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机制创新：区块链赋能的视角

袁利平，张 薇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西安710062

随着决胜脱贫攻坚战略目标任务的如期实现，中国贫困治理已进入历史阶段性转轨，贫困治理的重心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扶贫的接续工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为确保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历史性解决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新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的重要时刻，教育扶贫作为中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抓手，依然存在扶贫资源错配、扶贫对象瞄准失焦以及返贫高发易发等现实窘境。

区块链被誉为计算机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具备去中心化、可追溯性、非篡改性、可透明化以及分布式记账等特性[1]。从字面上看，区块链(blockchain)是由一个个记录着信息的区块(block)链接起来组成的一个链条(chain)。从计算机语言来看，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数据库或账本，在计算机网络的节点之间共享。从本质上讲，区块链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是指通过去中心化和非信誉的方式集体维护一个可靠数据库的技术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特别强调，要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等领域的应用。目前，区块链技术在教育、旅游、医疗、金融等领域的应用已体现出其内隐的社会服务价值。作为创生颠覆性生产关系的核心技术，区块链正积极推进“信息互联网”向“价值互联网”迈进，并试图借助技术创新驱动社会公共服务生产关系不断革新。以区块链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为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机制创新带来了技术层面的可能。“区块链+教育扶贫”是区块链技术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对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积极回应。本文旨在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内生优势特性，消解教育扶贫中的现实隐忧，把握“后扶贫时代”的技术着力点，探索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以期为后扶贫时代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贫困人口再返贫提供参考。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指出，与其说历史演进的动力源于物质生产方式，倒不如将其看作社会本身为维持发展而形成的结构功能。换言之，历史不断演进的关键性动力是被符号化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交往联动。区块链技术驱动下的教育扶贫，亟须在区块链中完成教育扶贫价值逻辑的“祛魅”，将教育扶贫置于新型创生技术视角下，再度进行学理性审思，揭示技术革命引领教育扶贫变革的价值逻辑。

(一)强化共生和谐的教育扶贫思维理念

“区块链+”观照下的教育扶贫是一个共生和谐的包容性场域，其重点强调将区块链作为生产、生活要素共享的数据平台，重塑以共生和谐为特征的社会运行新形态。脱贫地区教育扶贫的价值目标不单单是追求脱贫地区教育现代性的增长，而是依托“区块链+教育扶贫”的思维理念，促成共生和谐、整体关联的思维理念变革，实现脱贫地区教育发展目标的整合与重构，特别是脱贫地区“以人为本”共生和谐的教育扶贫生态目标。

一方面，区块链的诞生为脱贫地区教育发展明确了整体关联性目标。万事万物均处于联系之中，只有通过数据和人之间的交流、融合，重构数据同人、物、事之间关联格局，孤立数据自身的存在价值才能显现出来[2]28。在区块链中，“链”上分布着繁密的数据库节点，每个节点之间彼此自由连接，具有高度自治性的特征，不同节点之间通过网络排列会产生多主线的非线性关系，继而形成平等性、开放式、扁平化的去中心化结构。以区块链蕴含的“整体关联性”为逻辑起点，重新审视脱贫地区教育精准帮扶，是“区块链+教育扶贫”的内在旨意，将脱贫地区和脱贫个体相关联的人、物、地系统考量，实现教育扶贫数据的融合与重构。在教育扶贫过程中，以区块链倡导的“整体发展观”理念为指导，提升“真扶贫”“扶真贫”的品质。另一方面，区块链为促进脱贫地区教育发展提供人性关怀与协同共生。共生和谐是教育生态系统得以良性运行的关键要素，也是信息化助力教育精准扶贫，迈向和谐发展的最终目标。脱贫地区教育发展的贫困表征各异，而区块链的协同关联理念正符合其需要。基于共生和谐理念的推动，通过区块链技术虚实结合、以点带面、相互联动的技术赋能，彰显出人性关怀中共生和谐理念的价值目标。

