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园区双向外溢、跨区域大协作与系统动态平衡新格局

文／王曙光 梁 爽

实施区域协调战略是国家重大战略之一，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发展问题，提出由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转向新均衡战略，关注区域间的系统动态平衡发展，立足全面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1]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把区域经济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引领，开展区域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同时也要看到，我国长期存在区域隔阂、要素流动不畅等现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依然突出。开拓区域间深度合作路径，建立和完善双向互动的创新机制，是推动区域间动态优势互补、协调平衡发展的必然要求。

产业园区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打造系统动态平衡新发展格局的枢纽。一方面，产业园区是撬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关键杠杆，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根据中国开发区的官网数据，2020年217家国家级开发地区生产总值达11.6万亿元，占全国11.5%，进出口总额占全国20.8%，高新技术企业数占比超13%，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产业园区可以通过跨区域大协作，有效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体而言，跨区域大协作能够打破区域壁垒，实现资源共享与协同发展，促进均衡发展；
跨区域大协作能够发挥产业纵深优势，推动合作分工避免重复建设，促进充分发展；
跨区域大协作能够以更大规模实现要素流动与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循环，助力构建系统动态均衡新发展格局。

跨区域大协作，是产业园区作为改革高地响应国家区域新均衡发展战略的先行尝试。党的十九大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作出全方位的部署，支持各地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区域合作新路径。“十四五”规划提到鼓励探索共建园区、飞地经济等模式创新。2022年工信部等发布的《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探索科技成果的跨区域转移合作模式。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要支持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合作。另外，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针对区域发展痛点，指出要消除区域隔阂，处理好统一性和区域性的关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跨区域协作机制，是打破区域壁垒、实现资源共享与分工合作的机制模式，对于撬动区域一体化的支点，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促进区域平衡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中心—外围理论切入，讨论了区域发展新范式下的去中心化理论。通过分析跨区域大协作与产业技术外溢类型，指出工业互联网背景下跨区域大协作的发展趋势是去中心化的产业技术双向外溢模式。在阐述理论转向与现实逻辑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关村“飞地”模式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北京经开区”）合作机制，探讨了如何通过机制设计调动和匹配资源，实现跨区域的互利共赢与协同发展。本文所提出的产业园区跨区域大协作的“双向外溢”理论，是对“中心—外围”理论和“单向外溢”理论等传统的产业集聚理论的重要拓展和补充，是在系统动态均衡新发展格局下和互联网技术条件下产生的升级版的产业园区新理论和新模式，将助推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创新和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开展，并对双循环战略下进一步激发要素活力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动能。

产业跨区域转移理论和产业园区理论经历了一个由“中心—外围”理论到“去中心化”的演变过程。传统理论由于存在单一僵化和控制导向等特点，难以解决实践中区域不平衡加剧的问题。在新的互联网和区块链条件下，传统理论逐步由单向外溢的“中心—外围”假说逐步向“双向外溢”理论转变，这一转变为解决区域不平衡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导致产业园区发展模式获得了新的形态。

（一）基于“中心—外围”视角的产业集聚学说

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动因研究主要包括比较优势学说和产业集聚学说。其中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赤松的“雁行模式”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刘易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等主要围绕静态比较优势的理论框架进行讨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坎特韦尔的局部创新产业转移理论等则从动态比较优势角度进一步完善比较优势学说。[2]比较优势学说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前提，而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聚学说则引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因素。克鲁格曼构建了中心—外围模型，提出产业集聚受到“向心力”和“离心力”综合作用,并且其形成会伴随大规模的产业转移。[3]早期产业集聚学说发现产业转移通常由一个核心区依次向多个外围地区转移。[4]随着中心—外围理论的不断推进，哈里斯提出了多中心观点，认为随着半边缘的次级区域快速发展会出现多个中心；
洛斯乌姆在多中心基础上把区域看作界限模糊的连续体；
库帕斯则融入技术变化的因素，用“无空间”概念代替“地理空间”，强调不论中心还是边缘地区在信息技术影响下不再过分依赖地理区位。[5]总的来说，这些理论主要是从区域差异、技术冲击等不同角度阐述了相同的逻辑框架。

