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典型国家劳务移民对解决养老金危机的作用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王云多

(黑龙江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使我国公共养老金制度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如何走出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危机成为我国急需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借鉴他国应对公共养老金财政危机的成功经验是我国走出养老金困境的一条重要出口。由于欧盟成员国先于我国发生人口老龄化，而且也先于我国在公共养老金财政制度方面采取一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策略，因此，为尽快走出我国公共养老金制度面临的财务困境，有必要借鉴欧盟成员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解决公共养老金财政困境的成功经验。早在20世纪80年代，欧盟地区很多国家就把吸引海外劳务移民视为一种方便、快捷地增加公共养老金财政收入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之有效办法，海外劳务移民政策效果如何，海外移民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对于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及实现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是否具有借鉴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社会经济问题。

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公共养老金财务危机，王云多(2019)等研究指出可通过引入一定数量海外劳务移民解决养老金支付危机，也探讨了影响一国吸引海外劳务移民的因素，以及通过海外移民解决养老金支付危机的潜在不确定性。Tetsuo(2003)研究指出，尽管各国政府提倡通过海外移民解决养老金支付危机，但是受欧盟各国社会发展历史、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各国公共养老金筹资与给付制度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差异，导致劳务移民政策在各国产生的效果迥异，对各国公共养老金收支规模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Kotlikoff等(2007)的研究指出，海外移民对各国公共养老金制度和财政体制的影响也因移民的居住年限、学历、性别和年龄等个性特征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而且这种影响还受到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干扰，导致难以深入探究海外劳务移民对各国公共养老金财政制度明确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部分欧美学者还试着估算海外劳务移民对欧盟各国公共养老金财政制度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并得出一定有争议的研究结论。例如，一些研究认为欧盟地区目前的移民模式对公共养老金制度有积极作用，能够极大缓解欧盟地区人口老龄化和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养老金财务危机(Chojnicki,et al.,2011;Coleman & Rowthorn,2004;Ekberg,2011)。也有学者提出与上述学者完全相悖的观点，认为海外移民非但不能缓解欧盟地区人口老龄化和公共养老金支付危机，还将增加移民接收国的财政负担(Schou,2006)。还有一些学者坚持第三种观点，认为海外劳务移民产生的积极财政影响和消极财政影响均微不足道，难以影响迁入国财政制度。例如，Coleman和Rowthorn(2004)在充分调查了移民对迁入国财政收入的影响之后，得出移民对迁入国财政收入的影响不会超过迁入国GDP的1%的结论。

总体上，根据国内外已有研究尚不能完全确定海外劳务移民对迁入国财政制度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但是，从上述学者对欧盟海外劳务移民政策对养老金财政制度影响的研究可发现海外劳务移民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迁入国公共养老金计划。实际上通常情况下任何移民也不能免除养老金缴费义务，无论是高技能移民还是非技术移民都会为迁入国财政缴纳税款(其中包括养老金缴费)。此外，很少有海外劳务移民领取养老金待遇，这是由于多数移民比较年轻，还没有到达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事实上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海外移民比当地人年轻(见表1))，他们是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净缴费者，持续不断的海外劳务移民可缓解迁入国公共养老金支付危机。由于考虑到海外劳务移民的这一优点，现实中欧盟地区一些国家通过放宽移民管制措施来吸引海外移民，特别是吸引高技能的年轻海外移民，补充迁入国劳动力供给和公共养老资金不足。

表1 2015-2020年间非欧盟移民和欧盟公民的平均年龄和公共养老金参保率

就如何吸引海外劳务移民而言，有学者研究提出可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改善工作和生活环境等措施来吸引高素质海外劳动力(Krueger,2006;Fuster et al.，2007)。但上述研究并未提出如何吸引普通劳动力，甚至有研究反对引进普通劳动力，认为引进普通劳动力将挤占迁入国普通劳动力的工作机会。王云多(2020)的研究则指出，为海外劳动力创造便利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待遇可吸引急需的各类劳动力。其中，税收减免政策比较受欢迎，而实际上欧盟成员国并未免除海外移民养老金缴费责任，通常为海外移民提供减税而非免税的税收政策，导致税收政策效果具有不确定性，这种政策并未被广泛采用。另外，由于欧盟地区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劳动供给短缺，加之较高的工资收入和较多的就业机会，因而能够不断吸引大量海外年轻移民涌入，而随着海外劳务移民不断加入迁入国公共养老金制度并承担缴费义务，也就减轻了迁入国公共养老金制度财政负担，这些国家公共养老金领取者因之也受益于涌入的技术移民或非技术移民(Razin & Sadka，1999,2000)。

