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密码》畅销二十年引发的随想

□朱振武

记得2005年夏，在“九久读书人”出版公司召开的“中国首届丹·布朗作品研讨会”后，《新民晚报》的记者对我做了个专访，后来见报的题目就叫《译了密码，掉了头发》。我当时随口对记者说：“译了一部‘密码’，掉了多少头发；
译了一部‘城堡’，少睡多少好觉；
译了一部‘魔鬼’，平添多少皱纹；
译了一部‘破解’，累得差点吐血。”这里依次说的是我翻译了《达·芬奇密码》《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和《破解〈达·芬奇密码〉》之后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也来自当时正在翻译的《骗局》和后来领衔翻译的《失落的秘符》。

岁月好像又回到了2003年的3月，那时正紧锣密鼓地筹划迻译美国新锐作家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倏忽之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我当时曾经戏谑地跟一个出版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书译罢满头秃。我过去是一头浓密的卷发，翻译了《达·芬奇密码》等系列作品后，确实掉了不少头发。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做翻译肯定也会掉头发，但总该不会掉这么多。我以前翻译过一些小说，但真正为人所熟悉，还是由于翻译了《达·芬奇密码》等丹·布朗的系列文化悬疑小说。是的，从2003年到2011年那八年多的时间里，我跟美国作家丹·布朗“干”上了，用时、用力、用情、用心，不可谓不辛苦，但累并快乐着。

2003年3月的一天，我拿到英文原版的《达·芬奇密码》，恰逢双休日，便一口气从头读到尾，读得酣畅淋漓，读得爱不释手！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那种拿起来就放不下，一页一页就想往后翻的感觉，那种就想知道“然后呢？接着呢？到底咋回事？到底是谁干的？原来是他！”的感觉，还有那种获取新知的感觉，以及与密码破译和事件跟踪之中的感觉。那些年，意识流小说盛行，后现代小说盛行，各种戏仿、恶搞、拼贴等等所谓的新的小说创作手法，搞得“说坛”远离了普通读者，好像进入了死胡同，读者越来越少。终于看到这样一部摆脱旧习、回归传统、让人能一气呵成读完的小说，怎么能错过！我当时就想，这样的书一定要译介进来，让中国读者放松一下身心，享受一下久违了的阅读快感，同时也感受一下作品背后的文化蕴涵和危机意识。

投入翻译后，才发现这本书并不好译。其中关于建筑、艺术、符号学等诸多学科的专门知识的语言转换，需要做不少工作。后来翻译丹·布朗的《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骗局》和《失落的秘符》等，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骗局》的序言里，我曾这样写道：

读过丹·布朗小说的人都知道，系统专业的知识型是其主要特色之一。《达·芬奇密码》的读者就无不为作者广博的知识所折服。其实，《骗局》亦不例外。小说涵盖了海洋学、冰川学、古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天体物理学、气象学以及航天科学和军事科学等领域的专门知识，同时还涉及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全国勘测局、美国太空署北极科研基地、三角洲特种部队等多个美国政府高度秘密机构。

《骗局》是这样，其实丹·布朗的每部小说都是如此。在我国，我们一下子能想到的，可能就是鲁迅称之为“以小说见才学者”的清代小说家李汝珍的《镜花缘》，书中涉及到诗词、音韵、谜语、医学等各类知识，和马吊、象棋、双陆、斗草、酒令等娱乐形式，令人目不暇接。《数字城堡》就是这样的作品。文本中有大量的电脑、医学和航天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于是，翻译完全文后，我就去找这些领域的专家来把关，确保理解准确，且不说外行话。翻译丹·布朗的每部书，我都是这样做的。

