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晏子春秋》的人才思想及其对《墨子》的影响

贾海鹏

（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0）

人才，在先秦时期通常被称为贤人、贤士、贤能、贤才等，而且多指有为官理政才能的人。国家要想安定发展，百姓要想和睦富庶，就离不开这些人，故君主治国，选贤任能就是重中之重。

我国上古时期就有选贤任能的优良传统。据《说苑·君道》载：“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大理，益掌驱禽。”[1]22-23《史记·五帝本纪》云：虞舜在位，“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2]42国君之所以要选贤任能，是因为“王者得贤材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不备，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1]26。

在这种思想的启发下，历代明君治国理政无不以求贤为务。《史记》所载：“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2]122-123和“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载与俱归，立为师”[2]1790就是绝好实例。此外，周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2]151和其子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2]1836的求才举动亦被传为美谈，为众多执政者所效仿。周文王对待贤士的态度，让他取得了“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3]578的良好效果。周公也曾提出“爽邦由哲”[4]176“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5]226的人才理念。作为西周明主，他们的思想和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姜太公在建齐之初，就施行了“举贤而上功”[6]1482的求才举措，吸引天下贤能纷纷归附。后至桓公，更以求贤为务。他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为相的史实妇孺皆知。刘向的《新序·杂事五》中还记载了桓公选拔宁戚为卿和五次屈尊求见小臣稷的典故[7]218。如此求贤若渴的态度让桓公朝聚集了大批杰出人才，成为他日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有力保证。

晏子为政之际，齐国已是江河日下，人才凋零。加之，国内公室与卿族之间内斗频繁，更让朝堂之贤寥若晨星。长此以往，齐国必定一蹶不振。为了挽救时局，也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照顾景公的复霸理想，晏子在充分借鉴往圣先君人才理念和求贤举措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形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选贤任贤思想，主要保存在《晏子春秋》一书中。

（一）贤人的作用：守国之本

《晏子春秋》认为贤人是守护国家的根本。君主要想刑法适中、百姓富裕、社稷安定、国家强大，其根本措施就是选贤任能。

《晏子春秋》曰：“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8]330晏子深知齐景公为庸主，已然指望不上他能真正继承桓公的霸业，开疆拓土，一匡天下，只要能够守住国家，善终一生就已经不错了。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也仍然需要贤人的辅佐，而且要乐于求贤、任贤，因为这是“守国之本”。

那么，贤人到底在治国当中有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晏子春秋》认为君主任贤，可使“内政则民怀之，征伐则诸侯畏之”[8]242,从内外两方面阐释了贤人从政的重大意义。内可治民，外能服侯，内外皆安，国家才能真正安定。

当景公问晏子“贤君之治国若何”时，晏子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其政任贤”[8]209。因为“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是“莅国治民，善为国家”之道，“举贤官能”不但可以“民与君矣”[8]198，更“能威诸侯”[8]159。如果能“下贤以身”“见贤不留，使能不怠”，即使君主有桓公“善饮酒、穷乐、食味方丈，好色无别”[8]243那样的生活过失，纵然只有“从车三百乘”[8]246那样弱小的军事实力，也仍然能够“率诸侯以朝天子”，匡定天下，成就霸业；
而假若“有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8]110，“疏远贤人，而任谄谀”[8]178，那么非但不能“逮桓公之后”[8]246“彰先君之功烈”[8]177,而且还可导致君主不能享国长久，甚至让国家走向灭亡。所以晏子曾在“荧惑守于虚，期年不去”时，警告景公“贤人使远，馋人反昌……有贤不用，安得不亡！”[8]67

（二）贤人的标准：德、辩、才的统一，求和弃同，批驳异端

道德、言谈、才能，这三者是《晏子春秋》推崇的贤才标准，其中“德”最重要。

齐景公曾向晏子请教求贤之道，晏子对曰：“……无以靡曼辩辞定其行，无以毁誉非议定其身，如此，则不为行以扬声，不掩欲以荣君。故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分，贫则视其所不取。”[8]199就是说君主择贤时要分别看“得志”“不得志”“富裕”“贫穷”的人表现出来的德行，这要比他们自身的“靡曼辩辞”更重要。

