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多民族国家视域下邓州“台湾村”的民族交往与交融

孙 炜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人口不断迁徙，由此带来民族间的交往交融，进而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不断巩固。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和交融是双向的，影响也是相互的，中华民族最终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中原汉族与台湾高山族之间的交往而言，历史上既有中原人的入闽迁台，也有台湾高山族跟随黄廷将军迁居中原邓州的繁衍定居。对于前者的历史进程及价值意义，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如信阳师范学院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持续研究中原人入闽迁台的历史，并出版了“中原与闽台关系研究丛书”等一系列著述①。但对于后者，即台湾高山族人迁居邓州的相关情况,跟踪报道者多，学术研究及意义阐释还不太充分②。其实，从统一多民族国家视域看，河南邓州高山族及其后裔与当地汉族、台湾高山族之间的交往与交融，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内容，对其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加深人们对豫台历史文化联系的认识，而且对于深刻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邓州地处河南西南部，国土面积2 369平方公里，下辖28个乡镇(街、区)、626个村(社区)，人口185万，以汉族为主。高山族聚居生活的地方主要是邓州市张村镇的上营村、下营村、冠军村等几个村落，另外文渠乡也有一小部分。第6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邓州现有高山族671人，占大陆高山族人口的16.73%，是大陆高山族人口最为聚集的地区之一。

邓州高山族是清初跟随郑成功麾下大将黄廷迁居邓州的。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令黄廷驻守台湾中部的南投、嘉义一带。清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病逝，郑氏家族内部钩心斗角，争权夺利。黄廷率大军归服清政府，被封为“慕义伯”。康熙七年(1668)，清政府命令黄廷领兵南下，沿途疏散队伍屯垦。黄廷受命后率部南下，沿路疏散队伍，最后带领五营亲兵抵达河南省邓州。据乾隆《邓州志》记载：“黄廷，字华明，福建人。明末聚兵海上，唐王封为永安伯。投诚本朝，封慕义伯，屯长乐。康熙七年，迁廷于邓，带领本标兵丁垦荒，因家焉。”[1]卷十三民国《重修邓县志》记载的更详细一些：黄廷领兵“自卢沟桥南下，以至于邓，临县留兵屯垦，而在宛者分驻七县，至邓则有五营，分驻于黄渠、新店、茶店、曲河、冠军等五里四十八村……所有垦兵仍归节制，凡官一员、兵二人，各领地五十亩，眷属五口以上者加田一倍，并分给房屋、牛、种，至于钱粮，只纳正供，杂派差徭概行蠲免……垦兵固重畎亩，而亦未弃武事。故康熙十三年讨吴三桂，十五年征杨烈喜，二十一年平台湾，二十三年讨罗刹，二十九年调镇古北口，战绩均著……及太平军兴，清廷委员莅邓，商调垦兵，而无愿应命者，乃以先发欠饷相要挟，因遂作罢。自是厥后，垦兵安于农桑，渐昧军旅矣”[2]卷十九。这段史料说明，黄廷领兵屯守邓州后，按照清朝的屯垦政策给部下兵将分配了田地，房屋、牛、种子等谋生资料。屯兵一边耕田自养，一边随时准备着应调从征。康熙年间，邓州屯兵也曾多次披挂上阵，但是随着清政府的统治日益稳固，屯兵及其后裔逐渐安于农耕，和普通农民的差别越来越小。当清末朝廷派人调兵时，这些军屯士兵的后裔以政府拖欠军饷为由，不愿再出征。可见，黄廷领兵屯居邓州确是信史。

台湾高山族人参加黄廷军并随之落籍邓州，是明末清初海峡两岸交往史的重要内容，反映了海峡两岸同胞团结抵抗荷兰等侵略者的重要史实。明末，西班牙、荷兰等国侵略我国台湾，台湾人民与大陆同胞一起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其中，1652年郭怀一起义是当时较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连横《台湾通史》记载：“怀一在台开垦，家富尚义，多接纳，因愤荷兰之虐，思歼灭之。”[3]20郭怀一发动了多次反抗斗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其精神鼓舞了无数中国人；
1661年郑成功率兵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根据邓州高山族家谱等资料内容可知，邓州高山族的先祖都是在反抗外来侵略者时郭怀一、郑成功所率队伍中的一员，他们因各种原因转投黄廷军，并跟随黄廷投诚清政府来到大陆，定居邓州屯垦繁衍。

