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事件·生命：语言论之后的三种转向

刘 阳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尽管人文学界已出现不少带有“转向”字眼的描述，诸如图像转向、空间转向乃至生态转向等不一而足，但严格意义上具备全局性与根本性的转向，应该说只有认识论转向与语言论转向。自从理查德·罗蒂编辑出版于1967年的一部文集醒目提出“语言论转向”后，(1)详见Richard M. Rorty,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用语言论接替本体论与认识论来概括二十世纪思想范式，成为学界共识。(2)作为认识论哲学高峰的“康德忽视语言：离开了语言，如何建立和谈论理性”这一深刻困惑(沃特斯著，昂智慧译：《美学权威主义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引出了“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这一语言论主题(维特根斯坦著，陈嘉映译：《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9页)。罗蒂主要指语言哲学，但这一概括对象很快被扩展。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固然可以与索绪尔建立于差别原则上的区分思想对话，当代学界一般也认为“索绪尔的语言论退回至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因为其赋予声音凌驾于文字之上的特权”(3)Marco Piasentier, On Biopolitics: 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Langu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26.，与海德格尔语言观在推崇声音这点上的旨归一致。由此构成的语言论学理，历经一个多世纪发展后，逐渐出现了三种转向趋势。对这三种转向的循序论述，意在追问“语言论还剩下什么”(4)这方面成为方法论借鉴的两部国际著作，是莱因哈特·布兰特的《康德——还剩下什么？》(2010)与朱迪斯·巴特勒、约翰·杰洛瑞、肯德尔·托马斯合编的《理论还剩下什么？》(2000)。，即从学理上弄清语言论究竟出了哪些问题，以至于引起了晚近思想相应的严谨批判与修正努力。这将可能提供文论下一步发展的基底。

按照德里达对索绪尔主义的总结，对语言来说“任意性与差别性是两个相关的特征”(5)Alan Bass, Margins of Philosophy (Harvard: The Harvester Press, 1982) 10.。《普通语言学教程》界定了语言的性质，指出符号具有任意性(arbitrariness)，其含义是：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尽管可以为这句话举出如下例子：用apple表示“苹果”这个概念，不是因为两者天然有什么联系，只是因为我们规定它是，并且大家也都认可而已，也可以约定俗成地用banana表示“苹果”这个概念。但索绪尔接下来直接跳到了能指与所指所共同组成的整体——符号的任意性上：“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6)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2、163页。为什么在A+B=C的情况下，A与B的联系是任意的，就能推出C具有任意性呢？这似乎在论证上出现了某种跳跃。联系《教程》后半部分看，索绪尔从三者与事物的关系角度，即依次“从概念方面”、“从物质方面”和“从整体”证明“词意味着某种事物”的不可靠(7)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2、163页。，这才是他的初衷，也是与索绪尔共同构成了语言论的语言哲学的根本焦点。(8)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开篇也考察“名称与被命名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维特根斯坦著，陈嘉映译：《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页)。但他不是从符号学，而是从语言游戏角度展开诊治的，如追问名称的含义与名称的承担者在不同语言游戏中的微妙区别等。本段对索绪尔论证中的某种跳跃性的敏感，即“为什么在A+B=C的情况下，A与B的联系是任意的，就能推出C具有任意性”，与《哲学研究》第50节的分析思路类似，在那里维氏发问：尽管人们称之为“存在”的东西在于元素之间有联系，可否由此说，元素间有联系，便能命名这种东西并指认它有意义？事实上，索绪尔主义所说的任意性就旨在从根本上表明“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这一事实，(9)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1页。“维特根斯坦提出哲学语法概念之初，更多强调任意性；
在《哲学研究》等后期著述中，任意性只少量出现，而对任意性的限制则谈得较多。”(陈嘉映著：《说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24页)在任意性这一共同论题上对索绪尔与维特根斯坦作比较研究，是很好的深度学术课题。而着力破除传统观念——语言是和事物对应的分类命名集。由于任意，“原物”的概念被作为形而上学遗体而消解，语言在符号差别的创造中做的是“用什么去代替”的事情，(10)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2页。“代替”接近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伴随”。《哲学研究》第152～155节等处表示过，理解并非在理解过程中同时发生出所理解的某种东西的心灵过程，而是在说出理解时伴随着“特定的周边情况”(维特根斯坦著，陈嘉映译：《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1页)，即通过语言游戏才实现着理解。两者的微妙不同之处在于：索绪尔侧重语言与事物的关系，更强调生产(立)意义上的表征；
维特根斯坦侧重语言与心灵的关系，更强调批判(破)意义上的“拆解”(同上，第50页)，语言哲学从而“描述”而非“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让数学如其所是”却“不能促进任何数学发现”(同上，第58页)。索绪尔主义合乎逻辑地导向了二十世纪以后形形色色的建构(表征)主义。

被语言论引以为精华与特色的这种建构性，在进入新世纪后遭遇了以梅亚苏与格雷厄姆·哈曼等人为代表的思辨实在论的怀疑，后者试图用“思辨转向”来取代“语言论转向”，直接文本证据如下：

自21世纪初以来，已形成了一种更混乱和在某些方面更有希望的局面。各种有趣的哲学趋势，它们的堡垒分散在全球各地，已获得了追随者，并开始产生大量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虽然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名称来涵盖所有这些趋势，但我们提出了“思辨转向”(The Speculative Turn)，作为对现在令人厌烦的“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刻意对应。(11)Levi Bryant, Nick Srnicek & Graham Harman, The Speculative Turn: 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 (Australia: Melbourne Press, 2011) 1.