《达·芬奇密码》的翻译刚刚完成初稿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安排了长篇连播。当时我在上海、北京、天津和南京等多地乘坐出租车，听到的几乎都是《达·芬奇密码》。的哥往往还跟我介绍这部小说，说非常好听，很吸引人，问我知道不。其实，最初很多人都不看好这部小说，报纸基本都不愿意刊登，有几家连载都是熟人朋友帮的忙，倒是我随后翻译的《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和《丹·布朗传》等作品，得到了几十家重要报纸的连载。起初，我曾建议《达·芬奇密码》首印十万，但出版社的老总说的话让我印象深刻：现在还有谁看书？还有谁看文学书？还有谁看文学翻译书？这种忧虑在当时不无道理，但现在看还是过虑了。《达·芬奇密码》首印三万册，紧接着就三万三万地连着加印，很快就印了几百个三万。显然，人们还是需要文学，需要翻译文学的。

文学翻译的译者和原作者最好能够在出身、年龄、教育背景和兴趣爱好等方面具有相似性，这样才能产生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所说的“翻译对等”的作品。我和当时的丹·布朗都是大学老师，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教文学和写作，都下过海经过商；
他当过歌手，我卖过建材，又是同龄人，因此，可以说，我翻译他的书是实现了比较完美的“翻译对等”。美国人把丹·布朗的小说称作erudite fiction，即知识型小说，我则名之曰“文化悬疑小说”，因为他的小说不是在卖弄知识，也不是生硬地罗列或镶嵌知识，而是在趣味十足地传播知识，是在通过种种专门的知识讲故事，从而揭示社会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反映人类深层焦虑的未来问题。2018年5月，丹·布朗受“九久读书人”出版公司之邀来到上海。我俩一见如故，聊得很投缘，像老朋友，聊了好半天，聊完后才发现，把一旁的领导和嘉宾都晒在了一旁。记得有的领导还建议丹·布朗下一部小说写“太极”或“易经”，他笑而不答，其实也听不太懂，虽然口译员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变着法地往明白了译。丹·布朗问我翻译他的小说的难点在哪里，我说，一个难点是每部书都涉及到较多的专门知识，给文科生的我带来了不少挑战；
另一个问题就是《失落的秘符》等几部小说篇幅有些长，翻译时感觉没完没了，累得够呛。丹·布朗笑着说，下次一定写得稍短些。

那天很多领导、名人和读者拿着我翻译的书让丹·布朗签字，他都一一谢绝了，说手出了问题。我记得当时和他握手用的是右手，他还礼貌地用他的右手使劲握了握我的手，感觉他的右手好像没啥毛病，估计他是累了，想早些休息。丹·布朗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也是个讲话的高手。那天酒会上，他虽然只讲了四分多钟的话，但给人的印象还是很深刻。他讲完话就走了，什么也没吃，什么也没喝，只是还没忘记跟我握手道别。

