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资本主义与研究议程的重塑：挑战与契机

黄璟珲

(香港中文大学 教育学院， 香港 999077)

20世纪90年代，全球知识经济与竞争力话语不断被强化，各国政府纷纷将高等教育系统视为国家竞争力的引擎。受新管理主义(new managerialism)的推动，政府开始制定并实施“放松公共部门实体管制、促进公共部门实体商业化与私有化”政策，将具有获利潜能的各种国家职能纳入私营部门，以创造新的组织形式，联系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共同为创造财富而服务[1]，公立科研机构和公立型大学遂成为桥接两大领域的重要组织。学术机构(尤其是公立型大学)参与应用科学研究和创业活动的趋势日益加剧，各国都为此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及机构，推动学术组织变革[2]25。在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的影响下，学术界、政府、产业三方之间的边界因市场化逻辑的渗透而日益模糊[3]。高等教育机构被视为新经济社会中知识的主要来源，但创造于高等教育机构的知识不再止于在专业的学术网络中流动，大学—政府—产业的新伙伴关系为学术知识构建起新的知识循环，知识的商品化、资本化渐渐成为大学知识生产的主流[2]48研究市场(research markets)，对大学的知识生产活动产生变革性影响[4]。

研究议程(research agenda)是捕捉知识生产活动的重要概念，值得发问的是：在学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下，西方学者如何探讨学术工作中研究议程的转变？在此基础上，相关探讨为当前高等教育机构知识转化、学者研究工作的治理带来何种启示？

在讨论学术资本主义潮流对西方大学学者研究议程的影响之前，梳理学术资本主义概念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理解研究议程在学术资本主义知识生产中的新定位。学术资本主义被定义为一种影响公共场域与私人场域知识生产规则的力量，其中新的知识体制是学术资本主义潮流的主要特质。

(一)学术资本主义的定义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国家权力下放、政府削减教育开支及市场化资源分配体系被引入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趋势下，北美与欧洲高等教育机构不断尝试扩展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出于对学术界与产业界的互动以及对产业界作为新资金来源的关注，美国学者French Slaughter以Hackett提出的学术资本主义为主题[5]，将学术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对产自学术环境(environs of academia)的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利用[6]。

1997年，美国学者Sheila Slaughter和Larry Leslie正式提出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两位学者将机构和学者以确保外部资金为目的市场(market)或仿市场(market-like)的努力称为学术资本主义。学术资本主义指涉的主要对象为高等院校、大学院系组织及大学教师的“市场及仿市场行为”[1]。市场行为与仿市场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直接盈利为目标，强调市场化的利润导向，活动边界由相对独立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市场系统所制定；
后者以竞争所需研究资源(经济、社会资本等)为目标，受资源提供方及其相应的竞争规则制约，活动边界则由模仿市场化规则的资助主体所制定。

21世纪初，知识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增强，高等教育系统作为知识生产中心的角色日益重要，Slaughter和Rhoades尝试修正并深化学术资本主义理论，以重建对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社会关系的认识。与此前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关注焦点不同，Slaughter和Rhoades将学术资本主义重新定位为一种主要指向大学与新经济(new economy)融合过程的理论。该理论以“公共利益知识体制”和“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academic capitalism knowledge regime)为关键概念，尝试将这一融合过程加以概念化。在此融合过程中，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教员(faculty)、学生、行政人员和学术专业人员利用各种国家资源创造新的知识回路(new circuit of knowledge)，成为促进高等教育与新经济整合的主要行动者[2]26，但这种新的知识回路有可能对学术自治、学术专业性以及学术自由带来一定的破坏[7]。

继此，Kauppinen和Kaidesoja将学术资本主义理论定位为一种中层理论，但同时批判地指出，该理论以松散分类的各种社会实体、过程和活动概念解释高等教育向学术资本主义的转变，而不是对社会现实具有明确定义的概念、具体主张和假设的系统理论[8]。尽管已有学者做出了理论建构上的努力，但在目前以学术资本主义为主题的研究中，学术资本主义的现象描述远多于其自身的理论建构。与此同时，它往往被视为一个“伞形术语”(umbrella term)以分析高等教育机构获取外部资源所采取的市场与仿市场行为。学术资本主义的关键概念与分析框架的定义边界始终有待廓清[9]。Schulze重新将学术资本主义定义为以政府行为为中心的理论，捕捉政府如何从直接指导高等教育转向通过绩效标准鼓励特定行为，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标准推动高等教育机构更密切地参与私营经济的价值创造过程[10]，但这忽视了产业界与学术界主动参与的立场。学术资本主义驱使学者不断争取科学研究的外部资金，而外部资金则由公共资金(public funding)与私人资金(private funding)组成。公共资金指由政府与非营利部门提供的研究资助，私人资金则以来自产业部门的资金为代表[11]。近年来，大学的研究资助中私人资金份额不断增加[12]，学者为开拓更多的研究资金来源，纷纷主动选择与私人资金的提供者合作。私人资金的分配以现实的市场交易规则为参照，影响学者的研究工作。

