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學對中國哲學建構的影——一種歷史性的考察

江怡

[關鍵詞]分析哲學 中國哲學 西方哲學東漸史 現代哲學 西方哲學 中國分析哲學

分析哲學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歐洲出現的一種哲學思潮，強調以邏輯分析方法處理傳統哲學問題，並提出以科學研究爲模板改造哲學的理想，以弗雷格、羅素、維特根斯坦以及維也納學派爲早期代表。20世紀40年代後，隨着歐洲哲學家大量移民美國，分析哲學最終在美國得到長足發展，逐步取代實用主義，成爲美國哲學的主流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哲學得以復興，以英國牛津日常語言哲學和劍橋學派爲代表的分析哲學在歐洲大行其道，與當時在歐洲大陸盛行的現象學、存在哲學等形成鮮明思想對峙，由此構成20世紀西方哲學整體圖景。20世紀後半葉，隨着分析哲學內部爭端不斷加劇，以及當代科學技術發展對哲學研究的更多要求，使得傳統以語言邏輯分析爲主要特徵的語言哲學逐漸衰落，以意識意向研究爲主要內容的心靈哲學以及知識論、分析的形而上學乃至認知科學哲學研究等成爲分析哲學的主流。本文試圖展現這種哲學進入中國的歷史進程，揭示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的互動如何造成了中國哲學的現代形態，尤其是在西方哲學東漸的過程中，分析哲學又是如何逐步影響到中國人的哲學思維方式，並最終形成了“中國分析哲學”這種特殊的哲學形態。

分析哲學進入中國，始於19世紀末實證主義哲學家孔德、斯賓塞等人的思想被介紹到中國；
但中國哲學界真正認識分析哲學，是在20世紀20年代。隨着杜威、羅素訪華以及維也納學派和維特根斯坦思想被介紹到中國，中國哲學家們開始瞭解並研究當時還處於早期階段的分析哲學思想。羅素爲當時中國學術界帶來了新實在論和邏輯實證主義的哲學觀念，開啓了中國哲學界對當時在西方尚處於起步階段的分析哲學的極大興趣，對羅素思想的研究成爲當時中國哲學界乃至整個思想界趨之若鶩的話題。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在他訪華之前就通過他在中國的學生們廣爲傳播，胡適、蔣夢麟、陶行知、郭秉文等人在中國哲學界、教育界、思想界努力宣傳和踐行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使得以實用主義爲標誌的經驗主義傳統在中國得以發揚光大，並被看作是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最具有契合度的西方哲學。

20世紀20—30年代，不少中國學者遠渡重洋，到西方國家尋求現代科學的真理，學成歸國後在國內傳播和研究西方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哲學，在國內哲學界引起巨大思想震動。例如，洪謙、金岳霖等畢其一生，致力於宣傳邏輯實證主義思想和現代邏輯精神，爲國內哲學界帶來陣陣清風；
而馮友蘭、張岱年等哲學家則試圖以分析方法處理中國哲學問題，最終形成具有分析特色的中國哲學體系。這些都展現了分析哲學在20世紀中國哲學的傳播和影響，直接反映了西方哲學在中國的歷史進程。20世紀80年代後，中國哲學界迎來了思想解放的歷史階段，以科學哲學爲主導的實證主義傳統在中國哲學研究中得到極大推廣，以自然辯證法爲學科標誌的科學哲學研究成爲中國現代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分析哲學在20世紀中國哲學中的傳播和演變，正是中國現代哲學的一個重要側面，特別體現了中國哲學家們在面對現代與傳統的思想衝突中做出的理論選擇，由此形成了中國現代哲學與傳統哲學之間區別的明顯特徵。