景公好“勇力之士’，曾在一次大射之礼时对晏子说“吾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8]157。而在《晏子春秋》看来，所谓的“勇力之士”，则首先必须“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德行，再加上其“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的才能，方可使“上利其功，下服其勇”，君主也才可“尊其位，重其禄”[8]152。由此可见，德行比才能更重要。甚至曾因为德行的提升，晏子可以“内不避亲”，把自己的车夫举荐为国家的大夫[8]369-370。

那么，德行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这从该书对君子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来。《晏子春秋》认为君子的大义是：“和调而不缘，溪盎而不苛，庄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铨，刻廉而不刿，行精而不以明污，齐尚而不以遗罢，富贵不傲物，贫穷不易行，尊贤而不退不肖”[8]297。而君子的常行应为：“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
所言不义，不敢以要君；
身行不顺，治事不公，不敢以莅众。衣冠无不中，故朝无奇僻之服；
所言无不义，故下无伪上之报；
身行顺，治事公，故国无阿党之义”[8]207。“大义”是理论法则，“常行”是实践标准，两者结合，方可构成完整的君子之道。虽然君子与贤才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作者对君子的标准基本上就是对贤才的要求。

对于如何求贤，晏子曾说：“举之以语，考之以事，能谕，则尚而亲之，近而勿辱。”[8]232可见在重视德行的基础上，还需要考察士人的言辞和能力，即德、辩、才三者兼备的才算是贤才。如果不能三者皆备，那么首先要考虑德行。然而，德、辩、才三者只是贤能之士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君主求贤还需要有更高的标准，那就是“求和弃同”，“所谓和，是指‘君甘而臣酸，君淡则臣咸’的人，也就是与人君在观点、才性、爱好方面都不同的人；
所谓同，是指‘君甘则臣甘、君咸而臣咸’的人，也就是和人君在观点、才性和爱好方面都相同的人。”[9]63，64-65

中国历史上最先提出“和同观”的是西周末年的史伯，他曾对郑桓公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10]573史伯主要是从万物生长的角度阐发“和同”理念的，对于“先王择臣”仅仅提及而已，没有详细论述。晏子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和同”思想，以做羹汤为比喻充分阐释了君主求贤的法则：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
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
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8]460

《晏子春秋》主张君主要任用那些与自己“和而不同”的臣下。臣下要敢于直言，谏君过错，使合理的政令更加完善，不完善的政令通过修改也能利国利民。而不能像国君的影子和回响一般，君是则是，君非则非，唯唯诺诺，不敢提出自己的不同想法，那样非但于君无补，甚至可能害国害民。晏子出访鲁国之时，鲁昭公曾问他：“吾闻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一国虑之，鲁不免于乱，何也？”[8]266晏子揭示说，鲁君身边和朝堂上的人都是与他“同而不和”的人，他在治国理政当中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君主的过错得不到纠正，所以会导致国家动乱。这可以作为晏子“和同思想”的绝好注脚。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君主对臣下有生杀予夺大权，如果君主胸怀宽广，政治宽松，臣下自会尽职进谏。但历史上在位的大多是昏君暴君，性情邪僻，政令严苛，臣下动辄得咎，自保尚且不暇，哪还有胆量冒险劝谏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古代那些“同而不和”、如影如形、唯唯诺诺的大臣也就有了一点“同情”和“理解”。当然，这不是“认同”他们。

此外，当时有人认为言“古言”，服“古服”之人就是圣王，就是贤人。对此，该书进行了驳斥。《谏下第十四》载，景公曾请教晏子“吾欲服圣王之服，居圣王之室，如此，则诸侯其至乎？”晏子回答：“法其节俭则可，法其服室，无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诸侯也。”只有“诚于爱民，果于行善”，才能让“天下怀其德而归其义”[8]118。可见要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圣王、贤人，不能只观其言语服饰等外表，一定要考察其所具备的德行才可。

还有人认为隐居山林之士就是贤才。对此，《晏子春秋》提出了“贤而隐，庸为贤乎”[8]199的深深疑问。

曾子问晏子曰：“古者尝有上不谏上，下不顾民，退处山谷，以成行义者也？”晏子对曰：“察其身无能也，而托乎不欲谏上，谓之诞意也。……夫上不谏上，下不顾民，退处山谷，婴不识其何以为成行义者也。”[8]306