(二)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

鉴于学术资本主义理论旨在阐明高等教育机构如何由原有的公共知识体制转变为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成为理解学术资本主义特质的关键概念，从而帮助理解学术资本主义话语中的高等教育系统如何区别于以“洪堡主义”(Humboldt)、“默顿主义”(Mertonian)等为传统核心价值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着重于知识的私有化及其利润的获得，在此体制中，无论是科研机构(institution)、作为发明者的学术专业人员(inventor faculty)抑或相关合作的公司(corporations)，均拥有先于公共利益的主张及权利[2]26。综合数位学者的讨论，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的结构组成包括：新的资金流(new funding stream)、新的知识循环(new circuit of knowledge)、新的中介性组织(new intermediating organizations)与新的间质性组织(new interstitial organizations)、新的扩展管理力(new extended managerial capacity)[13](见表1)。这些组成成分共同塑造着链接起高等教育机构与新经济的网络，学术专业人员在其中成为举足轻重的行动者。他们基于自身的知识工作，利用这一网络最终指向对新的资金流的寻求。

表1 学术资本主义知识体制的结构组成

尽管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逐渐成为知识经济中高等教育领域的方向，但其并非在当下高等教育系统中完全取代了原有公共利益的知识体制，在不同的社会及制度情境中，两种体制或共存(coexist)，或交会(intersect)，或重叠(overlap)[14-15]。

由此，鉴于学术资本主义意在描述高等教育领域一个仍在转变阶段的社会过程，学术资本主义知识体制与公共知识体制之间的多重关系类型将持续并存，且大学通常会采用混合两种体制特质的组织形式，以期适应这种公共/私有利益与价值并存的状态[14]。

(三)学术资本主义与新的知识生产

对于学者的学术工作而言，知识生产是其工作内容与职业传统的核心。前文已介绍学术资本主义的新知识体制，学术资本主义力量在既有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这一模式的崭新之处在于，学术资本主义尝试在学术与资本之间、产—学—政三者之间寻求平衡，以此建立起更为活跃的知识生产体制。

1.知识社会中知识生产模式的发展阶段

知识社会的议论(discourses of knowledge society)通常对高等教育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予以关切，围绕这一转型的讨论逐渐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话题之一。大学的知识生产经历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蜕变(metamorphosis)，“模式2”“三螺旋(Triple Helix)”“模式3”及“四螺旋(Quadruple Helix)”是最为典型的形态[16-17]，而学术资本主义则在此基础上扬弃(sublate)、混合这些知识生产模式，发展出当前知识社会中新的知识生产模式[18]。

相比于作为大学原初知识生产形态的模式1，模式2超越学术共同体的边界，知识生产以外部市场为应用情境，这种应用情境塑造了产生科学问题与开发方法、知识成果传播 (outcome dissemination) 和定义知识用途(definition of uses) 的总体环境[19]。模式2的知识生产以社会配置(socially distributed)、应用导向、跨学科、服从多重问责为特点[20]，强调学术界与多种外部机构的知识生产过程的对话性质，学者们在其中逐渐失去对知识生产的垄断与控制[16]。三螺旋知识生产模式则阐明大学、政府、产业三者之间的交织关系(intertwined relationship)，强调大学在知识社会语境中扮演提供驱动知识经济创新动力的积极角色[21]。

模式3则不再遵循模式2与三螺旋中知识生产流程与生产者之间的线性关系，注重不同知识范式(knowledge paradigms)的共同存在(co-existence)、共同进化(co-evolution)以及共同专业化(co-specialization)，促进政府、大学、产业以及其他非盈利部门不同知识生产范式的跨界创新，进而促进创新生态的形成[22]。与此相关的四螺旋则为创新生态中的知识生产补充了创造性文化与公众传媒文化，指出创新文化与创意阶层的培育对保护创新生态、强化知识创新政策取向的关键作用。