“思辨转向”的发起者用“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批判语言的建构性。对此可以描述为纵深递进的三个环节。

(一) 揭示语言论的相关主义实质

思辨实在论者认为，大陆哲学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对相关性——即认为存在和思想只有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能获得的信赖热情中，习惯于将现实看作被建构成、与人发生关系的产物。这条关联论思路导致了哲学的歧途，即只满足于接触到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联系，却无法始终如一地谈论一个独立于思想或语言的对象，后者需通过思辨来达成。“相关主义”及其理想化后果，源于康德哲学对物自体只可用信仰、而非知识来达成的学说。从先验到先见，后来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都为之添砖加瓦，一次次拒绝任何独立于人与世界的相关性的世界可能性。这在思辨实在论看来滑向了一系列错误：厌恶科学；
热衷于关注语言、文化与主体性，却忽视物质因素；
以人本主义立场放弃对绝对的追求；
仅重视文本与意识形态批判，而以牺牲经济领域为代价，弱化了有效的政治行动；
无法对生态危机、神经科学与基础物理学的分化，以及人机鸿沟的不断被打破等新进展作出有力的解释，从而限制了哲学在今天的力量。

“相关主义”最大的靶子，是语言。因为进入现代以后，语言论对语言任意性的发现，使“是什么”与“被说成了什么”不再分裂为两个问题，而实现了统一，我们看到的世界无不是经过了语言塑形的意义世界，“理解是一种语言现象”这一信念，(12)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页。从根本上杜绝了从语言之外理解世界。对此逆反，思辨实在论提出了本体对象和因果关系本身的概念，或转向神经科学，或构建数学绝对论，或强化精神分析与科学理性的神秘含义，总之，试图再次独立于思想与主体性，而思考现实的本质，哈曼由此指出“思辨的目的是‘超越’批评和语言论转向”(13)Levi Bryant, Nick Srnicek & Graham Harman, The Speculative Turn: 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 (Australia: Melbourne Press, 2011) 3.。在他们的谱系溯源中，德勒兹与瓜塔里已率先超越康德主义的局限，开始首肯主体与思想只是初级本体论运动的最终残余产品，而认为主体性最终将导向本体论。齐泽克借鉴谢林的自然哲学、黑格尔的本体论思想与拉康的理论，用“视差之见”谴责了他所指认的唯物主义的天真假设，认为现实并非全部，其本身存在着缺口、污点和无法弥合的漏洞，注意到这一差距，才能成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巴迪欧沿此思路进一步建立了数学本体论，在讨伐柏拉图主义的当代声音中复活了真理问题。拉图尔也主张，一切实体在作用于其它实体时都平等而真实。在这些人的影响下，更年轻的一代学者梅亚苏2006年点燃了“思辨转向”之火，认为数学能绝对地解释先于人类的知识，这些知识独立于对其的经验性接触，展示了关联论的破产。尽管梅亚苏并非对“相关主义”不屑一顾，而旨在从内部将其激进化，但他由此推导出的偶然性或“超混沌”的必然性，既启发了哈曼等更晚的理论家，也引发了某种争议。哈曼的面向对象的哲学，去除现象学对象与自然对象、感性方式与因果方式的顽固隔阂。另一位“思辨转向”代表人物伊恩·汉密尔顿·格兰特则致力于建立一种能为科学提供本体论基础的先验自然主义。在这股潮流中“思考语言—所指的相关性”(14)梅亚苏著，吴燕译：《有限性之后：论偶然性的必然性》，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页。，语言的任意性原则是如何被冲垮的呢？

(二) 有助于积极反思任意性，但也遗留下倒退的隐患

梅亚苏举例表明，任意性不应当获得索绪尔主义那种理解。如果一个数学家在海滩度假，想向孩子讲解形式集合论的基础，他诚然可以在沙子上用手勾勒一些公式，但更可能把随手捡到的一片贝壳当作基础符号，以一种直观而有趣的方式开讲。在此，一个物质实体(贝壳)被视为某个符号，“即使基础符号的意义未发生任何变化，任意性却是在场的”。这就是说，在思辨实在论看来，任意性不是能指与所指、声音与概念之间的任意关系，而是“与意义无关”的、“比符号的无向性(unmotivation)(这是我对索绪尔意义上的任意性的叫法：符号与意义之间非必然的联系)更为根本性的任意性”，即符号概念与它的物质基础之间的任意关系：在讲到一个叫做“形式集合”的符号是什么时，必须出示能说明这一符号的物，为之信手拈来的贝壳则完全是任意的。梅亚苏在意的是物与符号的任意性。他为此而给出的两条反驳语言论的理由不乏新鲜感。其一，“一个事物的概念本身无疑可以无限再生；
但在它的内涵中，这并不意味着它所概念化的事物可以无限繁殖。……因而，符号根本没有概念化它的物质基础。”索绪尔的任意性允诺了事物在概念化中的无限增殖，语言建构着事物及其意义，但梅亚苏认为“原物”作为符号概念的物质基础，无论独一或复多，在数量所指上却是确定的。就像上述例子中的那片贝壳，尽管偶然却实实在在地作为概念的物质基础存在着，不容轻易替换。“我感兴趣的是与所指形成联结之前的能指”，这一能指即现实存在着的物质基础。而由于作为物质基础的这片贝壳在被认知时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符号思维的某种先行介入，因此其二，“如果符号是任意的，那么凭这点，在它与任何意义关联之前，原则上我们总是可以用另一个符号、另一个可迭代的记号来替换它，而替换者将具有完全相同的功能。”(15)Quentin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A Speculative Analysis of the Meaningless Sign (Freie Universitat, Berlin, 20. April 2012) 27-28.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从而需要面临迭代与重复的挑战，如我们所知，这一点在德里达对之的解构性批判中即已露端倪。梅亚苏对索绪尔任意性理论的这份质疑，得到了哈曼等人的回应。后者在评论卡罗的雕塑艺术时，感到“当弗里德对卡罗雕塑的宏伟句法解释被不幸地解读为索绪尔的语言结构主义时，我们瞥见了这一点。索绪尔的语言结构主义认为，元素本身没有意义，但完全部署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中”(16)Graham Harman, Art and Object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0) 100.，以相同的视角表明任意性不应成为对物的褫夺，物的实在性需要被合法地从正面加以思辨。

