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共治：新时代社区治理动力的协同优势

王木森，陈荣卓

(1.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18；
2.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武汉 430079；
3.湖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62)

治理动力是治理力量的协构，是治理行动者“协调协作—协同协动”的合力。随着行动主义实现对行为主义的超越和跃升，表征为“行动者归来”的协同—协调—协作的“协动—协力”治理成为治理动力的时代形成。随着治理逻辑从制度主义向行动主义的转轨和跃迁[3]，标识为“行动者的归来”[4]的“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与“‘公’+‘共’联动”的党领治理成为治理动力的时代范式。“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与“公+共”联动的党领治理，既不是中央控制型的单中心体制，也不是所谓的多中心体制，而是“1+N”中心的目标公共性与行动共同性的党领协同治理模式，是多中心与单中心相结合，多个中心在一个单中心(政党)领导下围绕着公共“利益、价值、服务、问题”(公益性)展开的共同治理行动(共同性)[5]。在新时代中国治理情境下，“1”与“N”具有独特的治理内涵：“1”是指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高政治力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既是中国治理的领航者、谋划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治理的组织者、统筹者；
“N”是指国家—市场—社会的不同部门、不同单元、不同主体，如各级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治理共同参与者的多元力量主体；
“公”为公共利益，包括价值性的公共秩序、公共正义、公共安全和目标性的公共问题、公共事务、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
“共”为协同合力(共同行动)，即多元治理主体力量和治理资源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基于解决现实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的目标或实现公共秩序、公共正义的价值等公共利益，展开的联合协同行动。“1+N”中心的党领共治，实现了统一与多元、开放与参与、民主与协商、公平与效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耦合联动，是一种新型协同共治，构生出多治理力量协力行动的协同优势。新时代的治理行动者包括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作为推动治理运转的行动力量，是实现社会公共事务协同善治的动力源泉，“调整政党、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以治理为主体的政治变革”[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全面推进中国治理改革创新，“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7]。习近平总书记这“六个进一步”的治理改革要求，构设出了激发“政党、国家、市场、社会”四大治理力量活力的前行进路。因此，就治理行动主义理路而言，以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为治理主体和治理力量的共治行动，其逻辑优势表征为：中国共产党——吸纳领动，公共利益共享——目标拉动，共同行动共治——多力推动，多元力量合力“领动—拉动—推动”的协同行动。因此，新时代中国社区治理是“党领治理机制、行政管理机制、社会自治机制、市场配置机制”的有机融动，是“政党、国家、市场、社会”四大治理力量围绕治理公共性的协同互动。因而，“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8]的“1+N”党领共治[9]，成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动力范式。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政党作为后发国家实现民族整合和国家建构的有力武器，是组织动员、消除动乱、抵御外侮、建构国家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核心力量[10]。郑永年认为，“强政党通常是与弱国家相连的”[11]，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强大政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民族—民主”国家建构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组织民众、整合社会、构建国家、推动“政治—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是中国社会主义治理的根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最根本的特质[12]和最大优势，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是中国政治和治理最核心的原理[13]。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政治—治理实践表明，革命建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改革富国的“民生—国家”建构和治理强国的“民主—国家”建构的根本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其内在机理是“党建国家”“党治国家”①，根本理路是“以党建国—以党兴国—以党治国”的“政党中心主义”轴心原理[14]。

第一，以党建国与党组社会。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文明一直延续至今而没有中断的国家，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和灿烂文化，以至于“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15]。然而，当现代主义、工业主义、全球主义一起袭来时，沉睡于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清政府，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炮火中惊醒，古老中国陷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在内部“腐败丛生—孱弱落后”和外部“霸权威胁—文明示范”[16]的“内外交叠”压力下，亟须“找到一个可以治理这片国土的新兴政治力量”[17]。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历史地选择了中国乃至世界最先进、最革命、最伟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理性、客观、准确地把握中国国情，科学把握历史规律，创造性地建构群众路线，宣传、组织民众，锻铸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铜墙铁壁，带领人民顽强奋斗，逐步走上了“人民共和”的“党建国家”之路，与此相生相伴，在国家治理上则体现为“党治国家”。党社一体、党组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的法宝和密码，也是“党治国家”的有效路径。新时代，党通过完善组织、创新功能、调整策略，创新波兰尼“嵌入性理论”、本土化“吸纳理论”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升党的组织、统战、宣传(组织力、吸纳力、教化力)[18]三大能力，构建“组织嵌入—体制吸纳—价值引领”的组织技术和组织战略[19]，整合社会、组织人民，使“掌握着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展现出气吞山河的强大力量”[20]！

