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钩抑或挂靠？中国科技社团治理模式选择机制研究

许文文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1]，科技社团的健康发展是我国科技强国战略中的重要一环。科技社团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将直接影响科技社团的运行效果及服务能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起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科技社团正经历着治理模式的变革。

1.1 挂靠体制下的科技社团：行政依附困境的掣肘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简称科协)所属的全国性学会是我国科技社团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多由政府各职能部门按照行业分类推动成立[2]，实行挂靠体制。挂靠单位是学会的行政领导与主要支持单位，通常为政府职能部门、高校研究机构、国有企业等。学者将该阶段科技社团治理模式称为行政型治理[3]。在我国科技社团的运营发展过程中，实践专家与学者发现 “挂靠管理体制不仅影响学会的建设和发展，也影响学会的改革与进步，是学会改革需要认真重视和妥善解决的一种体制性障碍”[4]。长期受挂靠单位体制影响，中国科技社团面临着行政化色彩浓厚、缺乏独立性与自治意识、能力不足、专职人员匮乏、组织内缺乏竞争机制、信息化建设落后、对挂靠单位资源依附程度过高、红顶会长与精英阶层对科技社团的生存发展影响过大等问题[5]。

1.2 脱钩变革中的科技社团：自主性治理模式的建构

为了促进科技社团健康发展，21世纪伊始，中国科协开始关注并推动中国科技社团体制变革。2001年中国科协出台 《关于推进所属全国性学会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全国性学会存在许多突出问题，如改革意识和改革力度不够，竞争意识和能力相对较差，会员基础比较薄弱，民主办会的原则未能充分体现，能力建设亟待加强，并提出全国性学会的改革目标 “理顺学会内部和外部关系，体现政社分开精神，推动全国性学会成为满足党和国家以及科技工作者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团队活动规律的现代科技社团”。自此，中国科技社团由 “以满足党和政府需要为目标，依托挂靠单位及政府资源生存的行政依附模式”向 “以满足党和政府以及科技工作者需要为目标，资源来源多元的自主运作模式”转变的改革之路正式启动[6]。此后，伴随2015年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2016年 《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2020年 《关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科协学会创新发展的意见》等政策出台，以及科协 “科技社团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支持性项目的开展，全国性学会的改革范围不断扩大、改革程度不断加深。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学会官方性和民间性双重属性之间的矛盾，不断突破学会改革的体制障碍和路径依附，以实现由政府选择到未来的市场选择、社会选择的转变[7]，中国科技社团具体实施变革策略包括确立经营学会理念，提升服务意识；
理顺与挂靠单位关系，从挂靠转变为合作共赢；
完善学会治理结构；
健全学会法律法规，进行学会能力建设；
保障会员主体地位，赋予会员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
发挥分支机构作用[8]等。

1.3 脱钩与挂靠：科技社团治理模式的二元形态

纵观实践，在顶层政策推动下，历经20余年的变革发展，全国性学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两种典型形态：与原状态相同的挂靠模式和脱离了行政依附的脱钩模式。那么，在相同的政策背景下，为什么有些科技社团脱离挂靠单位，形成自主性治理模式，而有些科技社团仍停留在原地，沿用 “挂靠”治理模式？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是什么？中国科技社团发展与变革的典型案例能够为探究上述问题答案提供一扇视窗。本文透过这一视窗，描绘中国科技社团治理模式的二元形态，探寻中国科技社团治理模式的选择机制。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为科技社团的治理模式，自变量为影响科技社团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本文试图梳理出各类影响因素，揭示其影响科技社团治理模式选择的具体机制，继而得到能够推动科技社团治理模式健康发展的有效策略。

2.1 因变量：科技社团的治理模式

中国科技社团治理模式有两种：挂靠模式与脱钩模式。治理模式由 “挂靠”转变为 “脱钩”意味着科技社团与挂靠单位分离以及自主性建立。科技社团自主性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策略梳理，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然而围绕 “社会组织自主性”，特别是在极具特色的管理体制中生存的 “中国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研究十分系统。科技社团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通过借鉴社会组织自主性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科技社团特征，系统描绘科技社团 “脱钩”后的治理模式状态。

