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家蔡元培：成就及影响

刘洋 文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民主革命家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毛泽东曾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①参见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3月8日。。他一生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不遗余力，为中国现代科学研究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学术研究方面，蔡元培兴趣广泛，涉及哲学、伦理学、美学、民族学、人类学以及中西艺术史等诸多领域。其学术成就除了大量的学术著述、译著以外，还更突出地表现在对教育学术、社会活动的组织领导以及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在译学领域，蔡元培的建树同样是多方面的，其成就与贡献不仅在于多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外学术专著的译介与译学思想的提出，还在于他以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并推动了一系列与翻译紧密相关的活动，这些活动成效卓著，对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关于蔡元培的翻译实践与翻译思想，已有相关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对蔡元培译学观点的分析(陈福康，1997；
黄勤，2006)，对蔡元培翻译理论、思想和实践等的梳理(陈向科，2008；
高文芳，2012；
胡新莲，2013；
吴彩霞，2021)以及其译学思想对当代翻译人才培养的启示(廖冬芳，2013)等。与此同时，针对由其创导、组织和提议的相关翻译活动，至今未见专文论述。事实上，蔡元培曾凭借其渊博的学养与高远的眼界，运用其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组织开展了大量相关工作，在引领促进近代中国编译事业发展、相关学科译名确定与本土化、对外交流与宣传以及提议翻译作品结集等方面居功至伟，在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通过考察和梳理由其促成的一系列翻译活动来进一步探究其成就及影响，在完善和丰富相关史料的同时，力求更为全面地呈现蔡元培为近代中国翻译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作为其翻译事业的重要一维，蔡元培在创导、组织和提议相关翻译活动中贡献突出，这些活动连同其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一起，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并与其他的学术事业同步进行、互为促进，成就显著。总体来看，这些翻译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引领推进近代中国编译事业发展；
确定民族学学科译名以及学科本土化尝试；
发起组织英文中国年鉴社以及编印英文版《中国年鉴》；
提议编辑五四时期翻译作品结集。

2.1 引领推进近代中国编译事业发展

从20世纪初期直至晚年，蔡元培一直对近代中国编译事业的发展殚竭心力。他主持参与编译新式教科书、设立编译处、关爱编译人才、推介译著及编译丛书，提议扩大编译馆。

2.1.1 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主持并参与编译新式教科书

“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是由西方教科书的传入而引发的”(王建军，1996：3)，“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只是停留在被动接受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教科书的层面上；
甲午战争之后才转为主动编译，进而有了民间自编教科书的尝试”(董丽敏，2017：333-334)。为满足时代的现实需求，商务印书馆于1902年设立编译所，时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的夏瑞芳请张元济主持，因未脱离南洋公学，张元济最初并没有亲自领职，便商请蔡元培去兼任该馆的编译所所长(高平叔，1985)。由此，蔡元培受聘商务印书馆，出任编译所所长，并开始主持相关工作。他与馆内同仁商定改变此前的经营方针，转为从事编辑教科书，由他拟定计划和编辑体例，并进行编辑，“此商务印书馆编辑教科书之发端也”(张静庐，2003：140)。在编稿办法上，蔡元培统筹布局，“首先订定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编纂体例，采取承包办法”(高平叔，1985：75)，后来逐步完善，代之以合议制的方法，同时根据“学堂章程”颁订，规定整个编辑计划，率先按照学期制度编辑教科书(卢仁龙，2017)。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等多套“最新教科书”系列丛书，“它开我国现代教科书之先河，具有重大教育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石鸥 张斯妮，2009：5)。

除了负责主持和指导工作，蔡元培还躬行实践，参与到具体的编译工作之中。在《最新国文教科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以后，蔡元培和张元济开始联手推出了《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眼高一景，最早提倡基础教育中的修身——即人格的养成”(卢仁龙，2017：31)，因此，把《中学修身教科书》作为最主要的门类来编纂，并亲自编纂中学五册。此外，从这一时期开始一直到留学德国、法国期间，蔡元培应商务印书馆的约定和要求先后编译了多部国外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包括《哲学要领》《伦理学原理》《哲学大纲》等，这些译著有很多被列为当时的师范教科书，影响广泛，为国内师范教研以及教科书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2.1.2 于北京大学设立编译处、批准成立“新知编译社”

