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笔记中的宋仁宗形象

张晓红，谢 云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年)是北宋朝第四位皇帝，公元1022年13岁即位，于1033年刘太后逝世后始亲政，在位42年，执政31年。仁宗皇帝在位期间，朝局没有大动荡，也没有彪炳史册的功绩，政治上平平，因而被史学家称为“守成之君”。《宋史》中所表现的宋仁宗形象特色主要为“仁”与“孝”，比较单一，笔记小说中的宋仁宗形象是不是也是如此单一扁平呢？笔者通过考查撰于北宋英宗到南宋高宗时期大约一百五十年间的16部笔记，即《归田录》《涑水记闻》《梦溪笔谈》《渑水燕谈录》《画墁录》《谈苑》《闻见近录》《邵氏见闻录》《避暑录话》《曲洧旧闻》《宋朝事实类苑》《北窗炙輠录》《国老谈苑》《东轩笔录》《默记》《道山清话》等对宋仁宗的记载，发现宋人笔记对宋仁宗的记载颇多，虽然也大量记载其“仁”“孝”的一面，但所记内容更为丰富，且褒贬皆备。综合起来，塑造出了颇为丰满的形象，是一个多元而矛盾的个体，正如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所言，是一个“圆型人物[1]”。概括而言，宋人笔记中的宋仁宗形象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特点。

《宋史·仁宗本纪》开篇便称颂仁宗“天性仁孝宽裕[2]”。仁宗之仁，首先在民。据笔者统计，《仁宗本纪》记载宋仁宗36次“减”百姓之税、贡、租、赋役、刑罚，23次“蠲”税、田租、民贷官米，15次“免”税、租、科徭，9次“罢”税钱、岁贡、科徭，以实际行动惠民利民，是对其庙号“仁宗”的完美诠释。在这点上，宋人笔记与正史保持一致，宋人笔记材料亦展现仁宗之仁民。魏泰《东轩笔录》有一则笔记说[3]：

仁宗尝春日步苑中，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中，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熟水。”嫔御进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

仁宗仁厚，考虑到如若直白地说出需求，必定会有宫人因此受罚。为了不让宫人因服务不周而受惩处，他竟然强忍干渴，直至回宫，诚如魏泰在篇末所言“圣性仁恕[3]”。《邵氏闻见录》记载宋仁宗升遐后，不仅“城内军民以至夫人孺子，朝夕东向号哭。纸烟蔽空，天日无光”“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4]”，而且有个周长孺的都官“赴剑州普安县，行乱山间，见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4]”，就连邻国的“燕境人民，无远近皆聚哭[4]”，无论是国人还是外族，也不分男女，都对一个君王的去世表达了如此沉痛而真挚的感情，足见仁宗之“仁”实至名归。

仁宗之仁，还在待物。《仁宗本纪·赞》载一日仁宗“宫中夜饥，思膳烧羊”，然而他却忍着饥饿，没有通知宫人去让厨师赶紧备膳，而生怕宫人擅自做主，“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2]”。他戒令宫人不得以其饥饿之由，向膳房索取食物，徒增杀戮。不能不说，仁宗不仅仅是因为生活节俭，而是有着一颗仁爱悲悯之心，这种慈善之心甚至施及到了动物身上，不可谓不仁。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下)比正史更详细地记载了仁宗夜半忍饥一事[5]：

仁宗一日视朝，色不豫，大臣进曰：“今日天颜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进言宫掖事，以为陛下当保养圣躬。上笑曰：“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大臣皆惊曰：“何谓也？”上曰：“夜来微馁，偶思食烧羊，既无之，乃不复食，由此失饥。”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起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

宋人周正夫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5]”，在宋人看来，宋仁宗几乎达到了作为君王的最高境界，从此事看，可谓不假。普通百姓若是感到饥饿，便不会顾虑时间早晚，起身煮碗羹汤，聊解肚饥。然而身为帝王的仁宗，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绝非仅仅关乎自己一人，而是影响深远。因此，虽然夜半饥饿而思吃羊肉，但一想到此事非祖宗之法，一旦开了头，一则破坏祖宗之法度，二则容易被后世子孙效法而形成新的宫廷饮食惯例，如此，则一夜不知得有多少只羊被杀。因此，他极大地克制了自己的口腹之欲，未曾宣取烧羊。对此，施德操连呼两个“仁矣哉”，大赞“宜其四十二年之间，深仁厚泽，横被四海也[5]”。类似的仁心及物的记载还出现在《曲洧旧闻》中：

