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作品收集、整理、出版情况

北京|蔡震

人们认识、了解郭沫若，首先要阅读郭沫若的作品著述，所以郭沫若作品著述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可以说是研究郭沫若最重要也最基础的学术准备工作。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文化巨匠，他的创作活动、学术活动涉及文化领域的诸多方面，既有文学写作、学术写作，亦有翻译著作，还有书法创作，所以，收集、整理、出版他的作品、著作就成了一项文化工程。1978年郭沫若逝世，不久，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制内成立了“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周扬任主任委员。“编委会”动员组织了全国若干高校、科研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共同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集》，可谓兴师动众，这在今天已经难以做到了。不过这项工程在进行中，还是有一些波折。

由于郭沫若的著作数量甚多，关涉学科亦多，收集、整理起来很难一蹴而就，所以“编委会”开始曾考虑是不是先出文集，然后再出全集。但最后还是确定以全集名义出版，“先收集整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文学、历史和考古三方面的著作”，文本依作者生前“亲自校阅订正的最后版本”做编辑注释。“作者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等，将陆续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也即是说《郭沫若全集》需要两步来做，第一步完成的全集，分为“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三编，总计38卷。其中“历史编”8卷，1985年即已出版；
“文学编”20卷，1992年全部出版；
“考古编”10卷，历经24年于2002年方完成出版工作。

《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出版是一项大的工程，又是集合多方人力分别进行的，不免有不协调之处，留下一些遗憾，譬如，全集三编之间缺少一个统一的编辑体例，以致篇目辑录的归属、注释的原则标准不一，而文本择定的方式致使一些与作品相关的文字或副文本缺失，等等。但无论如何，《郭沫若全集》的基本框架出来了，也有了一个可以初步供读者比较全面地阅读郭沫若作品著述的著作集。

《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出版历时太久，加以择定文本的原则，无法满足郭沫若研究的需要，所以在此同时，各种郭沫若作品收集、整理、勘定的工作，有许多单位和学者都在做。比如，《郭沫若佚文集》《郭沫若序跋集》《少年诗稿》《樱花书简》《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英诗译稿》《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敝帚集与游学家书》《〈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等，这些大多属于不曾发表出版的郭沫若原作的整理、出版，为郭沫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郭沫若前期创作活动的一个特点是文本的修改比较多，特别是诗歌。于是，他的作品常常会有不同文本刊行，作品集则有许多有异文或篇目增删易动的版本。收集、整理、校勘这方面的文字，也是郭沫若作品文本、版本整理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应该说是一项更具学术性的文献史料工作。《女神汇校本》《文艺论集汇校本》《〈女神〉及佚诗》《〈女神〉校释》等的辑录、出版，为郭沫若研究提供了研究对象最初始的资料，以及它们变动的历史轨迹。

像这样一些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会直接影响郭沫若研究的开展和进行，甚至会决定郭沫若研究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学术水平。譬如，《女神》研究，是郭沫若研究必不可缺的一个论题，但在很长时间内，大多数对于《女神》的研究（包括新文学史）所依据的文本，都是1928年之后或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出版的《女神》文本。这些文本与初版本《女神》相比，许多诗篇是做了较大删改的，有些内容会让人得到截然不同的解读和认知。那么研究对象也就在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历史位移，最初的历史存在遗失了。《〈女神〉及佚诗》就是将初版本的《女神》整理、校勘和出版，自然对《女神》研究大有裨益。

从文献史料的角度看，《郭沫若全集》辑录出版郭沫若作品，还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能够完整反映郭沫若作品的原始风貌和历史变化，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段时间，郭沫若研究曾经一度被边缘化。当时很少有学者还在坚持研究郭沫若，《女神》甚至在一些大学文学史课堂上被移除了。这是一种十分不正常的学术环境。那时，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难以立项，郭沫若作品收集、整理、出版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即如《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亦是如此。《郭沫若全集》38卷，也就是说第一步工作至1992年，除“考古编”两卷外，实际上都已完成编辑出版了，但“续编”的编辑出版在二十年后方被提出，纳入议事日程。

