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战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各民族的关系

张久和， 张祥瑞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内蒙古地区历来是中国古代各民族生息繁衍、共生共有的家园，是多元文化交相辉映、互鉴共融的舞台。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并存着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诸侯国，其中燕、赵、秦三国处于北方，与东胡、林胡、楼烦和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地域毗邻。以农耕文化为主的燕、赵、秦三国华夏族先后进入内蒙古地区，设置郡县，修筑长城，实施了有效的经略与管辖。以游牧文化为主的东胡、林胡、楼烦、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在内蒙古地区畜牧射猎，逐水草而居。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日渐增多、交流逐步深化、交融不断加强，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新篇章，亦为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各民族进一步的交往互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史料零散匮乏和研究视角所限，学界关于战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出发，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梳理该时期内蒙古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论述各民族依存互动互鉴的关系，探索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的历史动因，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燕国是周朝在北方地区的一个诸侯国，居民主要是华夏族，建都于蓟(今北京市西南)。燕国东北和东胡相邻，西与中山国、赵国接界，南与齐国相接，强盛时辖境包括今河北、辽宁大部和内蒙古赤峰、通辽南部的部分地区(1)参见彭华《燕国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9页。。燕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兼有其他门类。燕国势力主要是在燕昭王时期进入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并实施了筑长城、设郡县的统治措施。

燕国的北方主要是以游牧业为主的东胡人，因居地在匈奴(胡)以东，故被中原华夏族泛称为“东胡”，其活动范围大体为今呼伦湖、额尔古纳河以东，黑龙江上游以南，嫩江流域以西，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南北。因东胡后裔乌桓、鲜卑、契丹、室韦等也生活并兴起于这一区域，该区域又被称为“东胡及其后裔历史民族区”[1]。东胡人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兼营渔猎业，手工业有铸铜、陶器制作、毛纺织、皮革制作、木器制作等行业，还经营粗放农业。关于东胡人的社会和文化，文献资料很少。从相关出土器物判断，东胡人的物质文化已发展到青铜时代。十二台营子和乌金塘两地出土的双侧曲刃青铜剑，被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2](P.6)

文献史料中对燕国华夏族与东胡交往的记载不多。双方关系大致以燕昭王在位为节点，前后有较大不同。昭王即位前，燕国力不济，统治集团内乱，被齐国、中山国击破，在秦、赵等国的干预之下才完成复国。史籍中有关这一时期双方交往的记载仅有“秦开为质于胡”[3](卷6P.209)一事。秦开是燕国将军，号称“贤将”。秦开“为质于胡”并深得东胡信任，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来自东胡的压力和牵制，同时客观上起到了和好两族的作用，使双方处于和平交往状态。

由秦开曾在东胡做人质可知，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很早就存在人质制度。与后来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北方游牧民族派人入质中原政权正相反，这里是中原政权派上层人物到北方游牧民族统治集团做人质。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双方的实力有强弱之分，亦即东胡强而燕国弱，燕国一定程度上受到东胡的制约和威胁，需要派遣将军做人质来换取和平。《史记·匈奴列传》亦记载“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太子冒顿自立为最高统治者单于后，东胡王先后三次派遣使者向匈奴索要千里马、阏氏和土地，这些史实也可以旁证战国时期的东胡确实处于比较强盛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从历史上人质制度的一般意义上看，燕国将军在东胡做人质应该象征着燕国一度处于对东胡的从属地位。从燕昭王在国力恢复后采取北击东胡、设郡、筑长城等措施以加强防御来看，昭王即位前实力较弱的燕国曾从属于实力强大的东胡的情况是存在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审视，不管历史上中国古代各民族及其政权间存在怎样的政治关系，其均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组成部分。“秦开为质于胡”表明燕国的华夏族与东胡已经有了较高层面的交往交流，并由此促进了彼此的相互了解，增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互鉴。

