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的主体性：老山精神的家国情怀与固边兴边富民

朱凌飞 王 燕

发生学作为一种方法，其特点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的过程，注重历史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那么，“那些让社会保持在一起的力量，是如何出现的？不管什么导致了社会凝聚力，它总是生发出来的”(1)李峻石、郝时亚：《再造异同：人类学视域下的整合模式》，吴秀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2页。。恩格斯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并追问道：“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头脑中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8页。可以继续提出的问题是，行动者自觉、自主、能动及创造的主体性对于事物的发生和生长过程怎样发挥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在于增强国家认同”(3)关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知识创新》，《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第8页。，而国家认同的基本表达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个人或群体对国家的深刻认同、积极支持与完全忠诚，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及为保卫国家安全、争取国家的独立富强而献身的奋斗精神。老山精神最为根本的内涵就是爱国主义。1984年，老山战役主攻团政委周忠仕在老山首战部队作战总结时提出了老山精神，老山主峰上“不怕苦、不怕死、不怕亏”的石刻碑文，最为集中和直接地表达了这一精神的内涵：“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祖国和人民甘愿吃亏的无私奉献精神，生死相依、团结战斗的集体主义精神。”(4)麻栗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麻栗坡县志(1997—201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61、363页。张国伟认为，老山精神的生成有着必然的历史逻辑，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责任和担当；
二是保家卫国、捍卫主权完整的正当防卫；
三是争取改革发展的良好环境，为改善民生福祉奠定基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发展观。(5)张国伟：《老山精神历史逻辑论析》，《文山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第30-34页。老山精神由战区军民在实践中创造，经参战指挥员总结和提出，被军队、党和国家领导人肯定和强调，受到全国人民崇敬和学习，在某种层面上亦可被视为对参战官兵和云南边疆各族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奉献精神和英雄壮举的认可与褒奖。老山精神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弘扬老山精神的激励价值和精神特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6)黄宏：《老山精神时代性的思考》，《文化软实力》2016年第4期，第20-23页；
何丽：《弘扬老山精神与实现中国梦》，《文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13-116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7)习近平：《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3日，第2版。

本质上，老山精神反映了人们与其所生存的这片土地的深刻联系和深厚情感。对于国家而言，这片土地是领土和主权，不容侵犯；
对于当地人而言，这片土地是他们的衣食之源和生命之根，不可剥夺。正是在对这片土地的守卫、耕作、建设的过程中，“家”与“国”的连接不断强化，各族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种内部凝聚力在生发之后，还需要应对各种内部或外部力量的冲击，使社会得以维持其组织的形式和意义。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是老山精神的主要发源地，当地人在老山精神的创造、弘扬、实践中体现出显著的主体性特征，老山精神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对于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显现出积极的现实价值。

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8)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页。同样，某一人群的国家认同也是通过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得以建构和表达的，而战争无疑是诸多历史事件中最为显著和深刻的一种，它是国家意志和利益的直接表达，并在军民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过程中成为其国家意识得以塑造的主要根据。

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在这一年,项崇周出生在麻栗坡县的一个苗族家庭。1883年，法国殖民者侵入越南北部地区，进犯中国边境，梅氏土司率兵下船头(今天保口岸)抗击法军，项崇周被任命为寨老，防守猛硐。由于抗法有功，项崇周被清政府封为南防统领，负责麻栗坡、马关、河口的边防事务。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越南条约》，法国殖民者全面占领越南，并强占我云南边疆安平厅境内以猛硐为中心长百余里、宽约五十里的领土。是年秋，项崇周在当地苗族中组织了一支二三十人的武装进行抗法斗争，并在苗、瑶、壮、汉各族中扩充力量，人数发展到数百人。项崇周领导的这支队伍紧紧依靠边疆各族人民，运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及各种猎兽方法与敌周旋，先后在猛硐街、野猪塘和高逢等地击败法军。光绪十四年(1888年)，被法国侵占的猛硐边疆地区终于回到祖国怀抱，项崇周也被清政府敕封为猛硐地区边防营世袭管带。(9)参见邓沛：《毕生抗法的苗族领袖：项崇周》，《文史春秋》2008年第9期，第56-57页。为了嘉奖项崇周镇守边疆的功绩，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特授锦旗，上书：“赐给项崇周永镇边疆，兵防如铁桶,苗中之豪杰，大清光绪二十八年。”(10)方树海纂辑：《续滇南碑传集校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百余年来，项崇周的抗法事迹一直在中越边境各族群众中广泛流传，成为各族群众同心合力抗击外侮、守卫边疆的精神源泉。

