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性精神的建构——论鲁迅等现代文学家对勃兰兑斯的发现与理论开掘

朱寿桐

(澳门大学 中文系,澳门 999078)

丹麦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坛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喝彩，也得到了思想观念上的热烈回应，这种喝彩与回应常常还来自伟大的鲁迅，可见勃兰兑斯在中国现代文化层面造成的影响烈度与深度。在文化传统非常悠久的中国，在意识形态气氛非常浓厚的现代，一个来自北欧的外国批评家、一个与主流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文学家能够形成如此热烈而深刻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可以说是与所谓的“影响的焦虑”完全相对的影响的奇迹。这个奇迹还体现在，勃兰兑斯是一位偏重于感性的批评家，然而他却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性建构中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的代表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以感性的笔调、灵动的笔法和充满情愫的笔力见长，深深地感染了许多文学批评家，也大大地折服了更多的文学阅读者。但是，他的这种批评风格在中国并未得到明显继承，除了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等批评性写作显示出类似的笔调、笔法和笔力而外，其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似乎并未注意到勃兰兑斯这种引人入胜、令人神往的批评风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对勃兰兑斯的浓厚兴趣主要是在他的著述所提供的欧洲文学包括东北欧文学的现象、资料与观察，以及其中所充溢着的现代理性精神，勃兰兑斯的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作出的是理性建构的贡献，而他的批评风格与传统则在中国现代文坛这种理性认知中遭到了令人可惜的迷失。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虽然从来就是富有倾向性的文化建构(远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建构)，但在这种富有倾向性的文化建构中，特别是在其建立的早期，却时时显露出执著的理性精神。这一方面归结为鲁迅等文学批评巨擘卓越的理性开创，另一方面也与勃兰兑斯等外国文学批评家的广泛影响密切相关。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尽管他在文学批评中特别是在具体的作家作品解析中常常表现出充满感性与情愫的运笔风格，但在批评立场和批评原则的确立方面，在批评对象和批评策略的选择方面，则往往体现出高度理性化的精神风采。作为最伟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鲁迅对勃兰兑斯观点的接受和运用比起对其他批评家理论的引用和认同来，可能最为慷慨。鲁迅接触并评介过诸多外国文学批评家、思想家和文学史家，如波格丹诺夫、普列汉诺夫、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厨川白村、鹤见佑辅等，可似乎只有勃兰兑斯得到了鲁迅由始至终的欣赏和推崇。鲁迅对弗洛伊德和尼采一度赞赏有加，不过有些场合就对他们作为精神病理学家的偏执和作为哲学家的渺茫提出了批评和怀疑。这两位先锋人物后来在世界同时也在中国形成了世纪性的影响，凭借的主要是他们的学理和精神，而不是他们的文学批评。在为鲁迅所青睐的文学批评家中，除了“科学的文艺论”系列的带有浓厚政治背景的苏俄或日本的一些时髦人物外，厨川白村是比较引人注目的，鲁迅亲自翻译过他的代表作，并一度乐于引述他的“苦闷的象征”说，但到了后期，鲁迅也渐渐流露出对厨川理论的怀疑和疏远。

鲁迅对勃兰兑斯的情形就大为不同。也许是限于语言的疏隔，鲁迅没有翻译过勃兰兑斯的著作，但对勃兰兑斯的著述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显然并不亚于对厨川白村。鲁迅对勃兰兑斯的推崇不仅是由始至终、有始有终，而且是带着发自内心的认同，与自己对民族文学前途和命运的理性思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对勃兰兑斯的推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形成了“吾道不孤”的空前阵势，一向孤高寡合的鲁迅偏偏在勃兰兑斯的引介方面一下子拥有了许多同道，这种情形说明勃兰兑斯在遥远的中国注定会获得他在世界其他地方所难获得的最高礼遇。