第二，党领治理与吸纳领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领导治理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使命。党领群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治理的根本特色，吸纳领动是中国共产党凝聚各方力量、构生治理动力的根本方法。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革命，坚定不移推进伟大自我革命，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提高领导治理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治国理政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从理想使命、政治政策、组织协调、服务居民等方面入手吸纳多元力量，汇聚强劲治理动力。首先，理想使命吸纳—目标价值领动，理念引领力凝聚各方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远大理想，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定为初心使命，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构造凝聚力量的价值理念磁力，引领人民团结奋斗。没有理想的指引，就没有胜利的动力。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中国共产党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人民美好生活作为奋斗使命，把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作为领导治理的奋斗目标，将多方力量汇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事业上来，汇聚起推动新时代社区治理发展的宏大力量。其次，政治规划吸纳—政策设计领动，政治领导力吸聚各方力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积极谋划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制定基层社区治理战略规划，坚持“党对城乡社区治理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问题导向的总体思路、城乡统筹的整体设计”四大原则，形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基层群众组织自治、社会力量协同的社区治理体系、完善的治理体制、较高的治理水平；
到2025或2030年，建构出成熟定型的治理体制、形成精准全面的治理，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再次，组织领导吸纳—嵌入整合领动，群众组织力凝聚多方力量。习近平指出，“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12]，全面推进党的领导向基层延伸，使党的建设贯穿社区治理、保障社区治理、引领社区治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通过组织嵌入社区、整合吸纳群众，引领居民自治，聚焦党建、治理、服务的主业主责，发挥街道(乡镇)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的政治龙头作用、治理轴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整合各大条块力量，团结带领社会自组织和居民力量，建构“一轴多元”②治理体系，构生基层纵向“区、街道、社区”和基层横向“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居民”的纵横治理力量，汇聚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共解基层矛盾、共建美好家园。最后，服务群众吸纳—民利保障领动，服务民众力凝聚多方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服务居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方法。习近平强调：“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社区工作要时时处处贯彻党的宗旨，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让社区广大党员在服务群众中充分发挥作用、展示良好形象。”[21]推进区域化党建，要“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居民主体地位，尊重居民群众在治理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激发居民的治理伟力”[20]；
健全民主治理制度、拓宽民主治理渠道、丰富民主治理形式、加强治理法治保障，确保居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治理权利[20]；
推动基层社会良善治理、美好治理，让居民群众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治理成果，使居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公共利益是治理“主体—客体”内在共同需求的自觉反应，是治理主客体基于共同“需求—目标”所生发的共同“愿望—动机”的表征，也是治理主体的治理行动契合公共目标、赢得治理客体认同支持的价值反映。治理产生、运行、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保障公共需求、维护公共利益、建设美好生活、构建美好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公共性的内核，是社会共同体核心利益需求的根本表达，是生成治理动力的基础。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治理本质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内容—范围”立基于公共需要的公共性。