思辨转向对语言论的上述检讨，从积极的方面看有助于澄清人们长久以来对语言任意性的某些困惑。可以这样质疑索绪尔有关“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论断：能指是语音(物质的)，所指是概念(观念的)，但概念难道不已经是语言形态的吗？用一种已经是语言形态的东西，去解释语言的性质，有否循环论证之嫌？维特根斯坦似乎佐证着这一疑问：“在对语言进行解释的时候，我已经必须使用成熟完备的(而不是某种预备性的或临时的)语言，这已经表明，我关于语言只能提供出外部事实。”(17)维特根斯坦著，陈嘉映译：《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页。看来这至少不乏疑点。现在，思辨实在论明确关心与所指形成联结之前的能指，实际上让任意性退守到了“符号与物质基础”这个不涉及循环论证的、更彻底的关系范围中，在澄清对任意性的理解方面有其可取之处，对当今带有自然科学色彩的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与科幻叙事等新兴研究方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纵使如此，该如何评价思辨转向对语言论的这种批判呢？面对“相关主义”自近代以来所取得的哲学成就，以及建构主义范式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实绩，试图用实在性取代关联性，究竟是创新还是变相倒退，不能不在理论的风险估计中。有研究者指出梅亚苏“用逻辑而非经验的语域来处理他反对相关主义的案例”，此举导致其“重申了笛卡尔有关思维与广延的二元论”(18)Ray Brassier, Nihil Unbound: Enlightenment and Extinc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58.。要评价这种做法，得先克制将某种很容易滋生的不同看法去急着加给思辨实在论的冲动，而来看看思辨转向自己认为自己超越了什么，把什么和物对立了起来，从而把对它的评价引入它自身提出的问题逻辑中。

(三) 将物与事件对立起来，未意识到事件其实是物的组成部分

如哈曼所示，思辨实在论将实在与建构、物质与事件一一对立起来，批评了1960年以来“相对于物质更喜欢事件，相对于静止更喜欢流变，相对于自主更喜欢情境，相对于非—关联更倾向于关联，相对于独立更倾向于建构，相对于某物是什么，更倾向于某物能做什么”的做法，(19)哈曼著，黄芙蓉译：《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42页。认定物的对立面是事件。但问题不在于思辨转向的支持者主观上是否应当去关注事件，而在于事件客观上是否已包含于物的形态中。

正是在这关键的分歧点上，出现了与思辨转向相异趣的另一种转向——事件转向。后者发现事件并非与物难以相容，相反是物之所以为物、真正成为物的必然前提。在哈曼那里，实在即现实与现象，他用“实在的现实”一词表明这一点，这才逐步形成了“关于物的普遍理论”(20)哈曼著，花超荣译：《迈向思辨实在论：论文与讲座》，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26～127页。。但物的完整含义离不开事件化这一扬弃环节。马里翁便揭示出，现象(实在)具有事件本质，事件不是加给现象的变化性因素，而内在于现象中，以其对因果性的重构而使之区别于对象。从马里翁到西班牙学者迈克尔·马德2009年出版的《物的事件：德里达的后解构现实主义》，都证明对实在的完整思辨是一个离不开事件思维、从而难以完全脱离关联性的过程。(21)对此可参见拙文《物质文化转向中的事件进路》(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的详细论述。这种交锋很自然地把我们的考察视线引向了事件转向。

任意性与符号的差别性直接相关。任意性受到上述质疑，差别性出现相应的松动，受到了当代事件思想的反思。直接文本证据如下：

当你用名词产生一个动词时，就会发生一个事件(event)：语言(language)规则系统不仅无法解释这种新奇的用法，而且会反对它，抵制它；
它与陈述之间产生的关系是冲突关系之一。(22)Jean-Francois Lyotard, Discourse, Fig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2011) 141.