燕昭王即位后，励精图治，礼贤下士，国力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北方强国。当时，战国七个诸侯国相互掣肘，彼此争锋。燕国强盛起来以后，试图抑制攻击近邻齐国，而受制于东胡使燕国难以充分实现其意图。为此，昭王决心改变“为质于胡”的局面。此时熟悉东胡政治、军事、地理等状况的将军秦开已经回到燕国，昭王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制定了攻击东胡的军事计划，派遣秦开率军“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4](卷110P.2886)，由此燕国所控之地向北大为拓展。为巩固新占土地和防御东胡南下，“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省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4](卷110P.2886)。在今内蒙古境内的燕北长城主要分布于赤峰市南部和通辽市部分地区，大致呈东西走向。“东由辽宁省北票市进入，自东向西穿过敖汉旗，又出赤峰市进入辽宁省建平县，复入赤峰市元宝山区，从元宝山区进入喀喇沁旗，西端在喀喇沁旗姜家湾村附近失去踪迹。”[5](P.6)燕国设置的右北平、辽西等郡囊括了今天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南缘地带。一般认为，燕国的右北平郡治所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右北平镇黑城村古城[6]，其辖境应包括喀喇沁旗、宁城县、松山区南部、敖汉旗等部分地区。燕辽西郡西与右北平郡相邻。据考古调查，通辽市奈曼旗土城子城址和沙巴营子城址均为由燕国开始修筑而沿用到秦汉时期的古城。燕北长城从敖汉旗的中部和奈曼旗、库伦旗的南部经过，这三个旗境内的燕北长城遗迹以南的部分都曾属燕辽西郡管辖。

燕国采取筑长城、置郡县的措施有效地实现了中原政权对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管辖和治理，右北平郡成为历史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中原政权最早的行政建置。该郡的设置使这一地区较早成为华夏族入居、中原政权统治之地，也使以农耕经济为主形成的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与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游牧文化有了更广泛的交流互鉴。这一局面为后世延续，使得秦汉时期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为直接和深入。

在已发现的被认为是东胡物质文化的遗存中也蕴含着民族交流互鉴的相关信息。相关研究通过对赤峰市林西县井沟子西区墓地的殉牲习俗、畜群构成、随葬工具组合以及居民食谱等的分析认为，这种新型的专业化的畜牧业并不是由当地此前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逐渐演化而形成的，应是区域间文化传播甚至居民迁徙的结果。(2)参见朱永刚《论西梁遗存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2006年第2期；
王立新《关于东胡遗存的考古学新探索》，载《草原文物》2012年第2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西梁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2006年第2期。已经发现的燕国青铜器多以虎、牛等动物形象装饰，出土的武器有的也以鹰首、马头作为装饰，渗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艺术风格，反映出燕地各民族错居杂处的地域特色，说明当时各族人民之间有着密切的往来，民族间的地域界限逐渐被打破，相互融合的程度在逐步加深。(3)参见刘国祥《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载《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王立新《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载《边疆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战国时代的赵国强盛时大约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中部、西南部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其境东北与东胡和燕国接界，北与林胡、楼烦相邻。国都原在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经过献侯与敬侯两次迁都，最终定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赵武灵王即位后，为了与秦国抗衡，减弱来自秦的军事压力，谋划向赵国西北地区拓展势力，先占据云中、九原(今呼和浩特平原)，再进入“河南地”(今乌加河、黄河以南之地)，以形成对秦的制衡。为此，武灵王吸收借鉴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大大增强了军事战斗力，向北扩地千里，进入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并实行了筑长城、置郡县的经略措施。《史记·苏秦传》记载，赵国“地方两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4](卷69P.2243)，进入强盛时期。从整体上看，赵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结构的二重性”[7](P.438)，即构成上除中原华夏族农耕文化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因素。