无论是对诸多外国批评家的扬弃还是对勃兰兑斯的高度认同，在鲁迅那里都并不体现为一种情感的选择和心理的倾向，而是体现为一种理性的自觉。鲁迅是出于对本民族文学遗产和文学现实的理性批判，以及对外国文学现象的理性判断而接近勃兰兑斯，并通过一系列论述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性规范。鲁迅在题为《由聋而哑》的文章中披露了他对勃兰兑斯深感兴趣并深有认同的根本原因：“勃兰兑斯叹丹麦文学的衰微时，曾经说：文学的创作，几乎完全死灭了。人间的或社会的无论怎样的问题，都不能提起感兴，或则除在新闻和杂志之外，绝不能惹起一点论争。我们看不见强烈的独创的创作。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哑’来。”[1]277

勃兰兑斯的这番理论是针对他自己的故国丹麦而发，鲁迅对这番话的浓厚兴趣决不是因为他对丹麦文学的关心，而是从中体味到了勃兰兑斯检讨本民族文学闭塞以至于衰微的理性精神。得到这种理性精神的鼓励，鲁迅以同样的激烈态度批判和指斥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封闭和不重视翻译：“这现象，并不能全归罪于压迫者的压迫，五四运动时代的启蒙运动者和以后的反对者，都应该分负责任的。前者急于事功，竟没有译出什么有价值的书籍来；
后者则故意迁怒，至骂翻译者为媒婆……”[1]277

骂翻译者为媒婆当然是指郭沫若在《民铎杂志》第2卷第5号发表的致李石岑信中的话：“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
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郭沫若自己后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辩白说，他这番话实际上是为鲁迅鸣不平的：“1920年《时事新报·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文艺栏里面收了四篇东西，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作者和作品的题目都不记得了。第二篇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我的《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那时候雁冰先生还没有茅盾的笔名)译的爱尔兰作家的独幕剧。《头发的故事》给予我的铭感很深。那时候我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医联二年生，我还不知道鲁迅是谁，我只是为作品抱了不平。为什么好的创作反屈居在日本小说的译文的次位去了?那时候编《学灯》栏的是李石岑，我为此曾写信给他，说创作是处女，应该尊重，翻译是媒婆，应该客气一点。这信在他所主编的《民铎杂志》发表了。”[2]看来鲁迅没有领郭沫若的情，甚至误解了他的意思。不过鲁迅也并非借此与郭沫若过不去，他只不过是要强调文学翻译、引进外国文学，打破“聋”的状态的重要性而已。由反思本国文学的闭塞现象进而憬悟接受外国文学的重要性，体现着民族文化自我批判的理性精神。鲁迅是在深赞勃兰兑斯的这种理性精神的基础上倡导着这样一种批评精神。

对于本民族文学的这种深刻反思与自省，体现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理性精神。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都对本国那种封闭、保守的旧文学表达过激烈的否定态度，称其为陈腐的文学、僵死的文学、非人的文学，同时他们也同样对缺乏创作活力的当前文学界的现状提出过激烈的批评，所有这些虽然都是以充沛的情感话语表达出来的，但洋溢在其中的却是勃兰兑斯式的民族文化反思与反省的理性精神。郑振铎撰文介绍过勃兰兑斯的传记，他显然也对勃兰兑斯在民族文学反思和反省意义上的独特地位有着深彻的悟解。他这样描述勃兰兑斯身处其中的丹麦文学界：“世界的潮流的呼声，在他们门前流滚而过，他们绝不想加入其中，也不想稍与接触。在他们的文学上，只有旧浪漫主义的微弱黯淡之光微微的照着；
在他们的艺术上、哲学上、政治上，保守主义牢牢地把他们占领着，使他们显出异常寂寞的精神的孤立”[3]，这种情形不仅类似于发生文学革命前夕的中国旧文坛，同鲁迅当时所处的“黑暗的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也颇相类。“在这个时候，一个接续已断的交通的人，一个外国思想的介绍人与翻译人，是决不可少的。勃兰特恰在这个时候奋然而出……”[3]这是郑振铎心目中的勃兰兑斯之于丹麦文学界的意义和价值，而他所从事的介绍工作其实也同样是呼吁中国文学界也须有这样的“接续已断的交通的人”，以及“外国思想的介绍人与翻译人”的“奋然而出”。这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理性的呼唤。