基於以上對分析哲學在中國歷史發展的簡單梳理，可以清楚看到，對20世紀中國分析哲學史的歷史考察和理論說明，應當是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也是樹立中國哲學理論自覺意識的重要內容。由於分析哲學傳入中國伴隨着西方哲學東漸的歷史過程，因此，當代研究者們對前者的研究就需要依據對後者的研究展開，亦即西方哲學的東漸史首先就是分析哲學在中國的傳入史，也是中國哲學家們對分析哲學的接受史。

第二次西學東漸以來，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構成了當代中國哲學的重要內容。國內哲學界對西方哲學東漸史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先後以蔡元培《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1923)、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1934)、賀麟《當代中國哲學》(1946)最爲著名，最近則以湯一介主編十四册叢書《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2002)、黃見德的兩卷本《西方哲學東漸史》(2006)爲代表。這些著作肯定了20世紀中國哲學研究以吸收借鑒西方哲學爲框架，以中國傳統思想爲內容，以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爲指向的整體建構。特別是湯一介、黃見德，不僅對西學東漸歷史做了系統而深入的考察梳理，而且還對西方哲學在中國的歷史演變給出了較爲清晰的路綫圖和較爲完整的理論說明。

湯一介是中國最早倡導系統研究西學東漸史的哲學家，在推進當代中國哲學的整體建設上做出了突出貢獻。他特別強調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研究不可替代的作用，指出，當代中國哲學建設離不開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傳播，而今人對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重構更是要借鑒西方哲學的重要思想方法。①湯一介：“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叢書總序”，黃見徳《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導論》(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第2～5頁。在西方哲學的重要思想方法中，湯一介十分重視分析方法對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貢獻，尤其是這一方法在語言分析方面的突出表現，讓他對理解與闡釋的關係有了深層的領會，並竭力推崇中國闡釋學的研究。黃見德是中國全面系統研究西方哲學東漸史的第一人，畢其一生從事西方哲學東漸史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他就出版了專著《西方哲學在當代中國》(1996)、《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問題》(1998)等；
進入21世紀後，又分別出版《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導論》(2001)、《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哲學卷》(合著，2001)、《西方哲學在當代臺灣和香港》(2002)、《西方哲學東漸史》(2006)、《西方哲學的傳入與研究》(2007)、《明清之際西學東漸與中國社會》(2014)等著作。《西方哲學東漸史》是中國第一部全過程系統論述西方哲學東漸的成果，受到了國內西方哲學研究者的歡迎；
《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導論》於2004年榮獲第十四届中國圖書獎，2007年入選中國出版集團“中國文庫”第三輯。黃見德非常重視分析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史，分別論述了早期實證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維也納學派在中國的影響，羅素和維特根斯坦哲學在中國的研究以及分析方法在當代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運用。

對分析哲學在中國傳播的研究做出重要貢獻的是胡軍、胡偉希。胡軍在《分析哲學在中國》中明確提出，中國現代哲學建構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分析方法。羅素來華講學是促進分析哲學在中國流傳的一條主渠道，洪謙帶回的維也納學派邏輯實證主義思想是分析哲學在中國流傳的另一綫路。20世紀20年代是分析哲學在中國的傳播階段，30—40年代出現以分析方法建構起來的張岱年哲學思想體系。中國分析哲學家們運用的主要方法是語言分析，但他們對邏輯分析也相當重視，金岳霖就是重要代表。中國分析哲學的另一特點是，馮友蘭、金岳霖、張岱年都堅持形而上學立場，建構自己的形而上學體系。中國分析哲學家運用分析方法建立形而上學，就是試圖將中國哲學的道德境界和現代分析方法結合起來，爲中國傳統的人生境界論尋找現代方法論基礎。胡偉希在《中國本土文化視野下的西方哲學》中指出，西方哲學進入中國並開始蔓延是20世紀中國哲學界的基本現象；
20世紀中國的所有哲學都接受了西方哲學的挑戰與洗禮。但是，在不同哲學氣質與價值取向的中國哲學家那裏，西方哲學的影響與影響效果並不一樣。這說明，20世紀中國哲學家們在理解與吸納西方哲學思想時有類型區別。胡偉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對金岳霖與實證主義哲學之間的關係做過系統研究，出版《金岳霖與中國實證主義認識論》，論述中國近代實證主義思想的發展、特點及其影響，並以金岳霖《知識論》中提出的幾個基本認識論問題爲綱，對中國實證主義的感覺論、概念論、因果論、真理論、邏輯與科學方法進行考察評價，探討中國近代實證主義認識論與中國傳統哲學、當代中國哲學的關係。

