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乃珊的上海都市书写

◎刘茹洁

程乃珊作为最早发掘上海流风遗韵的作家之一，留下了关于这座大都市近十万字的作品，从她作品中对上海都市的描写，可以看出上海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上海精神的内在意蕴，以及创作主体和作者情感态度的变迁。本文试图结合时代背景和作者经历，以文本为中心，就其创作前后反差的深层内因进行探讨和分析。

程乃珊出生在上海，作为最早关注和描写旧上海生活的作家，她以《蓝屋》获得了《钟山》首届文学奖和当年的“敦煌”青年文学奖，从而在文坛上一举成名，之后相继出版了《穷街》《丁香别墅》《金融家》等一系列作品。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原住民，程乃珊的作品中总带有浓厚的上海印记，并沿袭了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苏青等作家作品中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特点，将象征西方物质文明的饭店、咖啡馆、俱乐部、电影院和中上层生活进行融合，勾勒出一幅位于传统与现代交汇点的上海全景地图。

城市根本上是由建筑组成的空间化概念，因此，程乃珊的作品中总少不了对建筑的刻画，街景、大饭店、花园洋房、弄堂这几种带有老上海典型色彩的事物可以说贯穿其全部小说的创作，不少小说甚至直接以这些建筑命名，如《蓝屋》《丁香别墅》等。“上海整座城市就是一个大的蓝屋，我把上海这座城市浓缩在蓝屋里，折射出上海三十年代到现今的一段历史。”这些中上层的住所不仅是栖身之所，还是它们所代表的阶层品位的缩影，更是程乃珊对往昔生活的怀念。

程乃珊以上海主人的身份自居，因而她文中的主人公大多具有显赫的出身，居住在茂名路、衡山路的法租界里，他们的祖辈也都是金融家、企业家等，多年的文化熏陶使他们在艰苦环境中仍能表现出喝咖啡、听音乐的高雅格调，亲身经历使得作家写起他们来得心应手。另外，作者还把目光转向这些高级建筑的背后，描绘《女儿经》的弄堂里、丁香别墅的墙外、穷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些生活在小住宅中的小人物作为整座城市中最不起眼也是最庞大的群体，男性一般如顾传辉、高翔拿着一份微薄的薪水忙忙碌碌，女性有些如沈家姆妈为家操劳，一辈子都走不进蓝屋，有些如席芷霜般以放弃自我、困在蓝屋中的代价嫁入豪门。他们一般以蓝屋的对立面出现，居住在棚户区、小住宅里，“那坑坑洼洼、用碎石铺成的路面，是街两侧居民们唯一的下水道：刷碗水和涮马桶水都往这泼，因而这条路面一天到晚都是湿漉漉的、黏糊糊的。”[1]

这些中产群体虽不占写作主体，但与蓝屋所代表的群体形成呼应和对比，拓展了上海群体形象，给予读者观察旧上海的另一种角度。弄堂小巷的狭窄和拥挤难免给他们带来生活压力和精神缺失，这些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迷茫无措也是程乃珊写作的重点对象之一。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以工商业为链条快速运转的城市，物质基础成了衡量婚姻的唯一标准，之前格外“吃香”的顾传辉挑挑选选，姑娘们转瞬间的变化却让他始料未及，在屡屡碰壁、遭受打击后不禁感叹：“他明白了，时代变了，他这位‘天之骄子’已过时了。”[2]精神迷茫和生活压力之下，该不该回到蓝屋？在当时的情况下，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在之后的写作历程中，程乃珊显然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蓝屋》自1984年出版后，社会一度就“顾传辉该不该回到蓝屋”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直至今日仍未停歇。2002年，作者重新发表了《绿屋情缘》，文中明确指出绿屋就是蓝屋的雏形：“我在稿首写上‘蓝屋’两字。”[3]但两相对比，相同的符号反复出现，描写对象是同样的一座房子，作者流露出的情感倾向却大相径庭，问题也变成了“顾传辉以哪一种姿态跨入蓝屋”。[4]这部作品的矛盾性就在于前期批判的，是后期所肯定的；
后期所否定的，却是前期所认同的。