(二)引领共享开放的教育扶贫方式变革

随着区块链的不断发展，学界已在思考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链式反应，同前沿信息技术有机结合，创设共享开放的智能环境，以此实现“自适应”转向“智适应”的跳跃。在教育扶贫和信息技术不断融合发展进程中，不单单是教育扶贫理念与思维的强化，同时还推动了教育组织形态与生态系统的革命，继而引领教育扶贫方式的变革。未来的教育扶贫亟须超越传统学校与课堂的局限，满足信息时代与知识社会“处处可学、时时可学”的高阶需求，使其朝着多向度、多中心化演进。同时，校内校外、线上线下都将成为教育扶贫的重要场所。从扶贫客体维度来看，如何识别客体特征、为客体职能匹配课程、提供有价值的学习，是区块链驱动下教育扶贫方式变革的目标；
从扶贫主体维度来看，从传统学校扩展至社会各界，从独享封闭到共享开放，确保教育扶贫开放共享方式安全可靠，是区块链引领教育扶贫方式变革的宗旨。

区块链多中心化的节点特征，为强调以安全可靠为前提的开放共享提供了保障。秉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宗旨，区块链赋能教育扶贫，可打破传统的学校界限，实现将海量线上线下、国内国外教育渠道所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优化整合。具体来说，从扶贫客体角度审视，不同兴趣爱好、不同素质潜能、不同性格特征以及不同环境背景下的学习者均可建构属于自己的个性化学习链条，并通过区块链的帮助在不同的学习渠道有所受益。从扶贫主体角度审视，区块链的运用得以使广义上的教育扶贫与产业深度融合，其中涵盖高等教育的产学合作、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以及特殊教育的社会实践等，而区块链可以记录上述实习、创业、实践和创新活动的痕迹和全过程，促使学校教育信息同各类教育信息的均等化，消除传统教育扶贫模式的权重“霸权”，从而促进高质量教育公平进一步实现。

(三)重塑平等民主的教育扶贫文化氛围

“区块链+”观照下的教育扶贫勾勒出一幅极具现代性的知识文化图景。区块链云服务平台的搭建、分布式账本技术支持下“微认证”的开发、“可信教育身份链”的构建，各式各类的区块链技术在教育领域融合应用的新样态，为脱贫地区学习者带来了一场全新的文化教育范式革命。这场革命的学习场域可在一种更加开放、平等、民主的环境中开展，脱贫地区的师生可以摒弃自身的自卑感，以平等、平和的心态参与学习文化交流。这种由高新信息技术带来的纯净、简单的网络文化环境正是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机制创新之所需。借助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可追溯性、不可篡改、透明性、安全性、高效性等特征，可疏导脱贫地区师生不敢参与教学交流的自卑心态，改变他们不愿接受新事物的保守思维，为脱贫地区营造平等、民主的教育扶贫文化氛围。

具体而言，区块链的介入为创设平等、民主的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提供了可能。区块链同教育的有机结合多以虚拟时空存在于学习场域，其去中心化、去身份化的特点较为显著，脱贫地区学习者可以避免同优秀培训教师面对面学习交流的尴尬，大幅度提升帮扶效果。与此同时，点对点传输(peer to peer，P2P)作为区块链底层之一，是一种分布式网络，对等节点之间无需经过中间实体便可直接访问，以此达到计算机资源共享[3]19。该技术的介入凝聚了教育扶贫的文化认同感。基于P2P网络技术的对等协议可破除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藩篱，赋能多区块节点拥有同样的网络权利和平等的网络地位，能真正意义上达成信息数据在全链上的互通共享，为脱贫地区教育扶贫营造民主的决策环境。在帮扶过程中，由于数据信息的互通共享，学习者能够自主接受精准识别，自主参与教育发展，主动参与扶贫决策，在民主、平等的环境下建立对“区块链+”观照下的教育扶贫文化范式的认同感，并将自身需求作为后扶贫时代的文化使命诉诸行动，无形中能将学习者从被动参与教育扶贫拉回至中心位置，重塑平等民主的教育扶贫文化氛围，进而有效巩固教育扶贫成果。

(四)构建共建共治的教育扶贫治理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在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扶贫治理体系中，多元主体参与协商的交往行为依赖政府作为中介平台进行协调与组织，多元主体受“政府中心化”的行政体制约束较为明显[4]。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分布式、可信任、可追溯等特性，转变了以往教育扶贫治理体系中政府的绝对中心地位，能让其他主体获得多元信息、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而在信息社会与智能时代，透过关系视角，无论基于宏观层面，抑或是微观层面的教育扶贫治理，均要求从垂直管理、科层制转向多中心协同治理、扁平化治理架构，以提高教育扶贫治理权力配置和服务的高效性与科学性。