真宗至道三年，诏天下罢珍禽奇兽及瑞物之献。仁宗时，亦诏不得进诸瑞物[6]。

免去珍禽奇兽的进贡，体现了仁宗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百姓的体恤，魏泰所说“仁民爱物[3]”，不过如此。

仁宗之孝，在对待祖先和尊长。孔平仲《谈苑》记载了仁宗祭祀的场景：“仁宗袷享之际，雪寒特甚。上东至露腕侍祠，诸臣襄手执笏，见上恭虔，皆恐惕揎袖[7]。”为了更方便地进行祭祀活动，在寒冬风雪中挽起衣袖，虔诚恭敬。恪行祖宗之法，是其孝之一。仁宗对待长辈极为仁爱，如待宋太宗幼子元俨“以皇叔之亲，特见尊礼[8]”，元俨患病时，“仁宗幸其宫，亲为调药[8]”，敬爱长辈，是其孝之二。宋仁宗之所作所为，诚如《孝经·天子》所说，“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9]”。

仁宗之俭，在娱乐用度。侍读林瑀曾占卜上奏说：“臣愿陛下频宴游，务娱乐，穷水陆之奉，极玩好之美，则合卦体，当天心，而天下治矣[3]。”对此奢靡之言，仁宗惊骇，其后下令驱逐林瑀，终身不复录用。又某次与宫人赌钱，输去千钱，想要离开，宫人笑其穷相，仁宗以“此非我钱，乃百姓钱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钱[5]”,回复宫人，表明其时刻警醒自己，一切从百姓来，花费不可无节制。仁宗之俭，在服饰。“遇浣濯，随破随补，将遍犹不肯易[6]”，还能修补的衣服，便修补之后继续穿，绝不轻易换新衣，倘若“嫔御私易新衣以进[6]”，他竟能分辨出新衣与旧衣摩擦时的不同声音，一旦听见是新衣摩擦的声音，便拒绝穿，仍寻旧衣来穿。仁宗的这种节俭行为，先影响至后宫，再影响至朝臣：“时不唯化行六宫，凡命妇入见，皆以盛饰为耻[6]。”不仅后宫妇人皆以珠围翠绕为耻，而且官员受其影响，生活简朴，少去了对百姓的盘剥压榨，“民日以富[6]”。《归田录》以大臣视角对仁宗寝阁的描绘能更直观地展现仁宗之省俭：

仁宗何以“仁”？《宋史》认为“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2]”。此言不假，但不全面，笔者认为其仁厚也有后天受教育所致。《仁宗本纪》记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仁宗六岁时“讲学于资善堂[2]”。资善堂是宋真宗为众皇子设立的读书学堂，其创立起源于宋太宗“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10]”的理念，由通晓经籍的学者担任讲读官。仁宗自幼在资善堂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加之其善良本性，便成就了一位仁厚的君王。

仁，所以宽厚豁达。宋仁宗之豁达，在包容议论。《渑水燕谈录》记载嘉祐六年苏辙参加制科考试，发表了“闻之道路，陛下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11]”的过激言论，试后苏辙认定自己此次将落榜，考官胡宿也认为其中内容失实，冒犯君王，欲废除该考卷，但仁宗阅后却认为苏辙是难得的敢言之人，说：“朕设制举，本待敢言之士。辙小官如此直言，特与科名[11]。”其后授予苏辙商州军事推官一职。与此相似，《曲洧旧闻》记载有位蜀地举子写了一联诗为：“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6]。”当地知府认为此诗有犯上之嫌，故上报。仁宗知晓情况后，体恤该举子是“急于仕宦而为之[6]”，非但没有处罚他，还授予其司户参军一职。从宋仁宗对这两件事的处理方式来看，他对臣民的一些颇为过激的言论极为宽容，非但没有像历史上很多君王那样进行严厉处罚，反而予以鼓励和嘉赏，充分表现出宋仁宗极为宽广的胸襟与豁达的气度。这种品质，何其难得！