1950年1月，越南正处于抗击法国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艰难时期。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华，请求中国政府对越南争取独立的斗争给予支持，特别要求中国政府派一名懂政治、军事的将领到越南帮助指挥作战。中共中央同意支援，并指派陈赓大将前往越南执行这项事关越南北部战役胜败的任务。(11)张树德：《陈赓大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陈赓率领的军事顾问团于7月7日从昆明乘火车到达开远，然后转为步行，于7月20日来到天保镇老寨村。陈赓一行到达老寨时天色已晚，当晚借宿于老寨村农民龙德福家。为保证陈赓在老寨村的食宿和安全，老寨村民捐出家里的米、面、蔬菜、鸡蛋和腊肉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全村20余名青壮年还自愿组成护卫队，在村内各个路口站岗放哨，协助陈赓随从人员做好安保工作。陈赓和顾问团一夜平安，第二天一早起来继续赶路，经过船头进入越南。多年来，“陈赓将军下船头”的故事已经在老寨传为美谈。陈赓将军当年借宿的龙德福家第二年生下一子，取名龙正光，在自卫反击战期间成了民兵连长，带领老寨及附近村寨的民兵支前参战，并荣立三等功。

1964年8月5日，美国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随后出兵占领越南。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不久的越南，又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政府于8月6日发表严正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12)《制止美帝国主义的新冒险》，《人民日报社论选辑》第5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64年，第78页。越南抗美战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胡志明主席派出特使前往北京，请求中国出兵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侵略军。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国军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13)何理主编、高化民等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增订本)》，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第300页。应越方要求，从1965年10月到1968年3月，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高炮、工程、铁道、后勤等支援部队总计达32万余人，最多的一年达17万人。(14)刘新生：《新中国重大外交事件纪实》，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36页。中国军队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扫雷，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飞机场、通讯和国防工程等任务，保证了越南北方运输线的畅通。为了确保援越任务的顺利完成，云南修建了元谋至永仁、楚雄至墨江、漾濞至永平、石屏至建水等8条国防公路(15)云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云南省志·卷八·经济综合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7页。，另外更动用宝贵的外汇开辟了著名的“胡志明小道”，转运苏联及东欧国家援越物资63万吨，免收过境运费8300万元。(16)陈湃：《越战亲历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页。在这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援越部队及民工分批轮流从麻栗坡经船头出境，或从越南清水河经船头回国，麻栗坡也成为援越部队出入境的一条主要通道。麻栗坡举全县之力，除在公路沿线设立茶水站、服务站、食宿站并做好接待工作外，还在城区和船头等地设置兵站和医院等机构，为援越过往部队、民工服务。老一辈的麻栗坡人还记得，县城电影院前的广场原来被称为“援越广场”，是当年专为援越抗美部队修建的停车场。粮食、猪肉、柴草、蔬菜等都从天保口岸源源不断运往越南，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1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麻栗坡县委员会：《力量之源 胜利之本——麻栗坡县支前参战纪实》(内部资料)，2020年，第10页。这些事实表明，对于麻栗坡人而言，国家的利益就是他们的行动指向，哪怕面对强敌也绝不退缩。