邓州高山族都取了汉姓，主要有陈、周、蔡、林、张、许、黄、谢八姓。2002年至2004年间，八姓相继对外公布了家谱③。据家谱内容记载，邓州陈姓先祖汉名陈年，原名依那思罗，是台湾阿里山猫地干社猎户籍番户实叮依那的次子。他在郑成功大军围攻赤嵌城时归入郑军，先跟随周全斌，后改投黄廷。周氏先祖汉名周殿卿，原名迪摩达奥，是台湾凤山西山布农族恺感社人。周殿卿是有名的神箭手，参加了郭怀一围攻热兰遮城的行动，起义被镇压后，周殿卿遭到追捕，因而投奔黄廷军队。林姓始祖林钟落籍邓州仅仅6年就阵亡疆场，因而他的祖籍地、番社名等信息没有流传下来，只知他当年为避荷兰剥削而寄居金门，后应征参加了黄廷军队。蔡氏始祖汉名蔡万通，原名安笃斯旦，其祖父卓那雅玛是台湾诸罗山土番曹族纳竹湾社的酋长，跟随郭怀一起义时阵亡，其父亲雅玛安笃跟随郑成功攻台时牺牲，安笃斯旦作为军眷追随黄廷的军队。黄氏始祖汉名黄堦山，原名安达依鲁，卑南族人，因揭发清军福建总督欲投毒杀害郑成功军将领而立功，获赐汉名归入黄廷麾下。谢氏始祖汉名谢国禧，原名莫那瓦丹，是台湾半线东北泰麽族朴仔里社人，在郑成功登台驱逐荷兰殖民者时加入了黄廷麾下。张氏始祖番名毛苏达拉、许氏始祖番名毛苏达丹是两个亲兄弟，他们是台湾土番阿美族人，他们和父亲奇瓦毛苏一起参加了郭怀一起义，后来起义失败，奇瓦毛苏带领两个儿子投奔到了黄廷的军中，毛苏达拉和毛苏达丹分别取汉名为张伯春和许仲春，他们是邓州张姓、许姓高山族的始祖。

跟随黄廷落籍邓州的兵士除了来自台湾的高山族之外，其余大部分来自于福建。据邓州文史工作者涂征调查，屯垦邓州的五营除黄廷直领一营外，“其他四营都督分别为许胜、林超、蒋钦、陈魁。当年所设立的四个都督府，现今已发展成许营、尹洼、蒋庄、岗陈四大村庄。其八大参将翁、潘、郑、蔡、吴、红、梁、刘等所驻扎的营寨，现已成为相应姓氏的村庄”[4]。由于这些人主要来自福建沿海地区，因此他们的聚居区俗称为“闽营”，或称为“闽营五里四十八村”。“闽营人”刚落籍时，与当地人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但在长期共同生活中，他们互相影响、共同发展。邓州日渐成为“闽营人”的第二故乡。