因而，谋求公共利益、满足公共需要、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福利，既是国家治理的要求，又是居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维护、满足、保障和发展社会共同体公共利益，既是治理的首要目标，也是推动治理运行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成为治理的动力源泉。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22]。斐迪南·滕尼斯在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一书中强调，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紧密关系，表达的是一种共同的精神意识和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团体归属和认同。波普兰将“共同体”(community)定义为社区、社群以及在行动上、思想上遵照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聚合在一起的团体。吴文藻、费孝通等中国学者因对美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需要，把“共同体”(community)译为“社区”。以社区对应community，明确了共同体地理、心理、文化方面的属性。当代中国社区常常被看作是生活共同体，党的十七大就明确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因此，作为共同体的社区，既是家园共同体—生活共同体—共享共同体—治理共同体—邻里共同体(楼组自治)—礼治共同体(自治家园)—利益共同体(业委会自治)—网络共同体(居委会自治平台)—生态共同体(街居制的转型与创新)等共同体的统合体，还是居民生活家园地、社会问题集散地、利益关系交织地、社会组织落脚地、社会资源承载地、公共政策实施地，更是一个融自然生态、生活生态、人文生态和制度生态等为一体的生态区，其中，公共性作为社区共同体的基本属性，是居民群众在社区生产生活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属性，也是人的利己性与利他性在共同体活动中整合形成的人类生存共在性，表征了人与人之间的生活相依性，其本质特征是人与人的相互共享性。公共性作为社会治理的目标和基础，是驱动社区治理发展的内源力。社区公共性在实践中表征为利益的共享性、事务的共担性、行动的共同性、场域的共有性、设施的共建性，具体表现为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设施)，概括来说即为社区治理的客体和对象即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社区治理是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基于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进行互助合作、共同参与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23]。其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一是“公益”事业如何促进；
二是“公害”事务如何治理[24]。就本质而言，社区治理是多元主体为实现维护发展公共利益，利用公共权力(权威)对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进行管理的过程。公共利益作为目标，是治理的方向和指向；
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作为对象，是治理的问题和客体。社区治理运行就是在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对公共事务的解决和公共生活的保障，实现治理主体的公共利益。一般而言，问题在哪里，治理力量就流向哪里。因而，“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公共生活”的“目标指向—问题导向”是牵引社区治理力量流向和流量的指挥棒，对社区治理的运转和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5]马克思“矛盾——问题——呼声(任务)——时代”的问题逻辑表明：时代的主要矛盾是根本问题与历史任务的合构。这种合构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表征为：人的“生活”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即人的生活需要和社会的生产供给的矛盾[26]。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意味着居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27]4，标志着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要求。人民群众更高质量的美好生活需要，既表现为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还体现在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并且这些不断增长的更高质量需要还呈现出日趋明显的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和发展性的特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7]3，这是对新时代社区治理目标的精准定位，也是引领新时代社区治理创新的价值指向。“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更加注重和突显对人民群众社会需求的治理”[28]，是新时代中国治理从“维稳”向“维权”转变和基层基础治理驱动力从“问题导向力”向“需求牵引力”转变的基本表征。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2]，标示着实现城乡社区居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目标导向和价值指向成为新时代社区治理创新发展的内在引擎，居民群众公共利益的有效维护和社区公共生活的不断提质，助推各方力量向城乡社区聚合。新时代新常态的社区公共性即新形态的“公共利益—公共生活—公共事务”，以更加新型强大的“目标—价值内引力”推动社区治理不断向前发展。