斐迪南·滕尼斯说：“祸害和敌人不是占有和享受的对象，不是正面的意志的对象，而是负面的意志、厌恶和憎恨的对象，即共同意志意欲消灭之对象。”(18)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远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6页。祸害和敌人可以激发公共的意志，“同仇敌忾”是共同体意识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与敌人的对立中使“自己人”的范畴更为清晰和明确。不可否认的是，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人民给予越南人民以无私的支持和巨大的帮助，与越南人民并肩抗击侵略者，“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一度成为美谈。当然，这种把“他人”视为“自己人”的观念和行动，并不意味着对于双方“边界”(boundary)的消解，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两者之间基于和平共处原则的对等关系。麻栗坡人身上承载的这段历史，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对国家的认同，为后来老山精神的铸就奠定了历史基础。

习近平强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19)习近平：《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3日，第2版。在民族危难之时，那些挺身而出保家卫国的英雄受到本国人民的传颂和推崇，成为代表民族精神核心内涵的符号和价值取向的坐标。正如威克斯所提出的：“共同体最强烈的感觉，可能来自那些发现他们集体性地生存的前提条件受到了威胁的群体，以及那些在这之外建立一个提供强烈的抵抗力和能力感的身份认同共同体的群体。”(20)转引自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外敌入侵使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了威胁，强化了边疆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并进而激发起共同的行动。

老山位于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境内，面积8平方千米，地处中越边境12、13号界碑之间的骑线点上，处高临深，虎踞龙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越南政府不顾中国政府警告，秘密派兵侵占老山者阴山等地，修建大量军事设施，在距阵地400～600米的中方地段设有警戒雷场，在距阵地50～100米处设有宽正面、大密度的混合雷场。(21)麻栗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麻栗坡县志(1997—201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54页。从1979年年底至1984年3月，越军向麻栗坡境内不断开枪开炮，造成大量边民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我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984年4月至1989年末，中国军队对越南军队控制的老山和者阴山众多据点进行集中“拔点”作战，各大军区抽调部队轮番上阵，称为“两山轮战”。(22)麻栗坡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麻栗坡县志(1997—201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54-357页。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不胜枚举，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长眠于麻栗坡县城西北部畴阳河畔的烈士陵园，一旁的老山作战纪念馆记录和讲述着他们的故事。2015年1月21日，习近平在昆明视察第十四集团军时，称赞这支部队在1984年老山收复战中牺牲的战士王建川“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军人血性，在全军上下引起强烈反响。习近平指出，打仗从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军人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23)李宣良等：《习近平称赞“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军人血性 打仗从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在视察驻昆明部队时强调着力推动强军目标在基层落地生根》，《解放日报》2015年1月23日，第1、5版。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之本、力量之源。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走强军精兵之路，练就敢打敢拼、发扬不怕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除原广州军区之外的各大军区都派出所属部队到麻栗坡地区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和防御作战，投入的军力一度超过麻栗坡县当时的总人口。在此期间，麻栗坡各族人民把支前参战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人给人、要物给物。部队打到哪里，民兵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担负起封锁边境、侦察敌情、充当向导、救护伤员、装运物资、修路护桥等任务，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涌现出父子、兄妹、夫妻，甚至一家老小争先支前参战的感人事迹。地处战区中心的猛硐乡村民生活困难，他们在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丢开自家的生产，拿出自己的所有来支援前线，甚至不惜献出生命。麻栗坡县志办原主任杨献才说：“哪怕家里只有一个鸡蛋，猛硐街民们都捐献出来送到卫生院给伤员滋补身体，让他们早日恢复健康上前线。”(2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麻栗坡县委员会：《力量之源 胜利之本——麻栗坡县支前参战纪实》内部资料，2020年，第370页。在麻栗坡，“张妈妈”张翠黄的支前事迹广为人知。从1979年到1989年，张翠黄凑军粮马草、做鞋垫、送棉被、杀猪送肉、磨豆腐、扛米线、挑卷粉、赠香烟、给牺牲战士献花圈……倾其所有支持前线作战。部队官兵给她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每次送物资到部队，官兵们就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上一笔，如“杀自家猪支援1头、赠100元的鲜鱼、慰问部队物资折价合计1066元……”这样的记录写了满满一本。十余年间，她一直给多支部队不间断地送去物资，扣林山、高棚、老山的每一块阵地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她获得了“云南省支前模范”“子弟兵的好妈妈”“全国三八红旗手”“成都军区支前模范”“拥军标兵”“战士的母亲”等光荣称号。1986年，张翠黄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并与邓小平合影留念。(25)《“子弟兵的好妈妈”张翠黄，永远地离开了》，《文山日报》2020年4月4日，第1B版。如萨林斯所说的：“只要他们过着共同的生活，他们就参与彼此的苦难和愉悦之中，分享彼此的经验，同时为彼此的行动承担责任，感受彼此行动的感情。”(26)马歇尔·萨林斯：《亲属关系是什么，不是什么》，陈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6页。“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麻栗坡各族群众对祖国的责任担当和庄重承诺，他们以自己无私无畏的牺牲去践行，并在行动中增强了共同的信念。