与赵国展开广泛交往交流的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有林胡、楼烦和匈奴。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战国中期，中原诸侯国不断向北扩展疆域，林胡与楼烦的活动地域也随之向北移动，活动范围大致包括今乌兰察布丘陵南部地带和呼和浩特平原。赵国强盛起来以后，向北发展势力，迫使林胡、楼烦从乌兰察布丘陵南部地带、呼和浩特平原向西边的鄂尔多斯高原迁徙。战国时期的匈奴活跃于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根据史料记载和匈奴墓葬分布地点可知，战国时期部分匈奴人主要在今鄂尔多斯高原以北地区生息繁衍、生居死葬。(4)参见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内蒙古博物馆等《内蒙古准格尔玉隆太的匈奴墓》，载《考古》1977年第2期；
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载《考古》1980年第4期；
塔拉、梁京明《呼鲁斯太匈奴墓》，载《文物》1980年第7期；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西沟畔匈奴墓》，载《文物》1980年第7期。匈奴人逐水草而迁徙，以游牧为业，兼营狩猎，“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4](卷110P.2879)，住毡帐。

史书中有关赵国与林胡、楼烦等北方游牧民族交往的记载主要发生在赵武灵王时期(前325～前295)及以后。赵武灵王时面对“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的局面，决定“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4](卷43P.1809)。“三胡”即东胡、林胡与楼烦。由此可知，赵国东与燕、齐两国相接，西部和南部与魏、韩等国呈犬牙之势，东胡在其东北，楼烦位于正北，林胡在西北，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四战之地”。赵国在与诸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碰撞中发现，中原传统意义上的车战与步兵作战方式有自己的程式和特点，虽然广泛运用于中原诸侯国之间的征战，但不适合与北方游牧民族机动灵活的骑兵作战方式争锋。为改变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取得军事上的主动，建立一支适合同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军队成为迫切需要。“变服骑射”正是以适应骑马作战的紧衣短袖取代宽幅大袖、由灵活性强的骑兵取代步兵的重要举措。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春正月，武灵王在信宫召集肥义等大臣商议“变服骑射”相关事宜，在得到肥义等人的赞同后，武灵王下令改穿“胡服”。但历史上任何一项重大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变服骑射”改变中原传统作战方式，变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自然遇到许多阻力。但在武灵王的坚持下，“变服骑射”得以展开，使赵国军事作战能力大为增强，随即武灵王身着胡服，率军大举北上，西略“胡”地，远至榆中(今鄂尔多斯高原东北部)，迫使林胡王献马，赵军遂还。武灵王以代相赵固主持“胡”地事务，招募林胡、楼烦兵马。由此，赵国军队构成中增加了北方游牧民族骑兵，战斗力进一步提升。后来，赵武灵王又北破林胡、楼烦，西至云中、九原，今呼和浩特平原及阴山南黄河北的包头一带均进入了赵国的势力控制范围，由此与匈奴发生了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

为了防御兴起的匈奴及其他北方游牧民族，赵国东起代，西至高阙，依傍阴山山脉修筑长城。今内蒙古境内的赵长城遗址从兴和县北部开始，傍阴山山脉的灰腾梁山、大青山和乌拉山迤逦西行，至乌拉特前旗大坝沟口止(5)有关内蒙古境内赵长城的基本走向与经过地区，主要参见盖山林、陆思贤《阴山南麓的赵长城》，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
李逸友《高阙考辨》，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第 5期；
白音查干《战国时期燕、赵、秦长城新论》，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张久和《战国时代燕、赵、秦诸国对今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经略和管辖》，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赵国设置“云中、雁门、代郡”[3](卷6P.209)，开始对今内蒙古中部阴山以南地区实行政治统治。云中郡城址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是古代内蒙古地区建立最早、规模较大的城镇之一。赵云中郡辖境包括今呼和浩特平原及以南山区丘陵地带，大体上今赵长城遗迹以南的呼和浩特市区、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等都在云中郡的统辖之内。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和包头窝尔吐壕遗址等处均发现了赵国的遗迹遗物，证明赵国在长城沿线曾屯兵驻守，防备匈奴。

