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合作：党建引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逻辑与路径研究——“社区+国企”治理模式的启示

王玲，刘常兰，张帅一

(1 中央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9；
2 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广东 深圳 518000)

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规模大、速度快、空巢化、失能老人不断增加的基本特征，老年人对于专业的养老服务需求日益突出，需要接受来自居家、社区、机构等不同类型的为老服务。面对我国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 /www.gov.cn /zhengce /2019/11/05 /content_5449023.htm．。其中，社区作为老年人的主要生活场所，对于链接家庭、社区、机构养老资源发挥关键作用。社区居家养老是公共服务供给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温海红，王怡欢，2019)。但是，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面临设施建设滞后、服务供给质量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导致老年人养老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潜在需求难以有效释放(胡秋明，高凯，2020；
侯冰，2019)。为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政府逐步引导社会组织、市场企业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事实上，由于我国基层社会管理长期以来深受政府一元化主导影响，依赖于自上而下的体制权力与公共资源推动，导致各主体在参与包括养老服务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存在体制机制碎片化、权限不足、共治力量缺乏协同联动等问题，从而陷入供给失衡。

因此，如何创新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动方式，提升其供给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形成良性互动局面显得尤为重要。已有研究和实践证明党的组织力对于推动基层治理资源优化整合起着关键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与社区治理呈现融合发展态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的社会治理体制，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战略举措，实现社区治理的多方参与以及责任分担做出了基本指导。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搭建区域化党建平台，推行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联建共建，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参与基层治理、有效服务群众”(3)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11/content_5624201.htm。基于政策引导和支持，各地在创新社区治理模式中探索出多种实现路径，其中，党建引领下“社区+国企”合作参与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成为一种新型社区治理方式，在部分一线城市落地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由此，提出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党建引领如何在具体实践层面推动社区与多元主体形成合作？社区与国有企业(简称国企)在养老服务领域合作背后存在哪些深层逻辑机理？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国企C以为老服务作为切入点参与X社区治理工作的模式和经验进行考察，在“嵌入式合作”视角下，探索在社区发展建设中以党组织建设为引领，社区与国企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合作机制与实践路径，为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提供现实样本。

学界通常将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统称为社区居家养老，对其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出发：首先，养老服务资源的供给主体是多元的，其中由政府通过政策或财政支持的方式向老年人提供保障性的基础养老服务，企业、社会组织为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专业化服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志愿者提供公益互助服务(陆杰华，周婧仪，2019)；
其次，从服务场所看，社区居家养老涉及的人群基本为居家或白天暂时托养于社区养老机构(例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老年人(王震，2018)；
最后从服务内容看，社区居家养老一般涉及的是以生活照料、医疗卫生、心理慰藉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章晓懿，刘帮成，2011)。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社区居家养老是指以家庭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与社会组织等力量依托社区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或社区日托形式养老服务的一种社会化养老模式。

社区居家养老是对我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创新和发展，兼顾了老年人自主性、亲人照顾的便利性以及服务专业化等特性(姜腊，李运华，2021)。其中，如何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方式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刘晓梅，李蹊，2022)。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角度：供给主体的功能定位、需求方的养老意愿与偏好识别、供需匹配下的资源配置。第一，从供给主体来看，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已经呈现出政府大包大揽向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转变(贺薇，2020)。李文祥和韦兵(2022)进一步将这一形态归结为“合作共治”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即在政府主导下，多元服务主体共同协作、责任共担，推进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发展。第二，部分研究从养老服务需求方切入，关注不同老年人群的服务偏好差异，例如学历、性别、老龄化程度、婚姻情况等都会影响老年人对同一服务项目的需求程度(陆杰华，周婧仪，2019)。因此，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也成为一项热点研究议题。同时，部分学者从老年人消费的角度提出，通过保险福利的补充以及资金给付方式的优化能够提升老人购买意愿，从而有效推进市场中养老服务的供给水平(阳义南，袁涛，2022)。第三，在如何有效进行养老资源配置的讨论中，“供给”是否以“需求”为出发点成为一项重要的质量评判标准(乔晓春，2022)。对于当前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供需错配问题，盛见(2021)从需求响应的视角提出，应坚持养老服务需求弹性的决策原则，推动形成老年人参与的养老决策机制。孙计领等(2022)则从技术层面指出，在养老服务中应用数字化技术能够打破传统养老中的时空限制，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养老服务的整体性治理逻辑，进而推动供需匹配。