当前，中国教育治理受“需求—技术—政策”综合型治理工具驱动，数据治理跃升为重要途径[5]，教育扶贫治理也不例外，区块链能够为其实现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提供技术架构。在数据治理工具中，区块链具备的技术特点可促使教育扶贫治理透明化、教育扶贫执法智能化、教育扶贫治理结构扁平化以及保障教育扶贫治理数据的安全性。在教育扶贫电子政务的数据安全与共享方面，区块链技术可为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提供安全、可靠、稳定的“数据池”，允许教育扶贫部门对访问用户与访问数据进行自主授权，并实时记录使用行为数据，避免出现数据泄露、失责等问题，大幅度提升电子政务数据的安全性，同时还会避免数据的重复记录和收集；
在教育扶贫风险预警和联合治理方面，区块链可通过利用智能合约将不同部门间互联互通，实行智能预警和自主治理，提高治理效果；
在“放管服”层面，区块链通过引入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共担治理责任，共享治理权力，推进政府、学校、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教育扶贫治理，倾诉利益需求，全力打造共建共治的教育扶贫治理格局。

区块链集结了共识算法、点对点传输、智能合约以及链式时间戳等底层技术，汇集了去中心化、可追溯性、非篡改性与可透明化等优势特性，一跃成为价值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核心，能为教育扶贫赋能有效的价值传递途径和信任机制。具体而言，去中心化赋能教育扶贫的高参与度，可追溯性赋能教育扶贫的高效益化，非篡改性赋能教育扶贫的高信任度，可透明化赋能教育扶贫的高公平性。厘清区块链技术驱动下教育扶贫的赋能原理，有助于把握技术变革带来的内生优势，进而为构建教育扶贫的机制创新提供技术支持。

(一)去中心化：赋能教育扶贫的高参与度

目前，中国教育扶贫面临教育信息不对称、教育资源共享性缺乏、多元主体参与不足等现实窘境[6]。剖析其原因发现，这是由于“教育权利依附于教育主体的存在，是一种可以影响教育主体行为的制度媒介，权力的‘钟摆’总是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摆动，这和不同教育主体的地位博弈结果密切相关”[7]。而政府在以往的教育扶贫中一直处在主体结构的核心位置，掌握着海量的信息数据，导致教育扶贫权力更倾向于集权结构，而其他扶贫主体在信息和价值流动方面受限于政府，难以达到有效、直接的互通，影响了其他教育扶贫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降低了其参与度。在此背景下，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教育扶贫中，可以恰到好处地治理上述问题，实现双方在问题与优势之间的理论耦合，赋能教育扶贫的高参与度。

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是计算机技术不断创新下的衍生概念，它实现了从底层技术解决互联网发展中的数据确权和数据孤岛等信息重组难题，为信息的分析、整合以及处理提供了全新的社会化合作模式，建立起全新的信任模式[8]。从学理性角度来讲，去中心化是随着主客体间相互作用的不断发展，逐渐深入到认知后进行认知结构的构建，在主体实现认知与行为间机能的平衡状态之后，将从“自我中心”的困境中解脱，缓缓适应，直到融入整个社会关系网中。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去中心化的构想只能在哲学领域中研讨，而区块链技术让去中心化的美好愿景终成现实。区块链中的每个数据库节点都拥有高度自治性，每个节点之间也相互连接，共同形成区块“链”。“链”上不同节点之间通过网络排列产生多主线的非线性关系，进而形成平等性、开放式、扁平化的去中心化结构[9]126-139。这种去中心化的系统特性具有信息公开性、全员参与性等特点。去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同多元主体平等的结构完美契合，各教育扶贫主体遵循非对称的加密算法，统一规制并存储全部链上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在教育扶贫治理体系中的绝对中心，促使其他扶贫主体获得共享扶贫信息、共同参与治理的机会，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过程中消除信息不对称、资源贡献缺失、多元主体参与不足等障碍，从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高参与度的教育扶贫治理体系。

