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语言政策研究的方法论探索：《基于社区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述评*

河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叶慧君 张景奕

教育语言在国民教育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一般而言，教育语言与多数居民实际使用的语言以及国家（地区）的官方语言是一致的。而纵观全球，受社会历史因素尤其是殖民历史的影响，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儿童及青少年在教育机构中未能充分享受母语教育的权利。其原因在于后殖民地的权威决策机构在语言政策的调查设计中受到柏拉图世界观的影响，导致了教育语言之争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阻碍，修订后的语言政策也总是难以满足大众期望。由波多黎各大学教授Nicholas Faraclas等合著的《基于社区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以后殖民地社会的教育语言问题为切入点，结合斯塔蒂亚岛的教育语言政策研究案例，提出并尝试以社区为个案调查对象的研究方法，在教育语言政策的制定与改进上对后人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全书共分为六章，讲述了近些年来在群众广泛与深度干涉下的前荷兰殖民地斯塔蒂亚岛语言政策的变革。科研团队经荷兰政府授权，以社区研究观为指导思想，丰富了原定的调查设计结构，对荷兰海外领地斯塔蒂亚（又称圣尤斯特歇斯）的教育语言状况进行实地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制定修改意见，最终成功推动了斯塔蒂亚教育语言政策的改变。

第一章“导论”介绍了斯塔蒂亚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语言使用概况和教育教学概况。斯塔蒂亚学生在小学早期阶段接受英语教学，后期逐渐开始接受荷兰语教学，中学阶段只接受纯荷兰语教学，政府在小学与中学之间增设过渡年级帮助学生提高荷兰语水平。一次前期调查显示，斯塔蒂亚整体教学水平滞后，中、小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远低于同期同级的荷兰本土学生，而这种困境往往被当地居民归咎于以荷兰语为教育语言的政策。此外，书中特别指出，该书呈现的中心内容虽然是多言制环境下的语言政策与规划，但其首要目标是突显社区研究方法在后殖民多言制小岛社区研究中的学术价值，即该研究是以实例为载体的方法论研究，这就为读者准确理解研究主题进行了必要的引导。

第二章论述了社区研究方法在小型岛屿社区中的角色地位，提出了社区研究方法的指导原则。尽管母语教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公理，但全世界仍有多达一半学生在二语或外语教学环境中成长。同少数族裔与移民的教育语言相比，后殖民地居民的语言处境还未受到同等的重视，后殖民地的教育、行政及司法机构多沿用前殖民者的语言。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多元世界大融合的潮流推动着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持续发展，其方法论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有学者认为，研究方法不应再偏向话语本身，而应是人的物质现实；
相应地，社会中的人不应被理解为仅仅是嵌入混沌系统中的无形的生命形式，而应是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刚性物质需求的有形的生命形式（Perez-Milans et al.，2018）731。作者由此指出，为了避免物化后殖民地的受试群体且充分利用收集自社会各群体的语言输入，应大力推行基于社区的研究。遵循该方法，研究团队特意组织了斯塔蒂亚社区传统的教堂会议和市政集会，保证每位参会者的意见不受忽视，力求解构传统观念中被奉为“意见领袖”的关键群体或特权阶级。作者将社区研究的指导原则命名为“批判性对话实践”（critical dialogue praxis），即在尊重民智的基础上，并联多重研究视角，整合不同研究背景，结合前人文献与日常经验，保证研究方法的广泛性和研究结果的社会适用性。此外，作者还讨论了社区研究的起源，认为苏格拉底主张的教学法（即教师与学生共同发现、描述、分析和解决问题）蕴含着社区研究的雏形。而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后，研究、教学与社会活动开始逐渐分离，三个领域分别由科学家、教职工与政治家牢牢掌握话语权，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导致话语霸权的孳生，原住民的生活方式随着殖民者入驻被颠覆，曾经由全人类共享的认知权力集中于少数“精英团体”之手。柏拉图的零和思维导致了二元对立，真伪、善恶完全由统治阶级定义，这种观念传播于世俗世界，固化于群众大脑，使统治者不诉诸暴力便可巩固自身地位、维护既得利益。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历代教育学者的推动下，西方先后经历了进步教育运动与大众教育运动，其间的理论和实践对社区研究的影响甚大，而社区研究的发起就是为了打破机械的二元对立，发动社会各界共同参加科学研究、教学活动和社会活动，共商语言政策的修订事宜，使更新后的政策更多更好地惠及全民。社区研究并不规定具体的方法，只提供总的纲领，强调教育、科研和政治的不可分离性。