基于以上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中，政府占据关键地位。但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于政府在相关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引导，忽视了基层政府单位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具体组织方式与路径。社区居家养老作为社区治理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相关养老服务资源是否有效配置会直接影响社区治理绩效(崔月琴，朱先平，2022；
盛智明，周晴，2021)。因此，将社区居家养老纳入社区治理的讨论之中尤为必要。

治理的概念较为宽泛，但在不同的界定形式中，均强调了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党带领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王浦劬，2014)。社会治理的根本是基层社会治理，而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陈美楠，2022)。我们所说的社区治理一般指的是在城市社区内，政府部门、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利益主体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盛智明，周晴，2021)。在实践中，强化社区治理质量、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是党建引领(曹海军，2018)。从党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党整合社会的内在需求，主要方式包括发挥党员在社区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党组织链接社区资源、党组织直接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等(吴晓林，2020)。研究发现，社区治理主导者(党总支和居委会)能够通过一系列行动策略整合体制内和体制外资源，动员社会化力量，建成有效的社区合作治理体系(张振洋，王哲，2016)。这种社区合作治理是一种微观层次的治理机制，是社区治理的理想架构(赵守飞，谢正富，2013)。其在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难以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地位平等，未能有效激发社会组织及居民自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动性(张振洋，王哲，2016)。有学者提出将嵌入理论引入合作治理，能够有效弥合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逻辑分歧，促使各治理主体从单一行动向集体行动转变(王佃利，孙妍，2020)。这一视角为养老服务机构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和互动过程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

综上所述，分别探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及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都非常丰富，但少有研究考虑到二者之间所呈现的相辅相成的效果，或仅限于纯理论的设想与规划，忽略了以社区居家养老推动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本文重点关注于社区中党建力量与国企力量如何有效融合，推动多元主体改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质量，进而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并从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逻辑框架和行动路径。

“嵌入式合作”视角契合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供给逻辑，是多主体以组织形式实现双向进入、互动合作的治理过程。其中，“嵌入”被用来描述两个事物相互衔接与互动的过程，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状态(王名，张雪，2019)。“合作”是治理主体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之上，彼此配合与协调以实现共同利益为目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方式，治理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民众团体等。事实上，合作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单一主体往往没有充足的资源或能力去达成既定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依赖于其他拥有异质资源的主体。因此，合作的本质就是不同治理主体之间所拥有资源的互换与共享。

为回应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养老服务的供给难度远远超出了单一主体能力范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功能无法充分实现。与此同时，国企与社区在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和利益诉求，缺乏协同联动机制，导致养老资源整合困难，无法实现充分合作。已有研究表明，在跨组织协同过程中，共享的价值和信念能够弥补组织间缺少的密切联系(Boons & Berends，2010)，党建引领则提供了组织间利益聚合、价值统一的重要途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建引领的实质是发挥先进政党的领导作用。本文基于党建组织强大的链接网络优势，提出构建党建引领社区与国企嵌入式合作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试图解释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社区与国企如何依托党建引领达成合作。党组织的优势是社区与国企实现嵌入式合作的逻辑起点。党的基层组织分布广泛，具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且充满活力、凝聚力强，具有其他基层治理主体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岳经纶，刘洋，2021)。其中，政治优势实现强有力的引导，为主体合作提供根本保证；
组织优势利于增强主体间党群联系，实现目标有效的整合并形成推动力；
制度优势保证了合作过程的规范化；
群众工作优势能够有效动员各主体内部成员，激发社区居民自治活力，利于建立信任机制。

在党建引领的框架下，推动治理主体在保持一定自主性的同时，依托党组织从结构、服务、合法性方面相互嵌入，统筹兼顾各方主体的利益和资源，寻求利益的交汇点和均衡点，达成服务共识和一致性的行动规则，实现社区与国企的双向互动，从而能够打破单位壁垒，解决社区治理中的成员动员、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等过程中的冲突和阻碍，达成共赢合作。