2.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模式

根据现有研究分析，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与模式2、三螺旋存在区别。第一，与模式2相比，学术资本主义同时强调国家(state)与非营利机构(non-profit sector)作为推进学术资本主义知识/学习制度的关键行动者角色，不再将知识生产的领域局限在“大学-产业”的关系之内。其次，与三螺旋模型相比，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不再视大学、政府、产业为相互分离、独立的系统，而更倚赖3种系统之间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制度与组织层面的整合。另外，学术资本主义不将大学的创业化(entrepreneurialism)视为一种必然或不可避免的趋势[23]。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吸纳了模式3及四螺旋的以创新价值与学术创业为大学战略的特点，但并非重点关注模式3和四螺旋中学术工作者作为创意阶层、媒体所塑造的创新舆论作为政策目标导航要素的讨论[24]。

由此，在融合上述数种知识生产模式的基础上，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以大学、政府、产业三者的系统整合为主要方式，在这三大系统中的人员都有可能成为学术资本主义知识生产的主要参与者，其知识成果具有商业利益及面对社会现实的应用特征[25]。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成果转化通常发生在上述的中介性组织与间隙性组织中，技术转移是主要的转化形式。基于学术资本主义利益相关者的多元与利益的混合，其知识生产过程受利益相关者与应用情境共同决定。相较于其他知识生产模式，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周期与流程普遍具有灵活、敏捷的特性(nimble)，知识生产者更容易转向那些易于处理且能获得外部资金及认可的研究任务[26]。

尽管如此，当前对于学术资本主义知识生产的研究仍停留在对知识生产模式概括与产—学—政关系的宏观分析，缺乏微观与过程性的视角(见表2)，这一视角的匮乏使得学者作为学术资本主义知识生产者的面目变得模糊。为此，引入研究议程这一学术概念，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学术资本主义潮流中学者的知识生产活动，以及这一群体对于新的学术场域规则的应对。

表2 研究议程在学术资本主义研究脉络中的定位

(四)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议程(Research Agenda)

研究议程是探讨学者知识创造的一个重要学术概念。关注学者研究议程的设置，代表着学术知识创造被视为一个过程性工作，而研究议程是这一知识生产过程的关键起点[23]。“为追求一定的学术目标，学者采取一定的策略性问题解决框架(strategic problem-solving framework)及相应的可操作化行动(operationalization of actions)，这种框架与行动的结合被称为‘研究议程’”[27]，包括学者关于研究主题、研究任务、研究过程等事务的选择、决策与计划执行[28]。与此同时，个人研究议程的改变带来知识、领域和学科的演变，甚至赋予科学集体议程和组织环境新的影响力[23]。由此，理解学术资本主义中的研究议程，可以从学者的学术目标、研究主题与任务、研究过程以及知识观念和学科建制等学术生产的主要方面入手。

目前影响学者研究议程的因素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1)专业共同体内部：学科文化与传统，学者在其所在专业场域中形塑而成的性情取向(disposition)；
(2)风险承受能力：学者往往在“保守研究策略”与在寻找新范式时“更具创新性和破坏性的风险策略”之间徘徊，前者是安全的、细水长流式的科学贡献，后者则是高利害的突破性贡献；
(3)求学历程要素:学者在获得学位过程中导师的重要影响；
(4)研究合作经历：学者与合作者或科研项目承担者(stakeholders)的共同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的合作形式；
(5)表现性评价机制：发表与承认为学者获取更高的学术市场能见度(visibility)，以及随之衍生的声望[29]。在学术资本主义趋势下，知识生产模式的变更、公共仿市场与私人市场的发展则为学者的研究议程带来更为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由局限于传统的学术活动疆界转向更具动态性关系的产—学—政合作之中。

