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李丽丽 余祥臻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形势风云变幻，人类也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远古时代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早已一去不复返，伴随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世界已日益变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人类的国际交往与全球联系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频繁，更为紧密。与此同时，风险与挑战如影随形，世界多极化仍然面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
经济全球化在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浪潮中艰难前行；
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也因利益争夺面临着多方阻挠；
战乱冲突、贫穷落后、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问题仍然是笼罩在人类头上的乌云。站在这个发展的十字路口，人类应该如何抉择呢？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它是中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开出的一剂良方。

回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十年历程，从理论构想到实践生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理念，更是一个伟大的实践方案，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历史起点上，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鲜明特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边缘”现代化模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以“同心圆”模式的现代化路径，走出全球化的发展困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回顾了自2012 年至今十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展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此后经过十年的丰富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丰厚内涵和重大意义的卓越理念和伟大实践方案。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表的多个重要讲话，对最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二三四卷，专门针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设立了专题，分别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从2015—2017 年、2017—2020 年、2020—2022 年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23 篇。此外，2018 年出版的《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自2013 年1 月至2018 年6 月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稿85 篇。2020 年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重要讲话中继续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全世界本着命运与共的原则，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共同努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 年10 月17 日。

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经历了形成、丰富和践行三个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充分体现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的统一。从酝酿到形成、从构想到成熟、从理论到实践，这个理念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指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②《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 年11 月18 日。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首次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推向外交场合，第一次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再次提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据统计，这一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重要场合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达六十余次。这一时期也被认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期。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 周年大会并作主旨演讲，演讲题目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在重大国际组织中提出并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这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从初步形成到逐步丰富的跃升。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作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该讲话从理论阐释和实践推进两个层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此次讲话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分别被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安理会、人权理事会等多个联合国机构写入多个决议。联合国充分肯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意义，认为其是世界朝着新的时代、新的未来发展的标志。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和丰富内涵，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目标，它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和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期。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继被写入党章和宪法，这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仅是理论，更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落实、落地和大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倡导大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者，在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时作了《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的主旨演讲，倡导建立中非命运共同体，并特别强调了从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生态等方面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八大行动”。共筑中非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命运共同体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论走向实践，从理念倡导到大力践行的重要体现。自2020 年以来，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典范，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大国风范，充分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知行合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指出以和平、发展为前提的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包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这进一步提升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鲜明特征克服了西方现代化“中心—边缘”模式的实践困局，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以中国式现代化带动世界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带来了人类理性的解放、主体性的觉醒，随之而来的现代化进程以其惊人的速度占领了世界版图，以其在生产力方面的先进性成就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然而，西方文明所造就的现代化却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渐走向其反面，用抽象同一性挤压多样性，并企图通过“中心—边缘”模式的全球现代化路径完成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同质化。这就是西方现代化所开创的“一元现代性”图景。

由于“一元现代性”的同一性本质，这种现代性所创造出来的现代化模式仅是以西方文明为模板的复刻。“一元现代性”本身内含的理论同质性如果想要在现实社会中顺利推行，就必须要借助非常手段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向边缘辐射才能实现。因此，在实际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中心—边缘”模式的现代化必然会陷入实践困局，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说：“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经济上的霸道性与国际经济新秩序不相符；
其二，政治上的霸权性与国际法则不相容；
其三，文化上的霸凌性与多元文化时代相背离。此外，安全、生态等方面的困境在当代也越来越凸显，亟待解决。

（一）经济上的霸道性

资本逐利性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各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生产力维度上的优越性对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落后国家等后发市场国家都具有吸引力。然而，后发市场国家是在一定程度上被迫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因为世界各国如果不想被排除在这张经济大网之外，就必须主动加入全球化的进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