此外，当技术移民或非技术移民涌入时，他们也为迁入国养老金制度发展带来积极的外部因素或外部效应：第一，年轻海外移民通过转移生育(在迁入国生育的子女)，不仅有利于延缓迁入国人口老龄化，而且有利于改变迁入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第二，迁入国已经退休居民受益于海外劳务移民的养老金缴费。这是由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实施现收现付养老金筹资模式，因此，当前养老金领取者可以从当前流入移民的养老金缴费获益。第三，有利于保持代际均衡，实现公共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Razin和Sadka(1999,2000)曾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研究当前海外移民退休后的经济状况。研究指出当第一代移民退休时，他们的子女仍留在劳动力队伍，第一代移民子女提供的缴费足以弥补第一代移民领取的公共养老金，第一代移民将成为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净受益者。由于Razin和Sadka的模型假设时间范围可无限延长，如果不断有移民流入，领取养老金的已退休移民的养老负担将无限期地转移给下一代，这有利于实现迁入国公共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此后，有学者对Razin和Sadka提出的一些假设和模型加以修改和发展，并且进一步检验该模型(Krieger & Traub，2011)，但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都认为海外劳务移民有助于缓解迁入国公共养老金财政状况。此外，有研究量化人口迁移指标，使用国家层面的统计数据模拟预测海外移民对迁入国公共养老金财务制度的长期影响。例如，Kesting(2010)等使用德国历史数据模拟预测一定数量海外移民对实现德国公共养老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贡献。

由于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模型和假设不同，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存在一定差异，但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海外移民对迁入国公共养老金财务制度有积极影响(Bongaarts,2004)。为探讨欧盟成员国通过海外劳务移民缓解人口老龄化和解决公共养老金财政制度潜在危机的效果，本文基于一定假设构建反映海外劳务移民与公共养老金财务缺口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使用欧盟典型国家面板数据加以检验，通过探究欧盟典型国家海外劳务移民政策对公共养老金制度影响，借鉴欧盟典型国家成功的经验，并吸取其失败的教训，为我国能否实施海外劳务移民政策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3.1 模型的基本假设及主要变量说明

3.1.1 基本假设

为研究海外劳务移民对养老金制度的影响，本文对二者的关系做了一定假设，构建了理论模型，系统研究海外劳务移民对公共养老金财务制度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下面，列出本研究做出的两个基本假设：

假设1：海外劳务移民能缓解迁入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压力。

因为各国公共养老金制度面临的财务压力不同，应对方式也存在差异，所以在检验假设方面，不能依赖单一衡量指标来考察各国公共养老金制度面临的财务压力。具体而言，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发育状况、贸易收支状况、税收负担、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和政治风险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各国应根据其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采取不同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措施。本文拟使用养老金财务制度改革的三种潜在政策后果表示养老金制度面临的压力：(1)减少公共养老金待遇；
(2)增加私人养老金支出；
(3)削减公共养老金支出总额。

根据近年来欧盟成员国养老金财务制度改革的实践，可知欧盟成员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减少公共养老金支出和增加私人养老金支出。例如，1992年德国公共养老金财务制度改革制定了一项具体目标：即通过将公共养老金替代率从70%降到64%，减少个人领取的公共养老金待遇(Bonoli,2003)。此外，意大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也进行了公共养老金财务制度改革，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公共养老金减持计划，但制度改革规定降低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将公共养老金替代率降低17.5%。此外，很多欧盟成员国考虑建立私人养老金制度和扩大私人养老金供给，以缓解公共养老金制度面临的财务压力。无论采取强制性还是自愿性的私人养老金制度，扩大私人养老金计划预计会减少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政负担，并减轻公共养老金支付压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就开始寻求扩大私人养老保险范围，在1986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中提出通过建立个人退休账户，扩大私人缴费，并降低与收入相关联的公共养老金的作用。因此，在1986年至1997年期间英国私人养老基金规模增加50%。