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在他的倡议下，学校设立研究所，组织学术团体，出版学术刊物，鼓励并培养学生的思辨力，这些举措开创了北大学术自由之风气，促进了新思潮的传播。这一期间，蔡元培对编译工作及相关学术社团活动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主要包括设立编译处以及批准成立“新知编译社”。

据《北京大学大事记》记载：“七年一月(指公元1918年，笔者注)……研究所附设编译处，每月加经费二千元”(中国蔡元培研究会，1998c：257)。根据《北京大学编译处简章》规定，“本处以扩充本大学学生参考资料，及对于一般社会灌输知识为宗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1998c：257)，所办事务包括征集编译员、商定应行编译各项书籍、审定编译各稿以及与特约印刷发行所接洽等事宜。出版书籍分为编、译两种。在集稿办法上，分为本人自行编译、聘人编译和特约编译三类，版权一律归编译者自有。在随后的1918年到1920年间，北大编译处与商务印书馆开展了《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大纲》《欧洲文学史》和《二十世纪丛书》(随即改名《世界丛书》)等编译书稿和丛书排印事宜的多项合作。在订定编印《世界丛书》的条例中附有如下要点：“本丛书的目的在于输入世界文明史上有重要关系的学术思想，先从译书下手；
若某项学术无适当的书可译，则延聘学者另编专书。无论是译是编，皆以白话为主，……一律用新式标点符号，以求明白精确……”(高平叔，1996：289)。通过编译和引进国外名著以及有意识地规范译著中的文字表达，这一时期，北大编译处在译介西方先进思想文化以及向国内民众普及白话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外，由于校长蔡元培的提倡和鼓励，这一时期北大校园里的学术社团活动也十分活跃。1920年初，北大中文系学生成舍我邀集一批同学“在校内组织‘新知编译社’，专以翻译外文名著为旨，由校长蔡元培批准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1998：286)。该社分文学、哲学、政法、理化四部开展编译。根据一年后的《新知编译社报告书》称，该社已经完成的译著有两种，正在编译的有11种。后来，“新知编译社”又改组成“新知书社”，其营业项目除了延续编译社时期的翻译外文著作的工作，又做了适度的调整。这一时期，编译社翻译并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国外著作，对研究学术、传播思潮等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后来，成舍我又涉足新闻事业，最终成为“一代报人”，而他“从北京《世界报系》，到南京《民生报》，再到上海《立报》，都显示北京大学时期所留下的深刻影响”(唐志宏 李明哲，2013：47)。

2.1.3 爱惜编译人才、竭力助推编译事业发展

20世纪30年代，国内时局动荡，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众多学者遭遇失业。此时，蔡元培先后致函多家出版社，为众多失业的学者和编译人才寻求一份工作。1932年2月，蔡元培致函胡适，他于信中写道：“……但日人破坏一切，毫无顾忌，平民生命财产，固已损失不赀，而对于文化机关，尤肆摧毁，如东方图书馆所搜集之方志，不少孤本，尽付一炬矣！商务印书馆有多数受训练之人物，有三十年之信用，复兴非无望，但短时期内当然停顿，编译所中学者多患失业。……可否请先生于编译委员会中，酌量扩张，吸收一部分学者，……谨以贡献于左右。如荷采纳，曷胜欣幸……”(中国蔡元培研究会，1998a：24)。在随后的几年间，他更是多次撰函举荐相关学者和编译人才担任丛书编译会译务、编辑以及承担译书工作等。在风云突变、战乱不断的艰难时期，蔡元培仍惦念着众多学者和编译人才的生计处境，可谓爱才惜才、关怀备至。

此外，在推广译著、编译丛书以及审查提议扩大国立编译馆事宜等诸多方面，蔡元培同样给予了鼎力支持。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10年至1936年间，蔡元培曾先后为《摄生论》《政治经济学》《画法几何学》《忏悔录》《西洋科学史》《政治思想史大纲》《自由哲学》《近代教育学说》等百余部译著撰写序文、跋语并题署书名等。1935年，郑振铎组织众多著名作家、翻译家以及学者主编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蔡元培同意列名于该编译委员会(中国蔡元培研究会，1998b：391)，并亲自撰写序文，为这部大型的文学丛刊进行广泛的推介。同年，在相应时机提出：“(甲)扩大编译馆组织，慎选富有学识及确有经验之人才，统制编译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并编译及审核青年儿童读物，……由各省市主管教育机关，审核各地出版青年儿童读物，并搜集各地史实及有价值之材料，送国立编译馆采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1997c：192)。