虽然陈瑞庚先生怀疑此则记述不合史实，①但却透露出《晏子春秋》作者卓尔不群的见识：即真正的贤士不但要有治国安邦的本领，而且要有道义上的担当。在国家需要之时，不能退居山谷，独善其身，远灾避祸，而要挺身而出，成其行义，造福百姓社稷。

（三）求贤的方法：考言事，察德行，展现诚意

如上所言，齐景公曾问晏子“取人得贤之道”。晏子回答：“举之以语，考之以事，能谕，则尚而亲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则得贤之道也。”[8]232这里主要考察两方面：“语”和“事”，即“言辞”和“事功”，只要“能谕”（即能通晓事理），则可以称为贤人，就可以亲之近之。

但这样求得的士人良莠不齐，若欲求得“难进而易退”的上士，还需要考量他的德行，具体方法就是前文所说的“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分，贫则视其所不取”[8]199。只有德行、言辞和事功三者兼备，方能被认定为上贤，君主才可授之要职，治国理民。

然而，身负奇才异志的人大多都颇为自负，不愿苟合世俗，甚至桀骜不驯，故得贤不易，知贤更不易。《杂下第十三》所言：“君子之难得也，若华山然”[8]409，即含此意。这就需要执政者展现诚意，和颜悦色，谨言慎语，理解贤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招揽到真正的贤士。《晏子春秋》中泯子午[8]371和北郭骚[8]373的事例即为明证。

（四）贤人的任用：用长避短，君主统筹

所谓贤才，是指在某一方面具备突出才能的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擅长。所以，国君对他们不能求全责备，要扬其长、避其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益于国家和百姓。

齐景公曾问晏子“古之莅国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回答：“……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责焉无已，智者有不能给……故明王之任人，谄谀不迩乎左右，阿党不治乎本朝；
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8]225孔子正是在这样的“任人大略”指导下才使自己“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
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
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②，从而终成“万世师表”；
齐桓公也同样因为执行了这样的人才方略：“身体惰懈，辞令不给，则隰朋昵侍；
左右多过，狱谳不中，则弦宁昵侍；
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则宁戚昵侍；
军吏怠，戎士偷，则王子成甫昵侍；
居处佚怠，左右慑畏，繁乎乐，省乎治，则东郭牙昵侍；
德义不中，信行衰微，则管子昵侍”，才使得“辞令穷远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顿”，“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8]173-175。

在此基础上，《晏子春秋》进一步指出：君主让众多贤才各展其长，各尽其职之时，自己也须统筹管理，与臣下共同治国理政，不能弃之无为，悠游其身。

景公曾在署梁田猎，十有八日而不返。在他看来，众多贤才各安其职，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自己也就可以悠闲玩乐了。所谓：“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这与齐桓公“劳于索人，佚于使从”的想法是一致的③。然而晏子告诉他：“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则可；
令四支无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8]75可见，真正的安国理民需要君主和众多贤才的共同努力。君主为核心，臣下为肢体，缺一不可。因为君主与众臣的才能和角色各不相同，只有他们各尽其力，各司其职，形成团结一致的人才群体，才能使国家的各项政务更好地运转。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桓公时人才济济，且多为名流千古的大贤，加之国强民富，故他可以悠游其身；
而景公朝人才匮乏，他所言之人（除晏子外）都仅有小才，而且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所以晏子才建议君主与百官同心治理，如此才有可能使得社稷安宁。当然，如果在真正的法治国家，既有贤才，又有制度，即便君主无所事事，也能保证国家政务的正常运转。可惜，当时的齐国并不是这样。

（五）摒弃：欲进贤，须退不肖

出于人性的弱点，历史上的许多君主都喜欢任用阿谀奉承的“不肖之徒”治国理政，这样于国于民都危害甚巨。

一个国家的官职是有限的，如果让不肖者占据了，那么贤人就少了甚至没了进身途径。故欲进贤，须退不肖。《谏上第七》曰：“昔者三代之兴也，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故明所爱而贤良众，明所恶而邪僻灭，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简易，身安逸乐，顺于己者爱之，逆于己者恶之，故明所爱而邪僻繁，明所恶而贤良灭，离散百姓，危覆社稷。”[8]23该书用三代的历史说明君主不应该让自己的“爱”“恶”影响人才的进退，而应该“进贤退不肖”，这样可以让天下治平，百姓安乐；
否则就可能导致百姓离散，国家灭亡。在这方面，作为相国的晏子为景公做出了表率，他“论人也，见贤而进之，不同君所欲；
见不善则废之，不辟君所爱；
行己而无私，直言而无讳”[8]506。