楊國榮、陳少明、彭永捷等中國哲學史研究者，對分析哲學在中國哲學研究領域中的作用也給予極大關注，發表專論，主編著作，爲中國哲學研究如何使用分析方法提供有益思路。例如，楊國榮在《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一文中指出，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常常被視爲兩種迥然相異的哲學趨向。然而，就中國哲學研究而言，分析哲學並非一種異己的存在或無法相容的形態。無論是從回顧和考察中國哲學的歷史看，抑或從當代中國哲學的建構着眼，具體把握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關係都有不可忽視的意義。他明確提出，今天研究中國古典哲學，需要運用分析哲學的方式，通過概念的辨析、理論內涵的揭示、邏輯關係的重構，具體把握以往哲學的理論系統和內涵。這就表明了分析哲學在中國哲學研究中的作用。陳少明在《做中國哲學》中則突出強調，在當代哲學的背景下如何做中國哲學研究。他指出，“中國哲學”有經典哲學與當代哲學兩層含義，前者是就其包含經典文化與思想經驗而言，後者則是時間概念，前者也包含在後者中。因此，中國經典哲學是否有力量，取決於它與其他當代哲學(來自西方或意識形態)的競爭能力。至少它得令人信服地顯示，經典思想對現代精神文化具有獨特的解釋與塑造功能，這種解釋和塑造功能首先來自對經典的分析和重構。彭永捷則在中國哲學研究領域較早提出“漢語哲學”概念，對中國哲學的起源、合法性以及研究路徑等問題做出系統反思，其中對分析方法運用於中國哲學研究提出自己的思考。中國哲學與分析哲學的互動不僅表現在中國哲學研究者對這個問題的論述中，更表現在中國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之間的對話交流。早在20世紀90年代，兩者的對話就在幾次研討會上展開，並形成一些研究成果，如楊國榮主編的《分析哲學與中西之學》、彭永捷主編的《重寫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學科范式創新》。近年來，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圍繞哲學史方法論展開了熱烈討論，其中包括對分析方法運用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以及哲學方法論在中國哲學當代重建中的地位問題。這些都直接反映中國哲學史研究者們對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關係的重新關注。

分析哲學研究和分析方法運用在中國，不僅包括中國大陸，而且包括港澳臺地區。應當說，港澳臺地區的華人學者對分析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特別是在運用分析方法重新解釋中國傳統哲學方面取得了矚目成績，得到了國內哲學界的普遍關注和好評，重要代表人物是臺灣的殷海光、林正弘，香港的馮耀明、葉錦明，澳門的周柏喬。

