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孙雯、刘人境基于重大科学工程协同创新的特殊语境，从网络视角出发，从微观个体层面切入，通过调研329个参研人员样本数据，对任务冲突影响重大科学工程协同创新网络中参研人员结构嵌入性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相关成果发表于《科技进步与对策》（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重大科学工程是我国实施科技强国战略、突破尖端技术瓶颈的关键抓手，是基于中国本土情境协同创新范式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类型。研究发现，任务冲突可通过“任务冲突→群体关注→社会技能→结构嵌入性”链式中介路径显著影响参研人员网络结构嵌入性。文章结论可为重大科学工程协同关系网络治理提供基础。

问卷测量信效度检验结果（图片来源于作者文章表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熊皓男开展了论文通信作者署名行为相关研究。研究成果发表于《中国科学院院刊》。通信作者是特殊的署名类型，存在特殊的学术不端行为。通信作者的职责是完成论文通信事宜，其不当署名具体表现为标注不适格、侵犯其他作者署名权、未履行通信作者义务。友好的通信作者制度设计可以有效预防不当署名等学术不端行为，而现有的通信作者制度难以胜任。文章建议应从制定通信作者署名规则、完善通信作者奖励机制、推行合作作者贡献声明3个方面进行完善；
通过精细的角色分工、公正的奖励机制、科学的责任分配等方式，减少纠纷、促进协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刘戒骄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文娜等人合作，构建由作用领域、干预层级、中介目标和战略意图4个维度构成的政策矩阵，并利用这个矩阵分析美国制造业政策，检验其政策体系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增加值的影响。相关成果发表于《中国软科学》（China Soft Sciencey）。文章建议汲取特朗普政府保护主义政策失灵的教训，按自身定力继续扩大开放和增强市场作用，促进政策协同并强化其实现使命任务的能力，在促进产业公地建设、提升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跨国公司垄断、提高产业链和价值链黏性等方面，形成协同互动的政策矩阵。

中国人民大学沈健、钟卫与北京师范大学徐洪合作，提出建立科学合理的国家科研资助成果披露制度。相关成果发表于《科学学研究》（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国家科研资助过程中，成果披露是解决国家、单位、个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关键手段，是维护科技安全、明晰产权归属、优化成果管理的重要基础。但是，现阶段我国成果披露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尚不完善。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个人-单位、单位-国家双层道德风险模型。对比中美两国成果披露制度发现，美国综合采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服务国家目标的实现；
而我国的国家科研资助尽管有着科学而明晰的政策目标，成果披露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

扬州大学商学院聂继凯博士梳理和提炼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研究领域90年来的发展史，发现国家实验室研究领域存在由少到多并形成生态群落的富化历程。相关成果发表于《中国科技论坛》。在时空约束生产要素的前提下，多元化协同参与主体借助相应设施化承载手段，融合持续增值知识，附加政策集成作用，通过培育、发展、巩固和淘汰4种方式推动国家实验室研究领域日趋富化。富化结果反作用于时空、主体、手段、知识和政策质态的改变，助力国家实验室研究领域跃迁入下一轮更高层次的富化过程。研究结果为国家实验室研究领域生态群落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参考。

国家实验室研究领域富化机理框架（图片来源于论文作者研究提出的机理框架）

陕西师范大学陈玥、张峰铭基于《自然》2020全球博士后调查数据的中介效应分析，揭示博士后职业前景的基本情况，探索导师支持对于博士后职业前景的影响机制。相关成果发表于《中国高教研究》。文章提出博士后职业前景的总体状况差强人意。导师支持与工作满意度、博士后职业前景显著正相关。而工作满意度能够显著预测博士后职业前景，并在导师支持对博士后职业前景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为改善博士后未来职业发展，亟须开拓非学术就业市场，促进博士后就业多元化；
完善导师支持结构体系，优化支持指导的有效性；
构建平等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博士后工作满意度。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陈峰根据最新的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数据，分析其对我国科技的影响，并提出对策，为科技智库、情报研究与服务等工作提供参考。相关成果发表于《情报杂志》。文章基于最新数据，分析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清单的我国机构的11类主要群体分布。研究发现美国扩大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对中国科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分别是：1.限制目标实体机构特别是行业龙头企业的科技发展；
2.限制中国特定行业特别是战略高科技产业发展；
3.影响中国若干国家科技战略的实施和预期效果；
4.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环境和创新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
5.中国的科技安全风险将日益突出。

西北工业大学郑烨、姜蕴珊等人以国内399家科技小微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构建简政放权、创新环境及企业创新意愿三者间关系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相关成果发表于《科研管理》。“简政”和“放权”都会对创新环境和企业创新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放权”的影响作用更强；
二者的交互项也显著正向影响创新环境及企业创新意愿，且对创新意愿的影响更强。创新环境在“简政”“放权”两个维度与企业创新意愿的关系之间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然而其在“简政”与创新意愿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此外，简政放权在传统行政区内的作用效果总体上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