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愿研究＊

胡代燕，张胜利，赵 锐，林 潼，姜 磊

（西南交通大学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人们消费水平提高以及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城市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已成为一大环境公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我国生活垃圾清运量2020 年达到2.35×108t，比2015 年增长23%。从垃圾处理能力来看，不少城市已经出现较大缺口。例如天津市2017 年生活垃圾产生量为1.33×104t/d，但垃圾处理能力仅为1.09×104t/d；
同年黑龙江省生活垃圾产生量达到3.48×104t/d，但实际处理能力仅为2.46×104t/d。在成都市，目前已投运的3 座环保发电厂和8 座卫生填埋场处理能力约为1.20×104t/d，但实际处理量达到1.65×104t/d。为缓解成都市生活垃圾治理压力，成都市政府于2018 年4 月20 日出台《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2018—2020 年）》。此方案明确以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作为生活垃圾分类的基本类别，提出到2020 年底，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然而，成都市于2019 年推出的20 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实施垃圾分类试点取得的效果不甚乐观。

作为生活垃圾的产生者和垃圾分类的主要执行者，城市居民的行为意愿是垃圾分类行为最直接的决定因素［1-2］，因此研究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识别促进和抑制居民源头分类意愿的因素，有助于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率。目前，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垃圾分类行为的报道，多采用单一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外部因素或内部因素对垃圾分类行为意愿的直接影响，很少有研究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引入前因变量，在探索垃圾分类意愿影响因素的同时进一步分析外部因素对内部因素的影响。为此，本研究在传统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增加环境知识、公共宣传、经济激励和情境因素4 个解释变量，构建基于扩展计划行为理论的结构方程模型对成都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进行实证研究，识别影响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主要因素，同时剖析公共宣传对3 个内部因素和行为意愿的影响，旨在推进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率，推动垃圾分类全民化进程。

根据Ajzen［1］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TPB），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行为意愿主要取决于环境态度、社会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3 个因素［3］，此外还可加入与特定行为相关的变量来增加模型的解释力。比如，Stern 等［4］提出环境行为由主观因素和情境因素共同决定；
Guagnano 等［5］认为环境行为由外部条件和态度共同决定，其中前者对垃圾分类行为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另外，一些研究者提出具备特定的环境知识是顺利进行环境行为的必要条件［6-7］。鉴于此，本研究将环境知识和3个外部因素（情境因素、公共宣传和经济激励政策）引入TPB 模型，构建基于扩展计划行为理论的概念模型（图1）用于成都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愿研究。

图1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愿概念模型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of residents’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willingness

传统计划行为理论的三大因素中，环境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社会规范被认为是影响垃圾分类意愿的关键因素［8-14］。在本研究中，感知行为控制主要研究感知到的行为障碍，包含时间、精力、方便性等因素。社会规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居民在响应垃圾分类行动时会受到家人、朋友、邻居的影响，使得居民内心产生跟随他人并进行垃圾分类的倾向；
二是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受法律法规的制约。由此提出假设：

H1，环境态度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社会规范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感知到的行为障碍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环境知识特指垃圾分类行为的相关知识，是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必要前提［15-17］。情境因素则指居民个体在进行环境行为实施时面对的客观环境，也指那些对居民个体实施环境行为有影响的外部因素，其中垃圾分类设施条件被众多研究者认为是影响垃圾分类意愿的重要因素［18-19］。由此提出假设：

H4，环境知识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情境因素对居民的分类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公众宣传可以传递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必要性以及环境价值，使居民获得垃圾分类的知识和技能，减少居民在分类过程中感知到的困难，提高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行为的意愿［20-21］。与此同时，必要的经济手段可以提升居民的垃圾分类水平［22-25］。由此提出假设：

H6，公共宣传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7～H9，公共宣传对环境态度、环境知识和感知行为障碍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显著的正向影响和显著的负向影响；

H10，经济激励政策对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研究步骤：①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构建概念模型，提出研究假设；
②基于研究假设和专家意见设置问卷，进行预调研和正式调研；
③利用SPSS 22.0 和AMOS 23.0 软件对实地调研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
④利用AMOS 23.0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检验和假设检验；
⑤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