黄廷带领兵丁屯居邓州以后，他们一边耕种土地一边厉兵秣马，等待朝廷征调。在日常生活中，高山族与汉族的联系不断加深。在婚姻关系上，由于高山族人数有限，因此大多数都会与汉族联姻，如陈姓先祖依那思罗娶汉人岑氏为妻，自己按照“岑”的谐音取汉姓为陈，他与妻子岑氏生子四人：陈元珍、陈元勋、陈元杰、陈元珠④。由于不同民族间相互联姻，从血脉联系上看，邓州高山族与汉族逐渐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生产生活方面，邓州高山族与其他闽营将士一样，努力适应农耕生活，但也时刻准备着应征出战。《大清台湾土番邓州冠军垦兵林氏家乘》记载：“公与外始祖公同系台湾高山沦落人，距故土天各万里，路漫水转，风俗与地方迥异，且举目无亲矣，公据理力争祈求聚居一处，终蒙慕义伯允准。则公携眷定居上营，翊戴外始祖公率兵弁武士及眷口家人边务农桑边练武功，以待国家战时征调。公久沐皇恩，殷切报国，励精图治，自强不息，分拨料理，增修军械武器事宜，昼夜操劳，逐一检校刀矛剑戟藤牌枪炮火药盔甲战马，面面俱细，点滴不漏。”⑤这里的“公”指林姓先祖林钟，“外始祖公”指周姓先祖周殿卿。按照《皇清台湾土番邓州慕义垦兵周氏宗谱》记载，周殿卿是台湾凤山西山布农族恺感社人，他的父亲是酋长，岳父是凤山东山昕善社酋长。他加入黄廷军队后，被封为从三品官衔⑥。周殿卿向黄廷请求合族聚居一处，也获得了允准。林、周两姓联姻，因此林姓称周殿卿为外始祖公。

居邓初期，黄廷数次接到朝廷的征调命令，带领军队转战各地。当康熙二十一年(1682)，黄廷领兵跟随施琅一起打回台湾时，一些邓州高山族又回到了台湾。其中，依那思罗即陈年带着次子陈元勋、三子陈元杰回到了故乡。最终，依那思罗的母亲将两个孙子留在了台湾，依那思罗自己则返回了邓州，和另外两个儿子住在一起。康熙五十七年(1718)，依那思罗在邓州逝世，葬在了邓州。此次跟随黄廷回台的还有奇瓦毛苏，他是邓州高山族张、许两姓始祖张伯春和许仲春的父亲。最初，黄廷领兵屯垦大陆的时候，奇瓦毛苏考虑到长子毛苏达拉有伤，故而把他留在了台湾，自己带次子去了大陆。此次奇瓦毛苏跟随黄廷返回台湾后，发现毛苏达拉已死，毛苏达拉之子张登相已长大成人。奇瓦毛苏请求落叶归根，不再回邓州，而是让张登相袭父职去了邓州⑦。从此，张登相就和叔父许仲春一起在邓州生存发展。

康熙朝之后，河南邓州高山族与台湾高山族的联系一度中断，直至同治年间才再次有了联系。据陈氏家谱记载，同治六年(1867)四月二十四日，一个叫陈阿让的人来到了下营村，他自称是阿里山土番陈氏族人，也是依那思罗的六世孙，陈元杰的五世孙。陈阿让介绍了留居台湾的陈元勋、陈元杰以及陈氏后人的情况。陈元勋番名思罗邓勋、陈元杰番名思罗垦杰，陈元勋家族聚落名陈井寮，陈元杰家族聚落名陈厝寮④。陈阿让短暂探亲后匆匆离去。这次探亲虽然短暂，但也慰藉了邓州高山族人的思乡之情。

清至民国时期，邓州的民族互动主要还是发生在邓州高山族与汉族之间。台湾高山族迁居邓州之后将本族文化带到了邓州，如在房屋建筑上，“初建其居，仍以土番型制，呈干栏阁式，别于当地，远近闻名，故俗称台湾阁村是也”⑤。然而，在与中原汉族长期共同生活后，邓州高山族的文化风俗也不可避免地因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而改变，由最早的聚族居变成散居，房屋建筑样式也逐渐依照本土样式而建。《大清台湾土番邓州冠军垦兵林氏家乘》的记载反映了改变的过程：“迪摩达奥汉姓名周殿卿者，统领吾林、蔡、黄、陈众番族聚落一镇，为永怀故里，循番俗屋舍型制各建干栏阁楼式一座则居之，刻意面朝东南台湾之向耳。规模大小弗尽等同。概土基高出地面五尺，倒扣船势，茅草阁顶，四波流水，木柱板栅相围以代墙体，檐深广舍，四周环绕，明三暗五，巍峨高峻矣。中堂供奉蛇王神像人首蛇身，栩栩如生，令人神异；
四壁悬挂羊牛等吉庆镇邪首骨、彩绘龙蛇图案，番式物什摆设应有尽有之。群阁遥相耸立，肃穆壮观。初，家人居住宽敞有余，后人丁剧增，遂沿地方风情各卜异处，另建院落府第，则阁楼渐为番族各家宗祠，内供奉列祖列宗神龛祢主。”⑤