墙面绿化实质上是一种攀援绿化。墙面绿化需要在围墙的下方种植攀援类植物，这类植物通常都具有吸盘与气根，可以通过自身的吸附能力沿着墙面进行攀爬，从而覆盖墙面，达到装饰效果。室内外的墙面都可以进行绿化设计，如使用紫藤、金银花等缠绕性能强的植物与一些长蔓性蔓藤植物，在少许的牵引扶持下，攀爬在墙面上。

治理作为多元力量合力解决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实质上是行动主义的复归，也是人类自我运动中毋庸置疑的一种集体运动、共同行动。社区治理从“公”到“共”③——“公”——公共利益共享和“共”——共同行动共治的联合共进，实现了“公”“共”协同的多维力量协动。城乡社区是居民生存、生产、生活的幸福家园。如何打造和建设“和谐、绿色、包容、共享”的幸福家园？治理的行动主义提供了良好方案：共同行动，共建共治，多力推动。中央和地方共同行动，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共同行动，社区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其他社会力量共同行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多种治理要素共同行动，合力协同推动新时代社区治理的良性运转和发展。

第一，央地上下联合共建行动。自2000年中国社区建设开启，社区建设更多是民政部推进基层政权建设的一种地方性政策，地方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程度决定着社区建设的力度，地方财政投入程度决定着社区建设的速度[29]。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后，基层社区实现了从建设到治理和从地方性政策到国家政策的跃升，中央和地方协调行动，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城乡社区治理工作协调机制，30余个国家机构成为推进社区治理的责任单位，市县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街道党工委书记和乡镇书记是直接责任人，强化上下力量，合力推动社区治理。

第二，基层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界权合动。基层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共同行动需要确权定责，厘清行动逻辑，规范共治行为。一方面，建立“正面清单”以理顺基层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权责关系：依法制定区县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明确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社区工作事项清单以及协助政府的社区工作事项清单，建立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另一方面，制定“负面清单”以约束基层政府行为：基层政府履行的法定职责不得要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城乡社区治理工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建立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双向评价机制，从而实现政社合作协力推动社区治理。

第三，社区居民、社区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同行动。新时代社区工作通过赋权居民、增能居民，实现增能社区、增能社工、增能社会，推动社区治理。完善社区党组织领导居民自治制度、基层协商制度，提升居民群众协商意识、方法和能力，推进居民自治。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城乡社区纠纷调解、健康养老、教育培训、公益慈善、防灾减灾、文体娱乐、邻里互助以及农业生产技术服务等方面的活动行动力，将居民组织起来、使之行动起来，回应社区需求、提供社区服务、解决社区问题。增强社区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发现居民需求、统筹设计服务项目、承接引导专业社会工作团队参与社区工作的协调度和协同性，实现他们共同策划项目、共同运作项目，促进社区服务从给予式转向增能式，合力推动社区治理。

第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多种治理要素共同参与。一是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充分发挥能够有力推动社区治理向纵深发展。纵向上，建立区级统筹规划、街道落实任务、社区多方参与的三级联动党建，强化对社区治理工作的领导；
横向上，建立区域化社区党组，以党建带动社建，聚合多元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二是政府实行自我改革，制定城乡社区发展规划政策，引导社区建设、规范社区行为，宏观指导社区治理。同时，把更多权力、人力、财力、物力下沉到社区，推动公共资源向社区聚集、公共财政向社区倾斜。三是居民参与释放社区自治活力。“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2]，实施居务公开、居务监督，建立“居民提案”机制，着力打造协商共治平台，推动居民群众参与治理。四是以文化人，文化引导社区治理。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与和谐的人际关系、邻里关系；
强化社区文化资源整合，塑造社区文化品牌，激发和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五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为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提供了高效智能的技术工具，促使城乡社区治理技术工具实现从传统僵滞向现代智能跨越，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和效率，推动城乡社区逐步走向智慧治理。

新时代中国社区治理，是多维多元力量的共建共治共享。应发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等的推拉驱动作用，建立“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力量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美丽中国。

新时代社区治理是多元主体、多维力量“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政党、政府、社会、居民和市场等主体力量，文化、技术、资源、制度等支持力量，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公共生活等导向力量，上下、前后、左右、纵横等结构力量，相互联结、良性互动、优势互补、齐力协同，促生驱动新时代社区治理运转的强大动力。就此而言，社区治理动力具有三大特质：

第一，新时代社区治理动力是治理多元—多维力量和多样—多方力量综合而生的合力，是多个治理力量合构而成的合力动力。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人类历史发展动力是“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30]254。那么，这种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是怎样生成的呢？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进一步阐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30]605由此可见，历史发展合力动力是由主体之间、客体之间、主客体之间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组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合而成。合力动力大小如何呢？恩格斯认为，合力动力是一个总的合力，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合而成的一个平均值。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30]605。恩格斯“总的合力”的“平行四边形—平均数”逻辑表明：合力动力的生成及大小遵循物理学力的合成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并与分力大小及其间的夹角、方向相关。社区治理合力动力的大小及其作用的发挥也自然与各个治理力量的大小、方向及其之间关系密切联系。要保证治理合力动力强大，就必须增强各方治理力量、协调好他们之间的关系、消除他们之间的离散性、增强他们之间的协同度。