我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和教学几十年，得过几十个有关奖项，接受过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等一百几十家广播电视媒体及杂志的专访，但印象最深的，还是2019年末凤凰卫视为中国著名翻译家拍摄专题节目的事。平时说的翻译家，当然主要指的是文学翻译家。当时，凤凰卫视和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端等译界耆宿，在全国遴选了五位翻译家，分别代表英、法、德、日和西班牙五个语种。英语翻译家比其他所有语种翻译家的总和都应该多得多。除我荣幸地被被选中外，其他四人分别是：浙江大学的法语翻译家许钧，四川大学的德语翻译家杨武能，中国海洋大学的日语翻译家林少华，和北京大学的西语翻译家范晔。凤凰卫视制作这个节目的目的，是要把翻译家们的翻译故事、人生阅历以及日常生活反映给观众。他们跟拍了我将近一周，除了上厕所，读书、写作、上课、开会、开车、讲学、打篮球、打乒乓球、去图书馆、指导博士生等等，干什么都拍，做了大量相关工作，制作周期达一年之久，最后形成了半个钟头的节目，叫“译者人生·笔尖下的文化奇遇：解码丹心”。最后五位翻译家的“译者人生”节目都相继推出，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反响很好。这个节目为翻译家正名，为翻译家树碑立传，充分肯定翻译家在广大读者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充分肯定翻译家在文学文化传播与发展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翻译之难，非深入其中者不足以真正体会。真正做到既忠实、顺达又有文采这三点，实非易事。但更难的恐怕还不在这三个方面。你的作品有了较多读者，那盗版就会随之出现。我家门口就一直在卖盗版的《达·芬奇密码》，我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有的地方还卖《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和《数字城堡》的所谓“合订本”，个别学者甚至还拿着这个稍有常识就能一眼识别出是“伪书”的“合订本”做文本研究，真是蛮害人的。当然，还有更厉害的“伪书”。2005年夏，我做客新浪聊天，网友问我接下来翻译什么作品。我说刚刚开始翻译丹·布朗的第四部长篇小说Deception Point，并说这本书暂时命名为《圈套》。没想到，一个半月后，黑市上就出现了《圈套》，哈尔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都有卖，其译者和作者序的署名都是我，连出版社和编辑都与前面的几本书写得一模一样。这本书把Deception Point中比较精彩的地方翻译成汉语并缀连起来；
当然没有版权，只是伪造了译者、书号等出版信息，谈不上译本，连盗版都不是，是纯粹的伪书或假托之书。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只能将还没有翻译完的《圈套》更名为《骗局》。后来吸取了教训。在宣传丹·布朗的第五部长篇小说The Lost Symbol时，我们用的都是《丢失的符号》这个译名，但到这本书面世的时候，大家才发现真正的译名是《失落的秘符》。当然，出版社也用了高科技防伪技术，搞得盗版偷儿们都措手不及，原形毕露了。

还有更过分的！有一个人，也是个译者，当然从来没有翻译过没有译本的书，不知从哪弄到了我的电话，跟我说让我在我翻译的丹·布朗新书上给他也署个名，否则就到互联网上骂我。我非常客气地回绝了，还说特别感谢他替我翻译的书做宣传。

我在凤凰卫视做的这个节目中曾说：我们搞文学翻译的，就是要给读者带来快乐，就是要把文学作品中的形式、内容、文化、典故、智慧、美感、幽默、风格、节奏、韵律等，尽量忠实地传递给读者。有的媒体说我是丹·布朗的“御用翻译家”，我并不敢苟同，因为我不是丹·布朗的臣下，我的“皇帝”是中国读者，我的工作就是为中国读者服务的。有些博士生和硕士生研究我的翻译实践，研究我的翻译策略、翻译理念和翻译动机等问题，但得出来的结论往往都难以令人信服。有一篇硕士学位论文说我翻译《达·芬奇密码》等作品，用的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其导师问我对此有何评价，我说：“这篇论文资料翔实，论证有力，就是结论荒谬。”是啊！真正的文学翻译工作者，谁会套用理论做翻译呢？倒是中山大学的翻译博导邵璐教授，从模糊话语角度对《达·芬奇密码》中译本的研究，比较切中肯綮，但她的研究又过于学术了些。因为文学翻译的灵性问题、再创造问题、文本外因素和化学反应问题，都不是轻易能够说明白的；
文学翻译一如文学创作，本来就不是科学，而是真正的艺术。

好的作家遇上好的翻译家，那是难得的“艳遇”。真正懂得欣赏好的文学翻译的，多数是同行。记得在“中国首届丹·布朗作品研讨会”上，著名法语翻译家余中先拿着《天使与魔鬼》笑吟吟地对我说：“振武，这个Hassassin翻译成‘黑煞星’真是太好了，音、形、义俱备，且紧贴原文，妙手偶得！”这是内行人才能说出的话，也是内行人才有的赏识。但许多人对文学翻译并没有什么概念，甚至有的出版人对文学翻译也没有多少了解。记得有个很大的出版社的老总让我审一部译稿，一个月后问我对这本译稿的看法。我说这个人的翻译和原文没什么关系。这个老总很吃惊，说这个译者英文很好的，六级都过关了！这话让我们搞专业的人听后，多数会笑掉大牙，但行外人就不一定觉得有什么好笑。一般人都认为，懂点外语，或者会，或者会用机器翻译、人工智能，就能做翻译，认为文学翻译很容易，却不知道文学翻译对译者双语语言文学文化的熟稔度和对双语转换的敏锐度有着很高的要求，不知道文学翻译有着很高的门槛！

