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测度及其应用研究

王思文,孙亚辉

(兰州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在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加快融入全球化,主要通过低成本的要素和出口导向型的战略,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中国经济发展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功劳,另一方面则归功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发展环境。随着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全球市场较大幅度波动,国际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改变。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遍及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西方国家采取的一些逆全球化操作,使得中国国际经济环境受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环境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核心技术不足、产业基础不牢等,使得中国经济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要逐步向内需增加型发展模式转变。在此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在强调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同时,更重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两者的结合,共同构建完整的体系,其背后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支撑。已有研究从理论及现实层面分析了如何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引致进口,促进“双循环”联动作用发挥。对已有研究的总结,让我们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科学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在坚持可操作性、全面性、客观性、数据可获得性原则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双循环”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内外循环发展水平,检验“双循环”联动对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和解决企业“卡脖子”问题的有效性。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结合现有文献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理论机制,从实证角度将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进行科学测度。第二,在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面上,分地区、分企业所有制、分规模,从不同视角检验了“双循环”有效联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施政参考。第三,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双循环”有效联动通过企业技术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条传导路径,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破解现阶段企业发展难题提供理论依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立足于发展战略转型的内涵,顺应国内基础条件和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要求,更是“两个大局”不断演化的结果。因此,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施政路径的探寻,必须立足于其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运行机制。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

1.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虽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2020年提出的,但王子林等于1988年就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的构想,认为在出口上中国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为经济战略向发挥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实际上,国际大循环尽管有利于中国经济腾飞,但在当时中国技术和资源双重约束下,以出口为主的发展战略存在着巨大的外部风险,还有可能引起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1]。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逐渐出现扩大内需的观点。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中国的国内要素优势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优势地位开始慢慢消失,资本要素对社会发展的贡献逐年递增,中国的经济实力跃居世界前列,不论是在国内需求、科技还是产业上,都为内循环的畅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都强调了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因此,外循环的发展水平相较于前几十年有所下降,其中加工贸易降幅最大,下降了约20%。综合观察国内外情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下的经济总量已不能单靠外循环来提升,尤其是近些年,内循环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潜力,以内为主不仅是现实条件的需要,更是中国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选择,这同样表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早已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哈罗德—多马模型、索罗—斯旺模型、罗默和卢卡斯等主流经济增长模型及理论大多都从供给侧研究经济增长。然而,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不能忽略需求扩张和经济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19世纪初和20世纪30年代,萨伊和凯恩斯分别提出了需求生产理论和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政府应通过投资来增加国内需求。需求可以划分为内需和外需,内需主要包括消费和投资,国内循环主要包括充分发挥内需的重要性;外需则主要体现在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由此可见外循环对发展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贸易通过分工促进生产率进而提升了全社会福利水平。众多贸易理论中都有一个共识,国内市场是发展国际贸易的基础,二者相互促进、内在统一[2]。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

新发展格局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重大转变的科学判断和精准把握,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实行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3-4]。

1.国际环境倒逼中国经济加快进入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

从生产和贸易视角,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生产分工内化日趋明显,全球价值链表现为区域性和本土化的特点。金融危机时全球贸易严重受挫,价值链遭受极大破坏,产生“巨大的贸易崩溃”[5]。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活动随着传统贸易和本国生产活动份额上升而逐渐开始恢复,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变短,非跨境的生产长度变长,本国生产分工得到深化。2017年,复杂全球价值链的增速超过GDP增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它持续对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冲击将使2020年贸易崩溃程度远超2008年[6]。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时间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增加了全球价值链发生断裂的风险。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可能发生经济暂停的情况,加大了中国贸易断裂的风险;另一方面,全球回归内向化倾向和经济全球化倒退也有可能发生,从而影响到产品内分工体系。此外,生产投入品对各国而言非常重要,将供应链本土化可能收效甚微[7]。此外,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中国处于关键位置,禁止供应链贸易的保护政策成本极高。因此,在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视角上,全球化仍然是未来形势的趋向,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加快,长期内在横纵两个维度上延伸。面对美国对中国技术创新领域的制裁,中国企业要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早日解决“卡脖子”难题,才能从根本上激发激活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动力[8]。