由西方“中心—边缘”模式空间推进而来的全球化，其本质上仍然是以资本逻辑为中心，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要把一切事物都变成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东西”③李丽丽：《马克思恩格斯对异化家庭的解构与重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3 期。，其主体仍然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有些后发市场国家确实在全球化过程中享受到了红利，迅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也有些国家较好地融入了全球化进程，经济上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总体来说，“中心—边缘”模式仍然表现出很强的霸道性。就全球范围来看，仍然有很多的国家承担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却并没有享受到它的红利，如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一些国家，经济仍然非常落后。这种经济上的霸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国际分工体系是不平等的。“一元现代性”导致的“中心—边缘”国际分工体系本身就不平等，它把发达国家定义为体系的“中心”角色，而落后国家则被定义成为发达国家提供初级产品的“边缘”角色，落后国家必须依附于发达国家。中心与边缘的分工在经济交往与合作中并不是互利共赢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心”高额利润的获得是以剥削“边缘”为代价的。正如普雷维什所说：“从历史上说，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外围。”①Raúl Prebisch.(1959).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9(2).P.251.技术传播上的不平等性是导致传统国际分工体系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第二，全球财富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相对应，全球财富的分配也是不平等的。尽管后发市场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发达国家所占的比例在逐渐下降，但二者的财富分配在总额上的差距仍然非常明显。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在财富分配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其获得的财富分配总额也具有绝对优势。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均衡必然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虽然全球的极端贫困人口总体上在下降，但处在“边缘”的部分非洲地区却呈上升趋势。

第三，世界经济责任的承担是不对等的。部分发达国家在世界财富分配中获得了最多的红利，但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经济责任，甚至还将这种经济责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等经济不发达国家，如将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退出《京都议定书》等环境保护公约，任由经济失衡畸形发展，等等。经济责任的不对等性，究其本质仍然可以追溯到因西方“一元现代性”所导致的“中心—边缘”模式。

（二）政治上的霸权性

“中心—边缘”模式追求并巩固经济上的“中心”地位，维持资本持续扩张的能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中心—边缘”的资本逻辑扩张结构，伴随后发市场国家的崛起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便逐渐成为经济全球扩张的权力工具，正如戴维·哈维所说：“任何霸权如果要保持与无限资本积累相联系的地位，都必须无休止地寻求扩大、扩张和增强其权力。”②[美]戴维·哈维：《新帝国主义》，付克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21 页。简言之，伴随经济上的霸道性而来的，就是政治上的霸权性。

其一，以自由、民主之名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尽管西方国家经常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标榜自己，但实际上，这些只是他们行使霸权主义的遮羞布。高高在上的超级大国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霸权地位，它们会以各种形式干涉别国内政，扭曲全球化的进程。如2019 年香港暴乱分子以“反修例”为幌子发动暴乱，严重影响了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止暴治乱，稳定了局势。但美国国会参议院却打着人权和民主的名义，通过所谓“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搬弄是非、颠倒黑白。凡此种种，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这些霸权行径和双标行为，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的。

其二，动用国家权力，肆意干扰全球经济市场。西方新自由主义大力倡导消除贸易壁垒、贸易自由化。但在实际的国际贸易中，西方国家会根据自己的实际受益情况随意对他国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发动贸易战，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而且不惜以国家政治权力为武器，肆意挥舞大棒，违背了自由竞争、合作共赢的原则。2018 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严重干扰了全球自由贸易市场，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其三，滥用国家权力，打压他国科技创新。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起到杠杆作用，“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602 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引领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指标，谁掌握了科技领导权，谁就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西方大国一方面不愿意放弃科技霸权带来的丰厚利润；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新兴市场国家在科技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面对这种悖论，他们不是通过提高自身科技创新能力重新引领科技发展，而是滥用国家权力，通过霸权打压、阻碍他国科技创新，这是典型的不正当途径。美国对中国科技创新企业、5G 技术等的打压都充分暴露了西式现代化的霸权本质。

（三）文化上的霸凌性

“中心—边缘”模式在文化、文明上的表现就是极力推崇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进行文化霸凌。黑格尔曾经说过，世界历史从东方社会到希腊罗马再到日耳曼，是自由精神不断演进的过程，是一种精神原则被另一种更高的精神原则代替的过程。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阐述具有某种程度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亨廷顿和福山基本上都沿袭，甚至夸大了这样一种思想。在当代，起源于这一传统的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时不时以各种形式沉渣泛起。