部分国内的实证研究佐证了这一观点，以长江经济带开发区为例，其产业发展呈现出中心—外围的格局特点，产业转移以“邻近性”升级为主、以“跳跃性”升级为辅。[6]但是中心—外围的结构存在单一僵化、控制导向等特点，忽视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另外该结构下马太效应使得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重，[7]无法适应新时期区域发展要求。区域差距主要由于区位因素、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多重差异导致，随着数字经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区位等比较优势逐渐弱化，新的比较优势被逐步挖掘，外围地区摆脱循序渐进的增长路径实现跨越式发展，区域关系迭代更替，与封闭僵化的中心—外围结构形成矛盾，更与区域协调发展目标不一致，传统理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面临着巨大的现实挑战，迫切呼求理论上的创新与拓展。

（二）工业互联网和区块链条件下的“去中心化”理论

弗里德曼在1966年就指出中心—外围结构只是区域发展中的阶段性存在，他将区域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前工业化阶段区域腹地范围小，彼此孤立；
过渡阶段中心—外围结构形成，出现依附关系；
工业化阶段多个次级中心涌现，逐渐瓦解单一中心的垄断地位，竞争加剧；
后工业阶段一体化空间形成，呈现相互依存的关系。[8]宏观来说，区域发展的中心—外围结构是工业社会过渡阶段发展结构的一个缩影，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催生新的区域发展范式。

在工业互联网和区块链条件下，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在智能平台实现对接，导致产业链碎片化和分散化，激发了产业的去中心化趋势。[9]区块链的核心特点即为“去中心化”，其主要特征是平等互联和分散均衡。从要素配置角度，去中心化表现为供需匹配迅速灵活，要素配置市场化、价值实现最大化；
[10]从社会协同角度，去中心化表现为在分布式网络中直接建立共识机制与协同互利关系；
[11]从社会治理角度，去中心化表现为主体平等、治理高效透明和公共利益增进。[12]基于以上认识，产业园区跨区域大协作的发展趋势，是去中心化的产业技术外溢，可以理解为技术外溢由中心—外围结构的单向溢出转变为去中心化的双向溢出，组织形式由集中集聚转向分散均衡，通过多方协作、平等沟通、互利共赢，达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一）跨区域大协作与技术外溢类型

跨区域大协作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协作区的建立。为了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受到苏联建立经济区的影响，1958年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召开地区性的协作会议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七个协作区，在同一毗邻地域内促进互相协作（包括超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技术力量的支援与培训）。由于主要围绕毗邻区域的协作存在重复建设等问题，周恩来同志提出的有关“全国一盘棋”论述，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影响深远。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既意味着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意味着各地禀赋各异需要统筹协调。另外，跨区域大协作与“三线”建设的战略相似，“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国家基于战备需要，由东向西转移逐步改变生产力布局的一次战略调整。二者都涉及产业跨区域转移，但不同点在于“三线”建设时期内部地区发展条件不成熟，转移成本高，而新时代的产业园区的跨区域大协作，则是在市场经济体制较为成熟、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较为发达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些条件极大地降低了技术外溢和机制转移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推动区域的均衡发展。

产业园区的跨区域大协作承担了两大使命：一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以均衡化战略避免畸轻畸重的区域产业布局结构；
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考虑，以要素的跨区域整合畅通国内大循环。具体而言，国内面临战略性产业、高端产业聚集中心城区、国家国防及国家战略倾斜的问题，跨区域大协作能够适当分散关键产业，以规避疫情等冲击下产业过度集中带来的社会瘫痪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其次跨区域大协作能够基于动态比较优势，进行要素资源的协调整合，力促国内循环的畅通。一方面，发达区域面临土地使用费昂贵、竞争激烈等问题，与相对落后区域的合作有效控制了技术转移的成本和风险，有助于发挥研发优势，推动核心技术的应用推广。[13]另一方面，落后地区与发达区域的合作，也帮助其节省搜索和管理成本，[14]通过技术溢出带动技术进步。跨行政区域的协作还能够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畅通流动，将不同行政区域的创新主体嵌入到同一创新链上，实现创新链上单一链节和全链条的价值增值。[15]总的来说，跨区域大协作是探索区际合作模式的有益尝试，体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精髓，以系统动态均衡眼光改变对立偏见，尊重地区差异，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有力支撑构建优势互补、高效协同、均衡畅通的区域空间布局。

跨区域大协作下的产业园区，是产业技术外溢的承接载体。区际产业转移时通常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正向技术溢出以管理经验与先进技术为主，逆向技术溢出以信息资源、技术改良性知识为主，本质上是异质性要素资源的分享整合。[16]跨区域大协作的主要模式按技术外溢的方向分类，包括单向溢出模式和双向溢出，其中传统的产业技术外溢模式是单向溢出模式，而双向溢出模式则展示了建构区域协调发展新范式的可能性与前景，即去中心化的产业技术外溢与区际协同治理。