研究议程这一学术概念关注知识生产过程中学者的实践，视学者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个体。如何探讨学术资本主义浪潮对于学者个体研究活动的影响？为此，可以尝试勾勒学术资本主义对研究议程的影响机制。在研究议程这一概念的指引下，学术资本主义浪潮中学者的知识创造可以析解为3个层次：知识观念—知识创造的行动逻辑—知识生产工作的形式(如图1)。学术资本主义为学术工作带来新的知识价值体系、知识体制与知识生产模式，带来了3个重要影响：新知识体制中的资金流加速学者工作中知识资本化的进程；
新的市场/仿市场利益分配原则强化研究活动的工具理性导向；
知识生产的模式由传统的静默沉思转为企业化的生产管理话语。学者的知识观念、知识创造的行动逻辑以及知识生产工作的形式，都为这三大趋势所左右。

图1 学术资本主义影响研究议程的机制

因此，理解学术资本主义浪潮对于研究议程的影响可以从3个维度出发：学者的知识观念；
学者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研究计划与执行逻辑；
学者学术工作过程的变化。

(一)知识资本化概念

知识的资本化揭示在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双向市场交易关系之中知识逐渐直接或间接产生经济附加值的过程。直接模式体现为销售个人知识与知识产权，如专利、版权以及教学；
间接模式包括镶嵌在商品和服务中组织的陈述性和程序性知识。这两种模式均可获得财政(financial)、物质(material)或行为(behavioral)意义上的回报[30]。与知识资本化相似的知识商品化概念则通常被视为知识资本化的其中一个阶段或环节[18]。

(二)知识资本化的双重作用

不少学者认为，知识资本化会抑制学术创造，影响学术界的知识创新。有学者指出，参与商业化的知识与技术服务交易将使学者们短视，趋向参与应用导向与商业利益相结合的研究，而被视为知识创新的重要来源的基础性研究活动往往遭受忽视与挤压[31]。知识资本化使学者以合作公司/合作甲方的利益为转移，科学共同体的利益让位于具体的知识私有化动机与商业合作利益，学者在科学场域内延迟发表科研成果的现象逐渐产生，科学共同体成员不再是知识共享的首要考虑，这对“科学共和国”[32]的知识积累与创新产生负面影响[33]。此外，知识产权使得潜在的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的知识难以在不同的领域内自由流动与传播，继而形成科学创新资源的垄断，不利于增进面向大众利益的学术创新[34]。

与此相对，有研究认为知识资本化会加速学术界与产业界的知识交流，进而会提升学者实现知识创新的可能性。知识资本化以密集的资金投入与回报为动力，促进学术界与产业界研究联盟及其联盟网络的形成，由科研活动制造的知识通过研究联盟进行转移，提升技术转移效率，从而推动创新产品与工艺的诞生[35]。在密集的知识转移活动过程中，学者与产业研究人员进行互惠的知识交流与知识成果交易，由产业界认可的专利不仅提升科学家的威望，也通过市场认证的方式重申科学家研究的新颖性和实用性，使得专利活动与科研活动实现互补，科学发表与专利活动之间往往呈现积极相关的关系[36]。此外，鉴于大学学术科研的衍生经济活动(spin-off)与区域经济紧密相连，区域政府与产业界在合作中主动为吸引、培育高科技的创新人才提供基础设施，并以市场调节方式为科研人员提供多元化的激励方式与动力来源，为科研人员营造良性循环的创新氛围，继而孕育科研人员的灵感[37]。

针对上述讨论，Dzisah尝试对两者的辩论基础进行折中，指出大学并非被动地受制于知识资本化的影响，知识与资本之间不是单向的介入关系，它们在学术资本主义潮流中相互影响，大学学者走出大学、在外部市场构建学术知识与公共问题关系是必要的，大学的未来在于将学术话语(academic discourse)和真实世界问题联系起来[26]。

研究的工具化与私有化取向对学术自主性与不干预学术权利的原有价值发起挑战，学者的研究议程被市场和市场的资金分配规则所形塑。

(一)工具性与实用主义的行动逻辑

市场逻辑在学术界的渗透使专业知识的获取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性手段[38]，这导致科学真理的问题被科研人员所搁置。市场的效率导向逻辑对个人的研究议程产生限制性影响。首先，私人资金分配的理性计算导向改变着学者的行动抱负与目标，即学者们通常将单一而计量化的(quantified)市场效率指标视为衡量研究活动的尺度，以外在的需求及评价条件确定研究计划及研究活动的组织方式[9]。其次，私人资金往往希望在市场上以最小的时间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出于获得丰厚研究投资的期望，学者们通常会顺应私人资金提供者的要求，放弃长周期研究以加速私人资助研究项目的更替与资金的积累速度[39]。再者，出于配合私人资金提供者降低亏损风险的考虑，学者们在选择研究问题时通常会选择背离科学开放原则的扭曲问题(skewing problem)[12]，倾向于遵循与跟踪较高确定性的、成熟且稳定的科学研究议题[40]。

