的同性恋者父母的研究，本文尝试性提出家庭主义的同性恋群体社会融入的进路。相比西方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强调个人选择和权利的同性恋平权运动，变迁中的家庭本位和代际协作成为同性恋群体家庭主义赋权模式的核心。正如周华山认识到的那样，中国社会中的关系人格是建立在社会角色的扮演，而不是个体性身份的确立之上的。成为获得社会认可的个体，需要对一系列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履行。传统的家庭主义确保所有个人都以相同的异性恋方式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因此，家庭而非国家或宗教发挥了规训和压迫同性恋群体的主导作用。新家庭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兴起，在家庭动力和代际关系方面提供了新的脚本，将子女的性倾向因素纳入家庭现实之中。只要同性恋者依然重视亲子合一的家庭关系，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接受同性恋的子女，只是时间问题。

家庭主义的进路，不仅在私人领域促进对于同性恋子女的家庭接纳，那些参与出色伙伴公益行动的同性恋者父母，还成功地将同性恋议题带入公共领域。这些父母与他们的同性恋子女一起，创造了一个共同出柜的家庭模式，而且他们的行动非常的明确和公开，没有任何掩饰和隐忍。“家庭”策略运用的成功，得益于“家”在中国社会中有着特殊的合法性⑤，而这些父母显然知道如何利用这一点来撼动社会。父母和他们的同性恋子女作为一个家庭的整体一起出柜，在思想和行动上强调的是家庭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从而为他们的倡导工作赋予了特别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取得，是中国同性恋者社群发掘和动员本土价值资源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家庭”和“亲情”话语策略的运用，容易取得来自主流社会的认可。这些同性恋者父母与社会公众在追求家庭和谐的共识基础上进行交流，向公众倡导性倾向平等，积极主动就性倾向议题与公众沟通，为同性恋者社群寻求更多的公众了解和支持。基于出色伙伴提供的公益平台，这些父母在倡导活动中运用家庭主义的策略，能够为包括他们的子女在内的同性恋群体创造更为包容和友善的社会环境，从而推动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入。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社会文化影响之下的出色伙伴的同性恋者父母们，是以家庭利益和关系型人格为首要考虑和行动的，而不是以个人选择或任何形式的自我利益为优先。在强调这些父母对同性恋者权益倡导活动产生的独特而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的同时，存在一些由于父母的异性恋地位和中国家庭文化中父母的道德权威造成的潜在问题，因此，也面临来自日益多元化的中国同性恋者社群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聚焦的是出色伙伴的父母们所提倡的“同性恋正统性”，即对某些正面和积极的个人形象、生活方式、性行为和关系模式的推崇，而忽略了社群内部在性别、阶层、年龄和区域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性[56]。虽然出色伙伴的组织者开始回应这样的批评，但期望异性恋的原生家庭的父母不通过强调同性恋的天生属性，以及孝顺、优秀和成功的同性恋形象，来对他们的同性恋子女进行“正常化”[57]是不现实的。

最后，对于以同性恋群体为代表的性少数群体的包容和接纳(与否)，是一个全球性议题。目前，基于西方个人主义和身份政治的LGBT/性少数群体平权模式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其对世界各国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缺乏敏感，也备受诟病[58-59]。通过深入发掘本土价值资源，本研究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主义背景下的性少数群体社会融入模式。这种家庭主义模式将家庭和代际关系带到了中国同性恋群体社会接纳和权益倡导的中心舞台，挑战了西方强调性、个性和身份的对抗政治的性少数群体治理和融入模式，揭示了社会关系而不是性倾向认同等个体特质在中国文化中形成人格的中心地位。因此，通过此项来自中国本土的经验案例研究。笔者也呼吁多元性别领域研究的学者们可以超越既定的西方模式，重新思考家庭制度和代际团结在性少数群体权益倡导和发展中的作用。

注 释：

①参见魏伟：《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②同性恋亲友会在20世纪80年初期首先在美国成立，目的在于推动对同性恋者及其家人和亲友的支持，应对充满歧视的社会环境，并且通过教育和倡导工作推进社会对于同性恋者的接纳，并为之争取应有的权益。随着信息的全球性流动，这一理念及其策略也传入中国。2008年6月，吴幼坚和胡志军在广州创立中国同性恋亲友会，在之后十余年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影响的同性恋社群组织。于2008年6月在广州创立。2021年1月，同性恋亲友会更名为“出色伙伴”，淡化同性恋的标签，为机构的发展谋求转型。

③男女同性恋者彼此缔结婚姻以应对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又称“合作婚姻”。

④Han Bin，Huang Xiaodong，“Reporter’s Diary：Rainbow rights.” CGTN，2018.09.21.

⑤陈映芳在讨论当代中国都市运动的行动者策略时，面对社会权利与资本相冲突时，必须发掘价值资源和动员道德资源，才能对抗城市开发进程中的各种不公平的行为。她通过考察大陆、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市民/农民“保卫家园”的都市运动的个案，进一步论证了“家”在与“国”进行抗衡的价值地位和伦理正当性，参见陈映芳：《行动者的道德资源动员与中国社会兴起的逻辑》，《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