用事件论扭转语言论，成为这条思路上的选项。对此也可以描述为纵深递进的三个环节。

(一) 开始质疑差别，却不否认差别仍是意义的一部分

在文论意义上反思语言论的第一人，应推在索绪尔去世的1913年正巧出生的法国思想家保罗·利科。利科试图调和现象学与语义学，这种特征也深深影响了他对语言论的看法。英国学者约翰·米歇尔发现，利科将结构分析作为认识论模型纳入解释学范畴，但又不满于结构主义建立在共时性视野上却忽视历时性视野、从而趋于封闭的局限，认为这消除了神话性的起源与终点、以及死亡与苦难等极限情形，未能“关注语言的最终目的：对某事说些什么”(23)John Michel, Ricoeu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s: Bourdieu, Derrida, Deleuze, Foucault, Castoriadis (London: Rowman, 2015) 77.;相反，主张让解释学仍向世界与存在开放，尤其不再落入实证主义立场。在此前提下，米歇尔将利科视为后结构主义者，指出其不像德里达等同时期后结构主义者，利科“很少在这些通用标签下提及”差别原则，(24)Ibid, xxiv.已开始怀疑差别原则。

利科认为语言充当结构与事件之间的交易者，既承认它与结构有关，作为一种语义潜势而存在，也相信它与行为、事件有关而积极地实现着语义，因此统一性、基础性、系统性与封闭性应当被打破。但这一根本性突破并不意味着接下来就需进入“没有对象或主体的多重性的组织”，开始与结束、内外部的秩序与区分，仍存在于利科的解释学理论中：“德勒兹与利科都试图赋予事件更崇高的地位。然而，当利科试图给它一个叙述的结果时，这两个事件概念之间的深渊打开了。在他看来，这件事只有安排在叙述中才有意义。”(25)Ibid, p.79.这表明利科原则上不反对差别原则。他较之走得稍远的一步在于，援引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德塞都的“偏差中的差别”(differences in the deviations)概念来表示事件，认为“从结构语言学与符号学(从索绪尔到罗兰·巴特)，再到同时代的一些哲学家(从德勒兹到德里达)的协助下，差别的一个新版本在这里诞生了。然而，对德塞都来说，将差别理解为偏差在当代历史认识论中保留了一个坚实的锚点，因为正是模型建构的过程需要发现偏差”，以至于“这一作为偏差的差别概念版本提供了事件(event)的更好近似物”(26)Paul Ricœ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3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150.，即表明对偏差的敏感来自意义建构的需要，偏差因而也是意义的一部分，它是认识外部世界的原发点，也是历史得以展开的切入口。可见，利科虽然警惕索绪尔主义在结构系统中淹没事件的局限，却未因此全盘否定差别原则，而相信差别仍是意义的一部分。

(二) 反对差别，认为非误构的差别无意义，乃至用无言取代差别

利科之后的另一些文论家不认为差别是意义的一部分，而从新角度径直宣判索绪尔差别论的无意义性。这较早由利奥塔开先声。他不同意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27)Geoffrey Bennington, Lyotard: Writing the Event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51.尽管不否认事件是差别，但认为“索绪尔在符号意指而非价值方面的描述，存在着含糊不清的依附关系”，忽视了“暴力”破坏之下的“复杂性”(28)Ibid, pp. 68-69.，结构主义也相应地“依赖于话语、形象中阐述的对立以及对差别的根本意义的压制”(29)Ibid, p.77.，未及发掘出“差别的根本意义”，而把差别在观念中凝固起来了。与之异趣，利奥塔主张事件应“在认识的无序中被发现”并伴随“某种规则失常”(30)利奥塔著，谢晶译：《话语，图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7～158页。。在《异识》一书中他论述道，“事件……能既是其原因又是其进展的作者”(31)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Differend: Phrases in Dispu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164.。前者代表稳定的因果性，后者则超越因果性而取得反预设的突破。因为稳定化了的差别关系也吞噬了事件，实际上行使着一种暗中仍受制于因果关系的目的论。

这当然不意味着利奥塔一概反对差别。身为后现代文化的奠基者，他倡导的差别是建立在“仅以误构为依据的合法化”基础之上的、(32)利奥塔著，谢晶译：《话语，图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0页。在想象与运用新招数中建立符号之间临时契约、而创造性地玩语言游戏的小叙事。他援引并批判以卢曼为代表的系统论观点，认为打破追求性能效率和普遍共识、从而走出同质化趋向并让系统产生新的张力，才能形成真正富于差别的陈述。可见，差别在利奥塔这里有同质与异质之别，他反对的只是前者，后者才是为他所肯定的事件，以至于强调“一个人要注意差别：事件”(33)Geoffrey Bennington, Lyotard: Writing the Event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173.。他试图放弃的是指称论，而倾向于主张“所寻求的事件不只是在指称性方面，而是在‘真实’中、在混乱中被发现”(34)Ibid, p.108.，比如将某事之因与另一事之果进行基于分割的不断重组。

同样反对差别，又一种针对语言论同质化倾向的观点，既不认可差别属于意义的一部分，也不认为差别本身无意义，而是以无言的沉默取代了区分。如朗西埃提醒人们关注，政治的弊病首先是字词的弊病，因为有很多字词不指向任何东西，明明是没有身体的字词，属于字词之恶，却似乎在历史进程中客观地发挥着力量。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的作品都有这个特点。这种在索绪尔主义(建构主义)看来正常的情形，在朗西埃看来却不正常。社会作为事件的背景与基础，必须透过字词与非字词、事件与非事件的裂隙得到理解，即“永远必须透过其表象的欺骗来撷取”(35)朗西埃著，魏德骥、杨淳娴译：《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8～69、76、54、90页。。那引出“无场所”概念——“事件的可能性”(36)朗西埃著，魏德骥、杨淳娴译：《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8～69、76、54、90页。。历史的知识诗学的任务，是重写原始场景，采取迂回写作方式，迂回地写出一个作为空档悬置的“场所中的无场所”(37)朗西埃著，魏德骥、杨淳娴译：《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8～69、76、54、90页。。无言说场所的人，才可能用字词建构出颠覆性、身体性的新型书写。对言说过度的这份防范，正是对语言论差别原则的一种超越。