(二)知识生产者的自主性

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可能给学者带来自主选择的契机与余地。在大学与产业合作关系中，处于供给端(supplied-end)的学者可以逃逸控制学术人员的科层组织体制(the ‘iron cage’ of bureaucracy)，他们在产业界的需求市场中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与工作条件获得自主选择研究主题、制定研究计划的空间[41]。有学者认为，仿市场或市场资金为“逐优”而趋新、求新，来自产业界或政府的合同研究通常有别于科学共同体的专业知识体系而为学者确定更为有趣与前沿的研究主题[42]。在私人资金分配规则的激励下，学者主动争取更多的先进设备与多元化的财务来源换取进行新实验的机会，从中发现新的问题与解决方案[43]。

尽管有上述争论，有研究者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后发现，基于市场逻辑，研究宗旨、激励方式与传统的学术目标及奖赏(academic goals and reward)并不矛盾，学者能在学术研究发表与企业活动两大体系中保持科研与生产的均衡发展[12]。还有研究者指出，通过与外部资金提供方的交流，学者得以逐步实现需求的对接，发现当前社会应用、产业应用的现实问题，而与此同时，产业界亦更能了解哪些学术发现可以满足私人部门盈利需要，这一过程有助于学者发现弥合科学与市场利益差距的研究议题[44]。

研究项目化对学术研究工作的塑造是双重的。在学术资本主义力量的推动下，公共部门开始借用私人部门和商业世界语言，“生产”与“管理”等商品化论述渗透于学术领域，学术研究的项目市场与项目制逐渐兴起[45]。与此同时，私人部门强化了学术研究的项目化趋势，并发展出另一个科学研究的项目市场，项目化(projectisation)这一概念被用以检验以私人资金为动力的“大学—产业”合作的社会影响。

(一)项目化的压力

项目化作为一种话语性实践，可被视为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的产物。它代表当代社会日益依赖于个人、团体、组织、企业、国家及其机构或官员之间的自愿契约，通过整合(incorporating)、生产(producing)和定位(positioning)参与项目工作的个体，塑造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组织网络[46]。项目化将更强的市场导向引入日常学术工作生活(working life)，而参与项目的研究人员则需在劳动力市场中对自身的表现及命运负责。就近年相关研究而言，以私人资金为基础的研究项目化备受欧美国家研究者关注[47-48]。项目化的工作形式正在挑战、塑造、改变和重建研究实践和工作条件，学者知识生产的时空体验、实践规范由此发生变化，学者在项目化知识生产与传统知识生产之间的冲突值得进一步分析。

研究项目化正在加强对学术活动的控制，增加学者的工作压力。由于资本旨在追逐可预测性与确定性，项目化的研究实质是一种保证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懈怠影响的超效率(hyper-efficient)组织形式，项目化研究为严格的时间框架所定义，并为学者预先设立项目进度的里程碑(preset milestones)，这使得学者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工作时间，逐渐失去对学术沉思、循环探究等非线性时间活动的掌控[49]。项目化的研究是一种独立工作模式，具有独特的结束与开始时间，而学者往往会同时推进多个项目，这将导致学者在项目化工作中注意力分散或效率低下，引发超负荷的工作压力[50]。私人资金作为项目提供方与组织方，通常要求参与项目化研究活动的学者定期交呈研究成果报告，学者将工作流程与结果的评审以及监督权让渡给私人资金提供者。这种专业研究权与研究管理权的分离，将会给从事专业研究活动的学者带来霸权化的监督控制[51]。

