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关于习近平对历史唯物主义贡献的认知图景及启示

夏 巍，高 伦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为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正是在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因此，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架构和核心内容，从根本上澄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并进一步着力阐明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能使人们更为透彻和深入地领会学习、更积极主动地宣传、更自觉自为地践行这一思想，从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度发展。也正是因此，这一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学界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其展开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和探索。经过对Web of Science、Springer、Taylor and Francis等数据库联合检索发现，论及“习近平”的海外书刊约有28180篇，论及“习近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约有950余篇。总体而言，海外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逻辑理路和学理创新等方面已经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相较而言，有关习近平对历史唯物主义贡献的研究，并没有出现以“习近平”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题且对两者关系深入论述的文章。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海外学界研究此问题时，缺乏宏观视野，研究成果多为剖析某一论题，例如关注热点多为“人与自然有机统一论和生态文明”“人民主体观和人民至上”等，缺乏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把握，因而难以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同这一思想的整体性的密切关联。

其次，尚未深入探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理论依据。现有研究偏重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具体现实问题的理论解答，例如，较为关注“习近平生态思想”同当前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现实关联，从而忽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的理论渊源、理论创新，即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再次，尚未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视作一个体系严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忽视了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有机统一关系，因而未能把习近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同样视作是一个理论体系来研究。

最后，普遍缺乏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背景，因而难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理论联系。一些研究虽然视野独特、方法新颖，但却明显跳脱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例如美国东亚问题专家亚伯拉罕·邓马克(Abraham M. Denmark)就以“冷战思维”审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而造成了一定的曲解和误读。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看到，在整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这一专题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尽管涉及了两个方面：一是探索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体上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关联，二是就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各具体论题分别阐明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但绝大多数学者更多是把研究重点放在第二个方面。本文试图在全面挖掘海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梳理与评析，为今后我国深化和拓展这一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个别海外学者进行了相对而言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对具体论题涵盖较为全面的学者，有的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历程和各阶段理论成果，并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人民主体观和人民至上、社会矛盾观和新时代基本矛盾、历史时代论与新时代、世界历史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几个方面[1]；
有的则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角度阐明了历史规律观和三大规律、人民主体论和人民至上、人与自然有机统一论和生态文明、社会实践论和知行合一这些具体论题，并就此论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2]。尽管这些研究成果看似较为系统，但也只是涉及了较多的具体论题而已，并未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视作一个理论整体而开展深度的学理性探讨。

绝大多数海外学者主要聚焦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论题分别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联，从中提取和总结出贡献所在。应当说，就具体论题的研究而言，海外学者的研究还是较为广泛和深入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架构和核心内容的历史基础、历史动力、历史大势都有所涉及，而且基于这些论域，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论题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联系的角度即社会实践论和知行合一、人与自然有机统一论和生态文明、人民主体论和人民至上等方面对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历史基础的研究，包括对历史主体、历史活动以及历史前提的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离不开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人与自然只有被视作是相统一的关系，才能正确地把握历史。首先，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人民群众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他们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其次，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感性实践活动，正是在人类实践的辩证运动过程中人类历史才得以建构起来。最后，在实践这个重要的活动原则被发现的同时，马克思也揭开了人类史与自然史是同一部历史、人与自然相统一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前提。在马克思之前，自然与历史是相分离的，能够将它们统一起来，恰恰是通过实践，这个相统一的世界即“现实的自然界”。由此，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类应该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人和自然之间保持和谐共生的关系。

习近平始终深刻领会和精准把握历史唯物主义这些理论基础。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了人民主体观，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在社会实践论方面，强调要贯彻落实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理念，在社会实践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以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后，在人与自然有机统一论方面，要求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新发展理念完善环境治理，走可持续、绿色环保的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海外学者就人民主体观和人民至上的研究主要有两大倾向：一方面，系统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民主体观的坚持和发展。有学者认为，从实践维度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命题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实的实践基础，是全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
从理论维度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确证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
从发展维度看，高度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社会主义现代化视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在内的总体过程，即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历史进程[3]。另一方面，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层面揭示其内含的人民主体观。有学者从“中国梦”的逻辑起点、实践路径和最终目标揭示了习近平对人民主体观的创新发展，即中国梦的逻辑起点是一切为了人民，实践路径是一切依靠人民，最终目标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梦”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4]。也有学者从习近平的人权观切入此问题，指出习近平坚信人权事业不应仅仅停留在人身财产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上，更应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方面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5]。