以法国大革命为例。革命每每是回溯的幻象建立起来的极端性想象，而革命事件的真正动力应该聚焦于空档与替代这两个主题词，它们显然都表征着“无场所”。事件在无场所中稀释过度的言说，使不可能性不再空洞，成为充实的可能性。朗西埃举例道，当历史学家说“国王死了”时，国王其实在死前已被代替事件的科学诠释给杀死了。无场所的事件就是要唤起对这另一种死亡的抗拒与超越，它属于在场中的非在场，正是它造成一般历史事件的幻象，发动起知识的诗学革命。如何才能实现非事件性历史、通过迂回写作激发出事件的真理性力量呢？这相当于创造出“一个肉身化抽象出现的事件”。与原初立法者的主体身份相应，事件也即一种“原初场所”(38)朗西埃著，魏德骥、杨淳娴译：《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8～69、76、54、90页。。历史中布满同名异义的常态，这种常态由语言造成：符号与事物的非同一性，必然导致同名异义。这本来构成着一个事件，因为它引出了一种始终无法被任何(语言)预设所逮住的“无”。但语言论学理用差别原则来破解这种非同一性，相信经由符号之间的差异性区分，即能化“无”为“有”，让事件的不存在的一面始终变得存在。这是把作为事件本性的“无”看成可以在差别性区分中始终并无意外地、安全而稳定地获得填充,从而被替换的“空”。在这条语言论思路中，真正的“无”——那不再存在的一面，被乐观地忽略了。对历史的书写误区，就在于过分信任语言的力量，以致掩盖了隐匿于表面差别性区分背后的“无”的空档。这些都是新叙事学在当今获得的、与“语言事件”有关的新生长点。

(三) 用技术事件取代差别，走出语言的延后性，但也遗留下生命的神秘性

从指认差别无意义到试图以别的因素取代差别，在晚近愈趋新变。2020年去世的法国思想家斯蒂格勒，直接征引了利科的有关论点，找到了取代差别、而又不再囿于语言论思路的新因素——媒介技术。他论证道，今天模拟与数字传媒在传播速度上的巨大进展，使之对事件不再有转播与直播的醒目区别，看似刚过去的、作为初级记忆对象的事件，是当下实时直播所直接制造出来的，而非回溯的结果。模拟与数字仪器不断制造事件，消泯事后与延迟的距离，形成了一种非反射性的反射性：非反射指距离的消除；
反射性则指，在这种距离的消除过程中发生着两方而非单方因素。因为“时间的工业制造所特有的前摄力”以其“接近光速”的性能，导致“不再可能区分‘事件’和事件的‘输入’，或者区分事件的‘输入’和‘接收’或读取”(39)朗西埃著，魏德骥、杨淳娴译：《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3、134页。，从而取消了传统那种事件因与叙述分离而必然形成的区域性。斯蒂格勒据此强调，记忆要成为真正的记忆，必须恰当减少可记忆之事，即懂得遗忘以获得记忆的真实性，他称这种状态为“代具状态”，并援引博尔赫斯小说《费奈斯或记忆》中的主人公费奈斯虽拥有惊人而细密的记忆、却终究与真实擦肩而过的故事，表明记忆同时应当包含对差异的遗忘，才能在通达真正的差异中“达到事件水平”(40)朗西埃著，魏德骥、杨淳娴译：《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3、134页。。媒介技术就是实现这种事件的动力。斯蒂格勒用媒体技术取代语言这一叙述代理角色，相信其能直接制造作为记忆成果的事件，颇具新意地走向了技术事件论，也预示了新媒介研究在当今的兴起。

上述三环节，深化了对语言差别性原则仍可能陷入的形而上学变体的审理，也坚定了有心人从语言中继续探寻新思想因素的信念。索绪尔本人新被中译出版的著作，证实了这一点。这种新变也并非不可究疑。最大的疑点在于：作为“语言之外的东西”的事件，是否有沦入神秘之嫌？维特根斯坦不难指认其为私有语言，这或许也是分析哲学阵营中罕见事件论者的原因所在(戴维森等少数学者除外)。(41)可参见拙文《当代事件文论的主线发生与复调构成》(载《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第一部分的论述。

需要进一步澄清，事件是如何在语言中发生的？对此过程的神秘色彩的不满，引出了不仅关系到索绪尔，而且关系到作为“大陆传统中‘语言论转向’的鼻祖之一”的海德格尔的转向，(42)Marco Piasentier, On Biopolitics: 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Langu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21.即围绕语言的发生性展开的生命转向。

差别性与任意性作为语言基本性质，根源于语言的发生。语言论之后的新转向，因而和语言的发生性反思产生了进一步关联。这个问题是语言论学理内含的一个矛盾：既然语言是符号的区分，一个符号唯有在与所有不是自己的其它符号的区分中才获得意义，那么，第一个符号是基于何种因缘而发生的呢？是一个破空而至的神秘事件吗？对这种神秘性的祛除，进一步引出了语言论之后的生命转向。直接文本证据如下：

拟人化的残余物破坏了“生命观念”(idea of Life)以及构成这些拟人化解释的语言观念(idea of language)。(43)Ibid, p.1.