(二)可追溯性：赋能教育扶贫的高效益化

可追溯性(traceability)是指区块链的每个“块”在“链”上都可依托具体节点，对信息数据的变更与储存实施追踪，这一优势得益于哈希算法(Hash algorithm)的支持。对链上数据进行加密与压缩，形成了可追踪的时序区块，这种对某一时刻的数据机构进行的唯一标识就是链式时间戳(chain timestamp)。简言之，链上数据的区块均由时间标记，便于追溯。首先，可追溯性保障了区块链数据存储记录的完整性。在实际操作中可精准地利用节点追溯到具体的时间、事件与内容，保证数据信息完整无缺；
其次，区块链中的编辑数据的记录也都完备有序，一旦发生数据信息被技术篡改或伪造的情况，便可根据数据编辑的主线追溯到历史记录与相关责任人，保护数据信息安全可靠。在区块链中，任何一条数据信息均可查证追溯，可追溯性也为数据安全与完整提供保障。总之，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教育扶贫中，能提高教育扶贫治理效率，能提升组织机构间的有效协同性，进而为教育扶贫赋能高效益化。

传统的教育扶贫依靠政府单一的治理方式，往往造成部门间的权力膨胀、利益博弈等问题，阻碍着部门间的沟通和交流，进一步导致教育扶贫治理效率低下。因此，如何提高组织间的有效协同性是教育扶贫治理由“低效益”向“高效益”转变的根本之策。首先，除观念认知上的转变外，还需通过区块链技术支持不断完善治理手段。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教育扶贫治理提供了新契机，区块链技术的可追溯性为各部门提供完备的数据整合，解决数据流通的无序性，有效提高教育扶贫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其次，区块链技术具备较好的激励机制，能有效提升治理工作效率。区块链技术具备的可追溯性特征，可实时记录每个人的扶贫贡献，并自动确权实施激励，间接为教育扶贫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创新方式。最后，可追溯性能帮助解决教育扶贫治理中的争议问题，对于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等行政道德风险的处理予以技术层面的支持，以此不断提升扶贫干部责任感。因此，需要将现存法律有机嵌入区块链技术应用，实现法律和技术的有机融合，为技术调解争议提供法律依据，实现治理调节的科学化、高效化。综上，可追溯性能够帮助教育扶贫治理提高组织间的有效协同，降低教育扶贫治理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教育扶贫治理的科学性与效益性。

(三)不可篡改性：赋能教育扶贫的高信任度

不可篡改性(unforgeability)，即只有当全网算力达到51%及以上才可进行数据篡改，但产生的篡改成本将远超篡改后的收益，因此也称之为“强条件篡改”[7]。不可篡改性能够自始至终确保“链”上生活数据与生产数据的安全性与完整性，这也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提供坚实的后盾。“在传统的中心—边缘数据管理体制之中，高层级的数据管理者拥有宽泛的管理权限，可以核查、销毁、篡改数据。”[10]特别是当数据信息核对有误，数据篡改等现象发生时，隐瞒或销毁不利数据信息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一定程度降低了社会对数据信息和管理安排的信任度。区块链产生以前的数据信息保护系统多由单中心掌握，为确保数据信息的完整安全，通常采用用户认证的手段控制权限，譬如安装防爆系统、配置多重密码等物化保护方式，但依旧会出现数据信息篡改、失窃、泄露等现象。

区块链技术的诞生彻底改变了数据防篡改系统，提高了管理工作的信任度。一是进行数据信息的全方位透明公开，以全开放的方式重塑数据信息保护的概念，保障了数据信息的完整性。二是设计出无法被篡改的强条件篡改机制，只有达到全网算力的51%时才能篡改数据，但因数据信息篡改成本过大而失去篡改价值。区块链技术运用纯数学的理论，构建分布式节点的信息关系，开创出人与人之间的高信任机制。把区块链技术这一特性应用于教育扶贫领域，可有效缓解教育扶贫治理过程中因恶意篡改数据、内容缺失和疏漏等问题引发的信任危机，在不可篡改性的支持下，教育扶贫主体与客体可完全信任扶贫数据信息，有助于提高教育扶评工作的可信度与真实性。三是在区块链的网络系统中无需权威的管理平台，或是任意一方的信任背书，因此也能实现不同主体在法律层面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提高彼此间的信任度。四是可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教育扶贫考核中。区块链观照下的教育扶贫考核，除了包含传统“自上而下”的考核方式，还特别将社会意见纳入考核体系中，更加关注脱贫地区学习者的切身感受，通过人民群众对教育扶贫干部和扶贫工作“打分”，形成多维指标、多元通道和多元主体的考核制度，一改以往的单主体考核手段。在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政策制定中，将脱贫群众意见和诉求纳入教育扶贫的考核中，不但会更加贴合脱贫群众的需求，使脱贫群众更加认同扶贫政策，而且会提升脱贫群众对教育扶贫工作的信任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四)可透明化：赋能教育扶贫的高公平性