通过社区向国企的“赋权”与国企向社区的“增能”实现双向嵌入合作，优势互补。一是社区向国企的“赋权”。国企基层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企不再作为国家行政力量的延伸而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因此只能有限地进行政治性组织与动员，国家直接通过国企进行社会治理的途径受限(李珮瑶，2020)。而基层社会的合法性权力存在于社区居民当中，国企在基层社区除了面对行政合法性压力，还需考虑社区居民对其服务的评价。在党建引领下，通过党建共建的方式实现社区赋权于国企。一方面，利用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居民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合法性权威及由此产生的居民对社区天然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实现合法性的转移；
另一方面，推动国企基层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和建设，发挥国企在资源整合过程中的优势。社区赋权的中心任务在于授予国企权力，增加国企为社区公共服务活动的行政合法性，促进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从而加强国企与社区的深度交流，构建起跨组织网络，以进一步扩大国企在社区内服务范围、增强服务效果，形成与社区、街道、当地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二是国企向社区的“增能”，即通过扩展社区服务能力来激发社区的内部驱动力。而社区需要增能，究其原因在于社区养老服务资金来源于上级政府拨款，且养老服务设施滞后、人员专业水平较低，难以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精细和专业的服务。为解决社区能力欠缺导致的养老服务供给有效性不足问题，国企将社区导入服务框架内，为其注入养老资源，打破资源与信息壁垒，从而增加社区养老服务信心、技巧与能力。同时，为社区增能也能为其创造赋权的机会与能力。

图1 党建引领社区与国企嵌入式合作的分析框架

在党建引领下，“社区+国企”模式是加强社区治理方式创新的需要，双方合作具体可从以下几条路径出发：一是推进主体建设，形成具有引领能力的基层党组织体系，以居民社区党组织为中轴，将党组织和党员内嵌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驻区单位、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等组织化治理主体中，以统筹好社区党委与辖区各主体关系。在提升多主体养老服务供给能力的同时，增加主体权限，优化以社区为主体的行政结构，扩展关系网络，从而构建主体间的信任关系，扩大养老服务辐射范围。二是服务拓展，通过社区与国企在治理过程中的相互嵌入，拓展服务内容。国企由于在人员管理、服务设施、标准化服务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在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通过同社区分工协作，与社区老年人群体建立深度服务关系，从而进一步了解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以制定更切合实际的服务项目和内容。三是资源整合，通过建立社区与国企间资源共享机制，实现养老服务资源(包括资金、人员、设施和数据等)的联结和整合，显著改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养老服务重复供给及供给不足的劣势，解决由于国企与社区利益分化而带来的冲突，最终达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供给的目标。四是平台供给。党组织与社区其他组织的合作需要依托理性对话平台来实现。通过平台载体实现与其他组织的协同，从而形成不同主体之间的联动，推动主体之间的“互嵌”。针对社区养老服务而言，老人的信任更多来源于“关系”而非制度，因此在社区中提供养老服务的企业仅靠政府“背书”或过程监督无法建立起稳定的信任体系，需构建与社区居民互动的平台以形成良性的关系网络。党建共建为社区治理主体搭建了合作交流的平台，多元主体基于平台实现共同参与制定管理决策、凝聚党员队伍力量、激发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事项讨论的自主性。

4.1 案例选取

4.1.1 合作背景：X社区和北京C公司的基本情况介绍

X社区建于1991年，隶属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辖区面积0.126 平方公里，包括一条大街、三条胡同，53个居民院落，13栋楼(居民楼10栋)。X社区总人数3389人，常住人口2650人。社区居民中，老年人880名，约占社区总人口的34%，其中，55-70岁455人；
70-80岁310人；
80岁以上115人，属于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社区。同时，X社区属于较为典型的混合型社区，除居民居住外，还有百余家驻区单位，包括中央、市属单位11个。X社区把党建引领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基层治理的始终，在组织架构上，党委现有党员150名，下设2个党支部，共划分8个党小组。在几十年的发展建设过程中，X社区充分发挥引领服务型党组织优势，逐步建立形成了“1+3+6+1”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1+3+6+1”模式即“一个中心，三方联合，六项联动，一起监督”的工作机制。“一个中心”指围绕社区发展建设中心；
“三方联合”是社区、居民、驻区组织三方联合；
“六项工作联动”指党建工作联创、思想工作联做、社会治安联防、公益事业联办、环境卫生联搞、文体活动联谊；
“一起监督”即成立一个居务监督委员会，引导社区居民一起对社区工作进行监督。X社区“1+3+6+1”社区治理模式使社区管理过程中既有自发参与，又有共同监督，形成全民共享的社区建设氛围，为打造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奠定了坚实基础(4)以上关于X社区的数据来源于作者于2020年1月-6月的实地调研数据。。