2.国内环境推动中国经济加快进入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实现经济赶超,但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较大,存在外资依存度过高、经济安全风险大等问题。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挖掘内需潜力,逐步向内需增长性经济过渡[8]。中国发展“双循环”的优势在于:第一,市场规模优势巨大。中国人口众多,土地和资源丰富,需求多样,市场规模巨大。2019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率达32.37%,高于同期美国10个百分点[2]。第二,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的工业供应体系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根据海关统计,2019年中国出口产品数量接近8 000种[9]。第三,产业集群具有鲜明的特色,比如中关村新能源汽车产业群、闵行区新能源产业群等。由于产业集聚便于进行专业化分工,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正向溢出效应显著,有利于出口,进而提升中国全产业链的比较优势[10]。

因此,国内经济循环不仅要发挥内需对经济的核心支撑作用,还要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维护供应链和产业链。同时,中国国内循环机制并不是排外或封闭,而是寻找在复杂变化背景下与全球贸易体制对接的新机会。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运行机制

明确新发展格局的运行机制,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

1.国内循环运行机制

从国内循环运行机制来看,经济在循环中实现增长,资本需要通过运动实现循环来进行增值。社会循环要求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在空间上保持并存,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也有自身的循环过程。这些资本在循环过程中构成了复杂的经济系统进行社会大循环。资本逐利、追求积累剩余价值,这会带来技术水平提高,同时改变分工程度。此外,资本循环包括购买、生产和销售,随着资本循环密度和宽度的增加,资本职能在各个环节上都会有更多主体参与。资本循环可以细分为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等的循环,当它们互相融合后,其循环模式会更加复杂。产业基础越好,意味着循环越顺利。

2.国际循环运行机制

从国际循环运行机制来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在全球范围进行循环,产业资本在全球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并将商品在世界各地进行销售,同时也在世界各地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活动,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的价值补偿或实物补偿。当下通讯技术和交通网络不断发展,时空差异对资本运转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经济全球化程度获得极大提高。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向外扩张,使得经济循环在国际范围内展开,差别在于交换只是在不同国家间发生[8,11]。因此,国际循环的基本原理是各国通过自身比较优势进行国际竞争和合作,从而带来整体福利提升。

3.国内国际“双循环”运行机制

从国内国际“双循环”运行机制来看,马克思社会资本循环理论中,经济系统若要顺利运行需要不同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市场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世界各国都很难彻底弄清楚。中国在这一问题上,主张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的观念。国内循环是指产业链各个环节都在国内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马克思的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是其理论支撑。国际循环是指“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将企业嵌入到国际产业链条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其发展基础是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等[11-12]。因此,以内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而是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相互促进”。

(四)简要评论

已有研究从理论及现实层面分析了如何利用中国市场规模优势,通过扩大内需引致进口,促进两个循环联动作用。对已有研究的总结,让本研究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科学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根据可操作性、全面性、客观性、数据可获得性原则,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指标体系,测度内外循环有效联动,并检验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本研究具有一定开创性,一是面对着如此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希望给予一定的实证支撑,为“双循环”实证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二是基于模型测量结果,期望通过“双循环”政策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企业的不同效果,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回答怎样才能充分且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需求侧和供给侧上都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发挥市场和内需的功能。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期间,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构建新发展格局,主要问题在于经济循环不畅,在循环的各个环节中,生产是起点,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从根本上讲,生产决定社会供给的总量和结构。中国生产环节存在着供给质量不高、供需结构错位等问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取得了一些成果,为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的基础,但与既定目标尚有差距。现阶段中国供求结构不平衡仍是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集中于供给侧方面。首先,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不到位,与需求结构的变化不同步,产业链需要继续升级。其次,在高新技术行业,由于国际供应链不稳定,企业面临“断供”的风险,中国产业链的安全受到威胁[12]。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主线,国内供给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产业链的弱项和短板亟需补齐。中国需要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着力解决高新技术领域存在的“卡脖子”问题,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在供应链和产业链方面与国外产业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此构建新发展格局[13]。

2.需求侧管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在需求侧方面,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着关键性作用,为此要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共享的收入分配体系,扩大主流消费群体数量,释放中国14亿人的消费潜力,从需求侧方面着力促进消费升级,改善民生水平,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畅通经济内循环[8,11]。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方向并不矛盾,二者之间统筹协调,达到供需相互促进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需求侧管理强调要扩大内需,让居民不仅有消费的意愿,还有消费的勇气,自愿提高消费水平,并与提高生活质量相结合,以高质量消费带来高质量生活。需求侧管理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非常重要,有利于打通经济环节中的堵点,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更好地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深入挖掘内需,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12]。