区块链技术作为一个开放透明的社会生活与生产数据库，除了具备隐私属性的数据信息之外，“链”上数据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公开透明的[11]。区块链技术具备的开放性特征成就了其数据存储的可透明化(transparency)，为降低社会成员所获信息的不对称提供了可能。数据信息的透明公开意味着每一位社会成员均可自由公平地获得所需信息，加之区块链具备的不可篡改性避免了数据伪造等后顾之忧；
同时，由于区块链上不同节点间不存在截留或隐瞒等技术漏洞，因此可以保证“链”上所有数据的可追踪性。区块链的可透明化真正实现了在技术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让大量无关信息转变为可信任的价值资源，提高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公平性，有效解决了因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公平性问题。

信息对称对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交易形式来讲不可或缺，这一论断源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具体探索由于信息闭塞而导致人类生产活动中出现的不平等现象，以至引发食利问题与道德风险的产生。信息对称则是和信息不对称相对的概念，具体指所有交易主体能够一同分享相关信息，保障每个主体都获得翔实的知情权与选择权，间接保证了交易的公平性。而当前教育扶贫也面临着扶贫信息不对称、扶贫数据信息不透明等现实问题，极大影响着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能否持续发力。通过区块链技术，利用信息系统对“链”上全部教育扶贫参与方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可以保障“链”上教育扶贫交易行为以及教育扶贫数据存储的真实性，合理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工作贵在“精准”，教育扶贫内容的精准匹配是关键，区块链的可透明化为教育扶贫内容的匹配性提供了技术支撑。与此同时，通过区块链还能有效处理教育扶贫过程中出现的教育扶贫资金匹配难、教育扶贫干部工作不精等问题，利用“链”上数据信息公开透明、共同监管等特性，降低教育扶贫资金和人力资源在分配使用上的交易成本，加强资金与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益，提升教育扶贫人财物相匹配的公平性。

以区块链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为教育扶贫的革新带来了技术层面的可能，形成了区块链技术驱动下教育扶贫机制创新的技术逻辑(如图1所示)。具体来讲，在价值层面，区块链技术有助于强化共生和谐的思维理念，引领共享开放的方式变革，重塑平等、民主的文化氛围以及形成共建共治的教育扶贫治理格局；
在技术层面，区块链技术集结了共识算法、点对点传输、智能合约以及链式时间戳等底层技术；
在功能层面，区块链技术汇集了去中心化、可追溯性、非篡改性与可透明化等优势特性，它所带来的价值交换能形成一个多种设备无缝对接的互联世界；
在应用层面，区块链技术彰显着教育扶贫高参与度、高效益化、高信任度和高公平性等赋能原理。总之，区块链技术成为价值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核心，能为教育扶贫赋能有效的价值传递途径和信任机制。在后扶贫时代，需要从机制层面全面创新教育扶贫共识、协作、追溯、监管和考核等机制，为构建教育扶贫的机制创新提供技术支持。

图1 区块链技术驱动下教育扶贫机制创新的技术逻辑

(一)创新教育扶贫共识机制，增强扶贫主体精准合作

传统的教育扶贫管理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即政府部门制定一系列政策，将国家教育扶贫意志层层下达，师生、学校、社会组织鲜有机会参与政府决策，对教育扶贫管理行为只能被动接受，这种教育扶贫管理制度拥有浓重的行政命令式的强制色彩。“塔西佗陷阱”理论认为，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面对信任危机，教育扶贫的公平性、权威性以及数据信息的安全性都难以保证。马克思曾提出：“机器是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12]79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共识机制能够实现在决策权力高度分散的去中心化体系中达到高效且有效共识，同时保证教育扶贫决策的社会信任度与全员满意度。在教育扶贫共识机制的实践层面，区块链技术利用自身分布式节点的高质高效数据存储优势，充分记录链上全部教育扶贫主客体的数据信息，实现数据层面的公开民主，发挥去中心化的特性优势。这一特定优势不仅可以有效消除教育扶贫中心化附带的“马太效应”，强化教育扶贫数据定义下的民主社会理念，还可以通过智能合约将教育扶贫主客体间难以预测的行为予以规制，激活教育扶贫主客体的内生动力，相互配合，同时精准识别配置教育扶贫资金、人力和项目等资源。