（二）传统的产业技术“单向外溢”模式

传统产业技术外溢下的跨区域大协作是单向溢出模式，表现为基于中心—外围结构的正向或者逆向技术溢出，亦称为正向“飞地”模式和反向“飞地”模式。在正向“飞地”模式中，为聚焦创新领域、腾挪发展空间，中心地区提供资金、项目、品牌等资源，通过产业园区复制和技术外溢效应，向外围地区转移低端生产要素和产业，溢出方向从核心区域扩散到边缘区域。具体而言，正向“飞地”模式包括依靠政府主导、依靠企业主导以及对口援建三种类型。其中依靠政府部门主导推动的正向“飞地”模式，主要由地方政府展开合作，共同建设和管理园区。比如苏州宿迁工业园区，由苏州市联合宿迁市于2006年结合苏州工业区经验和宿迁当地实际共同建设。苏州宿迁工业园区的官网显示，至2021年10月，园区以占宿迁市0.16%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市约2.2%的GDP和42.4%的高技术产业产值，单位土地产出水平达到苏州工业园区的80%。而依靠企业主导推动的正向“飞地”模式，主要依托专业化的运营企业，将“飞出地”的开发、建设、招商等先进经验复制到“飞入地”。比如常见的中关村 “飞地”模式，外地合作政府将土地委托给中关村管委会，由其负责土地的开发以及区域建设、经营、管理等事宜，运营期限届满后移交回当地政府。《中关村发展集团年鉴2021》显示，2020年，中关村累计在全国范围内服务超30个城市及区域，托管运营载体面积超131万平方米，合作土地面积60平方千米。而对口援建的正向“飞地”模式，主要是在中央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引导下，支援方和受援方开展对口合作，向援建园区提供经验、输出品牌、推介项目等。比如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由深哈两市共同投资建立，推动园区高新企业与深圳资本市场对接。另外深圳市为深哈园区提供经验指导，包括招投标评定分离、产业用地政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服务体系等。

在反向“飞地”模式中，外围地区反向“飞入”中心地区，通过建设孵化平台获取科技成果转化机会，并在园区产业化过程中提供信息资源与技术改良知识，实现逆向技术溢出，溢出方向从边缘区域扩散到核心区域。比如浙江衢州绿海飞地（深圳）产业园，以“研发孵化在深圳、产业化到衢州”原则，于2018年由国企衢州绿发集团投资建设。不难发现，不论是正向“飞地”模式还是“反向”飞地模式，都是基于中心—外围结构的单向技术溢出，前者是单纯的技术模仿和复制，而后者是简单的技术改良和信息反馈，都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转移双方的信息互动与要素双向流动，[17]缺乏深度的供需耦合。另外，中心—外围结构下合作双方处于依附支配的关系，容易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区域间难以维系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三）去中心化的产业技术外溢模式：“双向溢出”理论的提出

双向溢出模式是产业园区跨区域大协作的先行尝试，是传统产业技术外溢模式创新升级的必然结果，反映区域发展新范式。当区际关系处于中心—外围结构的依附竞合关系时，技术溢出属于单向溢出，而随着拉拢效应和追赶效应，竞合关系朝着依附、渐进、共生的顺序发展，共生型竞合关系下的技术溢出演化为双向溢出。[18]双向溢出模式不仅应用于经济存在落差的两个行政区（亦称“差异”联合），还应用于“强强联合”。

对于“差异”联合，一方面发达地区的成本节约型、资源利用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欠发达地区土地等资源丰富，劳动力密集，能够最大限度降低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将技术前沿型产业（如研发部门）向发达地区转移，以便更好承接发达地区的前沿技术外溢，待条件成熟再通过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将孵化项目引回欠发达地区，建设产业转化园区，以提供技术改良性知识及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双向外溢增强了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欠发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和技术外溢的过程中，有助于实现技术和生产率水平的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发达地区在技术跟踪、异地孵化等手段帮助下，有利于提高技术前沿水平，从而形成多层次的双向促进体系。以地处西部的贵州地区为例，该地充分利用其地质稳定、气候凉爽、电价便宜的比较优势，承接了大数据产业的转移。自2014年以来吸引三大电信运营商及苹果、微软、华为等知名企业，建设南方数据中心，成为“东数西算”的枢纽节点。与中关村园区等合作推动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还在省“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积极探索“双向飞地”等跨区域产业合作模式，积极融入区域协同创新。而“强强联合”的双向溢出模式，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两地建立高质量发展联盟，通过分别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定期开展对接交流机制，实现对产业发展共同建设、对企业共同扶持的合作双赢。北京经开区近两年来开展的跨区域大协作都是双向溢出模式，其中与广州开发区的跨区域协作属于“强强联合”。两地于2019年签署战略协议，分别规划50亩用地建设京广协同建设中心，每半年围绕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等开展交流，形成双方可落地的成果，并致力于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高端跨区域产业园区，以实现协同创新。

