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下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理论思路初探

○成志杰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尤其是大国都在探求世界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作为维护和变革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力量，新兴大国意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因自身实力和能力有限，新兴大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主要通过集体的力量发挥作用，并通过合作机制的平台来发出声音和推动变革。因此，在世界转型过渡期，由新兴大国引领的合作机制日益受到重视，其合作机制建设日益得到加强。

新兴大国合作机制是国际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的典型包括由中国参与并引领的合作机制，如“一带一路”倡议、中俄印合作机制、上合组织、金砖机制等，它们在当今国际社会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而且，中国开始强调以上合作机制的机制化建设，如中国提出要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1]、支持上合组织和金砖机制的机制化建设[2]、拓展“金砖+”合作和推进金砖扩员进程[3]、扩大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的影响力[4]62等；
在实践进程中，由中国发挥引领作用的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和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其机制建设日益深入和发展。这说明，新时期，作为新兴大国典型代表的中国越来越重视合作机制建设，希望通过各种合作机制加强与各国的合作，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在阐述自身立场的基础上把中国的理念转化为共识性原则[5]。从实践来看，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通过加强合作机制的机制化建设来实现。同样作为新兴大国的俄罗斯、印度也有着相似的需求，俄罗斯致力于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建设，意图将金砖机制打造成实体机制；
印度注重发展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在2016年担任金砖机制主席国时着力推动其机制建设。与此同时，三国在2018年启动了中俄印领导人会晤机制，可看作是深化中俄印合作机制的重大举措。

因此，无论是新兴大国还是作为新兴大国典型代表的中国，都意图通过合作机制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这也使得合作机制的机制化建设成为重要的诉求。合作机制的机制化建设，或者说是机制化、机制建设、机制发展等表述，其核心内涵是一致的。机制化是指要求成员国的行为受制于被普遍接受的准则、规则和惯例[6]362；
机制建设是指“为了保证和提高合作效率而由各合作主体共同协商制订确立协调、约束各合作主体的准则、规范和建立相应的执行机构等行为”[7]101。这些定义契合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机制定义，即汇聚着行为体预期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8]185。由此引申出的合作机制的机制化、机制建设或者机制化建设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本文主要使用机制建设，使用到其他类似表达以同样的内涵对待。广义上，机制建设包括深化和扩容两个方面。在本文中，机制建设主要是指深化，即机制本身的架构设计。

基于国际社会以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主体的现实，合作机制主要是指国家间的合作安排，从作用范围来看主要包括双边机制和多边机制。从作用和效力来看，多边机制相对要强于双边机制，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本文重点关注多边机制，它是指由真正的多边主义指导下的合作机制。在中国看来，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9]，亦即中国强调的真正的多边主义的核心要义是基于平等，强调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这彰显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的一种新理念，也必将发展出不同于西方国际机制理论的新的理论思路。

二战以后，国际社会进入相互依赖的时代，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国家间的合作日益通过机制化的途径展现出来，不仅有惯例性对话，更有制度性规范和组织性执行，这也助推了合作机制得到推广和发展。合作机制实质上就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提出的国际机制，是指国家间的集体性安排(collective arrangements among nations)[10]147。因此，对合作机制理论的探讨实质上就是对国际机制理论的探讨，对合作机制建设理论的探讨即是对国际机制建设理论的探讨。

合作机制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发展演化的。冷战时期的合作机制可以划分为结盟式合作机制和不结盟式合作机制，主要案例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不结盟运动等。期间，伴随着美苏攻守形势的转化，特别是面对苏攻美守的局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重点推出了国际机制理论，希望通过集体合作和集体霸权维护西方的地位。此时提出的国际机制理论除了应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还有西方内部出现的变化——日本和欧洲的崛起，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挑战等。面对这些问题，西方主要大国之间分歧严重，由此催生了七国集团进行大国协调。但七国集团的大国协调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合作[11]，另外借助已有的经合组织、IMF、世界银行、北约和美日同盟等执行峰会的决定，七国集团构建成为典型的结盟式合作机制。与此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间的不结盟运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与美苏展开斗争，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但它们的合作形式相对于美苏主导下的结盟式合作机制更加松散，成员国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由此酝酿出缺乏主导者的不结盟式合作机制。相对来说，冷战时期的合作机制以结盟式合作机制为主。