1984年，轮战部队用两顶军用帐篷、一块小黑板、九个炮弹箱，为坐落在八里河东山半山腰的芭蕉坪村建起了一座“八里河战区小学”，并由文化程度较高的战士轮流任教，9名苗族孩子成为第一批学生。在八里河东山脚下的八里河村，我们找到了这9名学生中的两位——王清树和王开学，他们讲述了当年在帐篷小学上学的情境。王开学说，当时他已经14岁了，刚上完二年级就中断了学业，解放军战士来到他们家，动员他父母送他去上学，说孩子们一定要上学，等战争结束了更好地建设家乡，并特别说明上学不收学费和书本费，还说如果家里劳动力不够，他们会来帮忙干活。学校的课程设置完全按照全日制小学的标准安排，平时孩子们在帐篷里认真听讲，一旦听到炮声响起，孩子们就迅速钻进猫耳洞里继续学习。为躲避战火，这所帐篷小学曾经先后六次搬迁。王清树说，最让他痛心的是他们的士兵老师经常换，不是士兵老师不愿意教孩子们，而是他们上战场后就再也没能回来。在学习知识之余，孩子们更学习到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和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1986年5月26日，全国妇联原主席康克清亲自题写了“帐篷小学”的校名。2002年1月，由中央电视台和文山州委州政府等单位联合拍摄的三集电视剧《我的帐篷小学》在昆明首映，并于3月23日至25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起巨大的反响。2007年，在原成都军区的支持下，帐篷小学完成改造，并完全划归地方管理。2009年9月，帐篷小学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命名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帐篷小学”已经告别了“帐篷”，校名中“临时性”和“非正式”的原生含义已经极大地消解，但其纪念意义和励志色彩依然浓厚。帐篷小学的校歌中唱道：“我们是边寨的新一代，我们有美好的明天。”正如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所说：“帐篷小学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在南疆沃土上深深扎下了根，说明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来源于解放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来源于云南少数民族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对知识的渴望。”(27)杨佑钧、陈增勇：《情系彩云之南——“西部大开发”考察团在滇考察纪实》，《中国统一战线》2008年第8期，第17-19页。其中凝结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而这种情怀是朝向未来的和充满希望的。

老山精神所体现的战区军民对国家绝对的忠诚和无私的奉献，其根由正在于对国家的认同，其结果也必然导向对国家的认同。“英雄”和“模范”既是一种荣誉称号，代表着国家和人民对那些为国牺牲和奉献的个体的认可与褒奖，也是一种象征符号，成为各族群众思想的标杆和行动的楷模。此外，当时老山精神以“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信念，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于国家和军队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信心，强化了更广大范围内以国家为指向的内部凝聚。老山精神所展现的正义力量、豪迈气概、无畏勇气，是激励一个民族和国家前赴后继、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