双向技术外溢是去中心化的产业技术外溢模式，表现为区域之间的共生关系，且区域之间通过分散均衡、平等沟通的组织形式实现互通互联的跨区域合作，可以视作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突破口，是社会主义大协作在微观上的实现路径。该模式与传统产业技术溢出模式截然不同，虽然都是有意识的溢出，即主动将自有知识提供给接收方，以实现技术创新和价值共享的目的，且都存在逆向孵化以及产业转化，但双向外溢模式致力于推动优势互补与高效协同，不依靠单向的外援带动，而是双向的共享一体化与互利共赢。去中心化的产业技术双向外溢模式，不再区分中心与外围，不存在高地与洼地，而是综合考虑各地动态比较优势，激发区域内生发展动力，真正实现整体空间布局与要素高效配置，从而推动区域的协调发展。

（一）基于中心—外围结构的单向溢出模式：中关村“飞地”模式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成立之初，受快速发展与有限空间的张力影响，创造性地开展诸多跨区域合作，并开辟了“飞地”模式。该模式下中关村管委会通过共建园区、技术转移等方式与外地政府合作，在运营期内负责土地开发、区域建设等事宜，到期后转交当地政府经营，避免了共建园区过程中双方协调沟通成本较高的问题，从而提高开发效率。

以天津滨海—中关村园区为例。为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2016年京津两市签署合作协议，由中关村管委会和滨海新区政府共建园区。运营企业由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派出，于2017年6月30日正式注册成立天津中关村科技园运营服务有限公司。天津滨海—中关村园区按照“引项目、搭平台、强服务、做示范”的思路，围绕信息技术、科技服务产业、生命与生物科技领域，搭建了科技服务平台、交流合作平台、展览展示平台、政务服务平台、孵化平台、人才平台等六大服务平台，承接北京非首都核心产业转移工作。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天津滨海新区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965个，协议投资额2142.4亿元。园区建设中，滨海新区政府发布《滨海新区落实天津市支持重点平台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措施（试行）实施细则》，提供政策支持。《细则》包括子女教育、医疗服务、投融资扶持、税收收入分享等多个方面。其中税收收入分享，是按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财预〔2015〕92号）文件规定执行。

总体来看，中关村“飞地”模式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引导经济产业有序转移的有效手段。实践证明，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是“飞地”模式实现跨区域深度长效合作的前提条件和重要路径。地方政府在产业布局、园区开发、项目引导、政策支持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不论“飞地”模式初期是政府主导型或者企业主导型，随着跨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入，大多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以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

但中关村“飞地”模式也存在诸多问题，从根本上反映了传统产业技术外溢模式已经难以完全适应后工业时代区域发展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一是“飞出地”利益实现难，跨区域协作后劲不足。主要原因是合作初期双方对税收、GDP分成等达成约定，但实际运作过程中较难兑现。比如天津滨海—中关村园区的税收收入分享，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财预〔2015〕92号文件规定执行，虽然该文件详细规定了“飞入地”和“飞出地”分享税种、分享范围及方式，但主要由省级部门负责执行，作为区级的滨海新区话语权未被关注，很难完全兑现。又比如中关村先后与秦皇岛市、德州市齐河县等签订了明确税收分享比例的合作协议，但由于双方利益随着园区经济增长产生分歧，尚未形成实际税收分享案例。另外，中关村还面临产业迁出带来人才流失等问题，“飞入地”对“飞出地”需求较大，存在区域协作双方严重不对等的情况，跨区域协作后劲不足。