这段记载表明，邓州高山族的房屋建筑最初按照番俗而建，屋内装饰摆设也有很多土番文化内容；
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繁衍后，其后代再造房屋时已开始按照邓州当地习俗建造，原有阁楼遂转为家族宗祠，成为民族文化的表征。

不仅在房屋建筑上，在其他方面高山族也逐渐受汉文化影响。如在家族堂号上，高山族原无堂号之说，入邓后根据汉文化自创堂号。所谓“吾台湾高山土番本无文字姓氏，唯部落族社之分，从无所谓堂号矣。夫吾等徙居中原聚落大汉族之区，为固本根勿忘故土，遂以故舍家祠台湾阁为堂号耳。如是台湾阁周家、台湾阁林家云云。”⑤再如猎首风俗，猎首本是台湾土番习俗，指用割人头展现英勇，在重大祭祀活动时用人头祭祀。迁居邓州后，高山族舍弃了猎首之俗而以雄鸡代祭：“吾邓州台湾村番族各家已无猎首之习而遗风犹存，爰以雄鸡代祭，凡搭台起戏、筑房建屋、亡人下棺入土，皆选一只白色公鸡……砍鸡头，绕血三周，是如吾族古老猎首之遗风焉。”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州高山族一方面努力保留本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下各民族融合发展之大势。

清末至民国时期，邓州闽营兴起了修家谱之风，邓州高山族八姓也相继修了家谱。家谱记录了邓州高山族祖先的基本情况，包括迁邓后的生产生活、与台湾高山族的联系以及族人在邓州的人口繁衍情况。中国社科院郝时远教授在考证《邓州台湾土番陈氏家乘》之后，虽然对家谱的修撰时间提出了一些质疑，但是仍然肯定了“落籍河南的黄廷所部中有个别来自台湾番社的原住民兵勇”，同时认为家谱内容反映了“清季海峡两岸的人员互动”[5]。家谱的字里行间还表现出了邓州高山族浓厚的家国情怀，他们既有对台湾故土的深切思念之情，也有对第二故乡邓州的诚挚热爱之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州高山族与汉族一起共同建设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镇上的农民以务农为生；
在改革开放后，当地人也和其他中原地区的农村乡镇里的人一样，或外出打工，或在家里一边种地一边经营副业。民间则一直流传着本地有台湾人的说法。在日常闲聊时，人们也会聊到那些来自台湾的人在称谓、葬俗等方面有一些独特的风俗。1982年，全国开展第3次人口普查时，一个叫陈朝虎的人在登记民族成分时填上了“高山族”[6]3，就此掀开了邓州高山族恢复民族身份的序幕和邓州高山族与台湾高山族交往的时代新篇章。

陈朝虎更改民族成分后，当时邓县对台事务办公室办事员涂征对此进行了调查，写文章介绍中原有个“台湾村”，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7]103。2002年至2004年，八姓相继对外公布了本姓家谱，使邓州“台湾村”高山族的历史有了文字资料佐证。2005年，豫籍台湾企业家吴天玺女士自发帮助邓州高山族寻亲。费尽周折后，她终于在台湾阿里山乡特富野社找到了邹族陈氏族人[8]。2005年8月23日，特富野社邹族头目汪念月、夫人汪庄玉英、特富野社区邹族陈氏族长陈宗仁、妇女协会理事长陈秀凤、来吉村邹族长老陈震魁等一行5人来到邓州“台湾村”认亲。据台湾“中新网”报道，特富野社的邹族人起初将信将疑，后来看了家谱资料并在台湾拜托巫师杜襄生请祖灵确认后，最终相信邓州“台湾村”高山族陈氏确实是他们迁居大陆的血亲[9]。认亲后，台湾陈姓后裔按照中原习俗祭拜了依那思罗。陈秀凤说：“在阿里山，邹族祭拜祖先，没有跪拜和鞠躬，也不烧香。今天的仪式是阿里山和中原‘台湾村’的结合，和先人依那思罗一样，入乡随俗，这也算是和中原进行文化交流的一种表达。”[6]131