就社会实践论和知行合一这一论题而言，海外研究大体有三个向度：一是侧重于习近平的知行合一观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承和贡献。有学者指出，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性和发展性，拒绝将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和原则，要坚持知行合一原则，以现实问题指导理论研究、以科学理论指导社会实践[6]。二是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创新性地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认识复杂的社会现实，坚持在社会实践中把握社会现象和社会本质，正确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7]。三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论证习近平极力倡导社会实践的历史必然性。有学者指出，习近平的历史观深深植根于社会实践中，知行合一是其鲜明特征，对社会实践的高度重视是习近平历史观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因此，他极力倡导社会实践，认为每一项事业都是在社会实践中成就的，只有通过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才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8]。

就人与自然有机统一论和生态文明而言，学者们考察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指出其生态文明思想高度重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内在规律，正确认识自然界物质循环规律和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规律，强调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与自然有机统一观点的内在统一[9]。有学者着眼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认为习近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而准确的论断[10]。有学者认为，习近平将生态系统纳入生产力范畴，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习近平要求必须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创造性地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断。中国应以绿色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自然资源作为生产力要素和生产关系，把生态系统纳入生产力范畴[11]。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兴衰和自然生态的保护息息相关，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人类文明进化史和人与自然关系互动史，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牢牢把握这一历史规律，保护好自然生态，带领中国人民探索进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10]。

第二，关于历史动力的研究，包括对社会基本矛盾和改革动力的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矛盾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制约和决定了其他社会矛盾，并且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和客观趋势。而社会改革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符的部分或环节，使得该社会制度能够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更新，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习近平继承和发展这一根本观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且着眼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需要，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强调要推进重大全局性改革，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深入。

在社会矛盾观和新时代基本矛盾这一论题上，海外学者主要在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论断中指明了习近平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贡献。他们认为，习近平灵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矛盾分析法，深刻阐释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12]。而且强调，这一全新论断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主观臆想，而是在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而得出的判断，这体现了习近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素养[13]。此外，还有学者们从以人民为中心思考社会矛盾观的研究角度指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必然会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新要求。因此，习近平强调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需求，着力发展质量和效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些都体现了习近平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解和时代化阐释[5]。

在改革动力观和全面深化改革这个论题中，海外学者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习近平重申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要求不断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改革开放作为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工程必须全面深化，必须根据实际发展情况不断解放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14]。有学者则指出，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破”与“立”相结合，即不断实现改革创新以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8]。其次，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学者们认为，习近平认识到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强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促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以获得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全新动力[15]。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发展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问题日益突出的时期，习近平敏锐地观察到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以满足人民对绿色健康生活的向往的促进作用，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解决生产力发展和生态破坏之间的矛盾[10]。此外，有学者还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既是习近平对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动力观的坚持，又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的传承。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为革命而生、因革命而兴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过革命。因此，习近平强调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以“四个全面”的自我革命形式不断担负起社会革命的重大历史责任[16]。

第三，关于历史大势的研究，包括对历史规律、历史时代、世界历史和发展道路的研究。

历史大势是指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趋势及其基本特征。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规律性。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重要规律。基于历史发展的规律、进程和趋势，马克思对社会历史时代的内涵、标准、本质、阶段特征、不同时代的阶级性等内容作了全面分析，形成了完整的历史时代思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强调，世界历史的开创为共产主义创设了前提条件，唯有在普遍交往和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下，才有无产阶级跨国界的联合、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历史唯物主义还强调，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都是从现实的个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所以历史道路的选择必然要依据当前的社会经济现实，而且同一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不同国家和民族依据其具体特点之差异也必然有不同的历史道路选择。