2.2 确定民族学学科译名以及学科本土化尝试

19世纪中叶以后，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产生，西方一些国家相继建立了专门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术组织，随后民族学得到迅速发展。直到20世纪初叶，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被引进中国，西方民族学的著作也通过翻译陆续被介绍到国内，但当时对这门学科名称的译名却很不统一。“有的译作‘民种学’，有的译作‘人种学’，也有的译作‘人类学’等等。而正式称为‘民族学’的，实开始于蔡元培”(胡起望，1981：251)。

1926年12月，蔡元培在《一般》杂志第1卷第12号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该文首先定义：“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中国蔡元培研究会，1997b: 441)，随后对西方“民族学”一词的词源和内涵进行了考证，并从词义方面对比了其他语言与德语之间的差别，最后得出结论：“……也唯有德国人用他的民族学多数作为考察各民族文化的学问的总名(英文Folklore一字，并无多数字)，而又可加以记录、比较等语词。今此篇用民族学为总名，而加以记录的与比较的等词，是依傍德国语法的”(中国蔡元培研究会，1997b：442)。随后，该文又对我国古籍中有关民族学的史料记载以及民族学与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和时代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做了详细的梳理和阐释。由此，蔡元培正式提出并确定“民族学”学科的译名。此后，尽管还有“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各种不同的称呼，学科的定义与内涵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民族学”这一名称也从那时起一直沿用至今(胡起望，1981)。

与此同时，蔡元培大力倡导在中国开展民族学研究，他不仅撰写了大量学术研究论文，还组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1928年至1940年期间，蔡元培身体力行，既自承一些专题研究，又指导研究专家的各项工作(苏敏，2013)。在机构设置上，蔡元培于社会科学研究所之下分设法制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民族学四个组，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专门研究民族学的科研机构(王颖吉 陈远，2005)。蔡元培亲自兼任民族学组的主任，在组里开展了多项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研究，其中便包含了“外国民族名称的汉译”一项。由于蔡元培的大力倡导，中国近代民族学的研究得以迅速发展。在西方民族学的引介以及我国近代民族学学科的初创和发展的过程中，蔡元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2.3 发起组织英文中国年鉴社以及编印英文版《中国年鉴》

1928年开始，蔡元培与李石曾、史量才、陈立廷等发起组织英文中国年鉴社，同时拟定编印一部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英文版《中国年鉴》。这是他继革新北京大学之后对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又一重要贡献(中国蔡元培研究会，1997a：5)。蔡元培、李石曾、俞佐庭、陈立廷等12位人员组成编委会，蔡元培同时担任英文中国年鉴社名誉理事长。

该社“编辑缘起”中写道：“……其他属于专门性质者，如……《经济年鉴》，……《教育年鉴》，亦行将问世矣。以上诸作，都为汉文，国人参考，诚称便利。而异国人士，欲研讨中国问题者，则徒以文字迥异，无从参阅。试观东邻日本，每年不惜巨资，编印英文年鉴，宣达国情于世界，以为国际宣传之利器，刊行英文年鉴意义之重大，概可想见。不谓此项重要工作，我国人一向放弃，竟由英人伍特海氏代庖至十余年之久，此不仅为我国文化出版界之缺憾，抑为国家之耻辱也。去岁沪上著作家十余人，曾联合发表宣言，希望全国各机关勿供给伍书材料，唯此举事属消极，积极工作当在国人自编英文年鉴，以为替代，同仁等爱本此旨，特发起组织一英文中国年鉴社，尚希国人予以援手，共襄是举，幸甚幸甚”(王世儒，2019：1152)。与此同时，对拟刊行的英文版《中国年鉴》也作了如下说明：“全书约一百四十万字，采用各国年鉴最新编制方法，内容务求扼要完备，各项章目，均请专家撰稿，拟委托商务印书馆出版，预定今年底出书”(王世儒，2019：1152)。