为加强控制和管理，赵国“迁吏大夫奴于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麻池古城)，又命将军、大夫、戍吏等服胡服，学习骑射”[7](P.601)，客观上加强了赵国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交流，也强化了赵国对其北方边地的军事防务。史籍记载，赵惠文王三年(前296)，赵主父(赵武灵王传位于赵惠文王后，自号为“主父”)巡行“新地”，“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3](卷4P.117)。由此可见，赵武灵王退位后仍然十分关注赵国北边事务，曾巡行云中、九原等新占之地，至“西河”即今内蒙古、陕西与山西间黄河南流段以西地区时，遇到楼烦王及其部众，于是招募了楼烦骑兵。结合武灵王时期赵国曾经招募林胡、楼烦兵马，此番又吸纳楼烦兵，说明赵国军队中不仅有华夏族士兵，还有林胡、楼烦等北方游牧民族士兵。各民族官兵共处一地，无疑会促进和加深彼此了解和相互影响。

除了文献记载以外，考古资料也有赵国控制范围内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交融的信息。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毛庆沟、饮牛沟、崞县窑子等处墓地墓主人的族属一般认为是林胡、楼烦。[8]其中毛庆沟和饮牛沟墓地都各自存在两类墓葬，即东西向、有殉牲的北方式墓和南北向、以随葬带钩为主的中原式墓。[9]崞县窑子墓地中，“大量的殉牲说明，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畜牧业为主。各类普遍随葬陶器以及制陶技术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猪和狗的饲养，同时也显示了农业因素的存在”[8]。这些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充分说明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错而居，相互影响，文化上发生了一定的交融。

战国末期，赵国与匈奴也发生了军事上的碰撞，主要是在赵孝成王与悼襄王时期。此时赵国国力下降，匈奴频繁南下抄略赵国边郡，赵国调兵遣将严加防备。代郡辖境内的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大部和丰镇、察右前旗的东部，以及雁门郡辖境内的今乌兰察布市黄旗海、岱海周边地区是双方展开角逐的前沿地带。据《史记·李牧传》记载，时赵国北边良将李牧率兵常驻雁门、代郡，防备匈奴。李牧采取“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4](卷81P.2449)的防守策略，养兵数十年，赵国军队士气高涨，皆愿一战，遂大破匈奴。此后十余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城。赵国华夏族与匈奴之间发生的军事冲突，不仅仅是为争夺土地和资源，其在客观上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方式。”[10]军事冲突在民族交往交流中亦起着重要作用。

综上，从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化交流角度看，赵国“变胡服”是对中原地区传统观念的一次更新，华夏族成功吸收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文化，“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11]；
“学骑射”不仅改变了华夏族的作战方式，也使马匹在中原地区交通往来方面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大加强了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采取“胡服骑射”不仅是赵国的一项重大军事改革，也是华夏族借鉴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生动史例，更是中国古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碰撞交融的重要成果。赵国进入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及其实施的筑长城、置郡县的一系列统治管理措施，使从事农耕经济的华夏人迁入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并与从事游牧经济的林胡、楼烦、匈奴等进一步交往。两种不同类型文化交互影响、碰撞，使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开始向多元、复合的类型演化。赵国的统治措施和经验，对后来中原政权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统治产生了很大影响。

秦是战国时期的强国，占有今陕西、甘肃和宁夏等地，建都城于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其境东与魏、南与楚相接，北与活动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以北地区的匈奴相邻。秦国自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开始逐渐富强，收复了部分河西地；
到秦惠王时，任用张仪为相，成功破坏五国合纵，从而一跃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向北经略“河南地”(今鄂尔多斯高原)，向东陆续兼并六国。到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建立秦王朝。