区块链技术运用于教育扶贫工作的共识机制，是后扶贫时代提高教育扶贫主体精准合作效益的目标导向所致。在现行的教育扶贫工作机制中，政府长期处于核心地位，社会资本、个人资本和公益机构只能和政府单一线性对接，通过政府同脱贫群众发生间接帮扶效应，减弱了扶贫主体的帮扶效益。这种单一的传导性帮扶机制不能完全发挥各教育扶贫主体的全部效用，还会因中心传导机制的低效而增加各个扶贫主体的工作负担。譬如，政府忙于同社会教育机构对接工作，而忽略将对接成果落实到扶贫实践，扶贫客体忙于接受调研而忽略个体可行能力的提升，等等。在此背景下，运用纯数学模型建构分布式节点的相互信任关系，建立起一种多元主体间无需信任的智能合约，扶贫主体无需担心教育援助被窃取，扶贫客体无需担心不公正对待，教育扶贫主体与客体均获得了权利和义务上的平等。总之，区块链技术支持下的共识机制，实现了教育扶贫主体免于公共利益受损，教育扶贫客体免于个人利益受损，彼此间可直接对接、直接共享教育扶贫效益。

(二)创新教育扶贫协作机制，优化扶贫话语权力分配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将贫困概念从收入贫困扩展到权利贫困、可行能力贫困和人类贫困，将贫困的原因分析从经济因素扩展到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等领域，将传统的经济发展观扩展到人与社会的自由发展观，认为只有让人们享有更大限度的行动自由，拥有更多的机会，做出更多的选择，才能从本质上消除贫困[13]。但真正的权利是建立在话语权力(discourse power)基础之上实现的，对此，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屈从于权力或反抗权力……我们必须考虑到复杂而不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话语既是权力的工具，也是权力的效果”[14]。因此，赋予脱贫群体话语权力是后扶贫时代可持续脱贫不返贫的有效办法。揆诸现实，教育扶贫中话语赋权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危害有传统粗放式教育扶贫见效慢，无法满足“精准”的核心要求；
更易滋生虚假政绩，深陷“形式脱贫”的泥潭；
等等。扶贫话语是扶贫主体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下的表达方式与表达能力，也是不同扶贫主体在教育扶贫博弈进程中权力、手段与地位的综合反映。教育扶贫话语亦是最贴合教育扶贫主体之本质的语言体系，其反映了教育扶贫权力的分配结果，对话语的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公共治理范式下教育扶贫治理的变化规律及其内在机制。在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范式中，企业、社会组织等教育扶贫主体处在“失语”状态，教育扶贫话语权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其“显性弱势者”的困境。因此，教育扶贫治理现代化应是一个对企业、社会组织等教育扶贫主体全方位“赋权”的过程，消除教育扶贫话语的“符号障碍”，帮助其丰富话语表达方式与提高表达能力。

教育扶贫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的系统性工程，多元主体之间的特性多样各异。为确保多方教育扶贫主体的话语权，实现教育扶贫工作效益的最大化，必须建立完善的协作机制，而区块链技术对于合作共赢有着先天的技术优势。一方面，区块链技术能够建立教育扶贫的信息合作平台，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提供有效的信息沟通平台。共识算法(consensus algorithm)是在去中心化的网络平台中将链上每个节点在激励机制与信息验证方面达成数据读写的一致性，以此保证只有真实与有效的交易信息才会被记录在透明公共的账簿中。这一算法机制打破了以政府为中心的教育扶贫主体结构，为分布式账本支持塑造的去中心化教育扶贫权力结构提供了多元主体平等的背景。同时，由于政府、学校、教师、学习者、企业均有相同的数据读写权，为保证“链”上数据的准确性与真实性以及防止“双花攻击”问题[15]16，需要每一节点都依循共识算法所设恰的“拜占庭容错机制(PBFT)”[16]17，以确保“链”上各节点的话语权不被区别对待。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能够将脱贫地区的具体发展状况与产业情况同脱贫群众的学历、技术等专门技能等信息进行双向匹配，能为脱贫地区的教育扶贫与产业扶贫提供合适的政策建议，助力教育扶贫与产业扶贫有机结合，为教育扶贫的各方提供可靠安全的交流协作平台。