仁宗之豁达，在鼓励进谏。谏，即臣下向君主提出建议或意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谏官的设置说明统治者认识到自己在论断或行为上存在失误的可能性，因此需集思广益，需要臣下以另一种视角给出中肯建议，君王斟酌考虑之后再做论断，从而降低独断决策的失误，有利于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谏官制度能否落实，关键在君王。宋仁宗不仅开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选拔官员，还赞赏“论事切直[6]”的李肃之，细细叮嘱将要外任的王素：“卿今便去，谏院有事未言者，可尽言之[12]。”这些都表现出仁宗鼓励进谏的姿态，并且也从制度上保障谏官进谏，是难能可贵的。

仁宗之豁达，更在积极纳谏。谏官虽设，但是真正能坦然面对谏言的又有几个皇帝呢？仁宗欲废除曹皇后，时任宰相的梁适劝谏：“闾巷小人，尚不忍为，陛下万乘之主，岂可再乎[6]？”意在警醒仁宗，休妻之事，百姓尚不忍为，更何况一朝君王，此前已废郭皇后，若再废曹皇后，恐怕民心难平。仁宗采纳了梁适的谏言，自此断了废后念头。另外，仁宗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台谏的权威，曾经有台谏官上奏建议削减嫔妃与宫人的数量，以免宫中阴气过重，不利国运。一位深受仁宗宠爱的梳头宫人认为大臣家中奴婢、歌舞者数量只增不减，怎可要求君主削减人员。又仗着仁宗对她的宠爱，对仁宗说：“若果行，请以奴为首[6]。”仁宗听闻，当即命掌管宫籍的人将梳头宫人及其手下共三十人的宫籍取出，收拾好随身物品，当天便把人遣送出宫。郭皇后对仁宗将称心的梳头宫人遣出宫的行为表示不解，仁宗作出了“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6]”的回答。由此，仁宗对谏言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难怪《曲洧旧闻》的作者朱弁发出“仁宗皇帝至诚纳谏，自古帝王无可比者[6]”的称叹。仁宗对谏言的重视与采纳，使得当时出现了大批敢于直谏的官员，台谏制度也随之完善。台谏的存在，一方面对国家权利的使用起着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对朝政和官员的不妥进行谏正，能够减少或缓和君臣矛盾。如果说鼓励进谏只是言语上的豁达，那么积极接收臣下的建议则是仁宗豁达的行为表现，行为的展现更能凸显宋仁宗之仁厚贤良。

仁宗朝人才济济的时代现象的产生离不开公平的人才选拔程序和和谐的政治环境，而推动公平、和谐的风气形成的正是宋仁宗重才惜才的意识和举措。仁宗之重才，在重视科考公平。《曲洧旧闻》载：

仁宗于科举尤轸圣虑，孜孜然唯恐失一寒畯也。每至廷试之年，其所出三题，有大臣在三京与近畿州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犹疑其或泄也。如民监本是诗题，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论题，皆临时易之，前代帝王间有留意于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6]。

宋仁宗十分担忧科举考试存在不公平之处，致使国家丢失因出身寒微而未能冒尖的人才，故提出临时易题之法，避免泄题，保证科考公平性，维护寒门士子建功立业的权益，选拔出能为国家建设作贡献的人才，推动国家发展。

仁宗之重才，还在于不拘一格用人才。《北窗炙輠录》载：“晏元献为宰相，兼枢密使，范文正参知政事，韩魏公、富郑公枢密副使，一时人物之盛如此。而范、韩二公与元献有旧，故荐之，而富公，其婿也。元献以嫌欲避位，而仁宗不许[5]。”在宋代，丞相与枢密使共同掌管军国大事，是国家命脉所在，一般来说，君王会让毫无关系的两位大臣来任职，以实现互相掣肘的目的，维护政权稳定。而仁宗接受范仲淹、韩琦对旧友晏殊的举荐，并驳回晏殊因嫌避位的请求，将宰相一职交予晏殊，枢密使一职交予富弼，让有姻亲关系的晏、富二人共同掌握国家命脉，深刻体现了仁宗对人才的信任与重视。《避暑录话》亦载此事，对此，叶梦得还发出“前盖未有此比也[13]”的议论。由此可以看出，宋仁宗对科举考试公平性的重视并不影响其对“举贤不避亲”理念的实践，即使举荐者与被举荐者之间是亲友关系，只要被举荐者有才有德，便能受到仁宗的赏识，踏上仕途。