战国时期，匈奴已经发展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势力。匈奴活跃在与关中地区地域相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鄂尔多斯高原北部，位于秦国的正北方，其余诸侯国想要制衡秦国，匈奴是一支重要的力量(6)《资治通鉴》卷3《周纪三·赧王十六年》记载：“主父欲使子治国，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将自云中、九原南袭咸阳，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欲以观秦地形及秦王之为人。”(《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111页)以当时的军事实力对比情况来看，秦国是远远优于其他五国的，所以各国能够联合北方游牧民族从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下进攻秦国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因而其成为诸侯国争相拉拢以对付强秦的对象。史书中有关秦国与匈奴交往的记载最早为公元前320年秦惠文王向北巡察至北河(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加河)。惠文王此次北巡，很可能与秦国军事防御匈奴有关。公元前318年，发生了韩、赵、魏、燕、齐五诸侯国“帅匈奴共攻秦”[4](卷5P.207)的事件。在受到秦国进一步威胁时，燕国鞠武曾向太子丹进言，“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匈奴以图秦”[3](卷6P.224)，这也证实匈奴成为诸侯国实行“合纵”之策以应对秦国的一支势力。应该说，匈奴在秦国北方的活动，一定程度上成为秦国兼并其他诸侯国的掣肘。到战国末年，秦昭襄王筑长城、置上郡，加强对匈奴的防御。据实地勘察，秦长城遗迹从今陕西省神木市北境进入今内蒙古境内，经伊金霍洛旗新庙乡大致向北进入准格尔旗准格尔召乡，然后东北向至达拉特旗敖包梁乡，又西北经东胜区潮脑梁乡，到省城梁村附近亚麻图沟东岸中断。[12]秦上郡治所在肤施(今陕西省榆林市东南)，从秦长城的走向看，这道长城内侧为上郡管辖之地，应包括今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东胜区的一小部分，达拉特旗的东部和准格尔旗的大部分地方。

秦国采取筑长城、置郡县的方式实现了对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经略与管辖，上郡将鄂尔多斯高原部分地区纳入到秦国的统治范围之内，使该地区成为秦国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交流的最前沿。鄂尔多斯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之成为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交流互鉴，为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各民族间的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打下了基础。

秦国与匈奴的交往交流方式体现为共生与争锋。共生指在秦统一中原诸国的同一时期，匈奴也在北方草原地带发展壮大，将大漠南北那些分散的氏族部落加以兼并统一，与中原华夏族并存。争锋主要指双方在今鄂尔多斯高原展开的军事争夺。从中原诸侯国联合匈奴攻秦一事可见，匈奴已在中原诸政权争斗中占有了相当的政治、军事分量，其倾向性对中原政治、军事格局已经产生重要影响。二者共生与争锋的过程不是孤立的，而是融入到了战国时期各方势力的相互碰撞和历史的整体演进之中。

留存于今鄂尔多斯高原桃红巴拉、西沟畔、阿鲁柴登等地的战国时期的匈奴遗物[13]，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华夏族与匈奴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南缘地带作为中原诸侯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毗邻之地，是双方相互依存、交互影响、碰撞交融的舞台。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燕、赵、秦三国的华夏族与东胡、林胡、楼烦和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形成互嵌式的社会结构与民族关系创造了先决条件。中原地区华夏族以农耕为主，牛马、皮革、乳制品等畜牧产品依靠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提供；
北方游牧民族以游牧为主，日常生产和生活所需的铁制工具、谷物、茶盐、布匹和工艺品等农副产品仰赖中原华夏族供给。双方需要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从而在经济上形成了密切的依存互动关系。正如亦邻真师所言：“北方各族先后兴起之后不断南迁、南进，内蒙古高原同内地结成了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其根本的、高层次的原因是北方单一游牧经济与内地农业手工业综合经济的分工交换关系。”[14]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分工交换关系，成为战国乃至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内蒙古地区各民族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内生动力，亦由此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的演进中得以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