社会组织自主性首先被定义为免于受到外部控制[9]。同时，对于中国社会组织而言，其自主性构建是有条件的，是去政治性的自主[10]，或是依附性的自主[11]。社会组织自主性的衡量标准包括正式性[12]、资源来源的分散与独立、服务专业性强且受制约少[13]、核心成员无官方背景、行政干预程度弱、人事安排权与主营业务决策权归属社会组织所有等[14]。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以及中国科技社团特征，本项研究认为，中国科技社团成功脱钩意味着在治理结构、资源来源、服务供给等3个维度上建立了自主性，具体标准见表1。

表1 科技社团自主性的衡量标准

2.2 自变量：科技社团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

在探究社会组织自主性建构的过程中，学者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归纳出社会组织自主性的众多影响因素，包括制度环境[15]、文化认同[16]、政治关联[17]、条、块、党群等不同政府部门对机构的支持[18-19]、领导 (首席执行官)行为[20]、关键性群体[21]、资源来源结构 (资源依赖程度)[22-23]、机构对第三部门理念的认同程度[24]、机构是否回应社会需求[13]等等。尽管上述研究成果并不直接来源于对中国科技社团的研究，但以上影响因素也将对中国科技社团自主性建构产生影响。

为了系统梳理中国科技社团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本文引入吉登斯[25]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理解社会现象应当通过结构与行动两大维度，其中 “结构”包括规则与资源，规则指行动者采取行动时所依赖的规范性要素，资源指人类使用的物质及非物质资源；

“行动”指主体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性客观物质活动。结构与行动之间并非是彼此割裂的，一切社会行动皆包含有结构，而一切结构皆有社会行动涉入。社会系统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行动对于结构来说，既有维护作用，又改变着结构。

依托结构化理论、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科技社团的核心特征，本文在 “结构-行动”视角下，建构中国科技社团治理模式 “规则-资源-行动”三维影响因素模型。

(1)规则层次。规则层次关注科技社团生存环境中的各类制度和外部主体对其治理模式的影响。我国全国性学会发起背景是相似的，大多由政府职能部门发起成立，它们所面临的宏观政策是相同的。然而，不同科技社团所处行业不同，挂靠单位也不同。行业环境是否能够为学会自主性发展提供空间、挂靠单位是否支持科技社团进行脱钩改革将影响科技社团治理模式的选择。

(2)资源层次。已有研究提出机构资源状况是决定社会组织是否能够自主性发展的关键。对于科技社团而言，在决定是否脱钩的当下，机构在资源方面对挂靠单位的依赖程度以及脱离挂靠后机构的资源获取能力将直接影响科技社团是否能够自主性发展。

(3)行动层次。已有研究表明机构的领导行为及关键性群体行为将直接影响社会组织自主性，对于科技社团而言也是如此，其决策层及关键群体 (理事长、秘书长、秘书处核心团队)对机构的发展方向拥有掌控力，将对科技社团治理模式的选择产生直接影响。

综上，规则层面、资源层面、行动层面的影响因素都将对中国科技社团治理模式的选择产生作用。规则、资源、行动三维影响因素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框架

3.1 研究方法及案例选择

本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对科技社团治理模式影响因素的探寻要求详尽的科技社团治理模式变革相关资料作为支撑，适合运用案例研究法。此外，相较于个案研究，多案例研究不仅可以细致地呈现每个案例中科技社团变革的动态过程，还可以通过多个案例之间的比较，找到造成科技社团治理模式差异的原因。

Yin[26]认为多案例研究选取3～4个样本最适宜。本研究选取3个典型案例，案例选取过程如下。2019—2020年作者在为A学会制定战略发展规划过程中，对40余家全国性学会进行调查。2021年5～7月作者从40余家全国性学会中选择5家进行深度访谈和实地走访调查。调查结束后，依据研究目标，根据科技社团在 “脱钩意愿”和 “脱钩成效”两个维度上的表现，从5家全国性学会中选取3家作为本研究的典型案例：①有脱钩意愿且成功脱钩的科技社团——G学会；
②有脱钩意愿但未成功脱钩的科技社团——M学会；
③无脱钩意愿且未成功脱钩的科技社团——T学会。本研究的案例选择思路如图2所示。