问题因而不仅在于是否承认有语言发生的生命机制，而且更在于应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一生命机制。对此仍可以描述为纵深递进的三个环节。

(一) 从姿势角度揭示语言发生的生命机制

一部作品的开端，确乎使许多作家感到了表达的焦虑和发现的欣喜，他们每每表示作品“第一句话很可能是成书各种因素的实验场所，它决定着全书的风格、结构，甚至篇幅”(44)马尔克斯著，林一安译：《番石榴飘香》，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34页。。这在相当程度上表明，第一个符号决定着后面的符号关系走向，这与语言论学理的差别原则，不能不说构成了某种矛盾。有学者尝试从“姿势”的角度解释这一矛盾，将第一个符号，即语言的发生解释为主体融入语言行为的某种姿势，提出“独异就其本身而言，它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可重复、可再现、独特——但它的独异性也与某种重复不可分离。这种重复‘产生’了不可重复的独特性，以本雅明称之为‘姿势’的那些意想不到的、通常不受控制的动作的形式出现”(45)Samuel Weber, Benjamin’s-abilit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3.。这是将第一个符号的生成因缘解释为基于长期重复训练与积累而形成的、仿佛无意识化的独异性行为，开始考虑到语言之外的生命因素：每次重复中均有差异性溢出，是积极涵容了潜能运动的重复，对独异性形成了“潜在的交流行为”(46)Ibid, p.44.，作品看似突如其来的第一笔，因此实则植根于潜在的准备。

但这一解释面临着是否流于神秘化的问题：重复中基于潜能运动的差异性溢出，会再度沦入虚空吗？马克·皮亚森蒂埃2021年的新著《论生命政治：自然与语言研究》，对此作出新的反思。这部著作讨论生命政治对自然生命与语言的关系调整，发现生命政治研究中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着将生命神秘化、从而加剧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张关系的问题，语言发生的生命机制从而并非无懈可击。

(二) 姿势论对生命的神秘处置

要澄清语言的发生性，必然触及语言论与生存论的交汇点，在此的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皮亚森蒂埃论证道，海氏仍把人与非人的生物简化为世界本身的历史事件，未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表现为当他倡导“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时，人们关于世界的创造，便失去了任何思考独立于语言的维度的可能性。但与思辨转向不同，皮亚森蒂埃不认为出路在于把物的实在性分离出来，而只指明，对独立于语言的维度的这种流失与湮没，是一个悄然造就形而上学裂隙的不可靠环节。因为海氏所说的Dichtung是纯粹的意指潜力，其唯一的命令性在于放弃话语之外的物质独立，语言论的登场诚然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抹掉任何超越语言的最终基础，并不能将这场革命从任何规范性禁令中解放出来。“语言不完整，因为任何开口都不会耗尽它的神秘性。正是这种神秘成为这句话无声的精髓。”(47)Ibid, p.19.运用阿甘本对声音这种无声本质的定义——“零度意义”，皮亚森蒂埃指出这种“零度意义”既不具有差异性(即具备根源)，也反对无所指(即脱离根源)，既不是完全无所指，也不仅仅是具体的所指，“它把自身设定为一种‘原始痕迹’，一种在场和缺席之间的原音位”(48)阿甘本著，钱立卿译：《剩余的时间》，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128页。，兼容“不可能熄灭”(即给出发生物)与“超越所指”(即带出发生源)这两种状态。

事实上，德里达出版于1982年的《哲学的边缘》，已发现海德格尔对语言的这种阐释，仍保留下和默许了对始源的倾听，因而未挣脱形而上学。(49)德里达著：《哲学的边缘》，《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这一问，在深深打击“我们的世界便是语言的世界”这样的乐观信念之际，(50)吴茵、唐逸编著：《汉语文化读本》，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316页。揭示出它所神秘遮蔽了的东西。注重“事”的智慧的我国当代学者的看法，同样简洁入理：“在以‘言’观之的进路中，存在不仅被纳入语言之中，而且往往以语言本身为界限：对世界的把握无法越出语言的界域，以此为背景，人所达到的，往往只是语言，而不是世界本身。从其本来的形态看，语言既是特定形式的存在，又是达到存在的方式。当语言所体现的存在规定被不适当强化之时，它本身便可能被赋予终极的规定，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把握存在的手段或方式本身被抽象化为存在之源。不难看到，这一进路的内在趋向在于化存在为语言，由此，真实的世界无疑容易被掩蔽。”(51)杨国荣著：《人与世界：以事观之》，北京：三联书店，2021年，第3页。这是从哲学上作出的釜底抽薪式探问：既然语言是达到存在的方式，那语言自身的存在又是由谁来达到的呢？语言之外的事件，会不会恰恰是语言对自身存在规定的不适当强化？

但皮亚森蒂埃更为深入地把这种神秘和“拟人化残余”联系起来考察，认为现在的“目的不是摈弃海德格尔的转向及其遗产，而是让潜藏于人类总生活在语言中这一观念里的拟人化残余浮现出来”(52)Marco Piasentier, On Biopolitics: 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Langu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3-4.，从后期海德格尔—福柯—阿甘本这条通道，顺乎学理地指出了语言论之后的转向逻辑。语言的“拟人化残余”必然落入神秘的虚空。是谁“试图将存在的声音从任何拟人化表象中解放出来”呢？(53)Ibid, p.64.根据皮亚森蒂埃的梳理，答案即后期海德格尔与福柯在人的形象上达成的共识，以及为这一共识所直接影响的阿甘本，他们围绕生命这一范畴展开前后相续的运思。