第三章介绍了斯塔蒂亚科研项目结构、团队分工、方法选定以及项目执行计划。从2012至2015年间，该科研团队分七次造访斯塔蒂亚。起初，荷兰政府要求团队调查荷兰语教学和英语教学各自的优势以及居民对两种教育语言的态度，作者秉承社区研究指导思想，将何种语言应定为教育语言加入议题，试图探索提高斯塔蒂亚学生成绩的可行解决方案，并化解荷、英两大语言阵营的矛盾。除原定的文献研究和语言态度调查之外，另外增加了语言水平测试、焦点小组会议、课堂观察等项目，欲使目标社区居民通过更多渠道参与政策的修订。研究人员在每次实地调查前要为受试者介绍项目的本质和目的、回答受试者的一切疑问、多次确定受试者的参与意愿等，团队内部人员相互分享语言及教育领域的研究经验，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统筹协商工作方案。项目全程避免将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带入调查，以便拉近与受试者的距离，获取真实的调查结果。在本章末尾，作者还为较为详细地带领读者回顾了斯塔蒂亚殖民前后的兴衰史，证实了荷兰语从未成为当地母语，其原因主要在于荷兰殖民者在殖民的前两个世纪不主动引导当地居民兼容其语言、文化、宗教，间接导致其他混合语（斯塔蒂亚英语）逐渐发展为主要语言。

第四章根据前章所述的项目结构，分四节展示了实地考察的结果。引起危机的原因很多，而考虑到教育政策的改变相对容易，该项目仅探讨教学因素。教学政策变革在短期内对区域历史、社会、政治的影响有限，但其效应必会在稍晚时期后显现。本章第一节“文献综述研究”概述了美国波多黎各自治邦、拉丁美洲、巴布亚新几内亚、背风群岛、坦桑尼亚以及比利时弗兰德区等国家或地区语言政策及其影响，正反案例结合。这些社区都曾经或正在面对与斯塔蒂亚类似的语言问题，即多数居民在教学活动中使用的语言与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语言不一致。综述研究表明，只有有效保障社区居民的母语权利，才能提高地区教育水平，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独立，削弱政治对立，居民自身与社区整体才能有更长远的发展。随后的第二、三、四节分别覆盖了实地考察三个部分。第二节“语言态度调查”介绍该科研团队深入调查了斯塔蒂亚各社会群体的语言使用状况及其对不同语言所采取的态度。作者批判了传统调查居高临下的姿态，为了避免后殖民地受试者在对话来自前领主国的研究者时产生对立情绪，在试前阶段投入大量时间向受试者阐明项目的真实意图，帮助受试居民解决语言难题，确保调查在正常的对话实践中进行，以便获得真实的反馈。科研团队根据受试人群成分有针对地设计了面向小学生、中学生、教师、家长及普通群众的问卷。结果显示，群体中的多数人是外来移民，但都具有强烈的社区内部认同感；
除教师职业外的所有人群在各种不同场合中以斯塔蒂亚英语为第一语言，成年陌生人的交谈多使用标准英语；
荷兰语的使用仅限于学校考试、课堂交流或就业面试等场合，更多地体现工具性意图，而在交友、联谊与通话等社交活动中鲜有地位。多数受试者对荷兰这一国家没有很强的情感认同，但总体对荷兰语持正面态度，如喜欢听荷兰语、希望提高荷兰语技能、反对“荷兰语无用论”等，但是彼时的荷兰语教材不适用斯塔蒂亚的实际语境，家长也缺乏足够的荷兰语能力协助子女完成学业。再加上多数受试者对标准英语的态度是正面的，因而推论：多数受试者支持建立英荷双语教育体系。第三节“语言水平测试”以即时情景转写测试了现行语言课程体系内斯塔蒂亚中、小学生对荷、英双语的掌握程度，并批判了教育机构照搬荷兰标准成绩测试，只重视语言与数学，导致应试教育无法评估学生学术素养的发展情况。作者选取代表性样本对受试学生在语言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类与解析，发现小学生英、荷双语技能均未达到小学阶段基本教学目标，但英语写作能力更强；
学生在中学各时期的英语写作能力较小学阶段没有显著进步，荷兰语写作略有提高，但仍不及英语。第四节“焦点小组会议、访谈与课堂观察”根据会议、访谈中的话题，分出若干主题，每个主题对应语言政策中群众所关心的某个方面。考虑到传统的“一对一”交流难以迅速获知多数社区成员关心的问题，作者选择集体讨论形式，即与教师、校长、校董会、学生家长、教学与社会工作机构、政治家等一切利益相关成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沟通。此外，因为课堂最能体现语言与教学的关系，团队还对英、荷语境中师生互动情况进行了观察记录。作者对观察结果进行了引述与分析，指出现行教育语言体系效率极低，当地学生的英、荷双语能力未达到支持学术研究与交流的水平，荷兰语被绝大多数斯塔蒂亚学生视为外语，学生在教育语言过渡时期逐渐丧失对荷兰语的兴趣。