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嫡傳弟子，深受邏輯實證主義哲學的思想影響。他的思想以他的學問作基礎，關懷的是自由、民主、科學、社會正義，鑽研的是分析哲學與文化問題，善於把分析方法運用到剖析具體社會政治問題，運用於解決傳統文化面臨的現實困境。林正弘長期任教於臺灣大學，在邏輯學和科學哲學等領域多有建樹，爲臺灣推廣普及邏輯學做出了貢獻。他合編英文文集Philosophy and Conceptual History of Science in Taiwan(哲學與科學概念史在臺灣)，由荷蘭克魯爾(Kluwer)學術出版社出版。他的名篇《白馬非馬》對中國戰國時代公孫龍的白馬非馬論做出了當代邏輯學的解釋，由此確立了邏輯分析方法在討論中國傳統哲學問題中的重要作用。長期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的馮耀明研究領域爲先秦、宋明及當代儒學，道家哲學，佛教邏輯與哲學，古代中國的邏輯與哲學，比較哲學與方法論，主要著作有《超越內在的迷思：從分析哲學觀點看當代新儒學》《公孫龍子》《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他的重要工作是從分析哲學出發重新探討中國傳統思想和經典文本，試圖以邏輯分析和語義分析的方法發現中國哲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和困境，尤其是在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方面。同樣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的葉錦明主要從事中國邏輯史研究，20世紀90年代曾發表文章《對研究中國邏輯的兩個基本問題的探討》，指出一些研究者混淆了“應用推理”與“研究推理”的關係以及對邏輯工具缺乏準確的認識，引發了港臺分析哲學家們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她在《先秦論辯思想的方法學分析》《禪宗教引方法析論——評鈴木大拙的分類架構》《論金岳霖的形上學》等文章中對中國傳統哲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給出了獨特分析，她主編的《邏輯方法與名辯哲學》在國內哲學界和邏輯學界産生了很大反響。周柏喬畢業於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曾在20世紀80—90年代就職於內地高校，對改革開放之初分析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做出了貢獻，特別在科學哲學和分析哲學當代發展方面成果顯著。同時，他特別關注分析哲學在中國的發展，提出對分析哲學中的中土異軍的重視，以洪謙、金岳霖、沈有鼎、王浩爲這支隊伍的主要代表，尤其對他們在概念分解和更新、知識基礎和成立等方面做出的貢獻給予很高評價。

雖然港澳臺地區在分析哲學以及邏輯學、科學哲學等領域取得了不少成績，特別是在運用分析方法重新解釋中國傳統哲學問題和經典方面做出了貢獻，但由於歷史原因和地域限制，這些學者的成果並沒有進入港澳臺地區和中國大陸的哲學研究主流。箇中原因，臺灣學者王文方以邏輯學著作爲例做過分析，認爲，這些著作大多冠以“基礎”“入門”“講義”“實用”“趣味”“大衆”等字眼，更多地是一些教科書或引起大衆對邏輯學感興趣的入門讀物，很少有作者個人的獨到見解，更遑論有深入和前沿研究。更深層原因則是，由於臺灣當局對邏輯學研究缺乏重視，特別在邏輯學人才培養方面沒有任何作爲，導致臺灣邏輯學研究處於自生自滅狀態。①王文方：“臺灣六十年(1949—2009)邏輯學研究”，《邏輯學研究》3(2010)：1～25。雖然這種情況主要在邏輯學領域，但在分析哲學研究中同樣存在類似情況。這就難以使港澳臺地區的分析哲學研究成果能夠在當代中國哲學語境中得到廣泛認可，也使得港澳臺地區的分析哲學研究者難以確定自己的研究工作在當代中國哲學中的地位。

無論是歷史的描述還是理論的建構，中國研究者都對20世紀的中國分析哲學發展給出了自己的論證和評價，這些成果也成爲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根據內容和性質，這些成果大致可分爲兩大類。第一類是對20世紀中國分析哲學的歷史性描述，可稱作“分析哲學在中國”，代表性成果是湯一介主編的《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叢書和黃見德關於西方哲學東漸史的系列著作。第二類是分析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方法論意義和理論建構，可稱作“中國的分析哲學”，主要成果是楊國榮的《中國哲學與分析哲學》《分析哲學與中西之學》、陳少明的《做中國哲學》、趙敦華的《西方哲學的中國式解讀》等。

在《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總序中，湯一介對西方哲學進入中國的過程做了系統論述，指出當代中國哲學正是在西方哲學傳入後最終形成自己的理論形態這個歷史事實。他以金岳霖、馮友蘭的哲學方法論爲例，說明當代中國哲學的形成與西方分析方法在中國哲學中的運用有着密切思想聯繫。十四卷本的《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叢書就是對這個觀點的最好證明。其中，與20世紀中國分析哲學史研究相關的各卷有：第1卷《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導論》(黃見德)、第4卷《實用主義在中國》(楊壽堪、王成兵)、第6卷《實在論在中國》(陳鵬、張耀南)、第7卷《分析哲學在中國》(胡軍)、第13卷《中國本土文化視野下的西方哲學》(胡偉希)，佔了叢書近三分之一分量。