正如费孝通所言：“恐惧、忧虑、期待、安慰以及爱护等感情，使人们和土地间的关系复杂起来了。人们总是不能肯定土地将给人带来什么。人们利用土地来坚持自己的权利，征服未知世界，并表达成功的喜悦。”(28)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59页。长期在一块土地上辛苦劳作，人们对这块土地就会越来越熟悉，积累起丰富的知识，甚而产生深深的感情。土地已然融入了他们的整体人格之中，哪怕这片土地布满了“创伤”，也是他们不能轻易抛弃或放弃的，并且要奋力去耕耘和建设。

战争结束了，但战争留下的隐患却没那么容易消除，仍在持续给当地人带来伤痛，甚而成为和平的威胁和发展的障碍。战争给麻栗坡边境地带留下了一片片焦土和雷区。据有关部门统计，1979年以来，文山州因不慎触雷致伤致残人数近6000人，年龄从8岁到84岁。譬如最常被提及的“87个人78条腿”，就出现在“雷患村”富宁县沙仁寨。(29)谭克明：《地雷有约》，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第138-140页。就在前几年，富宁、麻栗坡、马关三个边境县还偶尔有个别村民被地雷炸伤的消息传来。因为地雷的威胁，文山州有5万余亩耕地就此荒芜。当地农民即便不到雷区砍柴、放牧或捡菌子，就是在自家地里耕种也可能遭遇地雷，因为有时暴雨引起山洪，会把地雷冲到田地里。此外，误入雷区的野生动物或家养牲畜死伤更是无法统计。

中国军方与地方政府分别于1992年4月至1994年9月、1997年12月至1999年6月、2015年6月至2018年11月在麻栗坡边境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扫雷行动。在第三次扫雷中，2018年10月11日下午，云南扫雷大队四队五班战士杜富国正在老山主峰西侧三公里处某雷场执行扫雷任务，他在探雷器的引导下，发现一枚露出部分弹体的67式加重手榴弹，经请示后，他得到“查明情况”的指示。杜富国对身边的战友艾岩说：“你后退，让我来！”就在杜富国清理浮土时，地雷爆炸了。杜富国下意识地往战友艾岩方向倒去，护住了艾岩。战友安然无恙，而他自己却失去了双手和双眼。(30)章文：《排雷英雄——记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杜富国》，《光明日报》2019年5月20日，第1版。扫雷作业以来，杜富国进出雷场千余次，累计作业300余天，搬运扫雷爆破筒达15吨，在4号洞、265号界碑、马嘿、老山等14个雷场累计排除地雷和爆炸物2400余枚(件)，处置各类险情20多起。杜富国身上折射出新时代中国军人不畏困难、甘于奉献、敢于牺牲的优秀品质，为老山精神续写了新的篇章。2022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杜富国颁授了“八一勋章”。

这三次大扫雷行动都有当地民兵和群众的参与，第三次扫雷甚至动员了2万余人(次)，他们帮助部队运物资、当向导。(31)麻栗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麻栗坡县志(1997—201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88页。参与其中的就有八里河村的王开学、王清树等人。八里河村位于八里河东山脚下，全村46户人家中就有48人因地雷而伤残。王开学的父亲就是在他11岁的时候(1981年)触雷身亡的，而王清树的弟弟王清明则三次被地雷炸伤，幸得及时医救才死里逃生，但也落下终身残疾。在20多年的时间里，村里邻居、亲戚被炸伤炸死的情况不断发生。王开学和王清树兄弟经常被外来者问起：“既然这里到处是地雷，那你们为什么不搬走？”他们的回答几乎一样：“这里是我们的家啊，我们生在这里也要死在这里。有地雷，我们就把它们都排掉。”村民们选择留下来并坦然接受各种挑战。他们给扫雷部队当过向导，见过部队排雷，平时在田间地头发现地雷也会捡回来上缴公安部门集中销毁。王开学说：“地雷是人做的，人就能把它拆除。”他开始自己摸索着去排雷。王开学没有经受过专门的培训，也没有任何保护装置，仅有的工具只是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一小节铁丝而已。以完全自学、几近徒手的方式拆雷，让外人无法想象。王开学的经验是：“在拆雷的时候首先是要不怕死，其次是要沉着冷静，再有就是一定要耐心，慢慢来。”他说：“我20多年来排除的地雷最少也在15000颗以上。我就是不愿让我们的下一代再踏响地雷，我要给下一代留下一片纯净的土地。”王开学带着我们去看他在八里河东山紧邻边界的山坡清理出的200多亩土地，他一一指给我们看，“那边40多亩种了黄花梨木，下边60多亩种了杉树，上边40多亩种了澳洲坚果，路边的50来亩先种了玉米，以后再由子孙后代慢慢去开发，他们想种什么就种什么”。言语中饱含着源于坚守的自豪和面对挑战的自信，以及对这片土地上美好生活的期待。