第五章承接上述调查结果，列出数条关于斯塔蒂亚教育语言政策的修改建议，并为斯塔蒂亚教育语言的选定提供了两种方案：第一，将英语定为唯一的教育语言，将荷兰语定为一门持续、系统教授的外语；
第二，在方案一的基础上，学生在中学第二学年根据意愿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荷兰语教学。在方案与提议递交至荷兰政府、斯塔蒂亚政府后，团队获准组织了社区集会。最终，经过官方可行性分析，方案一被采纳。

第六章是总结，结合斯塔蒂亚实地研究的全过程，反思了社区研究方法如何尽量多地体现于语言政策研究的不同阶段和层次，探讨了社区研究大幅提升研究数据数量与质量的途径，以及大幅推进斯塔蒂亚教育语言过渡进程的原因。实例表明，联系实际，重视真实经验，平等互动广泛听取意见等方法，是解决语言问题的有效途径。

本书推崇的社区研究方法具有开创性。虽然前殖民地已经获得政治上的解放，但前殖民者带来的语言冲击至今仍影响着后殖民地的发展。话语霸权的存在使（后）殖民地居民的自由发展从诞生起就被束缚，在全民之间强行划分等级，限制了大部分居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了摆脱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所赋予的自上而下、服务精英阶层的调查研究范式，作者深刻反思了话语霸权的弊病，开辟了多重对话渠道，以发动全社区成员平等共商共建参与社区研究为指导原则与最佳范例。事实也证明了在该方法的指引下，斯塔蒂亚社区教育语言问题正在好转。本方法无疑更科学、更可行、更具说服力。

其次，社区研究方法还具有包容性。通过实例已知，社区研究方法在语言政策与规划中，与西方传统研究方法区别明显，但前者并不完全排斥后者，譬如在本书研究中，传统的文献综述与语言态度调查得以保留，并很好地融入社区研究总框架，与测试、讨论、访谈等调查环节紧密联系，使语言政策的修订有了更为精确、更加接近真实需求的导向。

本书展示的科研项目有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即上至整体、下至部分的设计与执行，从制定草案到实地调查，再到落实新的语言政策，都杜绝调研与受试间产生不平等权势关系，极力避免将研究人员与受试成员分别视为掌控真理的“专家”与消极被动的圈外人，让参与项目的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可以为政策的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这就切实践行了社区研究观，知行合一。

该科研项目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也具有独到之处。作者没有选择开放型语言社区，而是选择人口仅三千有余、面积仅约八平方英里的封闭型岛屿社区进行调查研究，项目的可操作性很强，所获取的数据更真实，且更具有代表性。此外，全书章节层次分明，第一章点明全书的主题，第二章对传统西式社科研究思想进行批判，第三、四、五章详尽地展示了从调查的设计、实施到研究成果被政府采纳直至新的语言政策落实的全过程，第六章是全书的总结，回顾了该研究从问题、背景、设计、执行到方案的提出和成果的转化落实，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可读性高，使读者很容易掌握全书的整体结构和内容精华。

当然，全书并非没有更加精进的空间。作者在开篇指出“本项目将语言政策研究的热点从成果丰硕的欧美地区转移至仍待探索的加勒比地区”（Faraclas et al.，2019）1，但对早期欧美主要国家地区的相关研究综述少有涉及，读者不能把握教育语言政策研究的历时发展总脉络，通过直观对比突显本书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发展史中的划时代意义。再如在语言水平测试中，团队可以动员学生一同进行设计与评估，增加语境关联性，提高社区参与度。总之，瑕不掩瑜，本书仍然堪称一部理论与实践研究结合完美的佳作。

综上所述，该书采用质性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研究兼顾，有关斯塔蒂亚教育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为相关领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特别是详实的田野调查数据使得整书不流于纯粹的思辨。该书主张的社区研究方法对后殖民教育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因此，该书的问世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可以促进教育语言政策研究的方法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