二是“飞入地”受产业阶梯转移影响，发展缺乏可持续性。一方面单向溢出模式下的产业转移，使“飞入地”容易承接边际产业和污染产业，[19]这些产业在结构优化、经济贡献、生态效益等方面存在不足，承接要素低端锁定，转型升级受阻。比如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的产业转移中，以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功能居多，而附加值较高的先进制造业等转出机会较少。另一方面，对发达地区转移产业技术的简单复制和纯模仿，导致集群整体层次较低，随着技术转移下低成本的优势逐渐弱化，[20]“飞入地”替代性增加，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三是两地风险分担不清，构成互惠障碍。共建园区下，“飞出地”和“飞入地”承担的风险存在不对称性，表现为“飞入地”在基础设施建设、配套环境完善等方面前期资金投入巨大，且承担着较高的市场风险及行政决策风险，而“飞出地”主要在合作效果及可持续性方面存在风险。实际合作中不对称风险的分担机制不清晰，退出机制不明确，严重削弱地区间的互惠共赢意识。

四是行政区域壁垒难打破，无法保障长期稳定合作。“飞地”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行政壁垒，但在权责划分、政策对接等行政管理协调方面容易沟通不畅。且由于地方政府缺乏常设的实施机制，跨区域问题无法内化为区内问题加以解决，[21]加上双方固守各自短期利益，存在零和博弈的可能，无法保障通过重复博弈下的平等协商框架、合理约束机制，实现长期稳定合作。

（二）去中心化的双向溢出模式：北京经开区模式

位于亦庄地区的北京经开区，于1992年建成，初始面积为3.83平方公里，至2022年已有30年的历史，规划面积增至225平方公里。1994年由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并于2020年成为北京市自贸试验区之一。随着北京经开区的快速发展，着眼于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北京经开区加强跨区域合作，积极探索跨区域全产业链布局、创新集群发展的双向溢出合作模式。2020年国务院批复《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原则同意在北京经开区打造“源头培育—资本催化—中试扩大—量化推广—技术转移”的先行示范区，建设跨区域协同创新平台。北京经开区相继于2021年印发《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高端产业片区亦庄组团首批产业政策》,深化园区共建和落实跨区域产业协同平台搭建，加快跨区域协作进程。

北京经开区的双向溢出模式体现亦庄智慧，是中国特色工业化的又一样板。以京蒙大协作和京广大协作为例，分别展现了双向溢出模式中“差异”联合与“强强”联合。2021年北京经开区和内蒙古赤峰市八个旗县签署合作协议，建设京蒙协作（亦庄·赤峰）产业园。产业园按照“研发孵化在北京，转化落地在赤峰”的原则，围绕生物技术和大健康产业，在设施农牧业、旅游交通、商贸流通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全力搭建共建共管的京蒙协作平台。运营方面，共同打造六个平台，即“人才引进平台、企业技改＋升级产品研发＋协同创新平台、初创企业投资成长孵化平台、国资公司对外投资平台、推广展销平台、京蒙协调联络服务平台”。具体而言，通过打造人才服务平台，组织开展多领域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才等对口交流，为赤峰引进高端人才；
通过打造投融资平台，引导两地国有融资平台企业加强合作，探索金融合作和中小企业信用互通互联机制；
通过打造产品推广平台，利用经开区市场优势和赤峰市农畜产品资源，共同推进绿色农畜产品产销体系和信息共享平台。同时双方持续加强社会领域的共建与交流，动员央企和市属企业助力京蒙协作。

而另一边，北京经开区与广州开发区达成战略合作，由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建京广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分别规划50亩用地为“专精特新”企业打造的重大空间载体，集研发设计、系统集成、试验检测、展示交易等价值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于一身，形成京津冀和粤港澳智能制造领域的创新产业集群区。根据合作协议，京广双方组成高质量发展联盟，每半年围绕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科技和制度创新等开展高级别对接交流，形成双方可落地的成果。同时协同发展期间，两地政府启动了跨省通办服务，提供了政务服务便利。在跨区域大协作中，北京经开区坚持“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市场运作、联合共赢”的工作原则，推动资源共享，促进政策优势叠加，形成两地产业、科技、人才等交流的协同平台。根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截至2021年底，京蒙大协作25项任务顺利完成，位于广州的京广协同创新产业园建设完成，跨区域协作发展扎实推进。

综上，“差异联合”的京蒙协作产业园和“强强联合”的京广协同创新园区，都是产业技术外溢的去中心化尝试，充分考虑供需双方的要素交互流动和深度耦合，通过多方协作显著提升创新集群的综合绩效，实现了长期稳定的区际合作。