对于八里河村村民来说，八里河东山的山峦、河沟、坡地，哪怕是已经树丛和长满杂草的“禁区”，都是他们曾经耕种和放牧的土地，是他们永远难以割舍的家园，留存着他们祖祖辈辈的历史记忆、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日复一日的生存经验。王清树和他的朋友韦堂友带我们爬上了八里河东山主峰，一路上随处可见永久封禁的雷区，水泥碑上刻着骷髅头标识和“雷区，禁止入内”的字样。王清树说：“这些雷区不能排了，再排的话容易伤亡，对生态的破坏也大。再说也要给历史留下一个见证，让后人不要忘了这段历史，懂得珍惜和平。”王清树对每一座山峰、每一段小路、每一处遗址背后的故事，甚至路边一棵被炮击后依然茁壮生长的大树都如目知眼见，耳熟能详。这是一种任何一个外来者都无法真正认识和体验的情感。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人们真正体会到“每个人都对别人负有责任”的含义。中国上下同心、守望相助，成为世界上疫情防控做得最好的国家。但世界各地的疫情仍然此起彼伏，形势依然严峻，也给我国边境地区的防控带来很大的压力。防范境外新冠肺炎疫情输入成为边境地区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当下守土固边的重中之重。天保村于2020年3月29日开始设卡点。一开始由党员、干部带头值守，党员陶兴武第一个报名，他说：“我第一个参加，这次值守既是为了生命安全，也是为了边境安全，我们决不能让疫情传播过来。”八里河村的王和光说：“支前参战时，我从1984年就守到1986年，守了三年。现在，我们在这么安全的地方守，我们一定守，三四年我们都坚持到底。保护好我们国家，只要大家没有病，安安全全的就是最好的了。”不断增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边境地区各民族在防范和应对各种外来风险和挑战的斗争中焕发出强烈的自发性和主动性。

赵汀阳说道：“既然土地是存在之本地，守土就是守本，本土就成为一个精神概念，而守土也成为神圣责任。”(32)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52页。段义孚提出“恋地情结”(topophilia)的概念，以“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并进而阐述道：“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33)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36页。人们对地方产生依恋，基于对该地特定物质条件的依赖，并因生存经验和生活体验的长期积累而形成了人生价值的依附，成为一种深厚的家园意识。因而，这种“恋地情结”完全可能因为人们对空间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对空间体验强度的不断加大而日趋强烈，并最终使地方与环境成为某种情感的载体和符号。对当地人来说，这片土地不仅仅是生计和财富的来源，甚至也成为生命的根源，并将继续支撑起他们对未来更美好生活的希望与信心。

习近平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34)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求是》2021年第19期，第4-9页。红色资源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常以集体记忆的方式被保存下来，为人们的现实实践和未来预期赋予意义和形成导引。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认为的：“感知一个事物或者对它有所作为，就是把它放到预期体系中。感知着的世界以历时经验来规定，是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一套有序的期待。”(35)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对于天保人而言，红色记忆将能使他们对地方和自我形成积极的认知，并为集体和个人的行动提供明确的方向。同时，那些容纳了红色记忆的场所和事物也成为实现地方发展的重要资源。