然而，解决公共养老金支付危机的方案并不仅限于减少公共养老金待遇和扩张私人养老金，各国还考虑进行其他改革以增加缴费或减少支出：例如，杨钒(2020)，耿志祥和孙祁祥(2020)提出延长退休年龄以增加公共养老金缴费年限，改善公共养老金待遇。在一些国家，这些改革措施已经初见成效，因此有必要考虑这些公共养老金制度具体条款变化产生的经济效果。然而，受西方国家党派利益争端等各类政治和社会因素干扰，在变更公共养老金制度具体条款方面，各国政府都面临较大的阻力，可以说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举步维艰。因此，公共养老金制度方面的这些改革对公共养老金支出并不存在显著影响，也未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考察政府养老金支出总额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是解决公共养老金支付危机的一种有效途径，公共养老金支出总额不仅取决于养老金待遇水平，还受其他政策因素影响。例如，如果一个国家保持公共养老金待遇不变，但提高退休年龄，将导致公共养老金支出总额下降。换句话说，公共养老金支出总额与养老金待遇水平之间不一定存在密切关联。

除了公共养老金待遇水平和私人养老金规模之外，由于公共养老金支出总额还取决于受益人数和待遇水平，所以公共养老金支出规模可用于表示公共养老金压力。根据该假设，预计海外劳务移民的持续涌入将阻止迁入国公共养老金待遇下降，也有利于阻止私人养老金的扩张和阻止公共养老金支出总额的削减。

假设2：相比贝弗里奇型公共养老金制度，对于采取俾斯麦型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国家而言，海外劳务移民对公共养老金制度有较大的积极影响。

考虑到各国公共福利制度和公共养老金制度均存在一定差异，许多有关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研究更关注制度设计及其发展(Nishiyama & Smetters,2007;Fehr et al.，2010)。通常将公共养老金制度分为俾斯麦型公共养老金制度和贝弗里奇型公共养老金制度，下面就这两类公共养老金制度特点进行简要介绍，依据这一分类方法就海外劳务移民对两种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不同影响加以对比研究，并对比较受欢迎的俾斯麦型公共养老金制度下劳务移民对公共养老金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第一类是俾斯麦型公共养老金制度。这是一种养老金待遇与缴费和收入密切相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即当前养老金领取者的待遇来自当前工作者缴费提供的资金，而不是来自当前养老金领取者在工作时的缴费，即通常所说的现收现付模式，并且在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下退休者养老金待遇与退休者参保年限、退休时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退休者退休前收入水平等因素相关。因此这类公共养老金制度体现的是养老风险代际共担功能，符合社会保险本质要求，比较受欢迎。第二类是贝弗里奇型公共养老金制度。这一养老金制度起源于19世纪末的丹麦，最初是针对穷人设计的一种社会援助计划。因此，贝弗里奇型公共养老金制度只提供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这一制度下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与工作期收入无关，退休者的养老金不是由个人工作期的缴费而是由税收提供资金。

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缴费者越来越少，而养老金领取者越来越多，对于实施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的国家而言，政府必须不断提高养老金缴费率以维持日益增长的养老金需求。此外，由于实施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国家的公共养老金支出规模较大，较高的养老金缴费率会增加劳动力成本，而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将抑制投资，也抑制企业发展，导致这些国家面临着降低缴费率和缩小公共养老金支出规模的压力。因此，实施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的国家可能面临比实施贝弗里奇型养老金制度国家更严重的养老金支付危机。