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新文学建设者之所以激烈地抨击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同时热烈地推介外国文学作品与理论，就是为了建构起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性框架，促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合乎时代理性和世界的开放性价值的意义上建立起基本格局。从这一意义上说，勃兰兑斯的批评家形象正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及其批评的理性需要，因而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批评格局中占据着非常醒目的重要位置。

勃兰兑斯不仅在宏观意义上符合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性建构的需要，而且在微观意义上也为初建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足够多的理性滋养。20世纪20年代初期，有一批青年作家同他们老师辈的先驱者一样热衷于阅读勃兰兑斯，这就是对外国文学素有兴趣的沉钟社同人。冯至在1924年10月3日致杨晦的信中披露，那时候他们都在读勃兰兑斯，只有不在一起的杨晦例外，因此在那时候的冯至看来，不读勃兰兑斯的杨晦一定“真是孤寂”[4]。读勃兰兑斯的结果果然使他们获得了理性地认知外国文学特别是外国先锋派文学的定力，陈翔鹤在1924年9月10日致慧修的信函中这样说：“连日读Brandes的《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讲‘世纪病’的，一本已读过一大半了，哀音凄语，连篇满页，不堪寓目。”[4][5]这说明这些文学青年通过阅读《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对表现“世纪病”的文学有了理性批判的意识，这样的批判意识非常有助于这批热爱外国文学的青年作家在新潮的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面前建立起自己的理性防火墙。事实也正是这样，冯至、陈翔鹤等人确实没有在先锋派和现代主义的炫异与诱惑中迅速耽溺，他们的文学趣味和文学风格一直维持在浪漫与写实、现代与传统的中间状态。这样的结局即使不能算是理性的胜利，也应该看作是理性作用的结果。

中国现代文学家如此理性地对待外国文学特别是外国先锋派文学，至少在新文学建设初期有效地防止了现代主义的激进；
当陈独秀等将王尔德、霍普特曼等与雨果、左拉、狄更斯等等量齐观，都视为外国进步文学(用他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的话说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时[5]，我们应能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初期体现出的某种可贵的理性精神，虽然这种理性精神体现着一定的误读效果。勃兰兑斯的引进强化了这样的理性精神。

中国现代文学家从勃兰兑斯那里获得了批评的方法，领悟到理性地接受外国文学的重要性，而且也获得了部分的文化和批评资源，并且同时领悟到理性地对待这种文化和批评资源的批评精神。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波兰文学家的推介，则都基于勃兰兑斯的《波兰印象记》。在有关这些内容的第8节中，鲁迅开宗明义叙说道：“丹麦人勃阑兑思，于波阑之罗曼派，举密克威支(A.Mickiewicz)、斯洛伐支奇(J.Slowacki)、克拉旬斯奇(S.Krasinski)三诗人。”[6]接着分别按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所提供的资料和观点，对密克威支、斯洛伐支奇作了详细介绍，并顺便论及克拉旬斯奇。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东京的书店》一文中曾回忆鲁迅当年购买和阅读勃兰兑斯《波兰印象记》的情景，说是他们通过购买与阅读，“对波兰和勃兰兑斯博士同样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种深刻的印象在鲁迅写《摩罗诗力说》时得到了充分体现的机会。

《摩罗诗力说》中对俄国诗人普希金等人的评介也数典于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并且将勃兰兑斯的某些核心观点作为经典言论予以引用并加以发挥：“千八百三十一年波阑抗俄，西欧诸国右波阑，于俄多所憎恶。普式庚乃作《俄国之谗谤者》暨《波罗及诺之一周年》二篇，以自明爱国。丹麦评骘家勃阑兑思(G.Brandes)于是有微辞，谓惟武力之恃而狼藉人之自由，虽云爱国，顾为兽爱。特此亦不仅普式庚为然，即今之君子日日言爱国者，于国有诚为人爱而不坠于兽爱者，亦仅见也。”[6]