3.1 问卷设计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测量问卷模式，参考文献和专家意见设计问卷。问卷内容包括3 个部分：①受测者性别、年龄、月收入等基本信息；
②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行为意愿，设置4 个问题；
③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设置24 个问题。除人口统计变量外，问卷中所有测量项目均采用李克特量表5 级法设计，回答设置从“A”（完全不同意）逐渐过渡到“E”（完全同意）。同时根据问题内容对居民行为意愿的影响程度，从低到高依次赋值1～5。

3.2 样本数据收集

初始问卷形成后，先在成都市金牛区、郫都区、武侯区、龙泉驿区进行预调查，再根据反馈信息对问卷进行调整和修改。2019 年12 月，选取位于成都市中心城区（金牛区、青羊区、武侯区、锦江区、成华区）、近郊区（郫都区、双流区、高新区、龙泉驿区）的27 个居民小区，以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开展正式的随机抽样调查。本研究共发放问卷460 份，回收有效问卷412 份，有效回收率达89.6%。

4.1 样本数据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居民性别、年龄、学历、收入和职业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结果如表1 所示。由表1 可知，性别对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没有显著性影响（P＞0.05）。进一步分析居民年龄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发现年龄大一点的居民更加愿意进行垃圾分类，这可能归因于这部分居民的时间相对较多，所以愿意进行垃圾分类行为。关于学历对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参加垃圾分类的意愿越强［26］。然而在本研究中，虽然本科学历的人群垃圾分类的意愿均值最高，但是并没有发现学历越高的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均值越高，这或许是因为某些高学历人群工作繁忙，弱化了垃圾分类意愿。分析不同收入对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发现收入与垃圾分类意愿不显著相关（P＞0.05），收入2 000 元以下的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最高；
究其原因，这部分人群主要为学生群体，接受了更多垃圾分类的教育，具有更强的环保意识。分析职业对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发现职业与垃圾分类意愿显著相关（P＜0.05），政府机关职员和事业单位职员的意愿均值最高。

表1 人口统计变量对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Table 1 The influence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residents’willingness to waste classification

4.2 信度分析

问卷信度即问卷的可靠性检验，用来评价每个潜变量下观测变量的内部一致性。一般用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α）和组合信度（CR）来衡量，Cronbach’sα和CR 值越高，表示潜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越好。本研究采用SPSS 22.0 和AMOS 23.0软件，对问卷所有潜变量的Cronbach’sα和CR 值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各变量的Cronbach’sα值在0.734～0.892，CR 值在0.746～0.897，均满足大于0.7 的标准，说明本研究各潜变量具有较好的可信度。

表2 测量信度检验Table 2 Measurement reliability test

4.3 效度分析

采用因子载荷和平均方差提取值（AVE）评价问卷的收敛效度，结果见表3。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为0.588～0.914（表2），均大于0.5；
各潜变量的AVE 为0.500～0.687（表2），均大于0.5，说明本研究问卷测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通过各潜变量AVE 的根号值与其他潜变量之间皮尔森相关性系数值的比较来判定测量的区别效度，表3 的斜对角线为各潜变量AVE 的根号值，该值大于该因子与其他因子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值，说明测量具有很好的区分效度。

表3 潜变量区别效度检验Table 3 Differential validity test of latent variables

4.4 模型质量评估

为了验证提出的研究假设，使用软件AMOS 23.0，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研究模型中提出的变量关系和路径系数。在分析模型变量关系与路径之前，首先对问卷数据结果与假设模型的适配度进行评估。评价指标选用绝对适配度指标CMIN/DF（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RMSEA（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NFI（规准适配指数）、GFI（良适性适配指标）、AGFI（调整后适配度指数）、CFI（比较适配指数），增值适配度指标IFI（增值适配指数）、TLI（非规准适配指数）及简约适配度指标PGFI（简约适配指数）、PNFI（简约调整后的规准适配指数）。本研究结构模型适配度结果如表4 所示，所有的评价指标都满足标准要求，模型被接受［27］。