(三)创新教育扶贫追溯机制，保障扶贫资金效益优化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教育扶贫资源投入效益会直接影响脱贫地区人力资本、生产力水平与劳动产出，是导致脱贫地区难以彻底脱贫的关键。讷克斯(Nurkse)也对教育投入的重要性进行了阐释，他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分析，提出“一国穷是因为它穷”[17]6(a country is poor because it is poor)的著名论断，用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解释了贫困产生并不断循环的根源。教育扶贫资源投入是保障教育扶贫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资源要素，利用技术支持与制度设计追求教育扶贫资源效益最大化至关重要。中央财政和各部委都专门设置经费用于教育扶贫工作，各级各类政府也都分别划拨专项财政用于教育扶贫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政府的财政支持下，中国教育扶贫工作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就，但仅从教育扶贫资源使用效益来看，资金利用率和教育扶贫成就未成正比，教育扶贫资金在帮扶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漏出”现象[10]。资金“漏出”是教育扶贫工作的一大顽疾，资金要么被无端浪费，抑或是挪作他用等，但“漏出”资金的去向却不得而知。这是由于传统的教育扶贫工作依旧是以人为主的模式类型，缺乏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监控，因此也就直接导致教育扶贫资金的具体使用状况不明。尽管财政管理部门在教育扶贫资金使用上制定了使用规范，但依旧没有完全解决教育扶贫资金“漏出”现象。制度设计之外的区块链技术能为保障教育扶贫资金效益最大化提供突破点。

区块链的全程可追溯特性优势为实现教育扶贫资金使用状况的全过程监督提供了技术支持。首先，“区块链+教育扶贫”支持工作数据的全程客观录入。按照时间序列标识时间戳，为教育扶贫全过程监督的数据真实性提供基础。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数据信息的录入实时加盖时间戳，使资金的使用情况被记录在链，详尽且客观的全过程数据信息得以监督。其次，“区块链+教育扶贫”支持已录入数据信息的不可篡改性。区块链技术支持记录下的教育扶贫资金使用情况具备不可篡改性，当且仅当全网算力达到51%时，方能实现篡改共识，在目前全网用户庞杂的大规模背景下，具备51%的算力是无法实现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客观真实性。最后，“区块链+教育扶贫”支持已录入数据信息的可追溯性。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的可追溯机制为教育扶贫资金使用规制提供了强制性保障，可以确保扶贫资金的使用状况均被记录于合理时间、合理空间与合理实践之上，允许需要之时进行全程追溯，利用追责相关负责人的方式保障教育扶贫资金的效益最大化。值得注意的是，“区块链+教育扶贫”应尽力避免因技术革命带来的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的隐性冲突，防止过度依靠技术而忽略对教育扶贫主客体的价值关切。

(四)创新教育扶贫监管机制，提高扶贫系统工作效率

区块链支持下的监管机制是基于各节点自身利益和数据库安全而实现的，每个节点既是参与者，又是监管者。基于时序存储的分布式账本信息数据库，区块链每10分钟形成一个时序性数据块，每一块在前一块的基础上形成存储，彼此相连形成由区间节点连接的时序数据块链条。“链”上的不同节点间共同监管，形成分布式自主治理。区块链以每个节点输送者的自身利益与时序性数据块的安全为基础，各个节点输送者既是参与者，亦是监管者，由此形成共同监管机制。共同监管机制可以高效地为教育扶贫活动提供信息安全保障、信用保障以及技术保障，同时节约管理成本，提高教育扶贫运行系统的工作效率。