《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導論》從西方哲學東漸的必然性、曲折歷程和最後結果三個方面論述了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和社會的影響，但對分析哲學在中國哲學中的作用則着墨不多，對邏輯分析方法作用於中國哲學的影響也是一筆帶過；
即便如此，作者還是對張申府、金岳霖、洪謙、江天驥、塗紀亮、舒煒光等哲學家在分析哲學領域所做的工作給予了特別關注，指出他們的重要貢獻在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②黃見德：《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導論》(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第340頁。《實用主義在中國》雖然是以介紹實用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爲主要內容，但由於實用主義代表的經驗主義傳統和科學主義精神對中國當代哲學産生了重要影響，因而，該書也可以被作爲20世紀中國分析哲學史研究的重要資料。作者對實用主義的實證精神給予了很高評價，特別是對以杜威哲學爲代表的實用主義對中國哲學、社會和教育的深遠影響給予了重視。該書在分析20世紀後半葉實用主義在中國復興的歷史背景時指出：“對實證主義、分析哲學、語言哲學、現代科學哲學和後現代主義哲學研究的深入，使得我國學術界能夠在更大的學術背景中理解實用主義哲學，及時把握實用主義在當代的發展脈絡，特別是探討新實用主義問題。”①楊壽堪、王成兵：《實用主義在中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第151頁。這些表明，實用主義於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的傳播和80年代後在中國的復興，都與分析哲學在中國的傳播有着密切思想聯繫。《實在論在中國》則是20世紀中國分析哲學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該書從新實在論、批判實在論、科學實在論三個流派方向，描述和分析了西方實在論哲學在20世紀中國的傳播歷程，特別強調了馮友蘭的新理學、金岳霖的道論哲學和知識論體系、張東蓀的多元知識論和知識本體論等對實在論研究的重要貢獻。該書對金岳霖、張東蓀的知識論做了比較，提出以張申府的“大客觀論”方法解決外在論與內在論之爭，以期作爲當代中國哲學對實在論問題的獨特貢獻。②張耀南、陳鵬：《實在論在中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第289～309頁。

在《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叢書中，《分析哲學在中國》是對20世紀中國分析哲學史梳理最爲完備的一部著作。該書在國內首次提出“中國分析哲學”這一概念，並對這個概念內涵做了規定，即“中國哲學視野下的分析哲學”。基於這個理解，作者把張申府、洪謙、馮友蘭、金岳霖、張岱年等人都作爲中國分析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然而，這種歸類引發不少學者質疑，特別是把馮友蘭、張岱年的哲學看作分析哲學在中國的代表，這與他們的哲學主導傾向和哲學特點有着很大差別。該書主要聚焦1949年之前中國分析哲學，對20世紀後半葉分析哲學在中國的研究和發展較少論及，衹在最後一章中作爲“分析哲學的復興”提及。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後的中國分析哲學研究出現了更多更廣的成果，這些應當被納入20世紀中國分析哲學史的研究範圍。

《中國本土文化視野下的西方哲學》是對西方哲學東漸史考察的一個總體評估。爲了區別於“20世紀中國哲學視野”的西方哲學，作者對“中國本土文化的視野”概念做了說明，這是從中國問題出發而試圖從西方哲學中尋求解決問題出路，最終落腳點是解決中國問題。這可以用於說明“中國分析哲學”概念：“中國分析哲學”屬中國哲學組成部分，是用來自西方的分析方法處理中國哲學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理論和方法。由此，“中國分析哲學”就有了雙重任務：一方面，它需要對西方哲學本身做出系統準確的知識分析，由此形成對西方哲學(包括分析哲學)的正確理解；
另一方面，它更需要從中國哲學本土思維方式提出對西方哲學(當然也包括分析哲學)的價值判斷，由此對中國哲學做出新的闡釋。這應當是“中國分析哲學”的題中之義，也是20世紀中國分析哲學史研究的主要任務。