图2 案例选择思路

3.2 案例描述

(1)G学会：职业化发展与成功脱钩。1978年，G学会在交通运输部挂靠成立。发展至今，G学会已经成为我国交通行业中学科分布最广、影响力最强、权威性最高的科技社团，现有单位会员2450个、个人会员7.2万名、4个专家机构、3个期刊出版机构和10个与企事业单位、科研单位共建的科技创新合作机构。

2015年，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出台。尽管G学会不属于行业协会商会，但 “交通运输部决定把这个政策执行到位，将自己所管的20多个学会、协会、研究会、商会一并进行脱钩 (20210606-XWW-HLP)”。2015年11月，G学会正式脱钩。尽管进行脱钩改革的最初动机来自强制性政策的出台以及挂靠单位的要求，但G学会内部对于脱钩改革并不抗拒，其关键群体 (理事长与秘书长)能够十分积极地面对。

“脱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很多学会拒绝脱钩的主要原因是脱钩之后学会将因失去挂靠单位的支持，无法生存 (20210606-XWW-HLP)”，然而，G学会并不面临这种窘境，主要原因是 “2007年，为了推动全国性学会改革，科协启动了学会职业化建设项目，G学会作为首批试点学会，开始进行职业化运作。主要内容包括职工社会招聘、财务独立、降低行政干预程度等 (20210606-XWW-HLP)”。持续的职业化运作使得G学会的脱钩改革具备了非常成熟的资源条件。2015年的G学会人力资源充分，财务完全独立，对挂靠单位依赖程度低。G学会脱钩改革涉及治理结构调整、资产分割、人力资源管理等工作。在治理结构调整方面，交通部放弃了所有决策权，G学会决策权全面归属理事会；
在资产分割方面，交通部无条件赠送G学会100平米办公空间；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首先G学会理事长、秘书长主动放弃了交通部公务员身份以及职级，全职进入G学会；
其次G学会为了解决员工职业天花板以及工资收入低所带来的社会招聘困难问题，设计了职业层级更多、绩效考核更具竞争性的人力资源体系。

脱钩之后，G学会获得了更灵活的运营空间，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从 “秘书处4位全职人员，杂志社30位工作人员，办公空间100平米”的状态发展为 “秘书处70人，除杂志社外拥有多家直属机构，全部员工160人，北京市核心地段3000平米自有产权”的规模。G学会脱钩后发展迅速的原因在于 “首先，学会领导班子 (理事长、秘书长)的发展理念特别好，很早就确立了自主发展的方向，且脱离挂靠后学会更加自由，不用事事汇报，有好的业务发展时机能第一时间抓住；
其次，交通行业发展迅速，2000—2020年，国家的高铁、桥梁、公路建设都是世界第一，为学会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 (20210606-XWW-HLP)。”

(2)M学会：变革的意愿与障碍。M学会业务主管单位为中国科协，挂靠单位为国家密码管理局，现拥有刊物1本，个人会员3690人，单位会员236家，分支机构15个。主要业务活动包括学术会议、科普工作、研究成果评奖、优秀博士论文评定等。

M学会虽然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但实际运作过程受国家密码管理局的严格管理，类似密码管理局的一个职能部门。M学会运作过程中，所有核心资源均来自密码管理局。人力资源方面，M学会秘书处共8名工作人员，其中5名为社会招聘员工，其余3名为学会决策层人员，劳动关系归属密码管理局，且有相对应的行政级别，其工资由密码管理局发放；
办公场地方面，M学会办公场地由密码管理局免费提供，在密码管理局内；
支持性政策方面，密码管理局将行业内高规格的各类评奖、竞赛、科普等工作全权委托M学会，确立了M学会在行业内的权威地位。