但是，这种情况在冷战后发生了变化，不结盟式合作机制得以流行，而且美国在七国集团内部的地位相对式微，不再发挥如冷战时期的核心主导作用。特别是伴随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西方大国及其七国集团也日益式微，由新兴大国参与和引领的合作机制日益受到重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最直观的体现是二十国集团和金砖机制。将两者相比较可以发现：西方大国的合作机制实质上是霸权主导下的合作机制，内部存在着不平等；
而新兴大国的合作机制是基于平等的合作机制。因此，两者建构理念存在根本的不同，虽然都是基于合作，但是合作的内涵却大相径庭。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冷战时期结盟式合作机制和不结盟式合作机制的延续。

理论的发展是有其内在逻辑的。近代以来，西方（美欧）长期垄断着国际关系的主导权和国际机制的创制权，迄今为止的国际机制在建构中仍然难以超越这些机制规则所奠定的思维框架[12]4-6。如二十国集团和金砖机制在机制架构上实际上是七国集团的“翻版”，金砖国家建立的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在功能上其实是对世界银行和IMF的仿效。实质是，国际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呈现出一元性的特征。在特定时期，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实现对这些内在逻辑的超越。这些内在逻辑主要包括：引领者、目标定位和机制建设等。国际机制具有主体间特质，需要行为体行为的透明和达成一致期望[13]405。引领者虽然作为主要推动者推动了机制的形成，但是如何获得认可和遵守以至执行是机制维持和发展的关键。认可、遵守和执行都要尊重行为体的主体间性，充分尊重他国的利益和诉求。机制的目标定位发端于成员国共同的诉求，如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安全的需要和金砖国家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诉求。随着机制的发展，目标虽有所变化，但是原有的培育出来的相互信任感将继续促进机制的演化[14]79。机制建设主要体现为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它们是保证机制运作的两个主要方面。而机制的成功运作，则取决于行为体要按照机制所规定的内容而实施的管制、程序和项目措施来改变自己的行为[15]68。无论是制度，还是组织，它们可以汇聚行为体的行为预期，改变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协调和调整行为体的政策和行动[14]，减少主体间行为的不确定性。因此，内在逻辑的主要内容始终以尊重主体间行为作为根本，保证了一国对他国行为“相互预期”的可靠[13]387，实现了国际机制的建立和发展。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机制的发展呈现出活跃的趋势，主要表现是新兴大国引领下的机制建设热潮，主要特征是彰显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机制不同的外在逻辑。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作为由新兴大国引领的国际机制，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具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表现出了一些新型的外在逻辑，即成员新——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并由新兴大国引领，理念新——包容性发展和合作安全，形式新——倡导平等的合作，目标新——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这些实践为国际机制建设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已经成形的国际体系不同，它们多由新兴大国引领、处于初创阶段、践行主权平等。更确切地说，它们还处在探索实践的过程中。

因此，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新兴大国引领的国际机制产生了明显的外在逻辑的不同，主要是主体间地位的差异。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存在一定的不平等，新兴大国引领的国际机制则提倡“协商一致”。后者在原有思维框架的基础上，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典型如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包括全球五大洲在内的57个国家，目前已经有106个成员国。合作是国际机制的基础，两者主体间地位的差异也体现了合作内涵的差异。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机制是霸权领导下的不对称合作，具有强权的特征，以结盟为主要取向；
新兴大国引领的国际机制是基于主权平等的对称性合作，具有自主自愿的特征，以伙伴关系为主要取向。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引领的合作机制发展起来以后，国际机制建设的外在逻辑呈现出二元性的特征。

总之，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新兴大国的合作机制建设相对于西方大国的合作机制建设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继承的一面主要是指合作机制建设仍然遵循实力结构变化导致国际机制实质性的变化，这是根本。当今世界变革的根源就在于实力对比的变化，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催生了新兴大国合作机制的建设与发展。发展的一面主要是指外在表现，多体现为因新兴大国利益诉求和自身文化基因与西方大国差异导致的表现形式的不同。由金砖国家创立的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可以看出，它们在权力分配上明显体现了平等的原则[16]。深层次说，任何理论逻辑发展具有一致性，逻辑起点可能不同，但围绕某一主题的观点却有可能在某一点上会合[17]3。但是，基于不同文化和思维的表现方式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国际机制可以发展出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行为体合作的新方式，实现新的互惠合作[17]225。目前新兴大国的合作机制建设就正展现这样的趋势。