近年的文学翻译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有的粗制滥造，有的连译带改，有的信笔发挥，有的错讹频出，有的抄袭拷贝，甚至有的译者从没有翻译过没有汉译本的书，但总体来说质量都较高。毕竟真正的翻译家都十分严谨，都秉持着“信、达、雅”的基本准则，秉持着对得起作者、对得起作品和对得起读者的起码原则，都有着真正的良心与操守，都下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推敲功夫。真正的业内人、真正的翻译家都懂得，要想成为文学翻译家，除了熟稔双语语言和文学文化外，你还应该是个作家，还应该是个评论家甚至理论家，有的时候还需要你是个杂家。

《解放日报》的“思想者专栏”曾两次全文刊登我在北京大学关于文学翻译的演讲，其中一个题目是《文学翻译的职业操守》，另一个题目是《莫言为什么能获诺奖？真正的原因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这两次讲座，一个谈文学的引进，一个谈文学的走出。我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在自己的文学翻译实践基础上提出了“相似性理论”，认为由于中英语言文化差异较大，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上追求绝对对等，既不可能也容易陷入机械对等，从而使译文枯燥呆板，佶屈聱牙，难以卒读，而应该在内容、形式、语境和意境等方面最大程度地追求其相似性；
同时我把中国文学外译归结为“归异平衡理论”，也就是中国文学外译要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求有机平衡，在哪方面都不过度、不过分、不失衡。这两个理论的提出还在于强调，“往里译“和“往外译“的性质不同，重心不同，策略和理念也都很不相同，强调了译者应有的主体性问题。

翻译丹·布朗的作品时，我总是会及时记录下翻译心得和阅读心得，包括做客重要电视台的读书频道、接受报纸和杂志的专访等，我都会及时把内容整理成文字。我那些年虽然做了不少科研课题，但一直跟追踪着丹·布朗，从文学角度对他进行研究，撰写了《〈达·芬奇密码〉：雅俗合流的成功范例》《解码丹·布朗创作的空前成功》《“倒悬”的写作：换个角度看世界的小说家丹·布朗》《丹·布朗教给了我们什么》《丹·布朗现象与文学中国梦》《丹·布朗小说的伦理抉择》等十几篇研究丹·布朗的文章，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世界文学》《文学自由谈》《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动态》《上海大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等杂志上。我不时地记录着自己的所思所感，写了几十篇相关时评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社会科学报》《文艺报》和《文学报》等报纸上。六七年后，我的想法形成一本书，很快，一本解读丹·布朗系列小说的著作《解密丹·布朗》就杀青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潘凯雄先生欣然接受，旋即付梓，销量不错。

2016年夏，我和美国学者张爱平教授合著的英文著作The Dan Brown Craze（《丹·布朗现象诠释》）在英国剑桥学人出版社出版。新书发布会就在我的新工作单位上海师大举行，新锐作家、相关学者、翻译家和青年学人近百人与会，共同探讨《达·芬奇密码》等丹·布朗系列文化悬疑小说的创作手法、写作范式、传播影响、跟风仿效和社会影响等各种话题。

这些年，我在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各大图书馆、诸多跨国公司和一些重点中学，做了相关讲座三百多场，发现对丹·布朗的文化悬疑小说感兴趣的人始终都有，当然也有些人对我的翻译感兴趣，特别是在高校读者群里。丹·布朗及其《达·芬奇密码》系列小说在我国早已深入人心，形成了“丹·布朗现象”或“达·芬奇密码”现象，跟风者、效颦者不胜枚举，读者何啻千万，这些都绝非出于偶然。作家作品的自身魅力、出版人的宣传策划以及社会语境的适合度和接受度等等，都是重要原因，但译者的努力和奉献当然更至关重要。