有关脱钩改革，M学会秘书处决策层人员态度积极，认为 “脱钩一定是好事儿，能让学会更活跃。其实在密码行业，学会可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国际学术交流、民间竞赛与科普、教育培训活动等。”尽管M学会关键群体具有较强的脱钩意愿，但在 “党管密码不动摇”原则下，无论是行业环境还是挂靠单位都不能为M学会提供脱钩条件。

“学会做任何活动都要经过密码管理局批准。在这个机制下，我们也非常谨慎，只做必要的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密码管理局委托的事情办好。我们脱离挂靠是没有可能的 (20210702-XWW-TTY)”。

21世纪以来，无论是顶层政策推动，还是先进实践启发都未能影响T学会的治理模式。T学会依旧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保持着挂靠关系。T学会秘书处全职工作人员共7人，其中1名副秘书长及1名工作人员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派驻，其他人员为社会招聘。T学会的办公空间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免费提供。除人力资源和办公空间外，T学会的其他资源均独立于挂靠单位，依赖自身运营。尽管为T学会提供了一定的人力资源和办公空间，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从不插手T学会运营。

对于脱钩改革，T学会秘书长说到 “脱钩确实会给学会带来更大的自由度，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脱钩，我们没有脱钩的理由。自动化所为我们提供了办公室和会议室，解决了两个工作人员的人事关系和工资，从来不干预我们的具体工作。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大的自由度，脱钩之后，业务也不会有什么发展和改变。至于自动化所，我们在这儿对他们也没有坏处，很多会议也能给他们带来影响力 (20210630-XWW-HM)。”如上所述，处于 “舒适区”的T学会完全没有脱钩改革的意愿。

(4)案例分析总结。本文对3家科技社团脱钩改革状态及治理模式现状进行了描述，根据案例信息及理论框架，可以得到3个典型案例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中的取值，见表2。

表2 案例分析结果

根据研究设计，对3个典型案例进行个案分析，探究其治理模式现状背后的选择机制，再对3个典型案例进行两两比较，从案例差异中继续探究影响科技社团治理模式选择的核心因素。

4.1 个案分析发现

(1)G学会个案分析。G学会所处的行业高度发展、挂靠单位支持脱钩改革、资源独立程度高、资源拓展能力强、决策层关键人物具有极强的脱钩意愿且愿意付诸行动，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决定了G学会的成功脱钩。在本研究中，G学会是唯一一个实现成功脱钩的案例，其治理模式选择机制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①当规则、资源、行动三层面的影响因素都能够促进科技社团的脱钩改革时，脱钩改革将会成功；
②规则、资源、行动三维影响因素存在相互作用：行业环境能够提供的发展空间越广阔、挂靠单位对脱钩改革的支持力度越强，科技社团的资源独立程度越高、资源拓展能力越强、科技社团关键群体对于脱钩改革的支持程度越高；
资源独立程度越高、资源拓展能力越强，科技社团关键群体对于脱钩改革越支持；
科技社团关键群体对于脱钩改革支持力度强反过来也会促进科技社团的资源独立程度和资源拓展能力。

图3 G学会治理模式选择机制

(2)M学会个案分析。M学会是3个典型案例中自主性最弱的科技社团，是一个所处行业极其特殊的科技社团，其行业环境无法为其提供自主发展的空间，挂靠单位也不可能支持其进行脱钩改革，其治理模式选择机制如图4所示。由图4可知：规则因素 (行业环境是否提供发展空间、挂靠单位是否支持脱钩)对科技社团的脱钩改革将起到 “一票否决”的作用，即使科技社团的关键群体有意愿进行脱钩改革，改革也不会成功。其背后机制是当规则因素阻碍科技社团脱钩改革时，将严重限制资源因素和行动因素对脱钩改革的正向促进作用，使科技社团脱钩改革失去基础，例如当行业环境不能为科技社团自主性发展提供空间时，科技社团将无法实现资源独立性。

图4 M学会治理模式选择机制

(3)T学会个案分析。T学会同样保持挂靠状态。T学会治理模式选择机制如图5所示，在没有强制性脱钩政策背景下，即使规则因素和资源因素不阻碍脱钩改革，如果关键群体对脱钩改革的态度和行动是消极的，那么脱钩改革也不会发生。