麻栗坡作为老山精神的主要发源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战争时间最长、牺牲奉献最大、创伤损失最重、走出将军最多的地方，素有“滇南雄关”“边陲重镇”之称。“红色”正是麻栗坡这片边境土地的底色，其意义和价值正日益彰显出来。2009年，云南省确定麻栗坡为五大特色沿边开放旅游区之一，将“天保旅游小镇”建设纳入《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及改革规划纲要》。2013年，麻栗坡县提出了打造“英雄老山圣地”“中国祖母绿之都”两张特色名片。其中，重点抓好“英雄老山圣地”建设，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老山精神、发展红色旅游、促进民族团结”。2019年4月，英雄老山圣地旅游区进行转型升级，主要包含老山神炮、天保口岸及老山主峰三大片区，占地面积约30平方公里，整合了红色文化资源、自然生态资源与民族文化资源，打造了游客中心(南疆记忆陈列馆)、红色老寨、老山神炮(陆战装备馆)、野外拓展基地、地雷展览馆、老山栈道、奇石滩、清凉洞、将军洞、天保口岸、老山主峰等主要景点。通过旅游开发，红色记忆被景观化。景观是“记住视觉事实和感官情感的试金石”，是一种“记忆场所”，是建立和维护集体身份的关键因素。(36)Paul Claval,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Heritage and Landscape，” In Niamh Moore and Yvonne Whelan, eds., Heritage，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Landscape,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7, p. 85.采用“红色旅游+红色教育”的模式，天保镇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理想信念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的建设与红色旅游景区的建设相融合。2013年6月，老山精神理想信念教育现场教学基地成为云南省三个重要的党性教育基地之一，为新时期开展干部党性教育搭建了新平台。2014年11月，经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批准成立了老山干部学院。2015年4月，挂牌成立了国防大学老山教学基地，7月挂牌成立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老山教学基地。2019年12月，共青团中央批准老山为全国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基地。老一辈的天保人有着关于战争的共同记忆，后辈们则在倾听老一辈的讲述、参访红色景点、接受红色教育。“人们在通过沟通而传承过去的同时，也在附带地承载着历史。这时，叙述者不知不觉地、附带地和无意识地承载着历史。”(37)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社会记忆(代序)”，第7页。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共同感知、感受、感悟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并将这种记忆延续下去。转型升级后的老山，也成为继江西井冈山、延安宝塔山之后全国人民心向神往的英雄山，成为祖国尊严和领土完整的“地理标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之源。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5页。天保村围绕“景区红、民族富，共谋发展小康路”的发展目标，深入挖掘景区周边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充分调动景区周边群众以旅促农的积极性。一是培育开发地方特色食品，以腊肉、腊猪脚、马脚干粑、三角粑、油糖糕、糕粑、芭蕉果粑、“军民鱼水情”(罐头红烧肉加芭蕉花)等为代表，并鼓励和支持当地人发展农家乐、精品民宿、旅游小商品、手工制品、土特产品、特色种养殖业等相关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创收；
二是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在景区运营中优先吸纳当地各族群众到景区做票务员、讲解员、保洁员、保安员、驾驶员等工作。此外，以麻栗坡农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龙头，积极进行“一园区四基地一中心”的布局与实践，着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其中，“一园区”指麻栗坡边境经济合作区乡村振兴示范园，该项目位于天保镇新城村，旨在依托麻栗坡县农业、边贸和旅游产业，打造一个集展示、销售、产品研发、科研培训、电子商务、产品加工、商贸物流、休闲旅游、落地加工等为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园，设综合服务区、产品研发展示中心、农特产品加工区、冷链物流区、中草药加工区、落地加工区六大区；
“四基地”指魔芋种植基地、百香果种植基地、农产品育苗基地与澳洲坚果育苗基地，以“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产业发展；
“一中心”则是冷链物流中心(边民互市市场)，主要开展市场管理、边境贸易等业务，促进天保口岸边境贸易发展。目前，乡村振兴示范园一期项目天保镇农特产品加工区已经建成。园区内的魔芋加工厂已建有厂房两栋，安装了魔芋干片和魔芋精粉生产线两条、魔芋胶生产线一条，通过直接深加工或与其他工厂合作，最终产出包括魔芋胶膳食纤维、水晶魔芋爽素毛肚、水晶魔芋黑毛肚、水晶魔芋凉皮、水晶魔芋酸辣粉等产品，并以“滇芋”品牌在线上和线下销售。随着园区魔芋加工厂的投产，麻栗坡的魔芋种植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截至2021年7月，全县已种植魔芋8100余亩，23户提出现代农业小农户培育申请，而如麻栗镇茨竹坝村委会猪场村就将之前种玉米的200多亩山地全部种上了魔芋，并计划在两年之后将种植面积扩大到500亩，产出的魔芋将主要供给天保的魔芋加工厂。地处县城与口岸中间地带的乡村振兴示范园，将为麻栗坡县扩大沿边开发开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创造条件。