很多时候君主甚至只有“退不肖”，才能“进贤”。《晏子春秋》把奸佞之臣比作“社鼠”“猛狗”，他们把持朝政，“有道术之士，欲干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龁之”[8]186，阻塞了贤人进取的通道，只有除去他们，君主才能真正求得贤能。故晏子劝君要 “审择左右。左右善，则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恶分”[8]238。

那么什么样的人属于“不肖之人”呢？毫无疑问，在《晏子春秋》看来那些成天围绕在景公身边的倡优谗谀之徒就是“不肖之人”。《谏上第十八》中晏子批评景公“近谗好优”[8]60；
《问下第三》中晏子道：“今君左为倡，右为优，谗人在前，谀人在后。”[8]246这样就会导致“谗谀萌通，而贤良废灭”，使得“谄谀繁于间，邪行交于国也”[8]143-144。长此以往，国家一定会走向灭亡。

上文我们考察了《晏子春秋》关于君主重贤、识贤、求贤、任贤和摒不肖的整个过程，其进步意义十分明了④。然而，该书的人才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杂上第二十四》章中，晏子仅仅凭借越石父“士者诎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轻人之身，不为彼功诎身之理。吾三年为人臣仆，而莫吾知也；
今子赎我，吾以子为知我矣。向者子乘，不我辞也，吾以子为忘；
今又不辞而入，是与臣我者同矣。我犹且为臣，请鬻于世”这样的几句辩词，没有认真考察他的实际才能，就“以为上客”[8]366-367，实在有点草率。

如果说晏子对越石父还只是奉为自己家中“上客”的话，那么他荐举御夫出任国家大夫可就有点过分了。《杂上第二十五》载：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
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8]369-370

如前文所述，《晏子春秋》主张君主求贤要综合考察人的德行、言谈和才能，不能仅仅因为道德提高了就任以高官。如果没有相应的谈辩之技、理政之才，那无论对国家，还是对百姓都是一种极大的危害。而我们通观此章，并没有发现御夫有什么谈辩之技、理政之才，在这样的情况下，晏子仅仅由于其德行的改善，就贸然举荐为国家大夫，实在让人不敢恭维⑤。到了汉代，连整理《晏子春秋》的刘向似乎都有点看不下去了，故在其《列女传》中稍微做了修改：御夫听闻妻子的批评后，“乃深自责，学道谦逊，常若不足”，只是不知此处的“学道”除了品德以外，是否还包含谈辩之技、理政之才。刘向接着说：“于是晏子贤其能善纳自改，升诸景公，以为大夫”，似乎晏子仍然是因为御夫的“能善纳自改”（即德行的提高）才举荐其为大夫的。不过，在文后的《颂》中，作者称赞曰：“夫改易行，学问靡已，晏子升之，列于君子。”[11]91这里提到了“学问靡已”，也就是说晏子举荐御夫为官不仅是因为他提高了德行，而且还孜孜不倦地求学问道。如此，晏子的举荐行为就变得合情合理了。由此也可看出刘向对晏子的形象是何等的苦心回护，纵然是极小的细节，也不轻易忽略。

不管怎么说，上述两则被历代学者作为晏子不拘一格招揽人才的著名故事与《晏子春秋》一向主张的选才原则相违背是毋庸置疑的，这不能不说是该书人才思想的局限。

另外，在对待人才的出身上，虽然晏子也主张选拔任用出身低微的贤能之士为官理政（如对越石父和御夫），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样的荐举很少，只是偶尔为之。总体而言，作为贵族的代表，他与孔子一样，处处高扬“以礼治国”。这就让他难以摆脱“殷道亲亲，周道尊尊”[2]2542“立嫡以长不以贤”[12]2传统的束缚，依旧主张在宗族血缘关系的背景下于齐国的贵族阶层中选贤任能。