虽然传统智力（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政治学的“社会”维度，但是自由主义却提出了质疑[18]491，强调理性选择分析，认为国际机制的形成取决于共同的或者互相补充的利益存在，“从而使共同的生产联合收益的行动是理性的”[14]79。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国家经过理性的比较分析，在互动博弈中构建国际机制，并通过国际机制促进国家间互益性合作。这无疑是国际机制形成发展的根本所在。但在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看来，除了共同的利益，国际机制的发展还需要具备一些特定的条件，主要包括：必须有在国际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具有共同的目标——安全和发展，成员国认同谈判和协商的手段是最好的途径[19]。这实质上是对国际机制发展主要推动者、目标定位和机制建设内涵的强调，也就是对机制建设过程中的三个要素的强调，即引领者、合法性和实效性，这也可以看作是合作机制建设的三个关键点。

结合国际机制的发展演变，我们也可以总结出合作机制建设的三个关键点，即前提、过程和结果。前提是指要有共同或互补的利益，这是根本，是促成成员合作的关键，进而延伸出合作机制的目标定位，是合作机制的合法性所在；
过程是指要有引领者的推动，这是核心，需要彰显大国的作用和地位，是推动合作机制建设的关键；
结果是指合作机制建设可能选择的形式，这是标志，是机制化程度的体现，是影响合作机制存续发展的关键，是合作机制的实效性所在。

合作机制建设的三个关键点恰好也是合作机制建设的内在逻辑，这可以通过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的发展得出。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是由中俄引领发展的合作机制，目前正处在机制建设的过程中，还没有发展成为类似联合国、IMF、世界银行性质的成熟国际组织。它们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有待深入发展。金砖机制缺乏执行落实的有效实施平台，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滞后。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合作机制建设的高成本，从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的实践来说分别就是构造机制和达成一致的成本。同时，要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需要时间。虽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希望实现对西方的超越，但是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所谓的新型合作机制建设仍将遵循原有的内在逻辑。

这些内在逻辑正是促进机制建设的主要方面，并可以构建一种合作机制建设的理论框架。首先，机制建设需要一个引领者。在奥兰·扬(Oran R.Young)看来，研究机制形成的学者钟情于“霸权”（hegemony）或“主导权”（dominance）[13]10。这恰恰说明了引领者对于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它作为发动机推动机制的形成和发展，这就如同中俄在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内承担的角色。其次，机制建设获得了成员的认可和遵守，即具有合法性。机制建设的初期一般缺少实质性的制度和组织约束，通常的做法是成员具有共同的诉求和目标或培养成员之间的信任感。金砖机制合作的突出表现在经济领域，成员国谋求建设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成立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增强各国经济实力，这是金砖国家合作的核心动力之一[20]。“上海五国”边界谈判形成的信任关系为成立上合组织打下了基础，而安全利益的扩大是上合组织由机制发展成为组织的核心动因[21]。同时，安全问题的存在使上合组织的机制化程度不断深化。第三，机制建设的成果保证了机制的执行落实，即具有实效性。机制建设成果主要体现为制度约束和组织执行。新开发银行协议和组织建设成为金砖机制建设的典型成果；
上合组织的各个会晤机制、法律文件及常设机构充分证明了其机制建设的成就。这些都将有利于机制的执行落实，保障了机制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合法性和实效性是机制有效性（effectiveness）的来源，有利于机制的维持[22]。但对于仍处于机制建设过程中的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来说，机制发展要比维持更重要，这也符合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特征，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机制相比较，它们的机制建设尚处于探索实践的阶段。

以上三者是推动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因素，缺一不可。引领者是核心，目标定位是基础，机制建设是保障。三者是对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实践的提炼，共同构成合作机制建设的理论元素，可以初步构建一种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的理论框架。但对于合作机制的创设和发展来说，核心在于引领者和目标定位，它们共同构成合作机制的根本所在，是影响合作机制建设的主要因素。