北京C公司于2012年成立，是一家市属国企，该公司以“连锁化、平台化、标准化”为发展方向，将自身定位为“超大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和养老产业的践行者”。公司自成立起就瞄准社区，积极构建“大-中-小-家”养老设施的网络布局，推动形成“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公司除自营项目外，整合10大类、40余家服务商共同开展为老服务，带动上下游产业共同发展。现阶段，C公司在北京区域内运营大中型养老机构共计6家，提供床位1500余张；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30家，服务范围辐射近300个社区，累计服务150万人次。这当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结合居家养老和养老院式养老，按照“一区一特色，一站一亮点”的建设思路，搭建了分类明显、特点突出的特色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体系，奠定了参与社区治理的基础。作为国企，C公司第三党支部由驿站公司员工组成，内包括正式党员36名，预备党员1名，支委成员5名。C公司第三党支部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为切入口，依托130家线下驿站、居民生活服务平台的线下线上网络布局，初步构建“1+5+2N+X”社区治理体系，具体内容如图2所示。

图2 C公司“1+5+2N+X”社区治理体系注：图中关于C公司的数据来源于C公司于2020年6月提供的内部资料。

在党建引领下，从2018年9月开始，X社区与C公司联合开展了“乐享生活家”系列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开展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充分发挥C公司为老服务优势，推动社区各项工作(5)本文对案例相关内容的统计时间截至2020年6月。。

4.1.2 合作契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倒逼

X社区老龄化程度较高，对基础康养服务需求较大，如何更好地服务和管理老年群体成为X社区社区治理的主要任务，这也是X社区党委与C公司合作的现实契机。具体来看，基于社区内老年人现实需求，X社区的诉求主要集中在以下五方面：一是在社区整体人文环境营造方面，社区希望开展丰富的文娱活动，增强社区凝聚力；
二是在社区组织建设方面，社区希望对老人进行引导，让老人将自身发展与社区发展建设紧密联结；
三是在老人基础康养知识和技能提升方面，老人对营养健康等方面关注度较高，社区希望对老人进行正确的信息引导；
四是在促进老人自我能力提升方面，社区希望对老人进行自我能力的培养，丰富老年人生活；
五是在开展基础为老服务方面，社区要满足老人在膳食、理发、娱乐等方面的基本生活需求。

C公司在X社区的养老服务驿站的建成是由X社区“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推动的。2017年初，X社区为落实上级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安排，对辖区内违建建筑进行了拆除腾退，并对原使用者进行清退。清退后，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针对东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老年就餐不便等实际情况与C公司合作建成了东城区老年配餐中心。在运营过程中，满足X社区内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诉求为C公司嵌入社区治理提供了场域。事实上，在养老产业周期长、回报慢、利润低和产业链长等现实情况下，相较于私企或社会组织，C公司作为国企在资源、人力、政策和信誉方面都更具优势。因此，C公司直接参与X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更具可行性。

4.2 案例描述

4.2.1 合作方式

X社区党委与C公司第三党支部通过党组织合作共建，促进党组织、党员作用的发挥，深化双方合作的平台，初步形成了多元共治模式。党建引领合作治理的方式分为以下四种：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能力引领。

(1)政治引领

党建对社区治理的政治引领体现在正确把握社区治理的方向性，保证社区治理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的前进方向。在X社区中，党建政治引领表现在X社区党委与C公司党支部围绕主题教育，联合学习。例如，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相关要求，采取联合集中学习、联合过组织生活、联合开展主题教育等形式，加强党组织思想建设，提高党组织总揽全局的能力。