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乡兴贤能论》中说：“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与共开国之人及其子孙也。……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诸乡兴贤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13]70。可见，当时下层官吏可由乡里选拔，但是大夫以上的高官则由贵族垄断。尤其是周朝，更是全面实行“亲亲”“尊尊”的任人举措，这是由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亲亲’是农耕文化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关系，由此而产生宗法社会……周文化是比较典型的农耕文化，所以，当进行分封的时候，自然首先考虑到王室的子弟，一是照顾了亲亲的原则，所谓‘便宜不到外家’，大家都在‘亲亲’的原则指导下活动，就可以减少政权被颠覆的危险……二是上下都是宗亲，当遇到外来侵犯时，便于消除矛盾，一致对外……从而保证政权的长治久安。”[14]160正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载：“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15]473这虽然主要说的是西周初年分封时的情形，但却由此奠定了此后各诸侯国君和执政者选贤任能皆遵循宗法血缘关系的基调。“尊尊”亦然，只有身处此关系网中的贵族成员才有可能得到尊重，获得地位，任官理政。齐国虽然自太公立国就有着尊贤尚能的传统，但其毕竟为周朝诸侯，深受周文化的影响。加之后来与其它诸侯国（尤其是近邻鲁国）的频繁交流，使得姜齐后期逐渐确立了“以礼治国”的施政方针。《晏子春秋》中关于“礼治”的记载非常多，而“礼治”就奉行“亲亲尊尊”原则。周云钊先生曾说：“晏子不计出身门第，以积极用世作为人才的首要特点，显示了他在识人问题上的真知灼见”[16]68，恐有夸大之嫌，与事实并不完全符合。

这无疑是对人才的巨大束缚，尤其是历史的车轮已然驶到了春秋晚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情况到战国时期就需要彻底改变了。

先秦时期，很多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丰富而独特的人才观念，繁复庞杂，不可胜记。在这里，我们仅讨论一下晏子对墨子人才思想的影响⑥。由于晏子执政于春秋晚期，墨子主要活动于战国早期，故从中我们可以考查出春秋到战国时期统治者任人理念的巨大转变。

在此之前，需要辨明的一点是，尽管谭家健先生认为：“《晏子春秋》成书当在《墨子》之后”[17]18，但晏子出生比墨子早百余年。作为一代名相，他的言论事迹在其生前就已广为流传，而且齐、鲁作为毗邻之邦，文化交流十分频繁，身为鲁人的墨子⑦应该对晏子的言行耳熟能详，说不定还到过齐国，阅览过相关文献。加之，《晏子春秋》记载晏子的“主要事实多属可信”[17]27。故成书较早的《墨子》能继承成书较晚的《晏子春秋》的人才思想也就合情合理了。墨子为了壮大自己的学派，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广泛地吸收了包括晏子在内的往圣先哲的思想精髓，并将其进行了整合和创新。

墨子受晏子人才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继承和超越两方面：

（一）继承

关于贤人的作用：《墨子》也认为贤才是国家政治的根本，如“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18]54，“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
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18]55-56。

关于贤人的标准：《墨子·尚贤上》提出的“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18]50著名论断，与《晏子春秋》主张的“德、辩、才三者兼顾”的人才标准相一致。《墨子·鲁问》中“子墨子曰：‘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是似景也。处则静，呼则应，是似响也。君将何得于景与响哉？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之以谏；
己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无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此翟之所谓忠臣者也’”[18]453的记述与《晏子春秋》“和而不同”的思想极为相似。另外，《墨子·公孟》中也有对“古言古服为圣贤”的批判[18]429-430。

关于求贤的方法：《墨子·尚贤上》也主张君主在求贤时重点考察其德行，具体表现为“尚义”。“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
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18]50-51，这是墨子“贤人论”的总纲。在此基础上，《墨子·尚贤中》提出了国君求贤应该“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这样才算是“事能”[18]56，实际上就是要考察人的言辞、行为和能力。这与《晏子春秋》的求贤方法颇具相通之处。

关于进贤退不肖：《墨子》比《晏子春秋》说得更加直白。他主张“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
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18]56，因为对君主来讲，“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18]4

（二）超越

《墨子》对《晏子春秋》人才思想的超越主要体现在对待贤人的出身上。晏子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主要提倡在宗族血缘关系的背景下于国家的贵族阶层中选贤任能，这与其出身统治阶级有关。而身为平民的墨子，则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力主扩大人才选拔范围，让更多的下层贤能进入朝廷，为官理政。为此，他提出了选拔人才的三条原则：“举义不辟贫贱”“举义不辟疏”“举义不辟远”[18]50-51，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18]52。这些思想在当时惊天动地，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选贤任能政策的划时代进步。