仁宗之惜才，在于关心士臣身体。如《梦溪笔谈》记载“石曼卿喜豪饮，与布衣刘潜为友。……未尝一日不醉。仁宗爱其才，尝对辅臣言，欲其戒酒[14]”。仁宗爱惜石曼卿之才，因担心其饮酒过度有损身体，便告诉身边大臣希望石曼卿能戒酒，养护身体。又如《避暑录话》记载吕夷简在相位时染有疾病，仁宗特令其“三五日一造朝[13]”，降低上朝频率，为其减轻工作负担，避免因过度劳累而久处病中。

宋仁宗爱惜人才不假，但他对人才的定义并非仅仅停留在“才”的层面，“德”是其看重的另一层面，德才兼备才是他对人才的基本构想。他曾因听到侍讲官林瑀关于君王应该多宴饮游乐的言论而将其下派至地方做通判，并向身边大臣表达了“人臣虽有才学，若过为巧伪，终有行迹[15]”的想法。宋仁宗对才与德之关系的辩证看法及其重才惜才的实际行为对培育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仁宗朝人才辈出有赖于此。

北宋初，宋太祖重视儒生，提倡文化学习，以期加强中央集权。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与变化，宋太祖的观念逐步成为一种治国策略，即“重文抑武”，这种治国举措慢慢影响社会意识，渗入到北宋历代统治者与士臣心中。在这种氛围的浸染和熏陶下，宋仁宗从小便对文艺创作颇有兴趣，包括读书、习字、绘画等系列文雅活动。

宋仁宗退朝后，常诏讲读官到迩英阁讲经释义，在听讲的过程中，既增长知识，又放松心情、消解苦闷。他对诗书文史之喜爱，也渐渐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画墁录》云：

太祖朝，进讲为难，每遇疑义，必面加诘难，往返久之。尔后累朝，但端默谛听，得有商榷。仁宗尤所耽味，日昃不倦，每及祖宗彝训及二典政实，必拱手上加肃敬[16]。

宋仁宗十分好学，每当遇到存有疑义的地方必要深切体味，追求明晰，也不管时间过去了多久，对于祖宗遗训和《尧典》《舜典》此类经典，更是恭敬端肃。他正视史书中所揭露的上层统治者的过错，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其统治国家提供参考，宋仁宗好读书，且能将书中所学运用到实际的治国理政的战略中去，充分体现其好学、好思的优秀品格。

书法创作亦是宋仁宗极为喜爱之事，《国老谈苑》载：“仁宗既即位，每朝退，多弄翰墨[17]。”欧阳修《归田录》载：“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17]。”将闲暇时间用于书法创作表明其对书法之喜爱极深。且其在书法方面颇有天赋，欧阳修《仁宗御飞白记》中写道：“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将赴亳，假道于汝阴，因得阅书于子履之室。而云章烂然，辉映日月，为之正冠肃容，再拜而后敢仰视，盖仁宗皇帝之御飞白也[18]。”这一段描写表明仁宗飞白技艺高超，令其拜服。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使得宋仁宗对其书法作品颇具自信，他经常将自己的书法作品挂于各宫，送予群臣：“嘉祐之末，宴二府、两制、三馆于群玉殿，御书飞白以遍赐之[18]。”书法是休闲雅兴之事，欧阳修说：“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书也。至于学字，为于不倦时，往往可以消日[19]。”书写时凝神聚气、集中精力，体内的躁郁之气会逐渐消散，故练习书法可以修身养性，宋仁宗长期以书法创作为休闲活动，受到书法活动的熏陶，内心沉静。仁宗还嗜好绘画，《宋人轶事汇编》载：“仁宗在春宫，闲时画马为戏，内臣多乞之[20]。”引得内臣乞要，其画马功力亦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茶文化在唐代的基础上已经发展得十分繁荣，吴自牧《梦粱录》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21]。”表明茶已经是当时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蔡襄在闽督造贡茶期间创制了小龙团茶，专门进贡给仁宗品尝，《归田录》卷二有载：