谓“今之君子”，不仅将勃兰兑斯的观点运用作批判的武器，而且在面对众谬的情形下像是举起了一面旗帜。当时正是国事惟艰、民族受难的艰难时世，国家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一些介乎于兵匪之间的军阀武人假借国家之名多端作恶，“爱国”一词简直成了强权者强奸民意人心的口实。这种所谓的“爱国”正是一种“兽爱”，勃兰兑斯之语如何犀利有力！鲁迅在这样一种嘈杂的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听得勃兰兑斯此语，自然是心有灵犀，如闻空谷足音。

鲁迅曾对写出“独占多数”的《国民之敌》等剧作的易卜生推崇有加，但他了解易卜生却是通过勃兰兑斯这个伟大的中介。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购买了勃兰兑斯的《亨利·易卜生》，书内附有易卜生1889—1890年间给作者的12封信。勃兰兑斯在这部评传中提到，易卜生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政治家只在希望部分的革命，希望外部形式上的革命和政治上的革命。但是这些不过是不足道的小事情而已。目下只有一个唯一的有效的革命――就是人心革命。”[7]118这样的观点在强调“人心”之“撄”的鲁迅读来，当然很觉投契。鲁迅在其早期论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大力称赏易卜生，体现的正是勃兰兑斯的中介作用。鲁迅后来曾说，易卜生的性格，以及他的“著作的琐屑的来由和在世界上的影响”等等，都是“只有他的老友G.Brandes才能写作的文字”[8]164。正因为他如此信任勃兰兑斯对易卜生的介绍，在编《奔流》的时候便邀约林语堂翻译勃兰兑斯的《Henrik Ibsen》，在《奔流》1928年第2期的“编校后记”中宣布：“本刊下期就想由语堂，达夫，梅川，我，译上几篇关于他(Ibsen)的文章，如H. Ellis, G. Brandes……”[8]162林语堂果然作了翻译，而且此后还扩充编成一本《易卜生传及其情书》的专书。

鲁迅从勃兰兑斯的著述中不仅获悉了普希金和易卜生等欧洲文学家及文学现象，也获得了对待这些文学现象的一些值得认同的理性观念。这些理性观念都是非常深刻的现代精神成果，也是深得鲁迅共鸣并长期嵌入鲁迅理念之中的思想资源。一般认为“爱国”总是正面的情感，但勃兰兑斯分析普希金为俄国侵略波兰辩护，属于一种“兽性”的爱国表现，这就是在爱国问题上高扬了理性的旗帜，鲁迅非常认同这样的理性精神，借此批判“今之君子”虽言爱国但不作“人爱”而每每“坠于兽爱”的现象，这是鲁迅式的理性批判精神的再度弘扬。至于他从易卜生的文学中总结出“独战多数”“人心革命”的精神品质，也得力于勃兰兑斯的批评中介，所显露的也是鲁迅所深赞的现代理性精神。

鲁迅对勃兰兑斯的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响应热忱，但凡遇到可以引述勃兰兑斯的地方，他的语言都似乎能暗示出一种欣赏和神往的意味。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提出了“乡土文学”概念，并且指出这一概念与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分册中所用的“侨民文学”并不一样：“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9]247这段话以否定词开始，但并不是对勃兰兑斯的驳难，而是相反，从这些话的字里行间，人们看到的是鲁迅对勃兰兑斯所描绘的“侨民文学”境界的向往。鲁迅利用翻译芬兰女作家明那·亢德的《疯姑娘》的机会，谈到了勃兰兑斯，似乎对《疯姑娘》的作者受到勃兰兑斯的“显著的影响”很感兴趣[10]179。