自2005年认亲之后，河南邓州高山族与台湾高山族又开展了多次探亲联谊活动。2009年12月，“台湾村”陈朝虎、陈朝杰和周庆选，作为河南南阳文化旅游经贸交流团的成员赴台湾阿里山乡特富野社与宗亲见面。同年，在中共河南省委主办的“中原文化宝岛行”活动中，上营村村主任汤清义、邹族人陈相富等再次来到特富野社，两岸邹族同胞举行了会亲仪式。原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应邀出席仪式，并充满激情地说：“今天是最令人高兴、最有意义的一天，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岸一家亲的动人场景。”[10]2010年10月，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简东明带领15名阿里山邹族同胞组成“阿里山邹族南阳探亲团”飞赴河南，参加国台办和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河南台湾月”活动[11]。2011年6月19日，在河南“中原经济区合作之旅——走进台湾”之“乡情联谊”活动中，邓州人再次走进阿里山乡，签署了“邓州市张村镇与嘉义县阿里山乡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协议”[12]。这标志着两岸探亲联谊活动进一步加深，合作进一步加强。2014年7月，在福建厦门举办的第6届海峡两岸论坛上，上营村与台湾阿里山乡达邦村作为“同源村”共同参会[13]。两地的血脉亲情再次得到确认。

随着两岸高山族同胞联系的不断加强，高山族文化在邓州得到了弘扬。陈氏族人整修了始祖坟墓，修了依那思罗的塑像；
周姓人整修了始祖迪摩达奥与妻子的合葬墓。邓州修建了台湾风情园，模拟建造了台湾阁等。此外，邓州“台湾村”还建立了“台湾村文化展厅”，展示高山族服饰以及邓州高山族繁衍发展的历史、两岸亲人交往联系的历程等。张村镇建立了一所高山族小学，这是一所民族特色类小学。2005年汪念月等台湾邹族来寻亲时，为孩子们带来了学说高山族语言、儿歌的录音带和介绍高山族舞蹈等文化的画册。2013年12月初，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为邓州台湾村小学题写了“邓州市高山族小学”的校名。近年来，高山族小学十分重视发挥学校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的作用，孩子们表演的高山族歌舞在多次比赛中获奖。2017年，张村镇台湾村高山族小学凭借高山族文化特色被评为河南省“一校一品”特色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正确指引下，高山族与汉族长期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改革开放后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邓州高山族与台湾阿里山的亲人也建立了密切联系。正如上营村村头牌坊式门楼两侧的楹联“祖启台湾源华夏，宗屯邓穰融九州”；
“枝叶繁茂木本深，江河流长水源远。”随着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两岸人民的交往交融程度不断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也不断增强。

从移民规模上说，台湾高山族迁居邓州只是中国移民史上较小规模的移民事件，因此文献记载不多，相关内容依赖方志、家谱和民间口耳相传以传之后世，并经过台湾阿里山、河南邓州两地高山族的相互认同得到印证。刘正寅先生曾指出：“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保留下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语种多样的历史资料，既有历代正史、王朝实录、会典、方略等反映王朝国家官方话语的各类文献资料，也有大量的个人笔记、游记、谱牒、书信等私家著述，都是我们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宝贵资料。”[14]邓州方志及当地高山族家谱记载的内容虽然于正史无征，但也是信史，反映了豫台之间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联系。