《蓝屋》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描述了上海滩富豪钢铁大王顾福祥子孙辈的故事。主人公顾传辉在一个偶然的契机下了解到自己的父亲竟是顾福祥的儿子，一度陷入对显赫家世寻根的狂热中，但又徘徊于单纯美好的爱情中。面对窘迫的家境和钟情的爱人，本对虚度光阴、不学无术的上流社会心存鄙夷的他动摇了。适逢堂兄一家的邀请，顾传辉抵抗不了诱惑选择走进了这栋房子，同时却失去了自己的爱人白虹。故事的主旨与当时的价值观相吻合，目的是对生活进行批判。在《蓝屋》中其实并未对这座房子有过多的描写，仅有一句：“房子外边的蓝瓷砖都灰暗了，可那别致的格调和巍然的气派还是赫然在目。”而在《绿屋情缘》中却抓住每一处细节，浓墨重彩地展现了绿屋富丽堂皇的装潢及内部设施，不遗余力地表达出对这座房子的欣赏与喜爱，甚至在内页配上了照片，“三十年代中西文化相恋而派生的结晶，犹如一位迟暮的美人，楚楚如一株疏于照顾的百合……”“超现代派的杰作”，绿屋俨然成了高贵典雅的代名词，和之前对蓝屋的隐秘刻画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这不难看出作者的感情倾向变化。

实际上，蓝屋和绿屋只是一个符号，围绕着这座房子的人物才是作者描写的重中之重。《蓝屋》塑造了以堂弟一家为代表的精英子弟和以白虹为代表的有追求和理想的年轻人，顾传辉的选择实质上是对两种生活的选择，最后以他选择了物质却失去爱人的极具劝诫意味的结尾给这篇小说画上了句号。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结局并不能使人信服。首先，在人物形象方面，白虹是一个太过虚幻和完美的存在。她作为军区副司令员的女儿，却对物质没有一丝一毫的追求，自愿来到基层，只是为了找寻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作家并未对她的动机和心理活动有更深入的描写，因此，白虹的“纯洁无瑕”也就立不住脚。其次，结尾虽用白虹的离开将顾传辉从声色犬马的上流社会拉回，然而，从读者的视角来看，文中对咖啡馆、酒吧、舞厅等一系列极富冲击力的场景描写得极其娴熟生动，顾传辉和白虹两人丰富充盈的精神世界就略显贫瘠苍白，也无法细致描写出都市知识青年内心的苦闷纠结，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因缺乏下层人民生活经验时的无力，结尾处也并未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为何会出现这些变化是值得深究的话题，人物从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过渡为奉精致生活为圭臬的精英们，之前被批判的生活方式在之后完全成为被反复回顾咀嚼的主体。原因从早期作品的字里行间可见一斑。作者着力于将蓝屋作为一个批判的对象来看待，但难免透露出对上流社会的欣赏和沉醉，这是与她将个人经验和印记深深打入作品相关的。程乃珊作为金融大亨后代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使得她在写作过程中不断找寻与自身个体经验相关的老上海记忆，内心始终追寻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上海浮华璀璨的岁月，正如《上海文学》的编辑所说：一方面，她深爱那一层面的人物，为他们的命运而激动……另一方面，她又摆脱不了自己所受教育的条条框框，一次次去否定、批判她内心不以为错的某些旧时的习惯或者别的什么，这些部分就显得相当苍白、生硬和勉强。从鄙夷到动摇到接受再到退出，叙事者刻画主人公遭受反反复复精神折磨和煎熬的过程，未尝不是对自己矛盾内心的一种真实写照。

另外，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紧跟巴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的步伐，“已和世界上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5]它在成为全球金融和娱乐中心的同时，带来了一股西方文明之风，提倡恋爱自由等先进思想。然而，它还带来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传统思想在先进文明的席卷下显得摇摇欲坠。从作品的前后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这座城市以一种割裂的姿态独立于中国的其他城市之外，程乃珊们将写作的视角聚焦在记忆的表层之上，因此，上海怀旧热的兴起是这个时代的必然结果。

所谓“上海书写，是指以上海为表现背景，展示了20世纪中国人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上海的认识、回忆、期待和想象。”从21世纪初开始，上海怀旧之风一再刮起，从新感觉派的都市小说到张爱玲的传奇书写，再到程乃珊、陈丹燕等上海女作家纷纷参与到这项巨大的工程中，上海繁华精致的形象在他们笔下进行了一次次的重现和强化。“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一系列怀旧咖啡馆、西餐厅等商业元素的加入使得此时的老上海成为摩登时尚的代名词。这种站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时代前沿从而展现出的潇洒自如的生活方式，在特定的时代迎合了人们心中潜在的欲望，因此，作为“本地”的上海特性被充分表现出来，从作家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怀念的不仅是一种海派传统，更多的是一种奋发进取、敢于拼搏的多元上海精神。

