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语言景观分析——探索多元城市形象塑造的新途径

马玉静

（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不论是热闹街区里林立的店铺招牌还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街名地名指示牌、海报、宣传单等，这些围绕在我们身边且无处不在的语言符号是城市发展和规划的重要考量对象之一也是城市人文景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却极易被忽视。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学者Landry和Bourhis （1997）在探索个体、社会与城市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时首次提出了“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这一概念，并指出语言景观符号是个体语言接触网络（Individual Network of Linguistic Contact）中独立重要的指标。他们认为这些构成城市语言景观的各类语言标识不仅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丰富大量的信息，更能影响到一个地区语言政策的制订和调整，映射出当地不同族群的语言生命力，语言符号的权势地位，民众的语言选择偏好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自此西方语言学领域兴起了专门针对语言景观符号的研究并且逐渐扩展到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学、地理学、民族志学等多个领域。

作为中国的著名旅游城市，杭州一直以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和来杭发展定居的群体。随着G20峰会的召开和即将迎来的第19届亚运会，杭州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着杭州要朝着多元城市的方向不断前进，做到兼顾国际化和传统特色并存。在众多打造城市形象和推动城市发展的途径中，城市语言景观规划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语言景观既是一个城市市容市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展现城市人文建设的重要窗口，也是人们感受和了解这个城市的最直观的途径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从语言景观理论的视角出发，对杭州市的城市语言景观现状进行分析，并由此探索如何通过语言景观符号来推动多元城市形象的塑造。

最初提出语言景观概念的Landry & Bourhis （1997：25）认为“公共路牌、广告牌、街道和场所名牌、商铺招牌以及政府建筑物上的公共标牌所展现的语言构成了某个特定地区，区域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这也就意味着语言景观同其他类型景观最大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的核心成分是语言文字（且传统上偏重于书面形式）；
另一方面，它局限于面向大众群体的公共区域而不是私人区域。正是由于这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也使得语言景观研究者能够相对便利地收集到所需要的语料信息。

各类语言标牌会被学者们按照不同的标准归类。根据其背后制定者的身份属性可分为由具有官方性质的组织和单位设置的官方标牌和由个人或私人性质的组织和公司设置的私人标牌。前者又被Ben Rafael et al. （2006：11）称为“自上而下标识”（top-down signs），而后者则是“自下而上标识”（bottom-up signs）。这种标牌分类为研究特定区域的语言政策以及民众的语言选择偏好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考量标准。根据语言种类则可划分为单语标牌和多语标牌。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多语标牌也成为研究多语现象、语言接触和变异以及语际语（interlanguage）的重要途径。

面对一个个语言标牌，我们需要研究的并不仅仅是它们所包含的文字信息，还需要考虑诸多方面的内容。不同的学者会根据研究需要选择侧重的研究内容，例如Pons（2012）指出对语言标牌的分析可以侧重于：标牌所处的环境（既指具体的物质空间环境也包括所处的社会环境）、文本内容、语言种类、文字视觉效果、标牌的创作主体和目的性这几方面。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以及语言景观研究的深化，语言景观的定义也不再单纯地局限于传统的静态书面文本标识。液晶显示屏的出现，声像图文的融合以及VR、QR等的使用使语言景观符号的范畴扩大，多模态的语言景观标牌更是丰富了语言景观的研究内容。

作为新兴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近年来语言景观研究逐渐引起了海内外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国外语言景观研究倾向于跨学科的发展且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语言同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使得城市语言景观呈现多语现象（multilingualism），特别是跨境旅游、国际贸易等对国际化大都市的语言景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由此带来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博弈（Huebner 2016）。此外，全球化背景下移民浪潮中的少数族群或规模较大的移民群体，尤其是海外华人华侨聚集的中国城语言景观引起了不少学者关注，并以此为窗口来研究海外华人华侨群体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融入情况、种族语言生命力和凝聚力等（Ma 2017）。另一方面，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带来的文化交流融合和语言碰撞不断丰富着各个地区的语言实践，并通过语言景观符号呈现出来，为语言学家提供了一手的语料素材且带动了语言景观在教育和外语教学领域的应用探索（Gorter 2017）。