從上述研究者的成果看，主要還是基於西方哲學東漸的歷史考察，把分析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看作西方哲學東漸史的一部分，根據這種東漸史的背景考察來確定中國分析哲學的基本定位，並沒有在此基礎上形成對中國分析哲學的理論表達，更沒有對中國分析哲學的系統研究。由此，就需要觀察一下中國分析哲學的第二類研究，即分析哲學對中國當代哲學研究的方法論意義和理論建構。

楊國榮在《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一文中，詳細介紹了分析哲學的發展歷史和主要特徵，對中國哲學與分析哲學之間的異同給出了自己的獨特分析，特別強調分析方法對於當今中國哲學研究具有的重要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文的主旨並非爲分析哲學站臺，而是要澄清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關係，說明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哲學思維方式。雖然分析哲學可以爲人們提供很好的哲學分析方法，但在哲學立場上卻無法爲人們提供思想觀念上的任何幫助；
相反，它自身的技術化和專業化，反而導致這種哲學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即獨斷論的形而上學。反觀中國哲學研究，這種哲學立場則是爲人們提供思想境遇和在場觀念。這些使得分析哲學在中國哲學研究中往往更多地被作爲一種方法而討論。此外，楊國榮主編的《分析哲學與中西之學》文集收入了楊國榮、胡軍、江怡、管原光、中村春作、黃勇、巴里·艾倫、權五榮、楊國強、路新生、葉波、郭梨華、李銳等人的文章，內容涉及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東西之學、傳統與現代、文獻與思想等問題。有關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部分，主要來自楊國榮、胡軍、江怡的工作。

《做中國哲學——一些方法論的思考》是陳少明多年來思考中國哲學研究方法論問題的一個結果，其中包括了哲學與論證、想象的邏輯、思想史研究等多個維度的討論。作者指出，判定哲學性質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標準，一個是提出哲學問題，另一個是具有專門的方法。而哪些問題可以被看作是哲學問題，則需要有專門的方法加以判別，這種方法就是論證。哲學的論證方法具有三個主要特徵：一是提問方式，就是對問題前提的不斷追問，不滿足於現有的結論；
二是問答總是以合乎理智的方式進行，也是要有推理論證的要求；
三是哲學論證必須提供解釋性或規範性的知識，而不是科學的定律或法則。這些觀點反映了中國哲學研究者對哲學分析與論證方法的自覺意識，從哲學方法論的高度審視分析方法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趙敦華的《西方哲學的中國式解讀》對20世紀西方哲學的危機和出路、作爲文化學的哲學、“是”“在”“有”的形而上學之辨等問題都給出了自己的獨特分析，並對中西形而上學的有無之辨和中西傳統人性論的公度性等問題做出了比較考察，由此形成作者所理解的以中國人眼光解讀西方哲學的主要思路。這種本位哲學的自覺意識首先來自對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間異質性的認識，更來自對中國哲學自我建構的主動要求，也是中國哲學的一種自我主張。但在如何建構中國分析哲學問題上，該書似乎還沒有給出具體的分析論述。