勃兰兑斯的中文译名正是依据鲁迅这两次的书写形成定式，此后在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时，编撰者异想天开，用“布兰代斯”的译名试图加以“规范”，这是不懂得译名的规范必须在承认经典的意义上进行的道理，完全属于无知和自讨没趣的行为。

周作人说鲁迅对勃兰兑斯的《波兰印象记》有难忘的印象，其实从鲁迅大量著述中对勃兰兑斯观点信手拈来的写作状况便能看出，鲁迅对勃兰兑斯的著作印象都很深刻。对《俄国印象记》也是如此。鲁迅于1930年作《新俄画选·小引》指出：“大约三十年前，丹麦批评家乔治·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游帝制俄国，作《印象记》，惊为‘黑土’。”[8]343对这“黑土”二字的判断和预言，鲁迅可以说怀有深深的敬意，因为“他的观察证实了。从这‘黑土’中，陆续长育了文化的奇花和乔木，使西欧人士震惊……”[8]343据郑振铎等人的解释，勃兰兑斯所说的“黑土”(Black Earth)意味着“沃壤”“新土”，具有“广漠，丰富，温暖的性质”，显示着“无限的空旷”，“悲哀，希望，充塞着泥土中”，同时还是“新现实与新神秘主义的发源处”，由此可称“俄罗斯，将来的国家”[3]。当时的俄罗斯确实充满着一派生机，给许多文化人看到了希望，更不用说在意识形态意义上特别认同苏联的革命者。鲁迅在称赏勃兰兑斯“黑土”论的时候，其思想观念已经转向同情和向往新俄，于是勃兰兑斯的“黑土”预言正好契合了他对苏联及其前途的信念、祝愿和期盼，因此从不同于勃兰兑斯的政治角度响应了他的预言和判断。

与鲁迅秉持着类似心态去读解勃兰兑斯《俄国印象记》的还有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这位早期共产党人比鲁迅早近10年从政治角度赞赏和响应勃兰兑斯的“黑土”说。他认为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一方面足以为我们研究俄国文学的帮助，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对于现在革新中的俄罗斯得一种更亲密的了解”[11]。从他的政治立场出发，沈泽民对勃兰兑斯的好感来自于勃兰兑斯对于俄国“新精神”的自觉认同：“他在四十年前已经同情于造成今日俄国的新精神了！论到俄国的虚无党青年，他极力赞扬。”[11]

虽然勃兰兑斯对俄国“黑土”的称颂只是情绪感染和精神鼓舞的结果，并无政治自觉甚至政治倾向的成分，也缺乏理性上的严格界定，但早期共产党人沈泽民以及转向左翼方面的鲁迅，却在政治理性的层面将他引为同调，并从文化资源意义上为他的观察作出理性论证。

中国现代作家不仅借助勃兰兑斯的观察理性地认知苏联的进步文化，还往往借助勃兰兑斯的理性视角透视外国文学的非理性资源。冯至对德国文学家霍夫曼很感兴趣，但他就是以勃兰兑斯的观察为理论依据，对霍夫曼的非理性主义持批评态度。在《谈E.T.A.Hoffmann》一文中，冯至提到了霍夫曼自我分裂的性格：“这种自我分裂，勃兰兑斯在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上说，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生到处是冲突的，人性是二元的；
病的‘我’常常失去他(它)那统制或征服的力，去对付这种分裂。感受着现世的一切的苦恼，同时自己又变成另外的一个观察者来评量自身的罪过。没有比这种病的‘我’的反照更不幸更悲哀的了。”[12]这是用理性的精神去分析非理性的性格，是勃兰兑斯显示于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一种理论方法和理性精神的魅力。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中的一个关键词是“人生”，这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家接受勃兰兑斯影响的一个理论亮点。沈泽民通过其所译介的亨利·哥达·侣赤的《近代的丹麦文学——布兰兑斯底前后》，对勃兰兑斯所作的肯定乃是他呼唤丹麦文学要“切合人生”而不要“太矫揉造作”[13]。对于“人生”的文学关切成了勃兰兑斯与中国现代文学家的共鸣点，勃兰兑斯的有关论述也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家弘扬文学理性观念的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