3.供给侧和需求侧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动态平衡

马克思主义理论表明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的需要。消费是最终需求,刺激消费可以促进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发展,推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发展,进而调整产品结构和优化产业结构,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活跃度[12]。因此,供给与需求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既要重视供给侧的产业创新与升级,又要重视需求侧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随之产生。从供给端来看,中国的市场优势将为新技术、新产业等提供数据化支撑、丰富化应用和多样化成长[9];从需求端来看,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将带来新兴消费模式和内生发展动力。此外国内循环存在着供需匹配错位问题,为了避免发生无效供给和盲目生产的情况,必须将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结合起来,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协调联动机制,构建良性“双循环”发展格局,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8,13]。

(二)“双循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全要素生产率[14],因此本文选取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高质量发展。实践证实,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技术效率提升和要素配置效率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5-17]。在可预见的将来,技术差距将不断缩小,但技术创新难以突破;配置效率可以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来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能否通过提升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在应用领域我们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1.国内循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已有文献关于国内循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需求层面的经验探讨。通过对中国经济数据及中国工业部门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内需增长及规模的扩大会显著提高行业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18]。将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后发现,影响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是需求冲击和其他冲击,而供给冲击影响甚微[19]。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应通过刺激内需方式来提升居民的消费力;另一方面,挖掘内需时也应注重调节供给冲击,通过改善供给冲击的方式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赵蓉等发现国内价值链嵌入水平对产业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将国内价值链与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在空间上融合,将会推动产业和区域发展,因此可以整合国内不同地区的要素资源来强化内循环,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发展[20-21]。

2.国际循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现有国际循环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无论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大多通过本国嵌入全球价值链方式参与经济全球化,集中本国资源优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全球化时代,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获得高质量、低价格的中间品,进而以低成本的优势来提高企业生产率[22]。具体来说,出口部门通过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扩散效应、市场规模效应,对工人工资、企业生产率和产品质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5]。参与国际贸易可以借助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机制,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3],且不同类型的企业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不同,生产率效应也不同,其中国企的生产率效应最高,外企次之,民企生产率效应较低,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程度日益深化,内销企业和出口企业通过进口中间品的方式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且内销企业的效果更显著[24-25]。

(一)“双循环”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经济社会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在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他提出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重视新型文化业态和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

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循环”相关重要讲话的深入学习和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的梳理,本文遵循“以内循环为主体”和“两个循环互相促进”原则,经过论证,构建了“双循环”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内循环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时,把提升内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放到重要位置,具体来说就是考察居民收入水平对内需市场的提振作用、分析公共服务水平对释放消费潜力的促进作用、评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辨析新型城镇化进程对新型消费体系建立的拉动作用。设计外循环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时,借鉴李荣杰等的研究[26],考虑到外贸外资是连接国内国际市场的桥梁,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外贸外资的有效治理有助于推动国际国内要素顺畅循环、资源高效配置,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此外,高技术产业是影响国家战略安全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3]。具体体现在:一方面,国际循环能够提供工作岗位,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另一方面,国际循环可以提升国内投资水平,且通过学习、溢出和示范效应加强供给水平,进而提升国内需求多样性的同时提高需求质量,最终推动国内循环结构升级。结合省级层面可获得的数据,指标体系共设定内循环和外循环两个一级指标,其中内循环发展水平设定人口城镇化指数、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供给侧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等六个二级指标,外循环发展水平设定贸易水平、投资水平和高新技术水平三个二级指标,见表1(1)由于篇幅所限,文中并未说明二级三级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依据及衡量办法,如有需求,请联系作者。。

表1 “双循环”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二)“双循环”发展水平及有效联动测度

1.“双循环”发展水平测算

本文选取中国2011—2017年30个省份作为样本,由于GDP能耗和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数据2018年起缺失,所以目前研究样本数据截至2017年,其中包含了2011年和2016年两个五年计划的开局年。纵观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变迁过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之后,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1987 年,王建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1988 年初党中央要求组织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日趋显现,国际大循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十一五”时期中国开始调整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十二五”时期强调要“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2015 年底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时期经济结构逐步转向内循环。这充分说明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早已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基于实证结论探寻出“双循环”有效联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施政路径。因此,选取“十二五”和“十三五”两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成果,通过测度“双循环”发展水平和有效联动机制及其在宏微观层面的应用,全面检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发展基础,为后续“双循环”政策的落脚点和侧重面提供实证支持。由于各指标间单位和量级不统一,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首先,对各指标初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其次,运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最后,加权后得出各省份2011—2017年内外循环发展水平(见表2和表3)。