许多人认为，外国文学引进来，只需要逐字逐句照着翻译就行了，中国读者都能接受；
而中国文学走出去，则需要改头换面，尽力满足目标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审美情趣，否则外国读者不能接受。这显然都走向了极端，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外国文学走进来和中国文学走出去，目的都是为了繁荣中国的文学文化。

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能否在中国语境下走红，因素颇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肯定是翻译。国外很多爆红的作品到了我国并未走红，除内容、文化和审美等可能不接地气外，最重要的原因肯定还是翻译。好的翻译成全原作，差的翻译糟蹋原作。实际上，被糟蹋的好作品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有的作品在国外非常走红，但译过来后就泥牛入海，全无音讯，这多数是译砸了。很多人认为只要在国外红的作品，引进后一定也红，结果频频失手还不知道个中究竟。

《达·芬奇密码》等丹·布朗的系列文化悬疑小说在中国的畅销，的确不是偶然的。这方面，我做过两个系列讲座，一个是关于其作品的翻译的讲座，另一个就是关于其作品与中国小说的创作传统、阅读传统及当下的文化消费理念暗合的讲座。我在讲座中强调，丹·布朗的书在中国畅销二十载，翻译是重要因素，但另一个因素就是这些书暗合了中国的小说传统及审美习惯。新而奇的故事传统、娱人自娱的传统、知识传统和教育讽喻传统，都是中国小说的向有传统，也是中国读者的阅读传统，而丹·布朗的小说与这些传统恰相吻合。

这些年来，我做文学翻译，也研究文学翻译；
我研究外国文学，也搞文学创作。因此，我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进行得也就更顺利。

但翻译就像房屋装修，是一门缺憾的艺术。有的翻译家遭到攻讦，可能是因为其翻译存在一定问题，但攻讦者断不是翻译家，因为翻译家知道译事之难，知道人无完人，甚至认为那根本就不是错或讹，因为翻译的动机和目的左右着翻译的策略和理念。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绝不是用错或讹两个字就能下定论说明白的。没有完美无缺的翻译，没有白璧无瑕的翻译。作为翻译家，我们都应该充满自信和满怀激情地去从事这个“爱的劳作”（labor of love），因为这是在为人类做贡献。

我曾在回复日语翻译家林少华的信中顺手写道：

多次提君不为怹，只为真相有人瞻！

少林哪有村上树，无朱何来布朗丹！

是啊！如果没有林少华，村上春树的作品在中国就不可能那么受欢迎。同样，没有把握得体、恰如其分的中文翻译，丹·布朗的作品也不可能红遍我国的大江南北，甚至一红就红上二十年。丹·布朗的读者年龄跨度很大，从一二十岁的青少年，到六七十岁的中老年，几代读者同时参与，这是不多见的。我几乎每次下课，都会有学生等在教室门口，捧着《达·芬奇密码》等译著找我签字。当然，也有拿着我自己写的书找我签字合影的。

一部好的作品，谁来翻译，怎么翻译，这些都太重要了。有的人说，翻译软件现在已经非常厉害，完全可以取代翻译家的工作。这话说的实在是很外行，因为人工智能虽然已经能做不少翻译工作，但始终都无法取代文学翻译，这是译界所公认的。

没错，文学翻译家始终都是必要的，不会失业，不会被取代。优秀的翻译家更是如此。虽然好像懂外语的人越来越多，但真正能够顺利进行外国文学原著阅读的还是微乎其微，因为文学阅读本身就有门槛，阅读外文原版就更有门槛，而且还是个很高的门槛。虽然文学翻译家们的稿酬甚微，多年来始终是“蓬鬓荆钗世所稀”，但没有这些人甘做嫁衣，色彩缤纷的世界文学和文化多样性又从何而来呢？

文学是永恒的，翻译家是永恒的，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是永恒的，因为阅读及阅读的主体，也就是人类，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