在关于历史大势方面，首先习近平深刻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精髓，提出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规律观的丰富与发展，要不断深化对这三大规律的认识。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他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进程中对中国的历史方位作出的科学判断。再次，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基础上，他深刻洞察了当前的世界发展趋势，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最后，他强调世界各国并未被限定于唯一的历史道路中，世界各国需依据自身国情或者社会发展状况选择适当的历史道路，多维度、多模式地共同迈向现代化征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各国之间的文明互鉴。

就历史规律观与三大规律这一论题而言，海外研究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强调习近平始终坚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学者们指出，习近平坚信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没有过时。当前世界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发展中国家崛起带来的多极化、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尊重这一历史规律[17]。

其二，强调习近平始终深入研究三大规律，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学者们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总原则，且植根于中国国情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对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新发展和新实践；
这一思想还具有全球意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经历两个世纪的工业文明后，进入可持续发展新时代的最新发展成果[18]。

而对于历史时代论与新时代这一论题，海外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结合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习近平新时代这一判断的理论依据。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遵循社会矛盾论，深入探索并研究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等实际情况，科学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出了准确的判断[13]。另外，习近平根据供给侧的新矛盾指明了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时代，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表明他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历史方位的优良传统[19]。二是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命题出发，说明习近平对新时代这一判断的实践依据。学者们认为，习近平始终把为人民谋福祉视为己任，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他对新时代的准确把握，在于他对人民现实需要历史转变的深切观察[3]。习近平之所以对中国发展历史方位作出了新的重要战略判断，是因为他始终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虽然已解决十几亿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但还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20]。

关于世界历史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论题，一方面，学者们认为，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世界历史观的理论传承和与时俱进。其既是世界历史观的中国化，也源自对当今世界形势的准确判断。习近平准确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承认世界历史的客观形势，强调推动世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21]。另一方面，学者们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继承世界历史观的前提上，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思想敦促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完善世界人民的生活条件，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要求实现各民族平等、共享发展成果，从零和博弈转向合作共赢[2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世界历史观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体现，它要求建设一个追求全球和平发展、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各国文明开放包容的共同体，为解决当前各国面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冲突和生态污染等提供了崭新的中国方案[23]。

对于历史道路和中国道路这一论题，海外研究主要有两条进路：一是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中国道路定为合乎历史规律、社会现实和人民要求的道路。学者们指出，习近平坚持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将解放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工程，将改革开放视为中国道路继续开拓发展的动力，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视为中国道路的重要支柱，这无一不表明，中国道路是合乎中国具体实际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正确道路[24]。二是指出习近平在倡导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历史道路的基础上，为新型全球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守互利共享的外交准则，摆脱了欧洲殖民主义式的霸权逻辑，拒绝任何形式的零和思维，要求实行世界各国自主选择历史道路的新型国际交往模式，将合作共赢之新型全球化模式视为各国发展的根本保障，坚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全球历史道路观点[1]。有学者则强调，习近平坚持唯物史观，努力建设的是一个追求全球环境和平发展、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各国文明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全球治理危机提供了崭新的中国方案[23]。

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审视，关于习近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海外学界的基本主张和主要论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明确并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纠正了以教条主义的方式看待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倾向，坚持以“知行合一”观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将改革动力观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断优化结合，发展了改革动力观的具体方法，提出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法论；
灵活运用社会矛盾分析法，揭示了当前中国的基本矛盾变化，丰富了社会矛盾观的具体内容；
将人民主体观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首要原理，彰显了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扩展并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规定。主要体现在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和自然有机统一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相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形成了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论等崭新理论成果，发挥了其现实建构意义，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以新时代基本矛盾的转变，如美好生活需要、生态环境治理等，丰富了改革动力观的基本原理；
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驳斥了欧洲中心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倾向，维护了世界历史观，并展现出其当代价值；
以中国梦、中国人权观等全新理论，丰富并发展了人民主体观的具体内容。

第三，开启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研究论域、研究范畴和研究视野。主要体现在将生产力作为单独研究论域，创造性地发展了生产力观，改变了以往把对生产力的研究附属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之上的情况；
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范畴，并提出保护生产力的全新观点，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
通过准确判断当前的世界发展形势，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观。