春秋到战国，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各诸侯逐渐抛弃了春秋时期那种表面上的脉脉温情，“为争城夺地，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各方面的斗争极其激烈，军事行动十分频繁。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智能的作用空前突出，人才得以日益表现出其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的优势。”[19]82但此时的贵族阶层业已没落，仅仅凭借宗法血缘关系选拔出来的人才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这个时候在下层民众中选贤任能就成为了历史的大趋势。《墨子》的思想正好适应了时代的潮流，故为众多有识之君所采纳，开启了战国诸侯为富国强兵、争城夺地而纷纷不拘一格延揽人才的局面，从而促进了“士”阶层的真正崛起，一大批布衣卿相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自己的辉煌。这不仅是墨子对晏子人才思想的超越，而且也深刻地反映了春秋到战国时期执政者用人观念的巨大转变。

不过，需要提出的是，无论晏子还是墨子，他们的人才思想都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上，即把“选贤任能”“进贤退不肖”等主张完全寄托在了贵族统治者身上，这在许多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让他们失望。尤其是手握重权，作为国相的晏子，他并没有像管子那样，“强调求贤取士要建立一套制度⑧，而只谈求贤取士的思想原则和方法。他以此规谏齐景公，无疑是对牛弹琴。故晏子一生虽以求贤为务，但终不能使景公时代人才荟萃。……他虽有管子那样的才气，而没有管子辅佐桓公那样的功业，也就理有固然，势所必至了。”[9]

二十一世纪是人才的世纪，各行各业的人才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国家与国家，还是集体与集体之间的竞争，人才因素都是排在首位的。而《晏子春秋》的人才思想能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我们当扬其长、避其短，以更好地为今天的现实服务。

注释：

① 陈瑞庚先生认为：“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子（指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若以此资料推算，晏子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时孔子五十一岁，则曾子在晏子殁年，才仅五岁，和晏子事不相及”（陈瑞庚.晏子春秋考辨[M].台北:长安出版社,1980:83）。而战化军先生提出：“当时随孔子至齐的不是曾参，而应是其父辈，也是孔子的学生”（战化军.晏婴评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210）。

② 钱穆先生曾言：“如谓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曰云云，不知子贡是时尚未及孔门。又有晏子使鲁，仲尼使子贡往观，不知子贡之从孔子，晏子则已卒矣。至曰臣闻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待，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更不足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新校本)[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1）。又据陈瑞庚先生考证：“晏子卒之年，卜商年才七岁，颜回亦不过二十一岁。而《晏子春秋》这段故事，虽不能推知发生于何年，但从齐景公还有‘以干霸王之诸侯’的豪气，即使此事不发生在即位初年，也不似在晚年；
如以在晏婴死前十年推之，那时颜回不过十一岁，而卜商则尚须待三年才出生。更不可能有侍孔子‘气郁而疾，志意不通’的可能。”所以他认为此则记述不是史实，“只不过是后人在孔门弟子中选出有特别德行的弟子数人来编故事罢了”（陈瑞庚.晏子春秋考辨[M].台北:长安出版社,1980:67）。无论事实如何，这都不影响我们对《晏子春秋》一书人才思想的讨论。

③ 据《韩非子·难二》载：“齐桓公之时，晋客至，有司请礼。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优笑曰：‘易哉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闻君人者劳于索人，佚于使人。吾得仲父已难矣，得仲父之后，何为不易乎哉？’”

④ 因从上文中即可看出《晏子春秋》人才思想的进步意义，故下文不再赘述，重点讨论其历史局限性。

⑤ 这两则故事都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有记述，可能确为史实。

⑥ 《墨子》的人才思想在先秦诸子中颇具典型，其《尚贤》章更是被视为中国古代第一篇人才学论文，故以此为例。

⑦ 关于墨子的国籍，学界争讼不已。墨子是鲁国人的说法出自《吕氏春秋·当染》。即便墨子不是鲁人，因其出生晚于晏子，故他也会受到晏子思想的深刻影响。

⑧ 如《国语·齐语》所载管仲辅佐桓公制定的“三选”求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