表4 模型适配度Table 4 Model adaptation

分析模型的变量关系和路径系数见图2，结构方程模型的显著路径系数见表5。

表5 结构方程模型的显著路径系数Table 5 Significant path coefficient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图2 标准化结构方程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Figure 2 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of standardiz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表5 显示了每个假设的测量结果，整体来看，结构方程模型中10 个假设有7 个被支持。其中环境态度（β=0.791，P＜0.001）、公共宣传对环境知识（β=0.616，P＜0.001）和感知行为障碍（β=-0.366，P＜0.001）的影响均显著，但其对行为意愿（β=-0.170，P=0.150）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假设H7、H8、H9 被支持，H6 被拒绝。环境态度（β=0.310，P＜0.001）、感知行为障碍（β=-0.172，P＜0.001）、环境知识（β=0.151，P＜0.05）和情境因素（β=0.391，P＜0.001）对行为意愿的影响均显著，因此假设H1、H3、H4 和H5 被支持。从主观社会规范和经济激励到行为意愿的路径不显著（β=0.099、0.021，P＞0.05），因此假设H2、H10不被支持。

5.1 研究结论

基于扩展计划行为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对成都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愿进行实证研究，识别了影响成都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愿的关键因素，探讨了公共宣传对居民环境态度、感知行为障碍、环境知识和分类意愿的作用。结果表明：环境态度、感知行为障碍和环境知识3 个内部因素对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均有显著的影响。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越积极，其分类意愿越高。居民在分类过程中感知到的障碍越少，其分类意愿越高；
认为垃圾分类需要占用太多精力和劳动，花费大量时间的人，更倾向于不进行垃圾分类。居民拥有的垃圾分类相关知识与技能越多，其分类意愿越高。相比较，4 个外部因素只有情境因素对居民的分类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说明当具有较好的外部条件时，居民会更愿意进行垃圾分类。居民小区分类垃圾桶标识清楚准确、垃圾桶位置投放方便、垃圾分类后收集服务措施完善均能减少居民垃圾分类感知到的行为障碍，提升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意愿。社会规范与行为意愿不显著相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成都市刚推行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特殊研究背景。成都市于2019 年才开始纳入分类试点，还没有广泛的推行垃圾分类，所以很多居民还未感受到来自身边人的压力。虽然这与计划行为理论提出的观点不符，但是和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保持一致［28-29］。公共宣传与居民的分类意愿不存在直接的显著相关，但其对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和感知行为障碍具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开展公共宣传可以间接影响居民垃圾分类的意愿。经济激励政策对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近年来成都市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有关。

5.2 政策建议

1）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提升居民道德责任感。要改变居民长久以来的混合收集习惯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在垃圾分类初期，利用公共宣传促进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尤为重要。首先，宣传垃圾分类的必要性，让居民感知到垃圾分类的益处，正向促进居民的分类态度，提升居民内心道德约束能力，让居民从内心接受垃圾分类。其次，宣传垃圾分类的标准和具体分类方式，让居民掌握垃圾分类知识，具备分类能力。最后，宣传垃圾分类的合理性与便利性，减少居民在进行垃圾分类时感知到的障碍。为此，建议在成都市范围内加强线上线下垃圾分类宣传和教育，开通各种渠道的宣传方式，形成垃圾分类“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街头巷尾议得到”的宣传氛围。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提高居民道德规范，而且有助于减少居民垃圾分类感知行为障碍。

2）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配套设施。感知行为障碍和情境因素与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愿分别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和正相关，由此表明成都市居民在生活垃圾分类问题上受到时间和便捷性的影响较大。目前，成都市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存在以下两大问题：①多数居住小区以传统的双色垃圾桶（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为主，缺乏标示清晰的四色垃圾桶；
②分类后的垃圾依旧是混装混运，没有完善的分类清运系统。为了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在建设垃圾分类回收配套设施的同时需要考虑垃圾分类投放设施的便捷性和垃圾分类清运的问题，减少居民垃圾分类过程中的感知行为障碍，同时降低情境因素对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