4.2 案例比较发现

在案例描述的最后，本文根据典型案例的具体表现得出表2，接下来将依托案例描述的成果，对3个典型案例进行两两比较，从案例差异中继续寻找各类影响因素与科技社团治理模式的关系。

(1)G学会与M学会的比较。G学会与M学会的治理模式分别属于典型的脱钩模式与挂靠模式，自主性程度存在巨大差别，且两者在规则、资源方面的表现完全相反。然而G学会与M学会在行动层面因素——关键群体是否支持脱钩改革上的表现是相同的，都具有脱钩改革的意愿。结合以上对M学会的个案分析可以发现：只有当结构性条件 (包括规则因素和资源因素)，特别是其中的规则因素，满足时，科技社团脱钩改革的意愿才能够转化为行动，并获得成功。

电热恒温水箱，北京市长风仪器仪表公司；
Lgbofuge 400R低温离心机，德国Thermo电子有限公司；
TDL80-2B台式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DL-CI医用型洁净工作台，北京东联哈尔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NAPCO恒温孵育箱，法国Jouang公司；
正置荧光显微镜，德国Leica公司；
CASY-TT细胞分析计数仪，德国Roche Innovatis AG公司；
微孔板扫描酶标仪，美国BioTek公司；
150 mm游标卡尺，台州市航宇工量刃具有限公司；
XB-K-25血细胞计数仪，上海医用光学仪器厂；
1815TC型二氧化碳培养箱，美国Shellab公司。

图5 T学会治理模式选择机制

(2)G学会与T学会的比较。G学会与T学会尽管治理模式不同，但两者的自主性程度相似，在 “服务供给自主性”这一维度中，T学会甚至拥有与G学会相同的自主性。在规则与资源维度，G学会与T学会取值几乎相同，可见，造成G学会与T学会治理模式不同的原因在于两者在行动因素上的表现不同。与G学会不同，T学会的关键群体没有进行脱钩改革的意愿。由此可以得出：即使具备了脱钩改革的结构性条件 (包括规则因素和资源因素)，科技社团关键群体缺乏脱钩改革的意愿，脱钩改革也不会发生。结合上文 “G学会与M学会的比较”部分的发现，可以进一步得出：结构性条件与行动性条件同时满足时，科技社团脱钩改革才能成功。

(3)M学会与T学会的比较。尽管顶层政策不断推动科技社团治理模式变革，但M学会与T学会相同，都保持着挂靠模式，然而两者的自主性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规则、资源、关键群体是否具有脱钩意愿等因素中，M学会与T学会的取值完全不同，由此可以得出：即使保持 “挂靠”治理模式，只要行业环境及挂靠单位支持科技社团自主发展，科技社团拥有资源的独立性及获取能力，科技社团仍能拥有较强的自主性。

5.1 研究结论

(1)结论1：规则 (行业环境、挂靠单位是否支持脱钩改革)、资源 (资源独立性及获取能力高低)、行动 (关键性群体是否具备脱钩改革意愿并付诸行动)三维影响因素将对中国科技社团治理模式选择产生影响。

结论1-1：当科技社团在规则、资源、行动三维影响因素中的表现都能促进脱钩改革时，科技社团能实现从挂靠模式向脱钩模式的成功变革；
结论1-2：当科技社团在规则层次影响因素中的表现不支持脱钩改革时，如行业环境不允许或挂靠单位不支持，无论科技社团是否具有资源独立性，其关键群体是否具备脱钩意愿，科技社团都无法实现从挂靠模式向脱钩模式的成功变革；
结论1-3：当科技社团在行动层次影响因素中的表现不支持脱钩改革时，如理事长、秘书长无脱钩改革意愿，无论规则层面及资源层面的影响因素是否支持科技社团改革，脱钩改革都不会发生。

(2)结论2：在科技社团的脱钩改革过程中，规则、资源、行动三维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机制。