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发展历程，上海从一个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靠的是工商业的原始积累，摩登超前是它的代名词。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程乃珊的作品极力突出上海这座城市的女性化特质，着眼于上海独特的发言语调，大街小巷的家长里短，时尚精致的家居装潢，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温和的笔调和娓娓道来的方式书写，书写她眼中的都市生活，尤其是继承了海派传统的女性。她几乎在每部作品中都不厌其烦地描绘女性的穿衣打扮，《女儿经》中尤甚：蓓沁虽35岁仍鲜亮出众，“她那似乎是随便围在脖上的一条老黄色的旧羊毛长围巾，特别是围巾两端两排五寸来长的流苏，不时随着她婀娜的动作而在她腰间款款摆动，给她这身不起眼的装束平添了一层亮色，显得风流又不俗，足以让男士们在与她擦身而过时多瞟她几眼了。”[6]上海女人除了外表光鲜亮丽，内在也独立自主。沈家姆妈居住在弄堂里的三个女儿生活并不富裕，却各有各的风采，集时髦、自尊于一身，就连注重物质生活的蓓沁，在意识到自己被玩弄感情后也毅然走出了茂名南路的公寓。

除此之外，从个人角度观察这座城市历史变迁的作品也不在少数，这类作品经常赋予主人公自主选择命运的权利。《金融家》描写了一个民族金融家的人生之路和他那个豪门望族的喜怒哀乐。小说中的主人公祝景臣一贫如洗闯入上海滩，几度春秋，历经坎坷，终于成为显赫的银行界巨头。很显然，小说是以程乃珊的祖父拼搏一生的经历为背景创作的。除了已经位于高位的中年人，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更是具有独立拼搏精神。《丁香别墅》中的弟弟高信不思进取，最后一无所有，高翔与他是同胞兄弟，困囿于现实却有一颗奋发的心。《山水有相逢》里的叶百祥从一名报社记者成为金融家，改革开放后他随时代前进，并且帮助故人之女实现自己的诺言。程乃珊小说中的主人公不论男女大多积极向上，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学英语、出国、上学成了年轻人的日常活动，作者对不同人物的鲜明态度跃然纸上，反映出积极上进的时代风貌。

然而，在怀旧热的背后，程乃珊文本的致命缺陷也显而易见。不同于王安忆、陈丹燕两位作家，前者多把目光投向弄堂里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后者多以外地人的视角观察上海。而程乃珊的作品以上海本地人的身份自居，她曾自称为上海的女儿，走遍上海建筑旧址，面对面采访老上海人，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保护传承上海的城市记忆，使用多个叙事视角展示时代故事，因此，她的作品里多了一份纪实性的真实感。虽然随着时代的逐步发展，她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怀旧型的作家，也毫不避讳地向人们展示自己从肯定到批判上海小资生活的态度转换，但她笔下的人物也被打下了刻板重复的标签，缺少对精神生活层面的探究，围绕着摩登上海的概念打转，使其变得愈发同质化、表面化。上海文化发展至今，具有“兼容并蓄”的气质，并非传统二元对立的模式，也非西洋文化所能解释清楚的，她的大部分作品关注的仅仅是缺乏深度的表层文化，结果就是其作品常常因为深度不够而被人诟病，难以成为真正长盛不衰的文学作品。

正如怀旧热兴起后随处可见的人为怀旧氛围一般，上海文化本来丰富具体的内涵被阉割削减了，她后期的作品多数是对热闹繁华都市生活的表层描述，缺少通过上海的起起落落对国现代化进程的表现。而要将上海这座都市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借助作品对上海的内在精神进行更深层次的探寻显然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

作为老上海贵族的后代，程乃珊以上海这座城市为中心笔耕不辍三十余年，从蓝屋到绿屋，纵观她的写作历程，前后期作品内容大致相同，围绕的是家庭中发生的风波，描写的是老上海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态度从隐秘的怀旧转变成了公开的展现。虽然程乃珊始终否认自己怀旧作家的身份，但毕竟是20世纪90年代的“怀旧热”成就了她，她对上海的叙述始终是“遗民式”和“主人公式”的，跳不出自满自足的心态，迷恋于表层单一的“上海怀旧”必然无法全面继承上海传统文化和多元内涵的丰富性，要想打破这一点，就要跳出怀旧的窠臼，发展和丰富新的海派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