(2)组织引领

党建对社区治理的组织引领体现在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凝聚各方治理力量，推动治理主体的自发行动向集体行动转变。C公司通过建立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方式，围绕政策文化传播、社区矛盾调处、社区治安防控、心理健康建设、基础为老服务5项重点工作，参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在与X社区党委进行党建共建的过程中，构建了有效畅通的沟通渠道，从而保证了党组织领导优势的发挥，促使C公司中心工作与社区治理活动相融合，推动社区与国企在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心理服务体系、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营造社区和谐稳定的环境等方面形成合力。

(3)机制引领

党建对社区治理的机制引领体现在对各类制度机制的完善，确保党建机制与社区治理机制的衔接与互通。X社区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对相关自治、协商、议事制度等进行了优化。第一，X社区党委对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议事决策程序等进一步规范，健全相应的议事制度以保证社区党委决策权、协调权、监督权的行使。第二，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并充分利用党员“双报到”制度优势，联结C公司、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养老服务管理中来。第三，建立双向互动的服务群众工作机制，通过设立居民问题信箱，公布党委和社区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及时了解居民的思想动向，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将组织生活与服务群众紧密融合。

(4)能力引领

党建对社区治理的能力引领是通过加强社区领导班子队伍能力，从而提升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第一，X社区通过加强党建覆盖，推动组织能力建设。为落实在规模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要求，社区党委认真组织，摸清了辖区商业企业党建情况，选派富有党务工作经验的党员到企业中宣传、开展、指导党建工作，引导和推动驻区企业党组织能力建设。第二，社区党委为确保党组织作用的发挥，结合居民小组自管、社区网格化管理等方式，将党总支、党小组建设与楼院、楼栋管理相结合，通过多元化的治理活动提升基层党组织应急处置能力，进而有效保障养老服务的开展，在协调养老服务供给方式和供给质量方面优化社区治理效果。

4.2.2 合作内容

在党建引领下，通过主体建设、服务拓展、资源整合、平台供给四条路径逐步实现深度合作，改善养老服务的供给质量。

(1)激活治理主体机能，建构主体协调网络

X社区党委注重发挥社区、居民、C公司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三方联合作用，通过社区“大党建”模式积极引领三方力量共同推动养老服务供给工作。

首先，推动党建工作联创。X社区党委注重与驻区单位党组织的联创工作，“党建物业联盟”将驻区组织统筹联合在一起，以党建共建方式，实现了社区党委牵头，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物业公司参与的局面，加强与驻区单位的沟通交流。其中，对于已成立党组织的单位以共建的形式加强交流；
对于未成立党组织的单位，通过加强帮助指导推进建立建设党组织，实现党组织的互联互动、共建互补，推动形成X社区大党建网络。其次，建立党组织服务引领社区工作机制。包括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机制，坚持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党建协调联席会议，商讨社区工作、研究解决关系群众利益问题。采取党员“唱主角”，变“被动为主动”的活动模式，领导工青妇和群团组织，围绕和谐社区建设开展工作。再次，建立三方联系制度。建立并落实党委班子成员与居委会、服务站成员的联席会制度，通过定期例会制度，知民意解民疑，密切党群关系。最后，建立党建协调机制。党委牵头与辖区单位、党组织签订党建协议，协调驻区单位为辖区居民开放单位内部设施，开展便民服务。通过以上主体建构过程，能够更好地规范各主体在养老服务供给中的行为，协调其利益出发点，优化互动合作过程。

(2)健全为老服务支持，促进服务供需均衡

C公司基于X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发挥自身禀赋优势与社区联合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多项养老服务和相关活动，拓宽辖区内为老服务边界。首先，丰富养老服务形式和内容。一是发挥辅助居家养老的基本职能，帮助老人解决实际生活问题。X社区服务驿站充分围绕老人实际需求，除为社区老人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等基础养老服务外，还在X社区内建立“15分钟救助圈”，为老人提供巡视探访、辅具租赁、康复理疗、适老化改造等衍生服务，满足社区老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二是为老人提供心理支持，传递正确康养意识。X社区服务驿站在为老服务过程中，充分考虑老人心理需求，组织开展智能手机学习课、心理慰藉、“讲述者-口述历史”等活动，帮助老人疏导情绪；
同时，定期召开讲座，向社区老人普及基础康养知识，引导老人建立正确的康养意识，辨识保健知识、保健产品。其次，充分挖掘和发挥社区老人能力。一是引导老人参加自治组织和志愿服务活动。开展“红色讲堂”、“红色之旅”等特色党建共建活动，将社区治安治理、法制宣传、环境整治等工作要求融入为老服务过程中，让社区老人了解社区发展建设情况，明白社区发展建设方向，引导活力老人及其家庭成员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志愿服务、社区安全巡逻等社区工作。二是帮助老人发展自身能力。通过在X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内开展书法课堂、传统节日、京剧赏析等文娱活动，挖掘医疗、教育、歌唱、舞蹈等方面专业老年人才，并建立社区文娱活动团队，寻找组织活动、团队建设等方面有突出优势的老人，引导老人在社区建设中发挥自身所长，实现自身价值。