大国在国际机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国际机制多由霸权国主导建立或主要大国协调建立[17]220。在现实主义看来，霸权国通过建立国际机制来维持现状和获得更多利益[6]296。因此可以说，霸权国是许多国际机制的主导创造者和维持者。但自由主义却认为，“国家为促进互益性合作而建立国际机制”[14]，同时强调国际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体系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有力的成员所设计[14]62。因此，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重点强调的是基于共同利益或互补利益的合作对建立国际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其中大国（并不必然是霸权国）是建立国际机制的设计者和推动者，甚至是主导者。也就是说，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通过合作成就机制，合作成为国际机制的基础，而且通过机制促进合作，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大国或大国集团。这些都说明，国际机制取决于大国的关系、作用和态度[23]277。新世纪，多极化进程的加速消解着霸权的国际权威和对机制的领导权，大国或大国集团合作越来越成为塑造国际机制的主要推动者，甚至是引领者。

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合作是通过谈判的过程使行为体的行动趋于一致，也就是通过政策协调达成一致[14]51。这为国际机制内的大国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即大国协调。不同于美国霸权下关系等级性和不平等性[24]的结盟外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倡导基于平等和不结盟的伙伴外交，实质就是新兴大国协调，典型代表就是金砖机制。西方学者曾对2025年的全球治理作出设想，其中之一就是欧洲协调再现（Concert of Europe Redux）[25]15。在 基 辛 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看来，欧洲协调强调的是权力均势（Balance of Power）[26]78-102，是英国主导下维持欧洲大陆和平和海上霸权的主要手段，是“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而新时期的新兴大国协调是对“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反转，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在具体合作方式上，新兴大国强调共识和一致行动，使各国的意愿和利益得到保障，协调成为重要的途径。这也可以看出，近代发展出来的国际机制，其核心功能是协调，无论是欧洲协调，还是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以及金砖机制都体现了这样的核心功能。相对来说，欧洲协调、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金砖机制的核心是大国协调，其他一些国际机制则侧重于不同行为主体的协调。

理解国际机制的合法性（legitimacy）有两个维度。一是理论的维度。基欧汉认为，正是因为原则、规范和规则之间的紧密联系，赋予机制以合法性。其中原则、规范和规则对行为的禁制是国际机制概念的核心内容[14]59。这是从理论和概念的角度对国际机制的合法性进行的阐述，重点强调对行为体的约束，基于共同认可的原则、规范和规则反过来又对认可者形成了约束。二是实践的维度。国际机制的合法性是指机制被认可和自觉遵守的情况[22]。它的根源在于，“国际机制的建立、实施、修改、完善都是由众多国家参与的，国际机制的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的确定得到了参与国家的认可，并通过国内法定程序得到了确认”[27]。也就是说，国际机制通过行为体的参与获得认可从而具有合法性，形成一种自愿和忠诚的行为[28]。奥兰·扬也认为，正是社会实践的成长，使机制在行为体的思考过程中获得了合法性，进而形成规则、程序、共同体[15]111。

核心目标代表着机制的合法性。核心目标，即成员国共同的需求和利益所在，是维系成员国团结和机制发展的基础因素。可以说，核心目标是决定机制存在和发展的关键之一。国际机制的核心目标主要是为了满足行为体需要或达到一定的目标[29]3。而国际机制的建设性目标是其得以建立、保持的最根本原因，一旦机制的目标得到实现和深化，就会在参与者中产生正面预期，从而巩固其存在[17]84。国际机制的目标需要集中在一些议题领域，它们是一些需要通过共同协商或者紧密协调的手段进行处理的议题[14]60。在国际机制发展的过程中，这些议题领域具有相对的集中性，保证了机制的延续和手段的传承。