1935年，The Chinese Year Book 1935—1936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第一本完全由中国人编写的英文版《中国年鉴》，谱写了《中国年鉴》编撰史最初的华丽篇章(闫浩 杜小军，2016)，蔡元培亲自为其撰写前言并大力推广。该年鉴全面地反映了1935年至1936年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宗教等45个章节，共1966页。它内容翔实、资料完整、数据权威，不仅是当时海内外各界人士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参考刊物和权威工具书，而且在编撰体例、方法、规模、范围和原则等诸多方面对日后开展中、英文年鉴的编写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后来，因抗战爆发，中国人编写英文版《中国年鉴》一度中断。直到1945年，曹文彦、钱钟书等依据1935年英文版《中国年鉴》的结构体例编写了The Chinese Year Book 1944—1945，并由上海的中国日报论坛出版公司出版(闫浩 杜小军，2016)。

2.4 提议编辑五四时期翻译作品结集

20世纪30年代，出版家赵家璧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这部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蔡元培为其撰写了万余言的总序。该书出版后社会反响强烈，有人评价其与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并称为出版界的“两大工程”(芦珊珊，2016：147)。与此同时，赵家璧还组织编译了一部“系统介绍近百年间的各国短篇小说，分国整理五四以来的文学翻译作品”的结集，而“这样一部成套书的倡议者是蔡元培先生”(赵家璧，1984：158)。

1935年，当赵家璧手持《中国新文学大系》样书谒见蔡元培之时，“他(指蔡元培，笔者注)一边抚摩着这几本书，一边用沉重的语气，向我表达了如下的心愿。他说：‘假如这套书出版后销路不坏，你们很可以续编第二辑。但我个人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翻译作品的结集。五四时代如果没有西洋优秀文学作品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新文学的创作事业是不可能获得如此成就的。当时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他们所留下的种子是同样值得后人珍视的。困难的是这些作品散佚的情形，比这套书更难着手整理了’”(赵家璧，1984：159)。

蔡元培关于编辑五四时期翻译作品结集的提议为赵家璧“提出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出版任务，指出了又一条值得为之奋斗的道路”(赵家璧，1984：159)。在蔡元培的引导下，赵家璧深受启发，“五四新文学运动之蓬勃发展，当然是受到世界各国近二三百年文艺思潮冲击的影响。当反对旧传统的文学家渴望有所新成就时，他们的目光势必投向国外，去探索和发现我国文学传统中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和新的艺术形式；
而这方面也是前人所没有汇集和总结的新天地。在完成一部五四以来创作文学的结集后，再编一部翻译文学的结集，那对将来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人，不是一份同样有用的参考史料吗？而且我自己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素感兴趣，因此，听了蔡先生的建议，更跃跃欲试”(赵家璧，1984：159)。赵家璧随后向许多朋友和翻译家们请教，最后决定把编选范围局限于短篇小说，出版一套《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编辑方法与出版形式均与《中国新文学大系》保持一致，并称“姊妹篇”，并邀请了郭沫若、黎烈文、曹靖华、郁达夫、巴金等十人分别编译不同的卷别，“书前由编选者写二万字左右的导言，包括三个内容：首叙该国或该地区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和艺术特点；
次谈五四以来被翻译或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
最后分析这些作品对中国作家和他创作的小说的影响，并举例说明”(赵家璧，1984：160)。该书不仅囊括了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翻译作品，同时还编译了“北欧”“南欧”“新兴国”短篇小说集，包括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家的翻译作品，书中的“导言”部分更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于1937年春完成全部组稿，并拟于当年正式出版发行。但由于战乱等各种历史的原因最终未能成书行世。否则它无疑是现代翻译理论、比较文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学术史料(赵敬立，1998)。

蔡元培所领导和组织的一系列翻译活动与其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齐头并进，与其他的学术事业和活动相得益彰，为近代中国翻译事业以及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他积极创导、组织和提议一系列与翻译紧密相关的活动，不仅为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而且在学术界以及社会中均引起了一连串的积极效应。

3.1 极力推动近代中国翻译事业发展

蔡元培对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肩负一个译者的使命，译介西学专著的同时阐述翻译之于国家存亡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旨在唤醒国民陈旧的思想意识，以教育救国的信念响应时代的诉求。同时，他以一个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责任和担当，对翻译事业孜孜以求，为近代中国的翻译事业尽其所能。