吸引海外劳务移民是缓解两种公共养老金制度下养老金支付危机的重要出路，这些国家可从海外移民流入获得更多养老金收入。特别是对于实施俾斯麦型公共养老金制度国家而言，随着海外劳务移民持续涌入，经由就业和缴费可以保证迁入国退休者养老金按时和足额发放。因此，海外劳务移民对俾斯麦型公共养老金制度资金供给有较大的直接影响，即实施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的国家海外劳务移民经由就业对公共养老金财政制度有较大积极贡献，在这些国家，由海外劳务移民带来的持续稳定的公共养老金缴费有利于增加公共养老金供给，使退休者能够领取到充裕的公共养老金，这有利于抑制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发展，减轻企业和个人缴费负担。

3.1.2 模型中主要变量和所用数据的说明

为了说明贝弗里奇型养老金制度和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下海外劳务移民及其传导机制对公共养老金财政制度的不同影响，本文将公共养老金收支缺口作为主要被解释变量；
为了深入研究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下海外劳务移民及其传导机制对养老金制度的影响，设定的被解释变量还包括养老金待遇水平，公共养老金支出总额和私人养老金规模，其中，将直接衡量养老金待遇慷慨程度的养老金替代率作为代表养老金待遇的变量，将私人养老金资产占GDP的百分比作为代表私人养老金规模的变量。

就解释变量而言，除了考虑海外劳务移民这一主要解释变量，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设计的模型还尽可能考虑一国政治、经济和人口控制变量对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党派竞争会对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产生一定影响(Allan & Scruggs，2004)，在欧盟成员国，拥有许多否决权的反对派政党对执政党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议案的抵制力度更大，并且不太可能支持进行养老金政策改革，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量化党派竞争的指标，只能遗憾地省略了政治方面的影响。通过梳理养老金制度改革问题研究文献，研究发现，人口变化(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去工业化)，财政压力(预算赤字)以及国际市场竞争(贸易收支差额)均对公共养老金制度形成一定压力。实证研究中，描述人口变化(人口老龄化)的解释变量由老年抚养比代表，即由65岁及以上年龄老年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代表，描述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去工业化)的解释变量由第二产业从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代表，描述财政压力的解释变量由政府财政预算盈余(或赤字)代表，描述国际市场竞争的解释变量由一国贸易收支差额代表。

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劳务移民变量包括普通海外移民以及需要工作许可的海外移民，然而经合组织公布的劳动力统计数据不区分各种类型的海外移民，例如永久性居民、季节性雇员和跨境通勤工作人员，实际上每类移民可能对养老金制度产生不同的影响。此外，因为移入国慷慨的福利制度可能会诱导许多海外移民涌入，移民数量和移入国养老金制度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由于海外劳务移民受到移民输入国(迁入国)经济状况的影响，经济状况影响到有多少人迁入这些的国家。为了解决这些测量误差和内生性问题，本文将移民输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一个工具变量，以表明随移入国经济发展变化引起的海外移民需求数量变化。此外，本文所用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变量包括俾斯麦养老金制度与海外劳务移民交互项，将其作为工具变量，以检验海外劳务移民是否与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相关养老金和解释变量数据从欧盟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获得，所用海外劳务移民数据来自经合组织国际移民展望，劳动力总供给数据来自经合组织的劳动力统计。

3.2 模型设定及检验

为了检验海外劳务移民对迁入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影响，本文构建了误差修正模型，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法估算误差修正模型，一般误差修正模型如下(见式(1))：

Δyt=α1yt-1+β1Δxt+β2xt-1+εt

(1)

式(1)Δyt为因变量y在t期的变化量，yt-1为t-1期的因变量，xt-1为t-1期的自变量，Δxt为自变量x在t期的变化量，α1、β1和β2为相应变量系数估计值，其中β1代表短期效应，而α1和β2的组合代表长期效应，εt为误差项。之所以采用这一模型，不仅是因为这一仅有的模型理论分析上优于两步分析法，而且还因为本文使用的数据满足使用这一模型的限制条件。虽然误差修正模型近年来才开始在研究中使用，但误差修正模型比其他经济模型具有一些优势：一方面，这一优势表现为实证检验中受到的限制较少；
另一方面，这一优势表现为可以分析海外劳务移民对迁入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短期和长期影响。另外，之所以要考虑海外劳务移民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是因为尽管增加在职移民可以通过税收为公共养老基金供款，但是由于欧盟成员国公共养老金逐步实施条款使得政策在以后的多年中才有效，因此可以观察到这种影响滞后，而预计误差修正模型适用于评估海外劳务移民对迁入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此外，为检验时间序列数据中是否存在单位根，本文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拒绝因变量包含单位根的零假设，这反映时间序列数据具有稳定性，而且已有研究(Boef & Keele，2008)已经证实误差修正模型适用于分析时间序列数据的稳定性。