Flower等人指出，在项目化的学术工作中，角色冲突、过程冲突以及规范冲突会持续出现。在个体层面，项目化工作会给学者带来新的时间性压力(temporal pressures of project-based work)，职业发展的不安全感(career insecurity)、工作的集约化(work intensification)、生活-工作平衡问题(work-life)、工作的标准化与控制(work standardization)都会对学者日常工作状态带来挑战[51]。学者在新的劳动条件和工作形式中会逐渐内化项目化工作的特质及价值取向，由此形成项目化自我(projectified-self)，知识劳动者极易获得负面的工作感知与自我认知，进而从项目工作中自我的市场化(marketization of the self)、日常的不确定与偶发性的工作状态(state of uncertainty/contingency)，以及责任个人化的自我叙事(individualized responsibilities for biographical narrative)中形塑规训性的自我(the self)概念[52]。此外，另一种探讨项目化自我的视角在于从文化与话语过程理解学者的项目化工作，Packendorff与Lindgren曾着手分析项目化工作的恶性循环(evil cycle of projectification)。依据表现性原则，项目工作者通常忽视项目要求与自我实际能力的差距，总认为工作负荷逐渐增加是可能的，提高了对自身能力的期望，继而在现实中不得不面对更为高负荷的工作。在此循环中，行为者反复被项目任务追赶，在项目工作以及项目管理中使用表现性的话语，逐渐内化项目化的效率文化价值[53]。

(二)项目化的潜在好处

也有研究者发现研究的项目化对学术活动具有潜在的好处。项目化的研究为学者提供有组织的(organized)、基准性的(benchmark)研究活动形式，学者得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地满足私人企业提高知识生产率、精准控制生产成本和利润最大化的需要[50]。基于项目的研究使参与成员得以在项目化的工作规则中培育自我管理与自我调节的能力，强化工作中的自我效能感[54]。有研究者认为，尽管在项目研究中“实现什么”(what to achieve)通常被明确限定，但具体“如何”(how)运行项目则由项目负责人或团队成员共同决定，在时间、金钱和结果质量方面设定的目标内均享有自主性，这为践履学术自由、责任理念构筑了一片领地。在此情况下，学者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活动获得了行动条件意义上的保障[55]。

另外，还有研究者经循证研究发现，学者在项目化研究中具有一定的自觉意识与自主能力以抵抗项目化对学术工作的限制，并在此过程中找到不损害学术工作规范与实质的应对方式。在参与项目化研究时，学者会为研究活动划分专业实践的前台(front-stage)与后台(back-stage)[56-57]，在项目工作的前台根据资金提供方的规范、价值与期望进行精心谋划与“扮演”，而在后台则获得在学术研究意义上的高度自主及控制权利[51]。

学术资本主义已成为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全球性现象，跨国学术资本主义使各国教育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学术文化、学校治理以及研究工作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意义[58]。西方高等教育研究者对学术资本主义趋势的态度是复杂的，学者研究议程的重塑在西方高等教育领域逐渐成为一个学术场域内外不断追问的问题——究竟应如何反思学术资本主义对于学术职业所带来的多方面变革。

学术资本主义给西方高等教育机构及学术工作者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知识资本化的浪潮中，知识观念的改变使得西方学者们对知识的效用产生新的看法，以市场利益为转移的知识生产开始成为不少学者研究议程的首选设置。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以完全负面的态度去度量嵌于其研究议程中的知识观念，而是因势利导，在一定的公共政策规范之下释放市场资金在学术研究中的潜能，鼓励知识成果的商业转化。其次，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趋势中，一方面，学者受到市场竞争规则的影响，成为学术生产的“经济理性人”，进而逐渐放弃对于高风险与预见性较低的知识创新；
另一方面，学者试图从外部的知识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基于现实的市场需求或社会需求，寻找知识创新的机会。因此，如何平衡科技领域公共政策中外部需求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需求，如何为高风险、回报周期长及预见性较低的学术研究(大部分是基础性取向的研究)提供保护性支持，值得深入考虑。此外，项目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对学者研究议程的影响在于学者有可能逐渐失去对研究工作的掌控感，遭遇更大的时间压力。但与此同时，学者在项目化工作这种新的工作形式中获得组建、经营研究团队的经验，为知识生产的集体协作与交流创设条件，迸发创新潜能。为此，在今后科学研究政策的制定中，需考虑专业研究权与研究管理权的分配与规范。