回顾“台湾村”300多年的民族交往交融史，邓州高山族、台湾高山族与汉族一直守望相助，共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明末清初，台湾高山族与汉族团结在一起，共同抵抗外来侵略。清初，一些高山族人在黄廷将军带领下向清投诚并落籍邓州。清至民国时期，邓州的高山族人与同在军中的福建人以及当地人长期共同生活，互相通婚，共同发展生产。在这一过程中，邓州高山族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当地汉族人也会受到高山族文化的影响，相互交往交融，逐步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两岸联系的逐渐增强，邓州高山族人受国家民族政策的鼓舞，弘扬本民族文化的意识增强，再次与阿里山的族人建立了联系，双方亲人你来我往，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印证了两岸一家亲的历史事实。

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州“台湾村”的发展以及两岸高山族亲人良好互动局面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党的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民族政策，致力于推动各族人民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各族人民拥护党的政策，在政府的支持下持续开展平等互助的交往交流，相互交融，形成了同心同德、和睦相处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党的领导是实现民族团结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15]。除此之外，以涂征、吴天玺等为代表的海峡两岸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也是新时期邓州“台湾村”民族交往交流不断增强的重要原因。两地高山族同胞之间以及高山族与汉族之间的血脉亲情则是推动豫台两地联系的根本动力。总而言之，邓州“台湾村”的民族交往交融史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的一个缩影。高山族与汉族的守望相助、共御外侮，并在生产生活中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以及双方共同表现出的热爱祖国及家园的家国情怀，体现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中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

注释：

① 信阳师范学院根亲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中心是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一直致力于中原移民入闽迁台研究。相关成果有尹全海、余纪珍等主编的《中原与闽台渊源关系研究三十年(1981-2011)》(九州出版社2012年出版)、尹全海、孙炜等主编的《根在中原：闽台大姓氏探源》(九州出版社2013年出版)等。

② 报道介绍类的成果有：凝公、涂重航著《中原地区的“台湾村”》，载于《寻根》2003年第2期；
钞庚秀、王诗振著《邓州“台湾村”》，载于《中州统战》2003年第7期；
宋全忠著《阿里山陈氏寻根台湾村》，载于《寻根》2006年第1期；
刘隽《我们都是一家人——台湾阿里山邹族南阳探亲之旅》，载于《统一论坛》2010第6期；
冯雷著《两岸高山族人失联多年喜相逢——河南台湾村寻亲记》，载于《台声》2021年第9期)等。研究类成果主要有：陈建樾著《“台湾村”：一个移民村落的想象、构建与认同——河南邓州高山族村落田野调查报告》，载于《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
郝时远著《河南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承考辨》，载于《民族研究》2005第5期；
杜世伟著《河南邓州高山族“闽营”背景初探》，载于《民族研究》2005第5期；
刘国旭、张嘉星、李冬哲著《邓州高山族的宗教学研究》，载于《闽台文化交流》2012第2期等。

③ 各姓家谱分别是:同治六年修《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2002年12月发现；
民国三十二年修《皇清台湾土番邓州慕义垦兵周氏宗谱》，2003年7月发现；
民国三十年修《台湾曹族邓州垦兵籍冠军蔡氏家传》，2003年8月发现；
民国三十二年修《大清台湾邓州冠军垦兵林氏家乘》，2004年正月发现；
民国三十年修《台湾阿美族邓州垦兵籍冠军尖兵营张氏家谱》，2004年3月发现；
民国三十年修《台湾阿美族邓州垦兵籍冠军尖兵营许氏家谱》，2004年3月发现；
民国三十一年修《台湾土番卑南族邓州垦兵籍冠军黄氏家志》，2004年夏发现。光绪二十一年修《台湾泰麼族邓州垦兵籍曲河官兵里谢氏族谱》，2004年秋发现。家谱现由各姓保存。

④ 陈道平《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同治六年(1687)修,藏于邓州市张村镇上营村陈氏家族。

⑤ 《大清台湾邓州冠军垦兵林氏家乘》，民国三十二年(1943)修，藏于邓州市张村镇上营村林氏家族。

⑥ 《皇清台湾土番邓州慕义垦兵周氏宗谱，民国三十二年(1943)修,藏于邓州市张村镇上营村周氏家族。

⑦ 《台湾阿美族邓州垦兵籍冠军尖兵营张氏家谱》，民国三十年(1941)修,藏于邓州市张村镇上营村张氏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