表2 两种养老金制度下海外劳务移民及相关因素对养老金收支差额的影响

由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实施的主要是俾斯麦型公共养老金制度，而英国、丹麦和瑞典实施的主要是贝弗里奇型公共养老金制度，为了检验海外劳务移民对两种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不同影响，本文从上述6国抽取2010年-2019年的相关变量数值(附录中列出6国2010-2019年养老金支出及养老基金资产数据)，以各国养老金收支差额为被解释变量，使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检验，研究通过协整性检验，表2列出主要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和p值。

由表2列出的检验结果可知，海外劳务移民对贝弗里奇型和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都有显著负向影响，即海外劳务移民可以缩小养老金收支差额，而且其对俾斯麦型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程度(海外劳务移民变化量的系数为-0.78，海外劳务移民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1.44)要大于其对贝弗里奇型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程度程度(海外劳务移民变化量的系数为-0.02，海外劳务移民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0.06)，这一检验结果表明本文前面设定的假设2是成立的。此外，检验结果还表明老年抚养比对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对贝弗里奇型养老金制度的影响程度，这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带来的冲击力更大，而政府财政预算赤字、贸易赤字和去工业化这些因素对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的影响程度都要小于对贝弗里奇型养老金制度的影响程度，这也表明贝弗里奇型养老金制度更受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

此外，本研究还考虑了公共养老金政策的一个独特特征，即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之间存在时间差。公共养老金政策通常设有分阶段条款，它们的影响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显现。因此，尽管研究中缺少相关数据，也应该考虑时间滞后产生的影响，其他模型在使用所有解释变量时，还考虑加入滞后20年的所有解释变量。从理论上讲，没有理由使用20年的滞后解释变量，除非这种逐步调整时期通常为15-25年，这是数据允许的最长滞后期限。然而，因为外籍劳工变量的跨时方差比跨国方差小得多，本文假定滞后的具体长度并非很重要，使用10年滞后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研究结果。因为滞后模型只能处理长期影响，在调整了滞后期后，可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差模型代替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表3分别列出使用误差修正模型和使用面板校正标准误差模型代替误差修正模型(滞后20年)检验的海外劳务移民对公共养老金影响的估计结果。模型1到模型3中列出采用误差修正模型方法的估计结果，模型4到模型6列出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差方法的估计结果。由于海外劳务移民与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模型中引入海外劳务移民与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交互项。海外劳务移民变量的系数估计值表明，海外劳务移民对每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公共养老金待遇水平和养老金支出具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在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下，这种影响更为强烈。同样，对于实施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的国家而言，劳务移民对私人养老金规模有消极影响。结果还表明劳务移民对公共养老金制度具有长期而非短期影响，劳务移民产生的这一影响同时存在于初始模型和滞后模型。此外，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系数估计值表明实施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的国家经受了更大的公共养老金压力，并且比其他国家更多地降低了养老金待遇水平和养老金支出。

表3中列出的实证检验估计结果还表明，在所有模型中，海外劳务移民存量与养老金制度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与预期一致，这意味着海外劳务移民对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的影响更大。另外实证检验还考察了这种交互关系是否显著，研究结果显示，在贝弗里奇型养老金制度下，海外劳务移民对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而在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下，海外劳务移民对公共养老金待遇水平、养老金支出或私人养老金规模有显著影响。

