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与先机:交通文化的优势要素与思政话语构建

姜维维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8)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2019年9月印发实施)指出要“牢牢把握交通先行官定位，适度超前”，同时就从业者提出“人才队伍精良专业、创新奉献”的目标。人才是实现交通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支点和“先行”的前沿要素，在高质量发展语境中充分积聚并释放新一轮的人才红利，成为交通运输高质量人才教育事业根植交通、回应时代的价值旨归。

育人必先育心。文化是小切口，也是大课题。交通文化承载着交通行业的价值基因，折射出交通行业的精神特质，在文化特质、语料积淀、价值渊源等方面具备行业特有的优势要素[1]。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任务，立足“依托交通、服务交通”的价值导向，交通运输行业人才思政教育须面向交通强国战略需求，深耕交通文化沃土，以文化人，将行业的先行优势转化为育人先机，形成功能清晰、交互耦合、彼此赋能的交通行业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战略生态体系，培养底色鲜明、技能卓越、情怀深厚、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交通建设者。

交通文化基于有规划、有组织的专业化交通运输实践，在此过程中，思维理念、价值取向、道德约束等在人与物、与人、与己的交互与博弈中渐次形成并固化成外在行为方式[2]，其主要作用体现在“知－情－意－行”的中枢环节，即对“情感”与“意志”的反复提炼与沉淀。社会主义交通行业文化遵从价值理性主义，不仅体现在“人民满意交通”的行业的外部价值指向，从行业内部观测，更将人(从业者)从生产要素“物”的工具属性中解放出来，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即人的现代化与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构筑和巩固交通运输“先行官”优势的战略支点[3]。因此，交通行业文化的主要功能包括:

(一)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业价值共振

经济社会“先行官”的时代定位赋予交通文化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质载体的先机。于交通行业而言，如何呼应时代、折射时代，根植于行业生动实践的文化价值是共振点、“最大公约数”，也是“最大同心圆”的圆心所在。同时，“先行”不仅是时序性概念，更是“首位度”[4]:经历中华民族多个社会形态的交通行业，文化底蕴随自觉自省自信接续积淀延伸，当科学理性的唯物史观经荡涤洗礼最终占据主导，“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价值前瞻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要义。

(二)打破行业性、技术性的话语壁垒

诚然，交通文化因其辨识度具有外延和边界，但交通文化作为工业文化的一条分支，与其他行业文化一同“平行”栖息于社会主义文化整体生态体系并各自承担相应功能，不应因行业的圈层化而封闭文化效用的延展。交通行业向外界输送的话语形态除官方、学术话语外，更应立足需求侧视角，提供大众化、通俗化、具有共情力的文化话语形态。当交通的技术性、规模性、效率性指标达到一定程度后，社会感知度的边际效应增长曲线开始放缓，此时文化即位，不再是区分行业内外的鸿沟界限，应在向内浸润的同时推动向外辐射与扩散，以文破局，促进公众从路、桥、车等交通设施设备的功能感知跃升至理念、情感和价值感知，推动行业认同迈向价值认同、信仰认同，成为新的破发点[5]。

(三)提升从业人员群体心智，实现价值的“双向奔赴”

科技进步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当产业生态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何为“人”的本质成为交通文化回答人本主义追问的时代课题。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行业虽在一定程度“限定”从业者的发展路径，但并非从业者的桎梏，更应成为其精神家园和自我价值归宿。交通文化所倡导的工匠精神是构建“人”与“业”价值共同体的关键，行业为实现从业者的全面发展提供平台，从业者以其敬业专注、精益创新构筑精品，进而以文化人、以文聚心、以文励业，往复实现文化价值反哺，“人”与“业”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建构起深度的价值契合、价值互认。

(四)以人文约束保持工具理性

某种程度上说，交通文化赋予交通运输行业以人格化，使其在人文价值基础上具备科学理性(亦为科技伦理)。在处理“道”与“术”、与“器”的关系方面，交通行业文化以其涵盖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和形象文化分别对应的价值导向、体制机制、行为激励与约束、技术规范、社会评价与反馈，确定技术方向的选择，明晰研发与应用、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在规制技术这把“双刃剑”(风险与缺陷的遮蔽)的同时，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为交通追根溯魂，寻找文化定势归因，是深度理解和把握现时代交通文化价值内涵的重要基点。当根植并承载传统价值观的交通及其文化传承千年，历经多次社会转型而得以延续，并在高质量发展基调下探索“先行”，我们迫切需要以纵向视角分析交通所蕴含的历史及时代价值，形成体现行业理想归宿且具有向心力的文化共识。

(一)“和”与“合”传统价值的当代形塑

中华民族向来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路径选择，积极谋求“天下大同”。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可归结为“和”:以交通为纽带，从万里驼铃万里波的丝绸之路，到凝聚沿线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地区的“一带一路”，从农耕时代受制于交往边界的因缘际会到当代主动寻求协和万邦，交通以其促进时空扁平化的强大功能，实现了人与人之“和”、生产要素(物)之“和”、文化理念之“和”等等，用“一起向未来”的“和”思维摒弃偏见、对立与矛盾，共同构成心与力之“合”，为构建全球化背景下解决新时期世界发展瓶颈的中国理念提供了交通方案。

此外，就交通自身而言，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既是各交通方式的衔接融合，也是更多学科门类和知识体系的集结与联合运用。

(二)“义”与“利”的辩证抉择

交通的强公益性的文化品格与中国传统价值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相互契合。

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义以为上”，孟子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长久以来，中国人在处理义与利的问题上价值导向十分明确[6]。