国际机制的实效性主要是指机制的执行落实情况[22]。国际机制的执行首先需要认可和遵守，也就是承认其合法性。但是协议越深入，越需要“惩罚”来作为支撑[30]386，也就是需要相关组织或机构来落实和执行。协议的深入和机构的执行，意味着国际机制机制化程度的提高。确切地说，协议的深入是对行为体制度约束力的增强，机构的执行是对机制组织执行力的提升。因此，国际机制的机制化程度主要体现在制度约束和组织执行两个方面，即“机制化的成果通常需要达成协议或成立相关机构来落实和执行”[31]。机制化程度提高有利于机制的执行落实，制度约束和组织执行也就相应成为国际机制机制化的实效性所在。因此，机制化程度不仅是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标志和成果，也是影响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因素。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机制化程度是影响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实际上是合作机制的形式选择。从对国家行为的约束来看，国际机制具有非正式性、制度性和组织性三个递进性层次，也可以表述为：国际惯例、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32]570。基于国家间的一致同意，国际机制以上的三个特性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而往往是两者或三者的结合。在奥兰·扬看来，后两者可以看作是“世界事务中的治理”（Governance in World Affairs）的重要路径[15]2[33]6-8。也就是赋予了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作为“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的“无 政 府社会”（The Anarchical Society）国际机制建设的两个方面。因此，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成为合作机制建设的两条主线。

同时，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也是国际机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如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机制有可能是差不多的正式表述，也有可能有清晰的组织安排相伴随[34]277。正式表述可以被理解为国际制度，与非正式的、隐含的国际惯例不同，它是明确的、正式的；
组织安排可以被理解为国际组织，是实质性的实体，拥有办公地、预算、雇员和架构等。国际制度是国际机制正式化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定，实质是收敛的期望和行为或实践模式的结合[35]16,[18]495-496。国际组织是国际机制最有效的载体，也是国际机制发展成熟的标志[17]4,11。国际组织是机制制度化水平提高的证明，它主要从事监督、管理以及调整机制的运作[36]5，是国际制度的进一步体现[13]3-4。实践来看，国际制度的约束和国际组织的运作是国际机制最直观的体现，也是其机制建设最直观的成果，有利于机制的执行落实。

但是，制度和组织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虽然两者有区别，但也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制度本身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必须有实际承载体（组织）”；
而且，“特定的组织总是按照特定的制度来安排和建立的，组织是制度安排的产物”[37]26。其中，制度具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区别，如同国际社会中国际惯例与国际条约的区别，从是否具有实质法律约束力的角度将两者进行了区分。这就可以看出，国际惯例、国际制度、国际组织的递进性关系是存在的，呈现出对国家约束力的渐进性增强，而且前者往往被包含在后者内，是后者发展演化的重要前提。因此，国际惯例只是国际机制形式的开端，后期的发展是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相辅相成，共同形成国际机制机制化的两个主要方面。总之，具有实质意义的国际机制建设将主要集中于国际制度建设和（或）国际组织建设，最高层次的表现是集中于国际组织建设。

国际机制的机制化相应也可以以此为演化路径，最初为国际惯例，之后是国际制度，最终是国际组织。国际惯例是非正式的、隐含的，并不具有实质的约束力，往往表现为获得一致认可的规范或以对话为主的国际会议形式。它们的非正式性具有协调国内-国际两种政治需求和保持灵活性的优点[38]41。它们构成国际机制的主体[39]86-91。国际组织是国际制度的具体体现，是常设性、制度化的国际会议形式[40]175。这些正式机制具有可信性，保证了机制的执行落实。因此，从宏观的可视性来说，国际机制的机制化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对话机制和国际组织。

实践中，国际机制的机制化往往表现为对话机制、“对话机制+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三种形式。对话机制的典型体现是大国协调或针对热点问题的协商机制，具体体现为国际会议。大国在这些机制中实质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大国协调成为保障国际社会正常运转的主要机制。当代大国协调是以19世纪的欧洲协调为原型的[41]78，同样具有非正式性的特征[42]123[43]362-368。在大国协调下，“对话机制+国际组织”形式开始显现，这样不仅保证了国际机制的灵活性，也保证了国际机制的可信性[44]8。国际组织是国际机制机制化成熟的标志。它们的关键特征（key properties）是集中性和独立性（centralization and independence），有利于创造和实现社会价值（community value）以及执行国际承诺（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45]3。以上三种形式可以成为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选项，成为合作机制建设最终成果的重要体现。在金砖机制建设过程中，金砖国家设立的应急储备安排从性质上来说仅是国际制度，而且其同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一样，都是约束机制的体现。因此，以上三种形式中的“对话机制+国际组织”的形式也可以拓展为“对话机制+约束机制”的形式。