国内二十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关于路名门牌的研究，但直接以语言景观理论为支撑的相关探索却始于2009年（章柏成2015）。近年来，国内的语言景观研究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尚国文&赵守辉（2014）等学者介绍和评论了国外语言景观研究的兴起发展历程及其研究方法，为国内学者研究语言景观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一部分学者开始从翻译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受全球化影响较大的城市语言景观所呈现的国际化特点，并着重观察双语语言景观符号中汉语同其他外语的互动关系（邓骁菲2015）。近年来，国内语言景观研究或与民族学研究相结合探索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融合背景下的社会文化多元性特色，或从语言生态和语言服务的视角出发分析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乡村地区和中小城镇的语言景观并为当地语言规划提供可行建议（李现乐&刘逸凡&张沥文2020）。

（一）研究对象和采样区域

本研究基于Landry & Bourhis （1997）提出的语言景观概念和Scollon&Scollon （2003）场所符号学理论，以书写文字形式呈现的语言景观符号为主要分析对象，在杭州市选取代表性区域采样并对其城市语言景观进行分析。考虑到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语言景观符号如何帮助多元城市形象的塑造和推动城市的特色发展，且政府部门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着最主要的责任，因此本研究仅收集官方标牌。而且此类标牌最能体现出地方政府的语言政策和对城市发展定位的考量。在语料采集方面，本研究首先锁定了三大区域作为参考：火车站和地铁站这两处重点的交通场所以及西湖旅游景区。考虑到杭州地铁站虽然繁多但其官方语言标识的设置大体相同，因此将仅收集若干个地铁站内的语言标识。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缩小范围并确定语料收集区域为杭州火车东站、杭州几个标志性地铁站口（火车东站、龙翔桥、武林广场、市民中心为主）以及杭州西湖东岸自湖滨银泰至断桥残雪景点的沿湖区域。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在语料收集阶段以语言景观研究中最常见的图片采集为主，用手机拍摄已定区域内的官方标牌。采样时参照Backhaus（2006）提出的不论大小和显著性每一个书面文本均可视为一个语言标识的标准进行拍摄。例如，同一面墙上紧挨着张贴的一大一小的告示将被计算为两个独立的语言标识。考虑到所选区域的官方标识存在有重复性，因此虽处不同位置但文本内容相同的语言标识仅收集一次。本研究在采样区域拍摄收集到共计165个语料样本。在研究分析阶段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根据语言种类和语言模式（单语、双语或多语）分区域对全部标识进行整体归类和分析。其次，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根据Scollon&Scollon （2003）在其场所符号学理论中提到的语码取向（code preference）、字刻（inscription）和置放（emplacement）这三大要素，主要从多语文本的翻译、语言标识里文字排版的视觉效果（大小，位置，颜色，字体等多方面）、标牌所处的物质环境、标牌自身特色等方面对图片语料进行分析。

（一）国际化趋势的呈现

通过对三个采样区域165张图片语料的分析，我们发现杭州市的公共交通和热门旅游场所语言景观呈现明显的国际化特点，其中双语和多语标牌的比例高达72%。就语言模式而言涉及的语言组合情况较为简单，仅出现如表格1所示的四类情况，且在各类语言模式中占比最高的便是汉英双语组合的语言标牌。仅有的3处多语标牌里以汉英日韩组合为主，其中一处排序最末添有法语。多语标牌一处出现在杭州地铁1号线武林广场出站口（图1），标牌很新且附近设有亚运会倒计时标志和吉祥物摆设，另两处则是位于西湖景区的导览图（图2）。据杭州市文化广电局发行的《杭州市旅游概览》，疫情前（2018-2019年）来杭旅游排名前三的客源国有美国、韩国和日本，而在排名前20的客源国中法语国家则为法国。再加上日韩两国又是亚运会的主要参与国之一，这也从侧面证实了Splosky （2009）曾提到的公共领域标识中语言选择的原则之一即为实现沟通目标，也就是能使标牌的目标群体读懂文本内容。