一方面，以高低优劣评价不同的文明。世界上不同的地域风貌、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亨廷顿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七种或八种比较大的文明，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各文明之间必然存在差异，但不能把这些文明的差异说成是“文明的冲突”，更不能以高低优劣来评价不同的文明。文明的差异性恰恰说明了文明的多样性，而多样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才能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第258 页。

另一方面，以西方文明同化其他文明。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西方社会确实在工业革命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确实在现代化方面起步比较早，发展比较快。然而，现代化的道路不只是西方现代化这一条道路，中国人民就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奋力追赶，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路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不同的文明国家，完全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走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而不必在西式现代化的裹挟下被迫走上一条被西方文明同化的同质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既可以促进自身的现代化，又能够关照世界的共同发展，是一条和平、发展、和谐、共同繁荣的现代化新道路。

此外，西方现代化的“中心—边缘”模式还导致了安全上的威胁性、生态上的破坏性等问题。如恐怖主义、生物安全、难民冲突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生态问题，都是西方现代化“中心—边缘”模式在当代实践中产生并且自身无法解决的一些现实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走出这些 “中心—边缘”模式的现代化实践困局具有积极意义，是对西方现代化“一元现代性”的根本超越。

西方“中心—边缘”模式的现代化，因其“一元现代性”而具有同质化倾向、强权性缺陷，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同心圆”模式超越了西方“中心—边缘”模式，以中国式现代化带动世界共同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心圆”模式以两条路径双线同时铺开，分别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心圆进路和“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心圆进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同心圆”模式，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克服了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以“平等互利共赢”为目标抵制了西方现代化的强权性。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心圆”模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心圆”模式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按照“中心—边缘”同质化、霸权式推进，而是遵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原则，同心圆式平行铺开。其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由近及远地铺开；
另一条路径则是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小到大地铺开。

1.“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同心圆”模式的第一条路径

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意识形成于中国近代以来饱受列强凌辱的大时代背景下，最初由梁启超先生提出并使用，后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广为人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是56 个民族共同的名字。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中国人民曾经患难与共，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抵御外敌入侵，凝聚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从现实维度看，中国人民需要继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是时代所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亚洲是世界的亚洲。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①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205 页。亚洲地区比较复杂，不仅经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而且制度差异也普遍存在。然而，亚洲各国由于地缘的原因，唇齿相依，必须构筑起亚洲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有各方面的地缘优势。首先，具备文化的地缘优势，如中、日、韩等国家共同分享儒家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和”文化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广受亚洲各国的普遍认同；
其次，具备经济的地缘优势。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周边国家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合作平台，需要在未来进一步的深度经济融合；
最后，具备政治的地缘优势。亚洲地区国家或处于相似的地域环境，或拥有相同的政治制度，或分享相同的风俗文化，更容易达成政治认同。

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能够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一个样板，亚洲经济的协同发展，更加有利于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论模型和实践探索经验。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同心圆”模式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充分发挥地缘优势，最大限度地减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可控的外在阻力。

2.“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同心圆”模式的第二条路径

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同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命运共同体，如“中巴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历史上，中国曾经与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有着非常友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到现在依然保留着这些优良传统，有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一带一路”是构建区域内命运共同体的优良平台。“一带一路”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说法，旨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形成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明互鉴的区域命运共同体，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目前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了新的空间领域和经济增长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的早期收获，为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更多空间，为加强国际合作打造了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新贡献。”②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记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9 年4 月28 日。

不论是由近及远，还是由小到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心圆”模式都有明显的优势。这种同心圆模式更加体现了“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应平等”的理念，倡导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国际交往中既要充分尊重世界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又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符合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同心圆模式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平等互利共赢”为目标，超越了西方“中心—边缘”现代化的同质性、强权性，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促进了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二）克服“中心—边缘”现代化的同质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克服西方“中心—边缘”现代化的同质性。西方“一元现代性”自恃先进性与优越性，企图以经济全球化和政治霸权为手段，用西方文明同质化其他一切文明。这种“一元现代性”在工业文明发展早期确实展现出了强大的优势和吸引力。然而，伴随新兴市场国家的不断崛起，西方“一元现代性”越来越显得与经济全球化格格不入，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追求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其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回应。