对勃兰兑斯响应最热烈、介绍最起劲的中国现代文学家，就20世纪20年代而言，大多属于文学研究会：郑振铎、沈雁冰是该文学社团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较多地刊载勃兰兑斯介绍和评价文章的《小说月报》在习惯上被视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沈泽民、张闻天、孙俍工、焦菊隐、陈小航、赵景深等基本上都是通过《小说月报》推荐和论述勃兰兑斯。另一个具有差不多影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虽然也有郁达夫佩服勃兰兑斯的言论发表，但这类言论的数量和密度较之文学研究会，可谓不成比例。对这一状况的顺理成章的解释应该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纯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宗旨同勃兰兑斯的文学思想——至少是文学研究会作家所理解的勃兰兑斯的思想，有某种一拍即合的投契关系。事实正是这样，他们的精神“共价键”乃是“为人生”。

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所发表的宣言便标举“为人生”的大帜：“我们相信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项工作。”[14]虽然沈雁冰后来认为文学研究会“并未有过”“为人生”“这样的主张”，可周作人起草的这份宣言分明包含了这样的意思；
同时沈雁冰也不得不承认，“当时文学研究会被称为文艺上的‘人生派’”，“文学研究会名下的许多作家——在当时文坛上颇有力的作家，大都有这倾向，却也是事实”[15]66。其实岂止“文学研究会名下的”作家，由于种种原因未加入文学研究会的鲁迅也明确持有这种“为人生”的文学主张，1933年在解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问题时，鲁迅坦言：“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6]512

正是这些“为人生”的倡导者，发现了他们所欣赏的北欧批评家勃兰兑斯与自己在这最重要的文学理念上同气相求，于是更没有不力荐他、引述他的理由。郑振铎研究过《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之后，这样总结勃兰兑斯：“他在这部书中，所用的批评方法，是科学的比较研究；
而其批评的标准则为人生的。对于‘艺术的艺术说’，与赏鉴的批评则排斥之不遗余力。”[3]沈泽民则用勃兰兑斯自己在书中的议论对此作了直接的印证：“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中说：‘我的努力点是在使文学切实地涉到人生。’”[11]虽然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对他们所乐于推崇的外国文学家，大都会从“为人生”的角度加以看待和理解，但将“为人生”的徽号如此郑重其事且如此明白清楚地加在勃兰兑斯的头上，却并不多见。由此可见，他们那么密集地推介勃兰兑斯，那么真诚地评价勃兰兑斯，那么慷慨地引述勃兰兑斯，都与他们对勃兰兑斯属于“为人生”一脉的理解有关。对勃兰兑斯的推介、评价和引述，其实是他们呼应勃兰兑斯“为人生”文学思想的表现。

“为人生”的文学观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占主流位置，一度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品质及发展方向。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勃兰兑斯能在众多外国文学家中不是凭借意识形态的附加力量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家乐于响应或呼应的对象。