希望是对一个人身份的信任，对一个人与世界积极互动能力的信任。(39)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6页。自信与希望引导人们直面自己遭遇的困难和挑战，并以一种开放、包容、创新的态度去应对各种复杂的外部环境。202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到来之际，文山至麻栗坡的高速公路试通车，而麻栗坡至天保口岸段已开工建设。越来越多的优惠政策、发展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等正在不断投往老山地区，麻栗坡边境地区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正在成为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在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乡村振兴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原来流血冲突的前线正在转变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曾经硝烟弥漫的土地正在建设成美丽的家园，这是对革命先烈最好的纪念和告慰。

共同体永远需要警戒、强化和防御。(40)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页。在我们的领土和主权受到侵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时，我们必定予以坚决的、英勇的回击。麻栗坡人在抗击外侮的过程中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老山精神的铸就奠定了历史基础。老山精神体现了战区军民对国家绝对的忠诚和无私的奉献，其根由正在于对国家的认同，其结果也必然导向对国家更深刻的认同。守卫国家领土成为边疆各族人民的神圣责任。这片“土地”不仅仅是生计和财富的来源，甚至也是生命的根源，并将继续支撑起他们对未来更美好生活的希望与信心。同时，这片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也将使当地人对地方和自我形成积极的认知，并为集体和个人的行动提供明确的方向。

有研究认为，全球秩序似乎对个人情感有某种程度的依赖性，而全球文化分层背景下各地区对情感也有着不同的理解。“特定文化或民族成员个人情感的教化程度，决定了他们的国际地位。若要称雄于民族之林，就必须培养本国民众的特定情感，如英武、勇决、爱国、友爱、团结等。与之相应，愤怒、仇恨和冷漠等‘负面情感’，则必须受到抑制。”(41)海尔格·约德海姆、玛格丽特·佩尔瑙：《全球概念史：文明、教化与情感》，杨光烁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5年第4期，第129-138页。在战前，我们曾给予邻国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达了真诚的友谊和巨大的善意。在战时，中国军民铸就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老山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也正如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所指出的，善良的意图、有限的可激怒性、一定程度的宽容、互利的策略是促成双方达成积极合作的重要图式。(42)参见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8-131页。当硝烟散去，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与周边国家携手前行，推动互利共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越双方的经贸、文化、政治交往日益密切。2008年6月1日，双方发表了《中越联合声明》，确定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4月7日至10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应邀来访的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进行了会谈，双方强调要珍惜和维护中越传统友谊，推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4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中国同越南的关系》，2021年8月15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92/sbgx_677296/，2022年5月20日。“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习近平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潮流，道出了世界和平发展的真谛。(44)裴广江、韩超、陈尚文，等：《纪念伟大胜利 开创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5年9月3日，第2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老山精神焕发出新的生机，获得了“维护和平、守本创新”的时代价值，对于完善沿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正如习近平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我们在调查中也深刻地感受到，民族团结进步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内生需求和强烈愿望。在守卫边疆、建设家园、振兴祖国的过程中，边境地区各族群众表现出显著的主体性，对于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老山精神中蕴涵着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的精神源泉以及各民族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