(3)链接内外优势资源，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X社区党委通过构建“大党建”模式，发挥党群协作的合力，有效整合和调动C公司与X社区优势资源，从而链接社区内不同主体的服务需求和供给，推动社区综合治理。首先，合理开发和利用内部资源。一方面，挖掘社区老年人力资源，例如，成立“认知症”志愿者服务队，引导低龄老人为“认知症”老人和高龄老人提供帮助，实现“他养”与“自养”的结合；
另一方面，X社区成立“双报到党员志愿服务队”，引导“双报到”党员参与基础为老服务，包括参加社区巡视探访、社区服务等志愿活动，以及参与辖区内独居、困难老人心理慰藉等活动，发挥社区内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其次，多方引入和链接外部资源。通过与红十字会联合开展紧急救助培训以及建立、参与志愿者活动，提高了驿站员工和志愿者的服务水平，整体加强了社区养老服务团队的人才建设，优化了社区养老服务人员的分工和配置。最后，实现资源供给精准化。C公司将为老服务数据与智能系统相结合，通过将自主研发的驿站指挥中心、管理智慧云平台、无人驿站等先进技术接入社区，提升社区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4)搭建党群交互平台，优化合作协商机制

一是构建组织对话平台。X社区“党建物业联盟”将社区组织统筹联合在一起，实现了社区党委牵头，国企党组织、物业公司参与的局面。社区党委以党建为桥梁纽带，与驻区单位党组织共建互建，让国企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服务社区老人，促进为老服务与社区治理要求的不断融合，将社区党建联席会议作为各方沟通交流的平台。二是建立老人互助平台。C公司专业的认知症和帕金森症管理团队“乐智坊”专家为辖区内老年人开展健康知识系列讲座，通过听觉、视觉等多重感知觉刺激，锻炼老人的现实定向能力和短时记忆能力，为认知症老人提供互动的机会，建造老人之间的互助平台。三是为居民提供交流沟通的平台。以居民议事厅、居民监督委员会等方式为居民敞开诉求渠道。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话题的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在社区活动过程中，将社区建设要求和内容融入其中，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话题讨论，增强主人翁意识，通过汇聚民意，不断完善社区内养老服务开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4.3 合作效果

在党建引领下，X社区实现了为老服务与社区治理的有效结合，初步形成了“社区+国企”共建合作模式，在开展的一系列“乐享生活家”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过程中逐渐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激发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的自主参与意识，为社区营造了良好的助老、为老服务氛围(表1)。

表1 “社区+国企”合作模式前后对比

4.3.1 服务供给：完善养老服务供给结构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国企”合作模式有效解决了X社区养老服务资源供给能力不足、服务供给体系不完整等难题。首先对于供给主体而言，在未形成合作模式前X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仅依靠居委会来组织，供给主体较为单一，且专业度与科学性难以保证。而在C公司进入社区后，则主要由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联合居委会及其他自治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提供养老服务，相对应地，养老服务内容的范围以及服务人员队伍的建设质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其次，从需求识别来看，基于C公司深入的需求调研，使得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能够实现“自下而上”的推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社区中老人的个性化需求，有效保证供需匹配质量，服务覆盖人群更加广泛，同时推进了市场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最后，X社区充分借助C公司的专业优势，突破地域限制地实现了社区内外养老资源的整合，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社区服务链。