蔡元培译介国外学术专著以自己的学术志趣为基础，同时重点关注社会和民众的现实所需，其译作主题广泛地涵盖了哲学、伦理学以及教育文化等重要的专业领域，对填补当时国内相关学科知识的空白、促进相关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他依托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等出版机构和学术平台，极大地推动了新式教材的编译以及编译机构的蓬勃发展，使得编译从较为零散的民间自发性活动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事业，并在传递知识、普及教育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推介、宣传译著和编译丛书等方面，蔡元培尽心尽力。经由他撰序并推荐的译著和编译丛书，往往认可度更高，社会影响也会持续扩大。此外，他多次列名一系列大型丛书的编委会，承担部分工作并为其撰写序言，在推动知识的普及和传播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不仅如此，蔡元培还极力地帮助了众多学者和编译人才，尤其是在动乱的战争年代，他依旧不忘举荐失业的人才，向出版社推荐相关译著，并为其寻求工作，可谓博施众济、无微不至。蔡元培殚精竭虑，从多个方面、多个层次引领并促进了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向前发展。

3.2 同步促进其他各项学术事业发展

“对于不少翻译家而言，翻译活动只是整个活动的一部分，还需参照别的活动比照研究”(方梦之 庄智象，2016：5)。科学研究和教育文化既是蔡元培学术生涯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其翻译事业和活动因浸润于科学研究和教育文化事业之中而得到有效的实施，反过来，翻译活动也同样极大地助力了其他各项科学研究和学术事业的发展。

20世纪初期，我国中小学教育发展滞后，教材的匮乏使得知识的传播停滞不前。此时，蔡元培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倡导编纂、编译新式教科书，通过学习和对比外国教材，并针对我国中小学生的特点进行合理的改编和规范，最终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最新教科书。三十年代，我国大学教育发展迟缓，缺乏本国编写的相应教材，蔡元培于此时号召开展“国化教科书”运动，提倡从编译教科书到自编教科书，从而有效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这种翻译活动与教育发展的相互促进使得学术研究与事业发展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加快了科学研究和学术事业的不断进步。此外，在国外相关学科知识的引介及本土化的过程中，蔡元培贡献突出。通过其对国外学术专著的大量译介，使得哲学、伦理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在中国创立并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得益于其在确定学科译名、规范学科专业核心术语等方面所做出的大量实质性的贡献，国内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得以深入有效地开展。不仅如此，蔡元培还积极组织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随之涌现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进一步完善和丰富相关学科领域建设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近代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3.3 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

作为一位同时在学界和政界具有重要影响的领袖人物，蔡元培的翻译活动无疑极富感召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因而鼓舞了一众志士仁人在各自的行业领域和事业活动中奋勇争先并取得不俗成绩，这一切最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蔡元培翻译活动的重要影响之一在于引领的力量。从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到北京大学校长等科研机构领导职务的每个事业阶段，蔡元培都留下了他为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倾注心力的足迹。在这一过程中，蔡元培始终引领着一批又一批的有识之士加入翻译以及其他各项事业的建设之中，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后来均成为各个行业领域的核心人物和中坚力量，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突出成就和贡献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其重要影响还在于启发的力量。究其根本，蔡元培具有一个学者深厚广博的学识和远阔的眼界，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开阔的视野启发并指引着后人的思想、追求、选择和方向。在这类活动中，虽其本人未直接参与，但正是由于他的号召和倡议，才使得后人予以大力践行，相关研究才得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些成就同样是中国近代化历史上一笔笔珍贵的遗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蔡元培肩负家国使命和责任，倾全身心致力于中国现代科学研究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引领了一个时代。而由其创导、组织和提议的一系列翻译活动也因其个人非凡的胆识以及身体力行而大放异彩。“翻译家个体的翻译活动一方面具有时代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有他个人的特点”(方梦之 庄智象，2016：5)。蔡元培吸收旧学的菁华，融中西之所学，唤醒翻译之于时代发展的意义。他登高一呼，以一个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担当，不仅以一己之力多方推动了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进程，同时还以其远见卓识和宽广的胸怀引领、启发、鼓舞并影响了一众仁人志士纷纷投入翻译事业的建设中来，将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也为教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贡献了非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