第二，新时代社区治理动力是党领导下多维—多种治理力量复合而成的协力，是多种治理力量协调协作而生成的协同动力。恩格斯所讲的“合力动力”是无数相互作用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的产物，是许多单个意志相互冲突的结果[30]605。许多单个意志的力因方向、目标、利益、价值等的不同，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冲突甚或斗争，导致力量抵消、损耗，甚至产生负作用。因此，“合力动力”可能导致“整体小于部分而产生负作用力甚或负效应”。恩格斯“合力论”和物理学“分力合力”原则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强大动力的形成必须减小甚或消除各治理分力间的矛盾性、斗争性和对弈性，强化治理分力间的整体性、同一性、互力性、合作性，使“合力动力”转化为“协同动力”。在系统科学看来，协同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是“系统自发地对其子系统进行组织和协调的固有能力，是系统由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的内在动力”[31]。治理动力的系统协同，就是消解分力之间的冲突性、着力点与着力方向的不一致性和分力的数量—质量拙劣性及其之间的离散性，增强分力之间的一致性、平衡性、协调性、有序性、协作性，使治理力量子系统中的某些运动联合起来并放大，占据优势地位，变合力动力为协同动力。因此，“协同动力”不同于“合力动力”的最大特征是各分力“心往一块想，劲向一处使”，是各类治理力量通过协商整合，形成一个高度有序的宏观结构，相互之间相互协同、相互合作，构成一个有机动力系统，产生出各个部分所没有的协同动力[32]，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第三，新时代社区治理动力是各类治理力量耦合而成的复合协同动力，是一个以利益导向力量为目标、人民主体力量为根本、党政主导力量为核心、社会自主力量为基石、市场配置力量为基础、文化引领力量为灵魂、技术支持力量为手段、资源保障力量为基底的多要素齐心协力的合作共治动力系统。复合协同动力作为驱动新时代社区治理运行的动力范式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以其强大战略领导能力、国家整合能力、制度运行能力、社会协调能力“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政治战略、组织整合、制度保障、价值凝聚和干部带动”统合治理力量、指引治理方向、坚强治理意志，推动共治。二是多元力量同心协力。政府、市场、社会、居民等主体力量充分发挥治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满足居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社区良好善治为目标，“坚持协调协同，……同心同向行动，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33]，让“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和社会——‘勤劳之手’”生成“同向发力”的巨大协同合力[34]，同向同行、协商协作推动新时代社区治理创新发展。三是“众星拱月”共治。新时代社区党领共治动力，可用习近平提到的“众星拱月”来比喻，“月”就是党，“众星”就是党领导下的各类治理力量[35]。强大治理动力的关键在于“月明星灿”。在党的领导下，居民、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力量发挥各自专长[1]369，遵循各自运行规律，同向发力、齐力协力治理社区公共事务，创造社区美好公共生活。

构生新时代社区治理复合协同动力，要充分激发各类治理主体、各大治理要素中蕴藏的强大能量，有效激活“居民——生活内需力、政治——政策引导力、社会——成长内驱力、经济——市场支撑力、文化——智慧引领力、技术——工具支持力”，增强各种动力要素间的关联性、同一性、协调性、耦合性，减少各治理力量间的对立性、摩擦性、对弈性、斗争性，强化各个动力要素的自觉性、主动性、合作性、协同性，构建“多力量协作共治”的社区治理复合协同结构体系，发挥各大治理力量和要素的协同作用，为社区治理创新提供磅礴动力，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区治理不断向前发展。

注释：

① 当代中国著名政治学者林尚立认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走出了一条中国式道路，其既不同于“社会中心主义”治理，也不同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林尚立在《建构民主》和《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提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和特质是“党建国家”“党治国家”。其中，“党建国家”是人民共和建国的一种成功战略模式，“党治国家”的本质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肩负全面建立现代化国家制度和全面培育现代国家公民两大使命。

② “一轴多元”是一种治理结构，其创新探索发展与改革深化同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八大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③ 吉林大学田毅鹏教授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从公到共”的演变过程。一开始，国家、单位、个人是一个纵向体系，政府几乎全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强调共建共享，政府有意识大踏步地让出空间，让社会组织发育、社会力量成长，社会治理发展步伐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