4.3.2 推动自治：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

X社区党委、C公司第三党支部交流共建，结合社区发展情况，引导居民建立、发展自治组织，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树立主人翁意识，发扬互帮互助的精神。首先，在参与意识上，老人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得到明显提升。X社区建立了居民“自管会”、治安服务自组织“社区守望岗”、“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实现了社区从“他治”到“自治”的渐进发展，社区居民自治委员会集体讨论社区建设的重要事项是X社区的基本特色，在这一过程中老人的参与感、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都得到提升。其次，在互助意识上，X社区青少年“薪火队”和“认知症”友好化社区志愿服务队伍的逐渐成熟，开展社区救助、巡视探访、低龄服务高龄等志愿互助服务活动，营造互帮互助的人文氛围。然后，在准确识别老人养老服务需求的前提下，提升“精准服务”的供给水平，实现老人对服务消费项目的态度从不了解、不消费向尝试了解、有选择地主动消费的态度转变。最后，社区依托C公司开展的多项老人继续教育活动，使得老人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和延续兴趣爱好成为可能，通过学习和锻炼，提升应对社会发展、年龄增长等带来的问题，增强老人生活信心。

5.1 主要结论

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与载体。但目前“自上而下”的服务供给逻辑未能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资源整合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为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念，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北京市X社区中“社区+国企”的合作治理实践为分析样本，提出“嵌入式合作”的研究视角，构建了社区与国企合作供给养老服务的逻辑框架：即以党建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和能力引领的方式，实现社区与国企的赋权、增能，达成主体建设、为老服务拓展、资源整合和平台供给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网络，从而优化社区治理结构。

从北京市X社区的经验来看，在“大党建”体系下，社区与国企建立共建交流机制，不仅能够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也有利于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协调发展，为缓解超大城市人口老龄化创新了实践路径，进一步为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提供积极动能。但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虽然在党建引领下初步构建了多元主体的合作伙伴关系，但由于政府支配程度过高可能导致主体间关系不对等，因此，如何解决各主体的互动基础不足的难题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方向。此外，随着社区老年人组成结构日趋复杂，如何更好地完善社区居家养老特殊老人群体(例如空巢老人、高龄独居老人、伤残失能老人、“候鸟”迁居老人等)的特需服务功能，建立有效的帮扶机制，将党组织嵌入社区资源分配格局中，也是有待深入探索的重要议题。

5.2 政策建议

因地制宜地明确主体定位。从X社区的案例中可以发现，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过程中涉及到多元主体，包括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府，直接提供养老服务的养老机构，整合、管理社区资源的社区单位，提供补充服务的志愿组织以及负责打通各主体沟通壁垒的各级党组织等。其中许多参与主体承担了多重角色，在合作治理过程中容易造成认知和任务冲突。同时，不同的社区之间存在着老龄化程度、居民异质性、社区设施完善程度等基础背景差异，因此应根据社区特质分类治理，结合社区特性与养老服务需求构建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合作关系，因地制宜地确定各主体之间的角色定位，加强各主体之间的联动性，从而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效率。

推行互助、志愿养老服务。X社区在与国企合作过程中，通过建立居民自治组织、志愿者组织等，强化了社区内互助养老的意识。为充分挖掘和发挥社区内成员的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应进一步强化居民的参与权和决策权，提升其个人效能感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并给予自治组织、志愿组织充分的自治权力。同时，发挥党组织的文化服务功能，构建有凝聚力、民主性、邻里互助的社区文化，增强居民内部的横向联结，通过社区教育、公益活动等的开展引导更多社区内居民加入互助、志愿养老服务，并在过程中增强老年人的互信。

重视服务供给主体能力提升。市场化力量参与社区居家养老的实践虽已在许多地区展开，但普遍存在养老服务机构经验不足、与社区老人服务需求不匹配等问题。为更好地实现养老市场化力量在社区场域内的高质量融入并发挥其应有的服务效果，一方面，对于直接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而言，应在深入调研社区老年人需求的前提下合理设置服务项目。其中，国企作为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力量，应注重龙头企业的打造，鼓励国有企业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落实国有企业优势因素，鼓励国有企业间横向联合，以提高社会组织养老服务能力，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对于基层政府而言，这种合作治理形式下的养老服务供给对其组织能力和治理经验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应在充分把握本地区内的人口、地域环境特征的前提下，吸收总结优秀的经验做法，构建完善的养老服务资源协调机制、畅通的信息沟通平台、养老服务的标准评价与监督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