具体地说，当前期海德格尔主张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时，他包含了人与非人的生命共存于世界中的基本意图。但后期海德格尔将人的本质植根于语言中，认定人总是已经消散在语言中，这就把前期发展出的、平等意义上的生命抽象化了。(54)对现象学将生命抽象化的反思，也存在于以米歇尔·亨利为代表的晚近法国生命现象学中，其反思胡塞尔现象学以“出离”、可见的意向性方式对生命的理解，认为其遗忘和隐匿了生命。后期海德格尔与福柯由此出现了一种联系，即唯当人不再拥有具体的生命，语言才存在。皮亚森蒂埃指出，对海德格尔作品的这种解读开创了一种哲学传统，其中包含了福柯与阿甘本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不仅通过清理闪现于福柯思想中的“存在的家园”的影响，可以发现福柯与后期海德格尔一样，一劳永逸地放弃了“人具有永久结构”的观念，实现了存在与时间的“存在于世界”，而且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阿甘本的生命形式概念。

阿甘本的生命形式论主张在暴露“语言限度的经验”之际写作，(55)阿甘本著，王立秋、严和来等译：《潜能》，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20、32页。也即在“放弃语言”这一生命行为中用语言写作。皮亚森蒂埃以麦尔维尔的一部小说《缮写员巴特比》为例强化了这一点，表明想要进入天堂的大门，人类就必须放弃他是一个有生命的生物的信念，生命形式无论其本质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在这种擘划中都无可救药地迷失在一种“大无知”状态中。质言之，人只有通过消失才能遇到他们的真理。可见，这里触及了暴露语言限度与进入语言这两者的临界点，出现了一个从后期海德格尔与福柯那里流传下来的神秘概念：“外部”。所谓“外部”并不指任何具体的、现实性的本体论，其性质是：不可能提供一个关于人的定义，而只是无休止地逃避于语言的拆解之中。阿甘本对生命形式的定义，和海德格尔有关世界存在的界说，由此都可以用与福柯提出的定义相同的方式来解释。他们定义的拓扑结构即“外部”的拓扑结构，三者共同导致的结论是：文字的无尽解体，作为人的定义的无限可能性，标志着后期海德格尔的“沉默”与阿甘本的“空白空间”，表征着人的真理。

此种设想可能实现吗？在暴露出语言的绝对极限的脆弱之处坚持使用语言，使上述三家尤其是阿甘本关于语言的界定，都回到了零度生命的“虚空”(56)Marco Piasentier, On Biopolitics: 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Langu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59. 皮亚森蒂埃选择讨论的文本中包括《艺术作品的本源》这篇“指引了通向语言的道路”的海氏文本(Ibid, p.17.)，后者试图在非语言中使用语言，这一虚空中的神秘性，使中国学人在接受它时用“亦见亦隐” 四字并结合一些表示模糊性的诗句，轻易打发了它(钱锺书著：《管锥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6页)。虚空的接受也只能是这般虚空的。。生命形式论区隔开了语言内部的操作，而肯定了一种从不明之处空降给语言的神秘状态。已不可能从语言中构思外部，这被皮亚森蒂埃称为逻辑同态(logomorphism)。阿甘本笔下的语言革命由此开启了亵渎的世界观：“我们想展示的是，从我们对海德格尔、福柯与阿甘本的阅读中涌现出的哥白尼式的语言革命，如何为一种有问题的后人类主义形式(a problematic form of posthumanism)打开了空间。这种后人类主义引入了‘少’，一种缺乏。”(57)Ibid, p.61.对外部虚空的这种神秘色彩的防范，是不是一种确乎还没有人留意过的推进？

这便要看前人有否如此理解过外部虚空。诚然，福柯对后期海德格尔思想并非完全没有保留，但他的保留态度和德里达一样，限于对先验预设的敏感，即针对《艺术作品的本源》等著述有关语言本身就是创建者的说法，认为这属于一种先验主义残余，会“促使语言成为一种带有瑕疵的先验主义的化身”(58)福柯、布朗肖著，肖莎等译：《福柯/布朗肖》，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12～13、52、86页。，而有必要与这种“潜藏的意义”预设以及视“本原”为“唯一的开端”的观念拉开距离。(59)福柯、布朗肖著，肖莎等译：《福柯/布朗肖》，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12～13、52、86页。在这种不让语言带上瑕疵、相信语言而不改变其存在本身的前提下，根据皮亚森蒂埃的提示，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与福柯的权力概念出现了媾和。(60)可参阅Hubert Dreyfus, “Being and Power: Heidegger and Foucaul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4.1 (1996): 1-16.福柯撰写了《外界思想》(“外界”即“外部”)一文，发现布朗肖不像海德格尔那般视语言为存在的真理，而将之看作对虚空的等待、一种向外侵蚀并最终达至沉默与虚空的运动，“外部”在此指一种语言令主体不再存在、而自为地出现的“不在场”状态，(61)福柯、布朗肖著，肖莎等译：《福柯/布朗肖》，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12～13、52、86页。也即一种基于空虚与匮乏的吸引力所在之处。但布朗肖由此不再赋予主体生命在语言面前的具体性，相信“语言，在它关注的和遗忘的存在中，具有一种掩饰的力量，这种力量抹去了每一个确定的意义，甚至抹去了言说者的生存”(62)福柯、布朗肖著，肖莎等译：《福柯/布朗肖》，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12～13、52、86页。，只能从虚空与死亡角度得以理解。这是意在重建生命具体性的皮亚森蒂埃所反对的，“外部”在后者看来不是需要的归属，而是扬弃的中介。正是这点调整出了语言论之后的新方向。