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8]。

小龙团茶制作手法繁复精巧，是制作技术提高的产物，只作为贡品进贡，贵重难得。茶叶虽好，但若没有平稳的心态，未必能品出茶之香、甘、清，未必能达到怡悦心情的效果。邹明华说：“在中国茶叶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还逐渐形成了茶的品饮艺术，使饮茶向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向演进，对茶树、茶叶、茶具即品饮过程中都赋予美的意义和形式，借此陶冶人们的自我性情，增添生活的艺术情趣，茶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种‘怡情’的文化[22]。”宋仁宗对于茶的品鉴亦非常人可及。

读书、习字、绘画、品茗，让我们可以一窥宋仁宗的休闲生活，体现出其生活情趣高雅的一面。

人无完人，宋仁宗也不例外。虽然他具有前面所述诸多美德，然而也未能革除行为放纵、好色喜酒的负面德行。《涑水记闻》记载宋仁宗因刘太后管束严格，早年行为比较检点，如其虽然对刘太后替其选后一事颇为不满，但犹能隐忍，然而刘太后逝世变得放纵起来，所谓“太后崩，上始得纵[12]”。尤其在女色上最为突出。《曲洧旧闻》便记载有一陈姓男子的妻子因姿色颇佳，被人带走，欲进献于仁宗。《闻见近录》也记载“慈圣光献皇后养女范观音，得幸仁宗，温成患之[23]”。这两件事虽非宋仁宗本人所为，但恰恰能从侧面体现出仁宗之好色：大臣因了解仁宗对女色的需求而抢走人妻进献；
曹皇后因未能从宋仁宗身上获得安全感而投其所好，将养女送给他做枕边人，以巩固自身势力；
温成(张贵妃)因长期与仁宗一起生活，知晓其痴迷女色，故而在范观音出现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深究大臣、曹后、温成三人所思所为之原因，便正是宋仁宗的好色本性。

除好色外，宋仁宗还好饮酒。仁宗曾劝大臣石曼卿戒酒，以养身体，然而自己却夜半饮酒无节制，这一点在《道山清话》与《曲洧旧闻》中均有记载[24]：

一夜三更以来，有中使于慈圣殿传宣，慈圣起，著背子不开门，但于门缝中间云：“传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饮酒尽，问皇后殿有酒否？”

仁宗一夕饮酒于温成阁中，极欢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6]。

作为一名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君王，宋仁宗在女色与饮酒两方面未能找到平衡点，脱离了儒家“中庸”理念的轨道，这种无节制、过度的行为或多或少都对仁宗的身体造成了无法逆转的负面影响，《邵氏闻见录》记载“仁宗皇帝至和间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4]”。

“至和”是仁宗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在其执政的后期，曾昏迷过三天，说明其身体大不如前。《涑水记闻》亦载：

是时尚、杨二美人方有宠，每夕并侍上寝，上体为之敝，或累日不进食[12]。

对尚、杨二妃子宠幸过度，导致精气亏损，身体疲弱。孔子所言“过犹不及[25]”便是其“中庸”思想的体现，意在说凡事都应遵循适度原则，宋仁宗沉溺于女色和饮酒，以致影响其体魄，深究其妃子众多却没有子嗣的原因，恐怕与此也大有关系。

综上所述，《宋史》对宋仁宗形象地呈现主要在“仁”与“孝”两个方面，在这一点上，宋人笔记与《宋史》保持一致，有大量笔记材料可以展现宋仁宗之“仁孝俭朴”。除此之外，宋人笔记小说集中描绘了仁宗“豁达善纳”“重才惜才”“喜好书艺”的正面形象与“好色喜酒”的负面形象，由此可以看出，与《宋史》以称颂为目的、倾向性明显的记述特点不同，宋人笔记褒贬皆备，呈现出宋仁宗更为丰满、立体、有血有肉的形象。宋人笔记均为私人所撰，没有经过如官修史书那样的过滤与修改，故而内容较正史生动、真实，且丰富、多样，从这个角度而言，宋人笔记对我们全面、深刻、准确地了解宋代人事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