2017 年召开的第71 届联合国大会，首次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纳入全球治理理念，“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对旧的全球治理理念的更新与超越，也是中国为世界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共商”意味着遇到事情大家一起协商，世界上的事情各国一起商量着办，互商互谅，共同应对；
“共建”意味着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人能袖手旁观，所有的国家都是世界的一分子，都应积极参与世界的建设，为世界的发展和未来尽一份力；
“共享”意味着世界各国共同分享文明的成果，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共飨世界文明大宴。

“共商共建共享”意味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也意味着尊重多维性，包容多元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经济全球化，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明确反对逆全球化，抵制反全球化。然而，倡导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赞成同质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心圆”模式充分尊重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主权完整，充分尊重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充分尊重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文明形式，在此基础上，世界各国寻求共同的兴趣点、关注点和着力点，凝聚起共同发展的广泛共识，汇聚起共同行动的强大力量，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因此，不同于西方“一元现代性”的同质化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允许差异性存在的“和而不同”，是允许多样性存在的“和谐统一”，不是用时间性去消灭空间性的单一模式。

（三）抵制“中心—边缘”现代化的强权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平等互利共赢”为目标抵制西方“中心—边缘”现代化的强权性。“中心—边缘”的“一元现代性”凭借着西方国家的经济、科技优势，强行对其他国家进行政治干预、经济控制和意识形态渗透等，在空间推进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不和谐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本着平等协商、互利互惠、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责任共担的态度，以“平等互利共赢”为目标，追求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崇平等协商。西方“中心—边缘”现代化模式很容易造成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控制着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控制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世界各国主权平等，坚持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始终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积极倡导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各国通过平等对话，妥善协商解决各类冲突与矛盾，为国际形势注入和平、稳定的能量。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让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映更多国家的诉求，平衡更多国家的利益，带动更多国家参与其中，使全球治理的文明成果惠及全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看重互利互惠。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于二战之后，冷战思维和单边主义思维仍然深深影响着现行全球治理观。守着丛林法则，单打独斗的“零和博弈”“单边主义”旧思维已经不能适应新世界的发展要求，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才是人类发展的趋势。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有目共睹，也令世界刮目相看。然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20 页。。因此，中国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便车”和“顺风车”，也愿意通过实际行动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红利”，如中国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努力促进中国与亚洲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互利互惠，共同繁荣。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开放包容。“文明冲突论”在西方世界有一大批忠实的粉丝，甚至“西方文明中心论”也必须以此为基础才能成立。必须指出的是，“文明冲突论”明显落后于多元文化交融发展的新时代。不同的文明完全可以共生共存、交流互鉴、大放异彩，所谓“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表达了这样一种境界。习近平总书记说：“世界上有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 卷），第262 页。因此，文明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兼容并蓄的思维看待世界，以合作共赢的姿态对待世界，既不歧视他人，也不排除异己。中国向来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主张“结伴不结盟”，“结盟”属于冷战时期处理敌对关系的旧思维。新型国际关系，应该着重于“交朋友”，而不是“树敌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①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201 页。未来，中国将以实际行动继续践行合作共赢的理念，在发展自我的同时，合理关切他国发展，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责任共担。在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中国既不逃避责任，也倡导责任共担。从国内层面来看，中国为构建“绿色发展的生态共同体”起到表率、带头作用。在“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中，国家都特别强调绿色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竭力实现绿色发展方式转型。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努力敦促发达国家一道共同致力于世界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共同治理、责任共担，建立清洁美丽的世界。如推动签订《巴黎协定》，促使各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世界的清洁美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

总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全球视野和天下情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超阶级、超民族、超地域性的世界意义。但是这个“超阶级、超民族、超地域”绝不是对世界的单一性、同质化要求，而是体现和而不同、和谐统一的全人类共同体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心圆”现代化模式在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坚持了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了世界各国经济互利、政治互信、文明互鉴、安全共享、生态共建，做到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同向同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以“和平、发展”为前提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找到了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