表2 内循环发展水平测算结果

2.“双循环”有效联动测度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注重国内大循环,而且重视对外开放。强调国内大循环的同时,还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际上是内外循环相互联动的整体,在实证过程中不能将内外循环割裂开来进行分析。基于此,在后续实证分析中引入内外循环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本文用内循环发展水平与外循环发展水平相乘,定义为“双循环”有效联动,当内循环和外循环是互补关系时,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为正;反之,当内循环和外循环是对立关系时,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为负。

表3 外循环发展水平测算结果

(一)“双循环”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分析

1.内循环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分析

根据表2计算出的内循环发展水平,受篇幅所限,仅选取2011年和2016年两个开局年全国各省份内循环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2011年,北京和上海内循环得分最高,分别为0.506 9和0.420 8;天津、辽宁、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表现较好,其余省份内循环发展水平较低,得分基本在0.2以下。2016年,全国各省份内循环发展水平有了不同程度提升,从发展水平来看,北京、上海、广东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江苏和浙江,再次是天津、辽宁、山东,其余省份发展水平仍保持较低水平;从发展速度来看,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实现了较快的发展。

综上所述,东部沿海地区的内循环水平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根本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无论在人、财、物力方面还是政策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内循环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西部地区相较于中部地区而言,“双循环”发展水平表现最弱,主要源于缺乏强势的经济体带动,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制约。中部地区起着连接东西部地区纽带的作用,交通网络发达,消费潜力巨大,发展内循环前景广阔。

2.外循环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分析

利用表3计算出的外循环发展水平,同样选取2011年和2016年两年进行分析。通过观察这两年全国各省份外循环发展水平,发现存在两个特征。特征一是外循环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外循环发展水平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外循环得分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以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山东等省份为代表,外循环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可能的原因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于开展各项贸易活动,发达的经济水平为“外循环”质量提供充足的物力与财力支撑。中部地区外循环发展水平自2011年到2016年有了一定的提高,原因在于中部地区处于中心位置,交通网络密布,各项资源丰富,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发展潜力巨大,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的指导下,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形成内陆高水平开放新体制。反观西部地区,由于缺乏外循环发展的先天性地理与社会条件,工业基础薄弱,技术水平落后,市场竞争意识不健全,发展外循环能力不足。

特征二是外循环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省际差异,广东省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江苏、上海、北京、浙江等省份,其余地区虽然在不断发展,但质量亟待提高,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依旧突出。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地区统筹发展,因地制宜进行地区间分工,深化地区间合作,促进全国各个地区协同发展[14]。全国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有利于更好地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计量模型设定

“双循环”有效联动能否提高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1)

其中,TFP表示地区全要素生产率,IL表示内循环发展水平,OL表示外循环发展水平,X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包括市场化指数等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特征因素,εit为误差项。

(三)变量选取

关于被解释变量的设定,目前主流计算方法包括参数(以SFA法为主)和非参数法(以DEA法为主)。因此,本文在计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比较了两者的优劣,参考程惠芳等的研究,最终决定选用SFA法进行测算,并用DEA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具有更好的稳定性[27]。解释变量是内循环和外循环指数,根据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加权后得出,核心解释变量为“双循环”有效联动变量。

借鉴毛其淋等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28]:(1)人均GDP(Agdp):用GDP总额与该地区人口数的比例来表示;(2)市场化指数(Gov):采用樊纲等测算的市场化指数;(3)人力资本(Human):选取其代理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具体设定为:从未受到教育的设置为0,小学学习当下为六年制,所以设为6年,初中在小学的基础上增加了3年,同理高中的学习时间又在初中的基础上增加了3年,大专学习时间以4年为主,故设置为16年。用受教育年限与该教育水平的人口数量乘积比上6岁以上的全部人口总数来表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4)城市化水平(Urban):选取就业人数与总人口比来表示;(5)政府支出规模(Govscal):用财政支出比上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代表一个地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

(四)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数据主要来自全国及各省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和笔者计算后所得。各指标统计特征如表4所示。

(五)实证分析

1.基准回归

对式(1)进行回归,计量结果如表5所示。表5中列(1)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双循环”有效联动对TFP的回归结果(IL×OL)系数值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加入控制变量后,“双循环”有效联动对TFP的回归结果(IL×OL)依旧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且系数更大,说明“双循环”有效联动显著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考虑到“双循环”在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特征,接下来将进行分地区检验。