区块链技术具备公开透明的特性优势，利于记录、编辑并使用“链”上全部参与者一同监管的数据信息。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的教育扶贫共同监管机制，有助于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媒体机构、社会民众以及监察机构的共同监管样态。首先，教育扶贫的共同监管机制需要保障实践数据的准确性。教育扶贫过程中每个实践的具体操作均由录入者签名，经过全网共识之后被记录在“链”，这为教育扶贫共同监管机制的录入提供了保障，确保教育扶贫项目可按期推行，并且责任落实到个人。区块链技术观照下的教育扶贫监管机制，从技术层面搭建相对贫困识别对象、教育援助项目、教育投入转移等数据库，确保“链”上和“链”下数据信息的真实性，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将教育扶贫工作置于“阳光之下”。其次，教育扶贫的共同监管机制保障内容排列的时序性。区块链技术观照下的教育扶贫具有分布式账本的特性优势，以加盖时间戳的方式，按照数据信息的时序性进行记录，保证了教育扶贫共同监管内容的完整性，从而实现教育扶贫内容的公开监管。最后，教育扶贫的共同监管机制保障数据信息存储的安全性。譬如学习者的识别结果、学习者的考核结果等，这些数据一经录入到区块链中，就几乎无法篡改。在理论上，只有当全网算力达到51%及以上才可进行数据篡改，但篡改成本远高于篡改收益，因此基本可以排除不计成本进行篡改的可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教育扶贫结果的公开监管。

(五)创新教育扶贫考核机制，确保扶贫质量关键之举

为进一步确保中国教育脱贫质量“成色足”，脱贫成效考核是教育扶贫工作的关键，亦是保障教育脱贫质量的守底之作。中国教育扶贫进入后扶贫时代，将面临长期存在动态性、多维性和隐蔽性的相对贫困。对于脱贫考核，学界提出关注静态和动态的相互作用、构建同相对贫困特性相匹配的脱贫质量考核机制。脱贫质量是教育扶贫的最终结果，需要以教育扶贫全过程为基础进行衡量。教育扶贫过程的质量将直接决定脱贫成果的成效，对教育扶贫的全过程监管和全方位考核是提高教育脱贫质量的关键。为防止大批脱贫人口返贫，需对教育脱贫质量加强考核。在传统的教育扶贫过程记录中，更多地采用纸质记录与电子记录相结合的方式，但这两种记录方式都具有被篡改的风险，导致现实教育扶贫过程中也存在“虚假脱贫”和“数字脱贫”的现象[10]。在此背景下，教育扶贫过程的数据严谨性与真实度便显得尤为重要，亟需利用技术手段对教育扶贫全过程进行考核。

区块链观照下的教育扶贫考核机制可将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可追溯性、不可篡改性以及可透明化等特性运用其中，以达成脱贫质量考核的机制创新。基于上述特性确保教育扶贫质量“成色足”，分阶段对教育扶贫质量进行监督、究责以及考核。首先，区块链支持下的教育扶贫考核机制有助于质量监督。教育扶贫的“链”上数据具有不可篡改性，保证了教育扶贫全过程的数据信息的可信度，同时可追溯性则进一步强化了对教育扶贫的过程监督。其次，区块链支持下的教育扶贫考核机制有助于质量考核。不可篡改性与可追溯性有助于确保教育扶贫全过程数据信息的严谨性，对教育扶贫工作的全过程进行严格考核，以期实现提高教育脱贫质量的目标任务。最后，区块链支持下的教育扶贫考核机制有助于质量究责。区块链技术观照下的教育扶贫可依托时序性数据信息库保存完整数据，利用可追溯性确保教育扶贫的高效益。总体而言，“区块链+教育扶贫”可保证扶贫全过程质量监督的高效性，保证全过程质量考核的严谨性，保证全过程质量究责的可能性，进而消除数字游戏式教育扶贫、模糊化教育扶贫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同时，在后扶贫时代，只有当区块链赋能教育扶贫的过程被监督、质量被考核、责任被追究，教育扶贫工作的高效性、严谨性以及真实性才能得以确保，教育扶贫机制的创新才能得到实现。

2021年是中国教育扶贫工作的关键转折点，不单单是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形态变迁，更是扶贫方式从顶层设计向技术创新的节点变革。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颠覆性”的创新技术成果，它的引入不仅可以助力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亦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技术可能性。因此，不断创新并优化区块链支持下的教育扶贫机制，用更科学高效的教育扶贫方式降低扶贫成本、提高扶贫成效，为后扶贫时代中国教育扶贫事业提供了可行的技术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并非一直保持中立价值属性，优势的一面显而易见，但其内在逻辑不断演化产生的挑战与风险更需要加以关注[18]16。换言之，区块链支持下的教育扶贫也会面临权力多中心化、治理结构主体缺失、话语碎片化等挑战，仍需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