由表3中列出的实证检验估计结果可知，控制变量估算结果不如海外劳务移民变量估计结果那样稳健，概由相比其他控制变量，海外劳务移民变量更能减轻或消除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公共养老金制度面临的巨大压力。模型2和模型3中正的迁入国GDP增长系数表明迁入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选择迁入的人越多：由于使用GDP计算养老金支出和私人养老基金，迁出国GDP增长越快，迁入国公共养老金支出压力越大，需要的私人养老基金规模越大。

本文基于一定假设及构建的经济模型对欧盟典型国家海外劳务移民与公共养老金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海外劳务移民的流入阻碍了迁入国公共养老金的缩减，政府养老金支出的削减以及私人养老金的扩张。海外劳务移民不仅为迁入国缴纳所得税，而且会成为迁入国公共养老金制度净缴费者，通过为迁入国提供更多的公共养老资金，减轻了迁入国公共养老金财政压力，使迁入国始终保持充沛的公共养老资金。而且，由于退休者能够按时和足额领取公共养老金，导致政府、企业和个人对私人养老金需求弱化，改变养老金结构，抑制私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2)由于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突出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养老风险共担属性，强调代际之间收入再分配功能，退休者养老金待遇取决于工作者的缴费，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对于实施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的国家而言，海外劳务移民在实现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3)不同类型养老金给付制度下海外劳务移民对迁入国退休者公共养老金待遇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不同于那些仅仅向低收入群体提供最低水平养老金待遇的贝弗里奇型养老金制度的国家，在实行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的国家，移民对迁入国养老金制度有着更为强烈的影响，而且在俾斯麦型养老金制度下，由于当前工作者的缴费水平决定退休者领取的养老金数额，研究显示，缴纳养老金的海外劳务移民的不断涌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迁入国公共养老金制度面临的财政压力。(4)海外劳务移民就业状况和知识结构也影响迁入国公共养老金制度。在职移民和高素质海外移民有利于减轻迁入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压力，而非在职移民和非熟练海外劳务移民对迁入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影响尚不确定，有可能会加剧迁入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压力，这一点需要在今后实证检验中进一步加以研究。

表3 海外劳务移民与公共养老金

欧盟多数成员国人口结构已经严重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欧盟成员国公共养老金支出压力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国家试图通过提高总和生育率和改革福利制度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除了这些政策之外，一些国家还意识到有必要保持适当的海外移民水平，认为他们的福利制度可以从移民流入受益。基于对欧盟典型国家海外劳务移民与公共养老金制度关系的系统研究，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现实，以及我国公共养老金财政制度面临的压力，从长远来看，要实现我国公共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带给我们的启示如下：

(1)适度引入海外劳务移民，尤其是高技能熟练的青壮年劳动力。海外劳务移民的涌入可降低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改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促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由老年型向年轻型或成年型转变，缓解甚至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缴费不足问题。然而，为了防止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引发的社会问题，不仅要制定并实施吸引海外移民的法律法规，而且还要考虑吸引海外移民的阶段性和移民的年龄构成和技能构成。

(2)鼓励生育，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有利于刺激生育的法规，提高妇女总和生育率。吸引海外劳务移民并非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公共养老金支付危机的长久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危机，需要逐步放开生育限制，鼓励生育，提升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此，不仅需要政府出台鼓励生育的法规，而且在公共支出中增加生育津贴，降低生育成本，提高生育收益。但是由于人口过程的惯性，今天出生的孩子数量的增加只会影响15-20年后的抚养比率，这种影响在30年或更久之后才变得相当可观。因此，若在此过渡期间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还需要通过吸引海外劳务移民加以解决。

(3)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以公共养老金制度为主体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但是，在公共服务领域(诸如：公共医疗卫生保健、公共福利产品(高龄老年人长期护理、儿童福利津贴)和公共教育等社会福利领域)发展相对滞后，限制了国民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为提高整体国民福利水平，有必要加快发展和完善公共医疗卫生保健制度、长期护理制度、儿童福利津贴制度和公共教育制度，加大公共财政扶持力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附表1 欧盟代表性六国养老基金资产 (单位：百万欧元)

附表2 欧盟代表性六国养老金支出 (单位：百万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