总体而言，海外学界关于这一专题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主题呈现出全面性特征。首先，现有研究几乎涵盖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领域，全面梳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各个论题。尽管研究人员侧重点不同、观点也有所分歧，但总体而言，较为全面地呈现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各具体论题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人民主体观和人民至上”论题上，国外学者各抒己见，从“中国梦”“中国人权观”等方面拓展了这一论题的研究外延，较为全面地挖掘出了这一论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渊源。其次，海外学者的探讨，充分观照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维度，既彰显出广阔的研究视域，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例如，在“世界历史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论题中，既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习近平对当前世界发展形势的判断息息相关，又表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历史观的继承和发展；
此外，还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当前全球治理危机、驳斥欧洲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的有效方案。

第二，研究主体呈现为多样化特征。首先，研究成果不仅包括大量国内学者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外文成果，而且还包括大量海外华人对这一论题的阐释。例如，潘家华教授就曾多次在国外期刊上发表与这一论题相关的论文，还出版了《中国生态文明的全球视野》一书。其次，研究人员还包括大量海外学者，其中澳大利亚学者罗兰·玻尔、美国学者熊玠等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抱有极大的研究热情，出版了多本相关著作。此外，各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官方机构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重镇，例如美国东亚研究所就出版了《时代潮流：北京对美竞争观的基础》一书。

第三，研究方法表现出丰富性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交叉，如罗兰·玻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国人指南》一书就将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方法同统计学方法等进行了结合。另一方面是社会科学各学科方法的交叉，如《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权重要论述的新贡献》一文就综合运用了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海外研究虽然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和诸多教益，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研究空间、丰富了研究范式，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值得注意的问题，大体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研究缺乏系统性，尚未形成体系。当前研究几乎都围绕着各具体论题展开，并没有展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完整脉络。究其原因在于，海外学者大多倡导“深度分析”，对于“宏大叙事”有所排斥，这就导致对此论题的研究呈现出片面化、碎片化特征。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外研究中有较大比重，但大多数研究都止步于分析中国外交政策和经济战略，并未深入领会其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的理论联系，且忽视这一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再者，海外研究较为倡导量化分析和统计学方法，在众多论题上过分迷信数据和图表，经常将整体性问题简单地还原为经济问题、人口问题等。例如，有学者在运用数据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时，错误地将中国政府在国外投资额的增加、对国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帮扶理解为中国企图获取霸权，落入了简单的“零和博弈”思维。

其二，部分研究存在曲解和误读问题。有的学者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误读为“冷战思维”的理论成果，即简单地贬低资本主义、抬高社会主义。究其原因，这些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学术话语的影响，缺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观照，忽视对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客观考察，因而时常作出狭隘、片面的论断。出于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和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研究成果存在部分误读和曲解问题，从而丧失了有效性和科学性。

总体上说，随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各项工作的稳步推进，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迅速提升。海外学界对于中国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对于这一论题也不断生发出更浓厚的研究兴趣，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也逐渐趋于实际。深入分析和研究相关海外成果，对中国学界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中国学界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理论体系的研究，加强对习近平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贡献的深度学理性体系化研究。只有阐述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联系，才能避免海外学界将其嫁接到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错误趋向，扭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曲解和误读。

第二，中国学界要提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能力，避免单纯的“宏大叙事”，从而忽视学术理论和现实实践的双向互动。过于重视“宏大叙事”，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对具体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论证。这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学界面对海外学者在具体数据、模型建构等方面曲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理论反驳缺乏充分的说服力。唯有加强自身对具体论题和现实问题的分析，才能不断推进理论研究，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第三，中国学界要重视同海外学者的学术互动和理论交流，在提高自身理论研究水平的同时，提升对外交流能力。对于部分海外学者的曲解，中国学者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并予以科学回应，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分析其理论缺陷和现实动机。这就要求，国内学者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和理论素养，继续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论联系，以科学、严谨的学术成果同国外学界展开同等水平的、不卑不亢的学术对话，以优秀的学术成果纠正国外学界存在的部分偏见和质疑，帮助国外学者认识和了解更为真实和全面的中国，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和时代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