近些年，国际机制理论和实践出现新的发展，主要体现为机制复杂性（complexity）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与此相对应的是机制互动（interaction）和融合（integration）问题。国际机制复杂性是国际机制理论的前沿问题，其重点在于分析机制增多对国际合作的影响[46]4，这导致国际机制互动研究成为当前西方国际机制理论中新兴的研究领域[47]52。即面对在某一问题领域国际机制增多并日益碎片化的现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机制之间的融合，打造成复合机制，实现国际机制在层次和形式上的结合。这样，国际机制的复合机制形式将会有多种，主要包括：“对话机制+国际制度”“对话机制+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对话机制+约束机制”。实践中，国际机制的复合机制形式主要体现为“对话机制+约束机制”的形式，这样既保证了机制的可信性，也保证了机制的灵活性[48]115-116。对此，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也可以选择“对话机制+约束机制”的复合机制执行模式[49]。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对话机制+约束机制”的复合机制形式在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中的适用性。也说明，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的形式选择可以多种多样。基于大国保持自身独立性的需要和合作机制发展的实际，“对话机制+约束机制”的复合机制形式应该是较为现实的选择。

秘书处是合作机制建设深化的重要体现。无论是七国集团，还是二十国集团和金砖机制，学者们都提出过设立秘书处的建议，传统意义上这涉及国际机制的功能定位和独立性问题。由大国组成的合作机制的核心功能是协调，设立秘书处意味着要提升机制本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深层次上说，这样需要对设立国际机制的初衷进行辨识，是将其作为独立变量（autonomous variables）还是干预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s）来设计。作为独立变量，国际机制更多被看作是独立的行为主体；
作为干预变量，国际机制更多被看作是独立行为主体的辅助。事实上，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对此并没有形成定论。因此，新兴大国合作机制的秘书处建设同样需要慎重，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从引领者的需要、大国协调的实际、目标定位和机制化建设的程度等出发进行具体设计。

国际机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倾向于不断的演化而不是终结[14]106。国际机制的机制化成为重要的趋势。对于新兴大国来说，面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在实力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抱团取暖”才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西方理念的不同或西方的无动于衷使得新兴大国提出变革的诉求，在此过程中，为了推动变革也促进了相关机制的机制化。奥兰·扬认为，国际机制的执行建立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基础上，即遵守、执行和权威[15]75。国际机制的机制化过程同样以这三者作为条件。在这里，遵守主要是指合法性，基于对普遍认可的目标的深化；
执行主要是指实效性，表现为制度约束和组织执行；
权威主要是指推动者，即引领者。它们成为推动合作机制建设的三个重要因素，其中引领者和核心目标是主要因素，机制化程度是重要因素。这些论述都契合了以上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需要把握的关键要素。它们的结合，不仅构建了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的一种理论框架，而且实现了合作机制建设理论的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强调基于平等的合作，这彰显了与西方大国合作机制的根本不同。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的实践实质上反映了新兴大国对全球治理模式的新探索。首先，新兴大国要求充分尊重各国主权，让各国都参与到全球治理中。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存在一定的不平等不同，新兴大国坚持对近代倡导的宪法性原则——主权[14]62的坚持和尊重。这是新兴大国引领的机制建设的核心理念，也是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机制的根本不同。其次，新兴大国引领的国际机制也要参与全球治理。奥兰·扬将机制看作一种治理的资源[15]3，弗里德里奇·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和约翰·鲁杰(John Ruggie)将对国际组织的研究看作是对本质核心问题——国际治理的反映[13]392。因此，国际机制特别是国际组织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与西方倡导的国际治理不同，新兴大国倡导全球治理，要真正参与其中并实现超越，国际机制是重要的平台。基于主权平等的多方参与，新兴大国引领的国际机制建立和培育新的全球原则、制度、规则和机制[50]75-87，一定程度上可以发展出全球治理的新模式。

总之，在西方提出并践行的国际机制理论的基础上，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秉承已有的内在逻辑，展现出外在逻辑的创新，以引领者、核心目标和机制化程度为重要因素，与国际机制建设的层次和形式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构建出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的新的理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