近5年来，我国学者愈趋关注学术资本主义这一全球性潮流，并试图从学理思辨与实证研究两方面探讨本土的学术资本主义经验。当前，本土学者于此所凝聚的共识是，学术资本主义趋势对于本土学术工作的影响同样是同形结构性的(isomorphism)。在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内部，尝试引入遵循“仿市场规则”的绩效评估制与科学评价/奖励制度；
在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外部，开放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建立知识转移制度与相关市场实体[59-62]。本土学者同样要面对学术资本主义趋势所带来的研究议程重塑：(1)在知识价值上，学者遭遇“追求真理的面向”与“市场效益的面向”的冲突，知识公有性与知识私有化产生前所未有的矛盾[61]。(2)在知识体制方面，传统的公共知识体制与新的知识体制不断碰撞，学者的研究问题选择、研究执行逻辑在两种知识体制之间徘徊，产生紧张关系[63]。现有的本土研究多认为这两种知识体系难以调和[60，62]。(3)在知识生产的形式方面，本土学者往往遭遇压力化的时间体验，在以绩效为基础的资源配置与项目制生产话语中艰难寻求知识生产的自主性[59]。但与西方经验不同的是，我国学者目前较侧重于讨论高等教育场域内“仿市场规则”及其相关制度(例如绩效评估)对学者研究议程的塑造，较少讨论外部市场的知识转化对研究议程的影响。尽管如此，随着我国逐渐推行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激发科技知识生产活力的政策，关注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有助于把握今后学者知识生产的变革性与时代特质。

由此，上述西方学者关于学术资本主义的讨论，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建设与学者的学术工作发展有着诸多启示。首先，在鼓励知识成果从学术领域转移到外部市场的背景下，在政策方针上提供知识生产取向的指导意见，可以规范、规避因资本过度集中而导致的知识产权与知识转化市场的垄断；
其次，鉴于基础性研究在学术资本主义的逻辑下或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未来需要对基础性研究加强制度性保障，为高风险、长回报的学术研究提供适当的倾斜资金、人员与政策配置的支持，“强基为本、远景为重”；
再者，项目制的研究工作形式在促进科研生产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学者的工作带来时间、自主掌控与研究进程管控的压力。由此，在施行科研项目制时，要留意学者的多重身份，尊重学术工作者的专业性，并为其提供一定的项目管理技能支持。

就全球范围而言，随着学术资本主义趋势的加强，营利部门和非营利部门之间的界限模糊改变着基本的学术实践，精深知识的探索与发展不再是西方大学的首要任务，“‘创收’(revenue generation)成为大学政策磋商、战略制定以及学术决策的优先事项”[2]37。受此影响，大学学者作为知识工作者，也相应地将知识视为一种可以带来利润和有直接贡献的经济增长的事物[64]。因此，学者在日常的实践中开始密集地进入与产业联系紧密的应用研究领域，其科学研究与知识生产直接或间接地与应用导向有关(1)根据Nowotny等人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阐述，基础研究指“纯粹的”(pure)、“根基性的”(fundamental)、“去利无私的”(disinterested)研究；
应用研究指向以“应用”(applied)、“相关性”(relevance)、“情景化”(contextualization)、“延伸性”(reach-out)、“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和“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为日常语言的实践导向研究。，基础研究领域与应用研究领域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65]。学术资本主义知识体制与公共知识体制在高等教育系统交织并存，学术资本主义力量正在使公共领域与私有领域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66]。第一，学术资本主义模糊了私人和公共资金之间的边界，公立大学的学者在一个日趋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中运作，以获取学术资本[67]。第二，学术资本主义模糊了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边界，高等教育系统不再是一个独立于外部市场系统的孤岛，大学、产业、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逐渐强化，新的知识循环网络逐渐嵌入产业、政府与大学，知识在大学作为一种基于学术共同体的产品的性质日益模糊。

对身处学术资本主义的学者而言，他们并不排斥同时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是众多学者的日常工作准则。Bentley等人认为，试图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对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种实践作清晰划分的政策实际上并不存在[68]，当前针对应用/实践导向研究的政策并非必然与核心的学术价值脱节[12]。因此，两者边界的模糊成为现实，但这并不代表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正在被削弱，以理论发展与学术创造为基础的学术声望始终对不同学科的学者产生普遍的吸引力[12]。此外，出于有限的资金条件、大学战略及学术规范，学者经常需要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者间进行一种参与程度的取舍或权衡[12]。在当前知识经济环境中，过于强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区别是一种认识论的误区，而承认两者的边界模糊反而更能克服话语障碍，以响应知识的发展与科学进步的责任号召[69]。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基础研究的“象牙塔事务”形象，即基础研究可用以应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并呼吁学术界的知识生产重新与公众福祉、社会责任发生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