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家对于勃兰兑斯的遥远呼应，自然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精神因缘，例如对反抗精神的倡导。鲁迅在撰著《摩罗诗力说》时就明确倡导“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他在这个长篇论文中多次引述勃兰兑斯的观点，正与勃兰兑斯自身含有的这种“摩罗”精神密切相关。勃兰兑斯本来就是一个“燃烧着自由意志”的文学家(1)笔者对此作过论证，可参见拙著《宽容的魔床――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导引》第一章，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正因他在学术上和精神上的强烈反抗性，他不仅生前屡次遭到国内保守派的攻击，即使在其身后，甚至他的研究者和有保留的赞赏者如郑振铎介绍勃兰兑斯时所依据的博益森(Boyesen)，“对于勃兰特的‘反抗精神’的赞扬”也“深致不满”[3]。中国现代文学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反抗的文学或鼓动反抗的文学，勃兰兑斯的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呼应和认同乃是势之必然。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勃兰兑斯不仅仅是呼应的对象、认同的对象，而且还是被模仿的对象，或者是开发的对象。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家对西方近现代文学跃跃欲试的介绍，便常常采用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提出的观念和展示的体系，例如1928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曾仲鸣的《法国的浪漫主义》，基本上参考了勃兰兑斯此书的相关内容，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对19世纪法国、德国、英国、俄国、波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论述，得力于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内容更多。更早些时候，李之常撰《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在中国人对自然主义概念的运用还是一派混乱的时刻，便借鉴勃兰兑斯在《英国的自然主义》这一分册中的基本观点，对自然主义及其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作了力求清晰的阐解：“罗曼主义又含有‘自然的’分子，卢梭，华芝渥斯都为两种主义底先进。据布兰兑斯所举的，有华芝渥斯底爱慕自然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的罗曼主义，雪莱底根本的自然主义，司各得底历史的自然主义……”[17]31无论此前还是以后，中国的文学批评家再也没有人如此论述过自然主义。将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冠以“自然主义”的名号，是典型的勃兰兑斯的批评策略和独特见地。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体现勃兰兑斯批评策略和独特见地的理论还多有存在，如胡愈之的《近代法国文学概观》又是一例。此文在介绍法国近代浪漫派文学时指出：“法国浪漫派的三大名家可以合做一群，就是鲍尔札克(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乔治散(George Sand 1804—1876)、大仲马(Alexander Duma 1806—1870)。”[17]110然后专论“浪漫派”的巴尔扎克时又指出，“他一生苦心经营的，是一部著名小说，叫《人生喜剧》。他的艺术有些和后来的自然派相近，最擅长的是性格描写。有人说，除了莎士比亚之外，他要算一个最大的人生研究者了。”[17]110将巴尔扎克视为法国浪漫派的典型代表，正是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给中国现代文学家提供的富有理论个性的信息，而在一般中国文学家的心目中，巴尔扎克乃是现实主义的代表、“自然派的先驱”，与新旧浪漫派都不是一回事[18]。胡愈之当时能有这样的见识，无疑靠了勃兰兑斯那部巨著所给予他的底气。当然更重要的是，胡愈之认定了巴尔扎克是“一个最大的人生研究者”、一个“浪漫派”文学家，可以成为最典型的“人生研究者”，这样的逻辑关系也只有从勃兰兑斯的批评理性中寻绎出来。

勃兰兑斯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不仅让中国现代文学家看到了什么是文学理念的理性，让他们明白了什么是有效的理性批评方式，也让中国现代文学家明白了勃兰兑斯文学批评的另一番妙处：“有确实的主张，却又不偏于嗜好；
是印象的著述而不流于散漫，有理知而又不失于冷淡；
这种情理并到的批评，可算是最好的批评模范了。”[19]这样的概括固然是评论家的一家之言，但也让中国现代文学家通过阅读能够体认到自己的批评与勃兰兑斯之间的差距。文学批评需要锐利的观点、丰满的感兴、灵异的情感和表述的才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显示的正是这些，虽然要证明这样的风格来自勃兰兑斯尚需另费篇章。

除了鲁迅那种精当而极富魅力的感兴批评，现代中国文学实践对这种风格化的批评建设并非交了一张白卷，像李健吾那样富有个性、魅力和才情的批评也常令人不忍掩卷。不过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感兴批评远未形成气候，远未跟上文学发展的步伐，远未成为具有独立审美阅读价值的理论形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位叫黄仁宇的作家写出了颇有影响的《万历十五年》，谢冕在其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序言中明言这部书的写作受到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启发。这说明勃兰兑斯在中国的影响远没有真正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