好在这种状况没有延续太久，学术领域恢复了常态。郭沫若作品的收集、整理工作，主要是佚诗文的钩沉、考订、整理，不断有新的进展，给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文献史料。郭沫若作品的各种选本时有印行，单行本著作亦多有重新排版出版。当然，这些作品或学术著作，实际上都已经辑录于《郭沫若全集》中，所以它们的出版不特别具有学术意义，主要是针对一般读者阅读、了解郭沫若所用，满足大众的一种文化需求。

作为书法家，郭沫若留下了大量书法作品。书法创作是一种艺术创作，其作品为艺术作品，但郭沫若的书法创作有许多既是书法写作过程，也包含了文学写作内容，譬如，他以书法形式创作的诗词、楹联、题词等，它们的文本大多为散佚状态。所以郭沫若书法作品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其实也应该包含在我们一般所谓的郭沫若作品收集、整理、出版的工作之内。《郭沫若题画诗存》《郭沫若书法集》就是这方面的成果，《郭沫若书法全集》也在编辑出版中。

2013年，《郭沫若全集补编》在郭沫若纪念馆（前身即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立项启动，这是《郭沫若全集》的第二步。称为“补编”，就是补《郭沫若全集》之阙，郭沫若作品著述没有收入“全集”的文字（包括手稿）都要收录其中（除特殊原因）。

“补编”工作面临的形势与面对的情况，与编辑《郭沫若全集》时有了很大不同。

首先，在人力资源上再无法集合社会各方面的研究人员，只能主要依靠郭沫若纪念馆自身的学术力量，辅以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开展工作。

其次，“补编”面临的困难更大，在技术上有几个难点。

一是作品文本的钩沉、考订、整理问题。“全集”辑录的都是作者生前定订出版的作品，而“补编”要收录的作品则有大量出自作者手稿或手迹。手稿、手迹的释读是个大问题，整理起来需要格外仔细，有时仅靠辨别手迹并不能解决问题，还要有相应的各方面考证。同时，搅在其中的还有作伪的问题，郭沫若书法作品，包括书信，作伪的情况甚多，且能以假乱真，所以辨别真伪需特别慎重。

郭沫若旧体诗词有不少多次书赠他人，每一次书写的文本会有所不同，且无从判定书写时间的先后，究竟应该择定哪个文本？这又是一个难点。

郭沫若有大量讲话稿，这与他的社会身份和大量社会活动、文化活动、国务活动有关。其讲话稿刊出的形式五花八门：署名的、未署名的、以通讯报道形式发表的、各种记录稿、摘录稿等。怎样确定哪些可以视为他的讲话稿及其文本，亦是一个难点。

二是需要考虑“补编”与“全集”的衔接关系。“补编”要辑录的作品著述与“全集”情况有很大不同，还要比照“全集”去做，与之衔接，这就如同带着镣铐跳舞。譬如，一篇收入“全集”的文章，它是有一些前言后语的，有的只有一两行字，这些副文本“全集”没有收录，“补编”收不收，怎样收？诸如此类的问题。这里既要有体例上的权衡，又要有技术上的考虑。

《郭沫若全集补编》分“译文编”与“集外编”两编，收录作品著述最初发表或出版的文本，以单篇或单行本依时间顺序次第辑录。“译文编”10卷，辑录郭沫若的翻译作品。“集外编”12卷，依诗歌、佚文（包括文学、历史、古文字等各学科的文章、作品）、古籍整理、书信，分卷辑录。

《郭沫若全集补编》仍在编辑出版中，各个难点需要逐一解决。这个项目完成之后，除个别作品篇目因历史或技术上的原因未辑入“补编”，郭沫若的全部作品就收入《郭沫若全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