图1 武林广场地铁站出口多语标牌

图2 西湖景区多语标牌

在汉英双语标识中汉语作为最重要的语码不论是在字体大小还是排版顺序上均优于英语。汉语是官方主导语言因此其在城市语言景观中的权势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它的定位不仅是国家语言政策的体现也象征着民族团结和身份认同（冯全功&顾涛2019：90）。英语作为全球化语言在对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杭州火车东站和采样地铁站作为杭州市交通枢纽的战略要地是城市人流汇集和同外部沟通的重要场所，其汉英语标识承担着重要的信息和指示功能，为外国游客以及在华外籍人士提供出行便利，是城市语言服务发展水平的体现。西湖旅游景区的双语及多语标牌多为导览图和景点介绍，一方面同样起到推动国际化旅游城市建设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英语作为国际化的标志其使用频率逐渐跟地区的国际化程度高低挂钩。然而，在一些汉英双语标牌中汉语文本并没有被完全翻译成英语，而是仅有一部分关键内容以英语呈现（图3），甚至仅出现个别英语词汇（图4）。此类翻译现象被Reh（2004）称为片段型多语写作（Fragmentary multilingual writing），不过该类型标牌仅占双语标牌的21%。

图3 杭州东站双语标牌（片段型多语写作）

图4 杭州地铁站双语标牌（片段型多语写作）

汉语单语标牌在整个图片语料库中占比较低，仅为27%。就标牌内容而言，超过三分之一的单语标牌涉及疫情防控政策（图5），其余则同传统文化及宣传标语相关。受疫情影响外国游客入境游受阻，疫情相关标牌主要面对国内群体因此多为单语呈现。

图5 杭州东站汉语单语标牌

表1 语言模式及使用状况

（二）传统元素的融入和中国韵味的展现

杭州作为著名的古都之一，其城市语言景观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传统和现代的融合，突出了杭州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正如Ben Rafael（2009）所指，“展现自我”（Presentation of self）是社会语言学视角下语言景观塑造的重要原则之。在采样区域内，本研究发现了杭州市语言景观规划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展现其浓郁的国风气息：首先，在汉语字体的选用上，除了常规的宋体和黑体外部分站点采用独特的苏东坡体搭配杭州西泠印社的篆刻印章。在设计上为了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标准以及兼顾语言标识的实用性，站名的标注使用简体字，而刻印则保持了繁体字（图6）。此外在杭州地铁站以及城市街景中也随处可见设计别致充满古韵的艺术“杭”字（图7）。

图7 杭州地铁站单语标牌

其次，诗词的融入也使得语言景观更富人文气息，并且彰显出杭州特色。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同样也是大部分旅客进入杭州的第一站，在火车东站处选用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白居易的《忆江南》中的诗句（图6），为本身现代化的车站增添了一份雅致，使游客能第一时间感受到杭州的古城韵味。

图6 杭州东站双语标牌

再次，图文结合的语言景观标识作为近年来国外学者尤为关注的多模态语言景观类型，为丰富城市景观提供了更多的思路。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国潮国风和汉服热逐渐兴起。在语言标牌的设置中加入独具国风且同城市历史文化背景相符的插画（图8中佩戴口罩的卡通人物身着宋朝帝后服饰），不仅更能吸引到人们对标牌文字内容的注意，也从侧面体现出城市的文化特色。

图8 西湖景区双语标牌

（三）杭州市官方语言景观完善建议

杭州是长三角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繁华都市，也是千年历史长河中众多文人墨客笔下的天堂古都。其城市定位不仅是要打造成江浙沪高度开放创新的国际化都市，更是要承袭和彰显其浓郁的传统文化底蕴，使全球化能够和本土化特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虽然杭州市公共场所的语言景观规划从一定侧面体现出了国际化和城市自身特色，但是仍有可以提高和完善的地方。首先，就双语和多语标牌而言，应当优化翻译文本，尤其是一部分片段型多语标牌里汉语重要文本信息并未体现出来。其次，可以探索多模态的语言景观标识，通过声像图文结合的形式把典籍和诗歌中的杭州形象展现在大众面前，同时根据城市不同角落自然及人文景观的特色搭配符合情景的语言景观标牌，辅助加深景点特色。例如断桥残雪景点处仅设有一处汉语单语标牌且文本内容并不丰富，可在增设多语标牌的同时添加同景点相关联的古诗词或白蛇传说等内容。

杭州市语言景观的规划则从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相对丰富多元化的城市形象。本研究通过对165张官方语言标牌的分析，发现杭州市重要的交通场所及热门景区里多语标牌占比最大，且有根据客源国选择对应的语言模式，能够反映出该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和语言服务水平。此外，杭州市的语言景观中有融入诗词及国风意象等传统元素，可见其在打造国际化都市的过程中不忘立足城市自身特点。在未来的城市规划中可以通过对语言景观标识的优化更好地发挥古都文化底蕴并利用其地理优势塑造更具“全球本土化”的特色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