依循上述检讨，姿势论能否弥补语言论之后的事件转向的不足，可以得到深入的观照。阿甘本也使用了“事件”一词，将事件视为语言事件，认为其依赖于“缺乏”，但将其理解为建立在虚空中的零度意义。从“姿势”这一建立在潜能基础之上的角度揭示语言的发生，由此便不再想当然。皮亚森蒂埃分析指出，姿势既不表示行为中的具体内容，也不表示缺乏表征的可能性，而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63)Marco Piasentier, On Biopolitics: 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Langu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60. 阿甘本关于姿势的论述，可参阅阿甘本著，赵文译：《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1～81页；
阿甘本著，潘震译：《业：简论行动、过错和姿势》，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在生命形式中挥之不去的虚空底色，相应地成为潜能与姿势的盲点。用姿势来解释语言的发生，是以付出落入虚空状态这一代价为前提的，其神秘性依然需得到祛魅。“语言的揭示从一开始就绝对地摆出了意义的姿态，引入了一种拟人化的原则，一种纯粹的象征意志，使世界始终迷人”(64)Ibid, p. 63.，迷人处却仍有着需要深深撬动的钝根。

(三) 重建有助于消除自然/人文科学(语言)顽固对立的具体生命

语言论之后，由此还需要转向生命。在一些理解中，阿甘本已完成这个转向，(65)可参见拙文《索绪尔语言论能否解释艺术的言外之意？——一个通向当代事件文论的考察》(载《人文杂志》2021年第9期)第三部分的论述。其生命形式论已经为走出索绪尔语言论那种在规则的现成性中重复“对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可避免的分离的讨论”(66)阿甘本著，蓝江译：《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页。，提供了解药。如今进一步看来，仅满足于这一点仍是不够的，还需看到阿甘本从发生学上提供的这剂解药背后同样存在着的症结，那就是虚空对生命的神秘化处置。现在，皮亚森蒂埃进一步提出了阿甘本之后的生命还原问题。他质疑福柯在《论人性：乔姆斯基与福柯论辩录》中有关生命概念“是与科学知识无关的认识论指标”的界定，(67)Marco Piasentier, On Biopolitics: 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Langu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46.认为这种界定使生命概念的关联方向不再是科学的，而是社会的与政治的。换言之，即使将阿甘本这最新的一站算在内，现有语言论格局存在的拟人化残余，使之与自然科学形成了僵固板结的对立。本节开头“第一个符号何以发生”之问，之所以牵扯出生命神秘化与抽象化的缺口，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残余。语言论之后，是彻底清算这种残余的时候了。如何走出清理残余的新步子？皮亚森蒂埃认为“既有朝对意义无动于衷的自然世界的方向，也有朝超越了普通语言陈词滥调的元物理原则的方向”(68)Ibid, p.63.，前者大体涉及动物研究与后人类研究，(69)也包括国际上近来兴起的“生命写作”的其它对象如残疾人士等。参见贺秀明著：《生命写作》，载《外国文学》2021年第2期。后者则大体涉及人工智能研究，它们都维系于生命政治对生命范畴的理解更新，触及了新的前景。

这也就最终表明，生命转向所说的“生命”，和狄尔泰、柏格森等生命哲学家所秉持的“生命”概念本质有别。如果说后者在人本主义哲学立场上主要阐扬人的生命，那么前者则旨在努力打通人与非人的生命，摈除一切重新用神秘堵塞生命力量的可能，重建生命的具体性。姿势论本性上应当具备、却在实际发展行程中逐渐失落了的，就是生命的这种具体性。因为当用重复中形成的不重复的独异来解释姿势、进而揭示语言发生的生命机制时，独异性植根于潜能运动，那无疑证实了生命超出语言的存在，但这种生命的存在如何同时克服自身趋向神秘的负面，并未被姿势论自身视为应当进而解决的问题，而引起当代理论研究的重视。后者将重复中形成的非重复性独异理解为“尽管这种意识仍是个体化的，但仍渴望着某种程度上的超越”、以至于向以“生命物种的共性为中心的话语”或者说“生命科学”(life sciences)超越的具体生命，(70)Samuel Weber, Singularity: Politics and Poetic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21) 109.准确地道出了生命转向的真谛。

思辨转向、事件转向与生命转向，依次对任意性、差别性与发生性这三个语言性质中的要素进行反思，都在严谨的批判意义上回应了语言论学理，标示了语言论之后的学理取径。这三种转向，彼此不可通约：思辨转向将物与事件对立起来、忽视了事件是物之为物的必然环节这一点，引出了事件转向；
事件转向中超出语言的神秘部分对生命的抽象化，进而引出了生命转向对之的深入检审。三者由此不仅是横向并列展开的前沿学术态势，也体现了纵向深入的演替脉络。

对这三种转向的研究，有助于廓清当代后理论中主要议题的来源与归属。后理论建立在反思语言论学理的基础上，后理论者有关“将‘理论’的工作细化为对于语言必然失效的更为全面的分析”的总结，(71)Jane Elliott & Derek Attridge, Theory After “Theory” (Routledge, 2011) 12.便富于代表性地概括了这一立场。语言论之后，思辨转向迎合了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与科幻研究的崛起，事件转向提供了新叙事学与新媒介研究的接力空间，生命转向则引出了动物研究、后人类研究与生命政治研究的新要点，它们都在最新理论读本中有着清晰的位置，(72)如文森特·里奇著《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复兴》(朱刚、洪丽娜、葛飞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一书开篇的“21世纪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复兴态势图”。都是后理论的议题。转向后的综合创新的建构前景，突破口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