圍繞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關係問題，中國哲學界在世紀之交曾舉行過兩次全國研討會(1999年8月12日—15日，昆明；
2000年7月29日—30日，蘇州)，全面討論了用分析哲學方法研究中國哲學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研究路徑等問題，從本體論層面、語言分析和道德哲學角度審視了分析哲學之於中國傳統哲學的意義。從學者們的論述中可以看出，用分析哲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哲學是必要的。從分析哲學自身發展來看，它既可以汲取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來彌補自身局限性，又可以用分析方法補充後者不足，而從哲學本性以及當代中國哲學發展狀況來看，分析哲學以經驗爲基礎，以邏輯爲工具，以清楚、明白爲論證目標的理性思維方式，正是發展中國哲學所需要藉助的工具。在用分析哲學方法研究中國哲學的可能路徑上，研究者們側重討論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方法與分析哲學方法的區別，指出了運用分析方法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的特點和優勢。通過兩次研討會，來自中國大陸和港澳的參會者們基本上形成共識：“首先,不能簡單地用現代哲學框架去匡正古代哲學範疇。古代哲學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研究它要考慮到當時的語境，而不是將我們的觀點強加於古代哲學。同樣，對於中國哲學研究來說，分析哲學有用但也有其局限性。其次，就如何對傳統哲學進行現代的詮釋和改造而言，一種思路是借鑒分析哲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從而釐清觀念、發現問題，將中國哲學從‘博物館’中取出來發揮作用。”①李紅：“從分析哲學的視角看中國哲學——記全國首届‘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研討會”，《哲學研究》10(1999)：77～79；
“分析哲學之於中國哲學的意義——全國第二届‘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研討會綜述”，《哲學研究》11(2000)：77～78。但是，如何運用分析哲學方法研究中國哲學，以及兩者之間的重要差別在何種程度上影響分析方法的運用和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國內研究還存在許多觀點分歧和理解差異。

儘管中國哲學界對中國分析哲學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國分析哲學”概念正在形成，但對於分析哲學在中國的演變以及分析哲學對中國哲學的重要意義還缺乏系統的歷史梳理，更沒有整體的思想研究，特別是缺乏對中國哲學分析化的專門的歷史考察和分析哲學中國化的深入的理論分析，沒有形成中國分析哲學的問題意識，也沒有對中國分析哲學的方法論研究。在中國哲學亟需加強理論自覺和觀念認同的今天，系統梳理中國分析哲學的歷史，從哲學理論高度重新認識分析哲學對中國哲學當代重建的重要作用，從理論闡釋、方法論論考察和問題建構三個方面，充分展現中國分析哲學對中國當代哲學的特殊貢獻，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十分迫切。

其一，需要對中國分析哲學研究作歷史梳理，在內容上完善當代中國哲學研究主題，在邏輯上建構當代中國哲學研究框架。對中國分析哲學的歷史總結，是展現當代中國哲學的邏輯圖景，最終實現哲學現代化的歷史使命。無論是從西方哲學東漸史的歷史角度看，還是從中國哲學的本位意識的理論建構看，中國分析哲學史都是中國哲學在與外來異質文化和他者哲學的思想遭遇中做出的恰當和及時反應，更是對佔據20世紀西方哲學主導地位的分析哲學運動的中國式回應。這種反應和回應的直接結果，就是作爲不同於西方分析哲學的中國分析哲學的誕生。在一定意義上，20世紀中國哲學史就是中國哲學與分析哲學的交流史。因此，全面理解20世紀中國分析哲學研究，不僅能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當代中國哲學，而且有助於21世紀中國哲學的理論建構。

其二，需要對中國分析哲學研究作理論闡釋，明確中國哲學運用分析方法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特色，實現西方哲學的本土化，成就當代中國哲學的理論貢獻。研究20世紀中國分析哲學史，有助於人們更清楚地理解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過程，也有助於人們更好地認識中國哲學對分析哲學發展的可能貢獻。在思想上，中國傳統文化被看作經世致用之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歷來爲士大夫嚮往。然而，“格物致知”路徑與“天人合一”境界間的思想衝突，使得傳統文化始終處於阻礙思想進步的尷尬境地。第二次“西學東漸”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科學和邏輯，也爲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發展活力。早期分析哲學正是以科學邏輯的方法論進入中國，直接塑造了當代中國實在論哲學和新理學。系統和深入探討分析哲學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演變，爲人們清楚認識當代中國哲學性質和特徵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在學術上，20世紀早期中國哲學研究藉助於羅素、維特根斯坦和維也納學派哲學以及西方其他哲學思想(如實用主義哲學)，對經驗、世界、語言、邏輯等問題展開系統討論，在理性思維、啓蒙精神、進化論哲學等方面都有深入思考，開啓了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先河。20世紀後半葉對分析哲學的研究和傳播，構成了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當代中國哲學界與國際分析哲學界的學術交流日益頻繁，也構成了20世紀中國哲學的重要內容。因此，全面展現20世紀中國分析哲學發展史，爲深入理解分析哲學性質、問題和方法以及分析哲學未來走向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學術意義。