表4 宏观层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5 宏观层面回归结果

2.分地区回归

针对回归检验中可能存在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特征,所以为了更好地反映不同地区间差异,将各省份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个区域进行研究,并根据各地区情况进行分样本检验。东部地区回归结果如表5列(3)所示,“双循环”有效联动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于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如列(4)所示,“双循环”有效联动系数不显著,但是内循环发展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西部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契机仍在于充分发掘内需,在今后的发展中仍然更多地依托内循环的发展,以内循环促进高质量发展是中西部后续发展的政策着力点。

3.稳健性检验

采用DEA方法中的Malmquist指数测算全国30个省份的TFP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检验基准模型的稳健性。在回归中加入时间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对式(1)进行回归,实证结果显示“双循环”有效联动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依旧为正,说明替换TFP计算方法后“双循环”有效联动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研究结论可靠。

4.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存在滞后性,即本期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会受到上一期内外循环发展水平的影响,为了缓解内生性,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全要素生产率的一期滞后项,将其扩展为动态面板模型。引入全要素生产率的一期滞后项可能包括其他影响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降低设定偏误的同时可能使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基于此,内生性问题用两步系统GMM法来估计。另外,在有限样本的情况下,两步系统GMM估计值的标准误差有明显的下降偏差。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列(5),Hansen检验的结果为0.145,说明工具变量选择有效;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结果也符合预期;由GMM估计结果可知,“双循环”有效联动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再次说明“双循环”有效联动仍然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一)计量模型设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有助于引导国内企业进行全面转型升级工作,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在新发展格局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极大重视,企业依托创新驱动发展为世界一流企业成为重要的实现路径。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能否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TFPit=α+β1ILit+β2OLit+β3ILit×OLit+∑δjXijt+μt+vi+εit

(2)

其中,TFP表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IL表示内循环发展水平,OL表示外循环发展水平,X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μt代表控制了模型的时间固定效应,νi代表控制了模型的行业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为了更为准确地研究“双循环”有效联动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运用LP方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控制变量根据范晓男等的研究选取[29]:(1)企业年龄(Age):即取对数的企业年份与成立年份差值加1来测算;(2)财务杠杆(Lev):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3)管理费用(Man):用企业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衡量;(4)净利润增长率(Npgr):用企业净利润增长幅度来衡量;(5)股权集中度(Own):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6)企业规模(Sca):用取对数的企业总资产来表示。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微观层面研究涉及两组数据:第一组是省级数据,与宏观层面数据来源相同;第二组是微观数据,采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选取该数据原因为:第一,上市公司财务批露要求更为严格,其经营业绩和内部的管理机制都优于其他企业,更具典型性;第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样本时间无法与宏观数据匹配。两组数据的时间跨度均为2011—2017年,从原始数据中剔除ST、*ST和资产负债率大于1和小于0的企业,并对两组数据进行1%缩尾处理,最终得到12 600个样本。各指标统计特征如表6所示。

表6 微观层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1.基准回归

对式(2)进行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表7中列(1)中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双循环”有效联动对TFP的回归结果(IL×OL)的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加入控制变量后,“双循环”有效联动对TFP的回归结果(IL×OL)依旧显著为正,说明“双循环”有效联动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他控制变量系数同样符合预期,企业年龄和规模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越成熟、规模越大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管理费用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示管理费用越高越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表7 微观层面基准回归结果

2.稳健性检验

(1)根据企业的性质进行划分,主要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其中国有企业又包括中央所属、各省所属等,其他性质的非国有资产控股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划分为非国有企业,并将这两部分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7列(3)、(4)所示。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中IL×OL显著为正,非国有企业“双循环”有效联动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双循环”有效联动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由于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并不能单纯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还需要承担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积极践行国家制定的各项战略。从企业规模来看,列(5)、(6)显示,低于1 000人的中小企业“双循环”有效联动对TFP参数为0.038 9,结果并不显著;1 000人以上规模相对较大的企业的参数为0.035 5,并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双循环”有效联动对规模较大的企业有着更好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创新和扩大生产,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在发展的过程中容易受到规模的制约,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反之,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资金方面,具有更雄厚的实力,还有人才、经验等软实力,抗风险能力更强,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双循环”对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加有效。