当代日益严重的能源资源危机、生态环境危机等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交通权益、资源分配等人与人的关系应对，归根结底是义(伦理价值)与利(经济价值)之争。

价值序位决定话语秩序，传统文化民生视角的话语道义为正确理性处理二者的关系提供了经验借鉴。

基于此，交通先行是基于前瞻性规划和义利兼顾的“耐心资本”和“预应设置”。

(三)纲举目张的全局性思维

“纲举目张”出自«吕氏春秋»，在中国文献古籍中多次出现，寓意要抓住工作的关键——抓住了根本，其余的细节就会自然跟从。

交通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交通强则百业兴——在当前现实逻辑支配下，新时代的经济发展从国际大循环向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格局转变，实体产业的供给体系不能有效适配和满足国内需求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循环面临的主要问题。

高质量发展须从交通落笔，由过去被动供给(策应)转向长期、可持续性的主动谋划(引导)，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全要素交汇聚合与优化配置，由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勾画形成高质量发展要素的流通版图[7]。

(四)“家”“国”一体的情感皈依

自古以来，中国人基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而生发出乡愁乡念、家国情怀等扎根内心难以割舍的情感要素始终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动力源泉，也成了深刻烙印在交通文化中的深厚情愫。

至今，“春运”依然是典型的中国式“乡愁”，回乡的票根、归途的路线、启航的鸣笛甚至熟悉的沿途风景，皆因交通而生。

作为维系情感的现实依托，交通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现实逻辑，从农耕文明时代由血缘关系主导构建的“熟人”社会(短程之“交”)，到工业(后工业)时代形成的契约社会(生人之“交”)，迈向以尊重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导向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与世界相“交”)，交通成为承载并弘扬民族根与魂的生动载体。

(五)民本境界的时代升华

以“民本”为内核的文化是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交通文化本质上是以“人民至上”为新发展理念核心的人民的文化。«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

交通大国向交通强国迈进，是“国之大者”“民之向者”，其所彰显的民生价值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跨越性升华和创造性继承。

交通先行以民为本，尊重人的主体性，深刻回应了中国文化的本质和未来。

交通文化的首位度价值是让从业者的行业感知从“谋生的工具”跃升到贯穿“知情意行”的职业价值黏性，培塑以行业为荣、以爱岗为乐的从业价值信仰。

根植于丰盈充沛的传统文化，着眼于交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强国之路，立足于“人民满意交通”的价值高地和空前的规模性、技术性等行业发展指标，多个点面交汇集聚，生发出丰富的思政语料，为交通文化、思政工作以及二者耦合带来话语先机。

(一)坚定文化主体意识

文化主体意识即文化认同，是人对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历史，文化主体意识经历了自发—自觉—自为的提升过程:从古代“四海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文明认同与文化认同具有同构性)，到近代积贫积弱继而以“师夷长技”救亡图存(文明认同与文化认同疏离)，最终经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引领，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生机，形成新的文化生命形态，走向高质量的强国建设(文明认同与文化认同复归统一)，文化主体意识成为基于现实图景的精神内力和文化自信的逻辑起点[8]。

(二)交通文化的“强国”基调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其在为交通强国实践凝聚价值共识的同时，也为交通强国进程提供了“强国”底色的话语叙事体系，由此，交通行业思政的价值载体源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层面，即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双重支撑，话语生态应由交通强国、文化强国话语叠加构建起“强国”主基调。

同时，“交通强国”的价值表达包含着综合实力世界领先(自身强)和有效支撑国富民强(强国家)双重含义，因而新时代交通思政工作是以“强国”为基调，以行业为强健基点，放眼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思政”的全景视野。

(三)化文化存量为文化增量

交通强国之“强”基于底蕴强:从有据可考的先秦时代开始，交通在民族混合运动、世界往来等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地域广袤的中华大地构筑起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其先贤智慧促进并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9]，尤其近百年来，深刻体现在党史文化所构筑的中国精神。

因此，从时空角度看，新时代交通强国的价值理念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对文化存量革故鼎新，坚实而自信地将交通的传统文化价值“切换”到“强国”的时代语境，是交通视角的文化定力。

“人民满意交通”集人民之力、促人民共享，以高扬的人民性站在历史价值的制高点，表达人民话语，使交通文化以其价值内核实现稳健持久的时代增量。

(四)从求真到求力渐进

强国必先强心，交通行业应以价值认同构筑和凝聚圈层，而非以社会分工下的职业岗位划定圈层。交通强国新征程上，交通行业从业人员作为主力军，在交通实践中既改变着时代又改变着自身，孕育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化品格，其内心的职业价值升华是沿着自我认知(客观全面的自我评价)、职业认知(行业与个人的价值互化)、价值交互(职业与社会的价值呼应)、价值认同(个人对职业的深度信赖)的路径。

正如“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将个体全面发展作为共同价值期盼，文化自信也是基于个体意识的自觉自强。

因此，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体角色的塑造才是求真(改造自然的能力)向求力(改造自我的能力)渐进的原点。

思政教育不应是作为受教育主体的人和教育话语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基于个体内在心理活动产生价值立场和自我价值认同，进而完成自我认知重构、社会评价反馈与情感巩固的基础上，实现知识与技术技能体系向信仰体系转变的过程。

交通文化与思政话语栖息于同一个价值生态系统，“交通先行”是基于历史维度、技术维度和人文维度的全面先行。

立足交通、以文化人，培塑并维系交通全体从业者职业价值信仰的是“业”与“道”的融合。

新时代的交通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以其在交通实践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先导功能，聚集起优势要素，为交通话语先机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话语积淀和伦理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