其三，需要對中國分析哲學研究作問題建構，確立中國哲學在分析哲學研究領域的獨特視角和問題框架，凸顯中國哲學問題在分析哲學研究領域中的特殊地位。對中國分析哲學研究的問題建構，將真正實現“中國哲學走出去”而成爲世界哲學重要內容的時代任務。在基本思路上，是對20世紀中國分析哲學發展歷史和理論的系統研究。在主要研究思路上，則是從完整梳理分析哲學在中國的發展歷史出發，概括總結分析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觀點和思想特徵，系統展現中國哲學家運用分析方法取得的哲學成就，全面展現中國分析哲學研究主要貢獻。在研究目標上，不僅需要爲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提供一個成功本土化範例，而且需要爲中國哲學學科提供一個中西哲學融合的權威模式，更是爲當代中國哲學研究國際化提供一個重要參照，爲國際分析哲學研究本土化提供一個重要成功案例。

其四，需要對中國分析哲學研究作方法論考察，明確哲學方法論對中國哲學研究的奠基作用，表明中國分析哲學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多元性，突出中國分析哲學方法論的創新性質。這裏的方法論，是對哲學方法的自我反思，因而也是對中國分析哲學歷史的自我反思。哲學上的方法選擇，爲中國哲學創建自己的學科提供了重要指南。從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哲學研究方法確定了中國哲學研究的性質。這些研究方法包括賦比興、直觀與想象、思想實驗以及廣義論證等，它們與邏輯論證、形式推理、語義分析等，都被看作中國分析哲學研究的基本形式，由此構成了中國哲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因此，需要對中國分析哲學研究中使用的各種方法做出系統整理，由此表明中國分析哲學方法論的創新性質。同時，對哲學方法論的考察也是對“做中國哲學”的一種方法說明，由此顯示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特徵。

其五，需要對中國分析哲學史作系統研究，凸顯分析哲學研究在中國的多學科特徵，體現中國分析哲學具有的元哲學性質，揭示中國哲學的未來走向。從歷史上看，中國分析哲學經歷了不同時期的形態變化，從最初的實在論哲學研究以及實用主義和進化論的影響，到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研究，再到自然辯證法研究，最後形成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作爲自然辯證法的學科代表。分析哲學在邏輯學、科學哲學、語言哲學、心靈哲學等領域的研究以及在部門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凸顯了分析哲學的多學科特徵。從學術上看，由金岳霖、洪謙、江天驥的研究學脈構成的中國分析哲學的三足鼎立，體現了中國哲學家理解和研究分析哲學的三種不同態度和方法，引發了人們對20世紀中國分析哲學的深層思考，希望能夠爲接下來的重構當代中國哲學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

展望未來的研究，希望在內容上能夠聚焦分析哲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以描述的方式展現中國分析哲學形成發展的歷史；
在性質上，能夠致力於中國分析哲學的理論建設，從問題分析入手，側重方法論探索，以多學科交叉爲靶向，建構中國分析哲學的整體框架，完成對中國分析哲學的體系性說明。總之，希望未來的研究能夠對中國分析哲學有一個完整的展現，對中國哲學的當代建構提供一個具有說服力的、開創性的、理論化的哲學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