除了因地制宜发挥两地特色优势、实现互利共赢外，北京经开区在跨区域大协作的制度支撑方面的探索也值得借鉴。根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一是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北京经开区初步构建了打通产业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链和土地利用全过程的监管链，实现产业项目精细化管理。与此同时，打破事项办理属地化限制，提供“跨省通办”服务，实现京津穗等跨区域的268个事项快速办理。二是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北京经开区金融服务联盟大力吸引社会资本，通过鼓励设立产业基金、风险投资、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等服务共同打造“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的友好型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目前，联盟已吸引社会资本达35家，金融信贷额度提升了50亿元。三是探索风险缓释机制。北京经开区在产业金融中建立了多方合作与风险分摊机制，同时探索设立政府性融资担保资金、风险补偿资金池等。四是推进企业需求分析与匹配。北京经开区将企业的技术、服务和人才需求等统一在中国科协的“科创中国”资源大平台上，与平台专家库、服务团、人才库等进行资源对接，以整合组织内部资源，并合作拓展外部平台资源。五是推进知识产权制度创新。2021年，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经开区分中心挂牌成立，尝试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证券化等方面实现突破，同时深化保险试点推广北京经验，进一步提高技术交易可行性，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六是推行产业链“链长制”。北京经开区推行“链长制”，聚焦重点培育的产业集群，梳理出36条重点产业链，由区领导担任产业链的“链长”，以强化政府服务、攻克产业链企业共性难题。七是打造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北京经开区以打造特色、辐射京津冀、联动全国为目标，建立了北京经开区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工业互联和智能制造的建设提供支撑。八是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北京经开区印发《“十四五”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人才支撑保障行动计划》，实施“朱雀计划”，重点引进及培养拥有创新资源调配能力的高端科技项目管理人才。

通过对产业园区跨区域大协作的机制分析与案例梳理，可以看到跨区域大协作是产业园区作为改革高地的有益尝试，有助于打破行政区域壁垒，实现要素的合理自由流动与高效集聚，促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推动区域平衡协调发展。无论是单向溢出模式还是双向溢出模式，都是通过技术溢出、产业跨区域转移等方式，将要素有序引导到最需要的地方。[22]但基于中心—外围结构的单向溢出模式，存在区域地位不对等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供需的内在耦合，导致发展缺乏持续性、利益分享与风险分担不明晰等问题，亟待升级调整；
双向溢出模式则进一步深化改进，充分考虑各地动态比较优势，进行去中心化的产业技术外溢和区际协同治理，真正实现互利共赢和长期合作。另外，本文提出的去中心化产业技术外溢理论，突破了传统的产业集聚学说，是积极探索区际合作模式、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产物，该理论不再区分中心与外围，不存在高地与洼地，而是综合考虑各地动态比较优势，激发区域内生发展动力，真正实现整体空间布局与要素高效配置，呈现了建构区域发展新范式的可能性与前景。

展望“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较长时间，要加快推进区域平衡协调发展，应继续以跨区域大协作为突破口，从全局谋划区域，以区域助力全局，推动区际优势互补与互联互通，共同下好全国“一盘棋”。从实现生产要素的无阻碍流动，到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再到区域政策、法规标准趋同，最后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与协同发展。未来还应结合产业园区的智慧化和数字化转型要求，继续深化探索去中心化的产业技术外溢的创新路径。具体而言，要重点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提高整体效益。中央需要把握总体布局，推进区域协同立法，加强产权交易平台建设，为跨区域大协作提供战略引领、市场顺应、主体服务的政策支撑。[23]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地方利益和企业发展，建立横向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实现整体福利提升。第二，破除行政壁垒，重塑府际关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通过规范统计口径、实现规划对接等，消除区域隔阂。同时建立网络型的去中心化治理机制，开展常态化的区际沟通制度，保障长期稳定合作。第三，探索共享机制，实现互利共赢。通过探索建立资源共享平台，降低区际交易成本，拓宽合作空间。同时创新区域税收与利益分配制度（包括财税分享制度、成本分担机制和收益分配制度），明确风险分担机制（包括建立风险缓释机制和设置退出安排），实现互利共赢。第四，优化政府服务，提升治理水平。通过推动异地互通互办、简政放权、创新金融支撑等，优化跨区域合作的营商环境。同时实施全周期精细化管理和链长制度，以提升治理水平。第五，推进数字赋能，提高要素匹配。加强技术对跨区域大协作的提升作用，构建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平台，以信息数据打通带动规划打通、制度打通，提升区域合作水平。同时促进创新资源的互通互认，构建供需耦合机制，提高要素匹配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