(2)更换TFP测算方式。使用OLS和OP法测算的TFP作为被解释变量,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后,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表7列(7)、(8)中IL×OL的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研究结论可靠。

更换TFP的衡量方式。为检验基准模型的稳健性,使用OLS和OP方法计算TFP,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7列(7)、(8)所示,IL×OL的系数都显著为正。通过替换TFP计算方法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再次说明了“双循环”有效联动对企业TFP正向影响的研究结论可靠。

(3)由于制造业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占据着较大比重,将上市公司全样本更换为制造业上市公司后,表7列(9)显示回归结果依旧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3.内生性检验(2)由于篇幅所限,并未报告内生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很多,设定模型时难免会发生遗漏变量的问题。此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非具有普适性,与企业TFP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针对遗漏变量的问题,模型中引入了年份—行业固定效应,并控制了时间与行业特征后,IL×OL的回归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估计结果与基准结果相同,说明“双循环”有效联动有助于提升企业TFP;针对可能出现的双向因果问题,采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方法,选择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一期滞后性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Sargan和Hansen检验结果证明了工具变量选择有效,AR(2)检验结果说明残差序列二阶不相关,TFP_LP(-1)和核心解释变量IL×OL显著为正,估计情况与前文中的分析结果相一致,说明结果可靠。

4.中介效应检验

内生增长理论中在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技术进步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中都提到了创新的重要性,“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因此,探讨“双循环”能否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变量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强的现实支撑。借鉴温忠麟等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设定如下模型[30]:

TFPit=α1+α2ILit×OLit+α3ILit+α4OLit+α5Controlsit+μt+vi+εit

(3)

TIit=β1+β2ILit×OLit+β3ILit+β4OLit+β5Controlsit+μt+vi+εit

(4)

TFPit=γ1+γ2ILit×OLit+γ3TIit+γ4ILit+γ5OLit+γ6Controlsit+μt+vi+εit

(5)

其中,TIit表示技术创新水平,用企业研发支出占营业支出的比重来表示;Controlsit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其余变量含义与前文一致,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式(3)回归结果表明,IL×OL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为正,表明“双循环”有效联动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式(4)回归结果表明,在5%的水平下“双循环”有效联动提升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式(5)的回归结果表明,在1%的水平下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TFP有正向影响,系数虽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但系数值有所降低,说明中介效应成立,且属于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双循环”有效联动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一路径的有效性。

表8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本文检验了“双循环”有效联动对地区高质量发展和企业“卡脖子”问题破解的有效性。通过构建“双循环”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内外循环联动,深入探究了“双循环”有效联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一步考察了企业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宏观层面,“双循环”有效联动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地区检验发现“双循环”有效联动对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更好,而相比外循环,内循环对中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大。第二,微观层面,“双循环”有效联动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相较于中小规模企业,“双循环”有效联动更有利于提高较大规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技术创新作为“双循环”有效联动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中介变量后发现,“双循环”有效联动能够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破解现阶段企业发展难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政策建议:第一,宏观上按照区域的差异,采取有针对性的指导政策来带动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双循环”有效联动整体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影响,但对不同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在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间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上处于引领地位,要率先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比起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地理位置和经济水平等都居于劣势地位,尤其体现在外向型经济方面。对此,政府要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的核心作用,推动高水平开放,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牢牢掌握创新和发展的主动权。对于“卡脖子”较严重的领域,要推动工艺产品、质量等全面升级,加快实现国产替代的速度,打破高技术产业发展瓶颈。首先,政府要加快推进东部地区现代化,发挥创新要素集聚优势,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率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中西部地区仍是对外开发的洼地,要认清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在于开放不足。政府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给中西部地区提供更多的开放机会,同时中西部地区要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在开放中实现共赢。

第二,在微观上要充分重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加大企业研发力度。“双循环”有效联动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证实了技术创新在“双循环”有效联动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中介效应。长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以“外循环”发展战略模式为主导,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强。基于此,政府要充分注重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指导,协助企业搭建自主研发体系与创新管理体系,谨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逐步将创新模式由外循环主导向内循环主导转变。新发展格局下,政府要引导企业重视高科技人才,主动给予优厚的条件吸引出国留学人才回国就业,在高新技术领域积极储备人才。新发展阶段,全面自主创新战略必然要放在核心位置上,要持续支持基础性研究工作,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有效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活力。此外,将新技术融入到传统产业中同样具有可行性,利用创新链助力生产服务和制造业发展,可以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极大程度上满足内需,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