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肿瘤患儿父母急性应激障碍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汤美珠，赵 芸

（无锡市儿童医院，江苏 无锡 214000）

近年来，受环境污染、不良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儿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包括儿童腹腔肿瘤、淋巴瘤、肝母细胞瘤等。儿童恶性肿瘤的发生不仅会导致患儿的身体状况、生活质量显著下降，还会导致患儿父母出现心理应激创伤，使其对患儿的照护能力下降，影响患儿的预后[1]。因此，临床上在对恶性肿瘤患儿进行干预时，需在了解其父母急性应激障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予以相应的心理干预，以提高对患儿的照护能力，达到改善患儿预后的目的。本次研究对非急性应激障碍与急性应激障碍的恶性肿瘤患儿父母开展对照研究，旨在进一步探讨导致恶性肿瘤患儿父母出现急性应激障碍的危险因素，现报道如下。

1.1 研究资料

选 取45 例 于2019 年1 月 至2021 年12 月 期 间我院收治的无急性应激障碍的恶性肿瘤患儿父亲或母亲作为对照组。其中患儿父亲有21 例（占46.67%），患儿母亲有24 例（占53.33%）；
年龄24 ～46 岁，平均（35.12±4.57）岁；
患儿肿瘤类型：腹腔肿瘤14 例，淋巴瘤8 例，神经母细胞瘤8 例，肝母细胞瘤7 例，消化系统遗传恶性肿瘤5 例，其他肿瘤3 例。选取45 例我院同期收治的存在急性应激障碍的恶性肿瘤患儿父亲或母亲作为试验组。其中患儿父亲有22例（占48.89%），患儿母亲有23 例（占51.11%）；
年龄24 ～47 岁，平均（35.10±4.62）岁；
患儿肿瘤类型：腹腔肿瘤15 例，淋巴瘤9 例，神经母细胞瘤7 例，肝母细胞瘤6 例，消化系统遗传恶性肿瘤5 例，其他肿瘤3 例。此次研究已通过本院医学伦理会审批，可进行研究。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予以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2]评价，试验组患儿父母得分≥57 分，对照组患儿父母得分＜57 分；
2）患儿初次确诊为恶性肿瘤且经病理学诊断证实；
3）患儿确诊时间在4 周以内；
4）患儿父母具有阅读能力，无认知、精神障碍，可配合完成相关量表调查；
5）患儿父母自愿参与研究并签署书面协议。排除标准：1）治疗期间出现其他应激事件者；
2）存在视力、听力、交流障碍者；
3）存在痴呆、精神异常者；
4）无法配合完成研究者。

1.3 方法

收集并总结两组患儿父母的临床资料：1）一般人口学资料，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情况、职业、文化水平、经济状况等。2）支持因素，包括居住情况、社会支持水平。社会支持水平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Q）[3]评价，共10 个项目，予以1 ～4 级评分法评价，总分为40 分，得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3）疾病情况，包括患儿肿瘤类型、有无转移、治疗方式。4）心理状况，包括心理弹性水平、应对方式。其中，心理弹性水平采用心理弹性量表（CD-RIS）[4]评价，包括坚韧性（0 ～52 分）、力量性（0 ～32 分）、乐观性（0 ～16 分）三个维度，总得分与心理弹性水平成正比。应对方式采用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5]评价，包括面对（8 个条目）、屈服（5 个条目）、回避（7 个条目）三个维度，予以1 ～4 级评分法评价，本研究主要选择面对维度进行分析，共32 分，得分越高，说明积极面对行为越好。对比分析两组患儿父母的上述资料，对于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开展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以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行t检验；
计数资料以% 表示，行χ² 检验；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开展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 恶性肿瘤患儿父母出现急性应激障碍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恶性肿瘤患儿父母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居住情况及患儿肿瘤类型和治疗方式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恶性肿瘤患儿父母的经济状况、婚姻情况、社会支持水平、心理弹性水平、应对方式及患儿肿瘤的转移情况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表1 恶性肿瘤患儿父母出现急性应激障碍的单因素分析[例（%）]

2.2 恶性肿瘤患儿父母出现急性应激障碍的多因素分析

以单因素分析中存在统计学意义的各个变量为对象开展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方法见表2。经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经济状况较差、心理弹性水平低及肿瘤转移是导致恶性肿瘤患儿父母出现急性应激障碍的危险因素。详见表3。

表2 自变量赋值方法

表3 恶性肿瘤患儿父母出现急性应激障碍的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

急性应激障碍即急性应激反应，是常见生理心理反应综合征的一种，直接诱因为急剧、严重的精神打击。对于父母而言，子女被确诊恶性肿瘤是常见急性应激事件的一种。儿童确诊为恶性肿瘤后，父母面临着疾病恐惧、不确定预后、担心复发等心理压力，加之沉重的经济、照护等负担，可导致其出现急性应激障碍。恶性肿瘤患儿父母出现急性应激障碍后，其生理、心理均会发生应激反应，对临床治疗信心下降，对患儿的照护水平降低，并传递负性情绪给患儿，进而可导致疾病转归及患儿预后受到影响。本次研究对非急性应激障碍与急性应激障碍的恶性肿瘤患儿父母开展病例对照研究，探讨了导致恶性肿瘤患儿父母出现急性应激障碍的危险因素。经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导致恶性肿瘤患儿父母出现急性应激障碍的危险因素主要有：1）经济状况（OR=2.501，95%CI为2.191 ～7.145，P＜0.001）。这与赵颂贤等[6]的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对恶性肿瘤患儿照护者正念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济负担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恶性肿瘤患儿的病情严重且特殊，治疗难度大，且特效药物多不在医保范围内，因此相较于经济状况良好的家庭而言，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中患儿父母更容易出现急性应激障碍，心理压力增大。2）肿瘤有无转移（OR=1.579，95%CI 为1.628 ～9.701，P＜0.001）。这与曹艳梅等[7]的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对恶性肿瘤患儿照护者尊严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发现肿瘤转移是影响其尊严水平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恶性肿瘤发生转移后，患儿的病情加重，治疗难度进一步加大，需予以多方面治疗，患儿治疗过程中的不适感增强，对父母造成的急性应激损伤加重，父母出现急性应激障碍的可能性加大。3）心理弹性水平（OR=1.935，95%CI 为1.742 ～10.631，P＜0.001）。这与陈斯雯等[8]的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对恶性肿瘤患儿照护者积极感受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发现心理弹性水平是积极感受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恶性肿瘤患儿父母而言，若其心理弹性水平较低，难以承受子女被确诊恶性肿瘤的心理压力，就易出现急性应激障碍。

综上所述，恶性肿瘤患儿父母急性应激障碍的出现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状况、心理弹性水平及肿瘤转移情况等，需重视对患儿及其父母的心理干预。但本次研究存在样本量小、未考虑更多影响因素等不足，今后需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以进一步明确恶性肿瘤患儿父母急性应激障碍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