结论2-1：规则因素能够对资源因素和行动因素产生影响，科技社团所处的行业环境及与挂靠单位的互动关系将直接影响科技社团是否有获取资源的空间环境，是否有勇气进行脱钩改革；
然而，规则因素则不受资源因素与行动因素的影响，即无论科技社团在资源层面、规则层面的表现如何，规则因素都不会发生变化；
结论2-2：资源因素能够作用于行动因素，资源独立性和拓展能力有助于激发科技社团关键群体脱钩变革的意愿；
结论2-3：科技社团的行动因素受规则因素和资源因素的影响，但规则因素和资源因素对行动因素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即使规则因素与资源因素支持科技社团的脱钩变革，科技社团的关键群体也有可能缺乏脱钩改革的意愿。

(3)结论3：在挂靠模式下，科技社团同样能够获得治理结构、资源来源及服务供给方面的自主性。

结论3-1：
“脱钩模式”下的科技社团一定具备治理结构、资源来源、服务供给下的自主性；
结论3-2：
“挂靠模式”下的科技社团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具备自主性，即使保持挂靠关系，科技社团仍能够调整与挂靠单位的关系，挂靠单位仍能够为科技社团独立运营留出空间，科技社团仍能够获得一定的自主性。

5.2 政策建议

(1)分类管理：独立型发展与能促型发展。M学会个案显示，受所处行业特征影响，脱钩治理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科技社团；
T学会个案显示，科技社团保持挂靠状态与自主性提升之间并不是完全相斥的关系。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科技社团治理模式变革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单纯脱离挂靠，而是推动中国科技社团摆脱 “依附型发展路径”[27]。因而，对于中国科技社团应当采取 “分类管理”方式。对于所处行业环境较为宽松，能够在脱钩后为其提供广阔发展空间的科技社团，可以强制其进行 “脱钩”改革，探索 “独立型发展路径”；
对于行业环境较为特殊和严格的科技社团，可以在保持 “挂靠体制”的前提下，一方面，尽可能降低挂靠单位对科技社团的行政控制程度；
一方面，打造科技社团的独立运作能力，提升其资源自主性和行动自主性，探索 “能促型发展路径”。

(2)生态塑造：支持与宽松的生态系统。研究表明规则因素对于科技社团的脱钩改革具有 “一票否决”的影响力。因而，促进中国科技社团自主性建设，重中之重是塑造一个具有支持性的、较为宽松的生态系统。具体策略包括：对于脱离挂靠的科技社团，在科技社团自主性建构过程中，挂靠单位可以继续给予政策及资源方面的支持，助力科技社团顺利渡过变革期；
对于未脱离挂靠的科技社团，挂靠单位可以在不违反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对科技社团的行政干预程度，帮助科技社团在挂靠体制下建构自身的资源自主性和行动自主性。

(3)资源拓展：资源的独立性与拓展能力。资源是社会组织获得自主性的核心。G学会成功脱钩的过程显示资源的独立性和拓展能力能够减少脱钩改革为科技社团带来的阵痛，降低科技社团脱钩改革的成本，增强科技社团脱钩改革的动力。因而，提升中国科技社团的资源拓展能力、优化资源结构是促进科技社团自主性建构的关键。对于科技社团而言，其资源拓展的核心是其业务的发展，资源整合的过程也必将伴随着业务和服务的输出。科技社团整体业务逻辑是以科技工作者为核心进行知识吸纳、知识生产、知识评价与知识输出的过程，如图6所示。因而，提升科技社团资源获取能力的核心是通过吸纳会员不断整合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并为其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打造科技社团的品牌产品和服务。

图6 科技社团的业务逻辑

(4)领导力提升：关键群体的变革动力。科技社团关键群体的变革意识和变革行动是影响科技社团治理模式选择的核心因素之一。T学会案例显示即使其他条件都具备，如果科技社团关键群体没有改革动力，那么也不会触发科技社团的脱钩改革。因此，在科技社团自主性提升的过程中，提升决策层成员的改革动力和行动力是关键。具体方式可以有政策宣讲、典型案例宣传、科技社团互相交流等多元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