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31个省(市、区)相关数据

沈萍，王陈懿

(兰州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兰州 730000)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发展战略。相较于传统产业，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高速发展下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基础，利用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形成的新经济业态。在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下，加快数字化发展，加强数字社会建设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需要，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为产业发展赋予了崭新的驱动力，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主要数字产业成为我国当下及未来的重点发展对象。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热潮的兴起，各地区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数字经济所带来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电商和移动支付平台的日渐成熟深刻影响着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创新引领发展战略的实施。《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1)》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为130.9，相比2016年增长了30.9%。其中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排名前五的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和上海，指数分别为201.9、200.5、199.5、189.9、185.0，中西部地区重庆和四川排名跻身前十，排名有所上升，黑龙江等省份排名有所下降。纵观我国数字化发展格局，处于整体水平不断上升但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不同区域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产业发展等方面存在差距。从地理空间上来看，不平衡性表现出自东向西、自南向北、自沿海向内陆递减的特征，且囿于地区人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科技发展水平、资源等因素，市场自身力量难以将其调节到均衡状态，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地区政策和国家政策导向，以便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潜能[1－2]。因此，探究如何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现状，以及区域数字化发展如何影响创新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颠覆性技术成为新的社会基础设施，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向经济发展持续赋能[3]。传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涌现出各种问题与矛盾，各产业都急需探寻一条新的发展出路。为顺应数字化发展形势，赋能产业提质增效，推动以工业为主导的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4]，各产业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探寻数字化转型路径，产业数字化转型是以“数字技术—新经济模式—社会治理”为驱动力对业务进行升级，进而提升生产数量及效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最终实现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目标[5]。数字技术应用的升级增强了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减少了企业间信息不对称性，企业在数据获取、存储、分析等方面的能力均得以增强[6]。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零售商开始采用全渠道零售模式，即通过线上及线下等多种渠道进行销售，通过线上的销售数据还可以帮助零售商更好地对线下零售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决策，特别是通过全渠道收集的数据多于传统数据，信息获取更充分，指导操作更具参考性[7]。数字技术应用的升级改变了生产协作方式，有助于构建产业新型竞争优势。我国正逐步形成以数据驱动为基础的工业互联网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和产业化体系，通过构建“云服务生态”赋能数字化转型，打造供应链数字化协同网，从而逐步解决过去传统商贸流通不健全、中转环节多、运输效率低、采购成本高等难题[8]。数字技术应用的升级为价值创造提供了更多空间。数字化对信息不对称的消除，使之能够在短期内重塑价值。数字化对价值的深层次影响更多体现在价值创造过程，即生产者可以利用庞大的数据资源筛选出有效信息，从中发现产品的改进方向，提升产品的功能和服务价值，制订出更加贴合消费者需求、更佳性能、更高效率的产品设计，以实现深层次的价值创造[9]。

综上可知，学界对于数字化的研究主要涉及其内在机理、路径、对策及数字化未来发展趋势等。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则较为丰富，如企业研发、创新要素流动、市场整合、知识溢出、跨区域创新合作网络构建等。但对于区域数字化与创新绩效两者间关系的研究少有文献涉及。且由于数字化的测度指标选择尚未有一套系统的衡量标准，很多实证研究类文献在测度指标选择上缺乏参考，在数字化的测度上更侧重于选取与互联网领域相关的信息指标。赵滨元使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探究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10]；
俞伯阳选取各省份互联网普及率作为衡量数字经济变量，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11]。数字化涉及领域较多，相比信息化，在数据信息上更为融合，更能发挥出“数据资产”的潜在价值，两者不能完全划等号。因此，在研究数字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时，需要构建全面、科学的数字化指标体系，优化数字化指标的选择。基于此，本文以2013—2020年全国31 个省(市、区)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平台建设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三个维度构建区域数字化发展指标，实证研究区域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借以丰富区域数字化的经济后果，厘清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

数字经济改变了个人、企业和社会之间的传统关系，对打破时空壁垒，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推动各类资源要素流动，促进国内外经济循环，构建社会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从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实质上是新模式、新业态替代旧模式、旧业态的过程，在发展的新阶段，依靠高消耗、低效益、高污染的传统产业，依赖人口红利、自然资源投入的传统增长方式无法实现长久高质量发展，积极向低消耗、高效益、低污染的新兴产业技术和创新、知识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必然趋势[12]。

创新能力是衡量一个区域是否具有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产业活力不足的情况下培育发展新动能，争取更多的竞争优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在2019年确立浙江省、广东省等六个省份作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对技术创新成果早期市场和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扶持力度逐年加大，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数字化企业蓬勃发展，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

从市场角度看，数字经济凭借去中心化的网络效应和平台效应打破了传统市场的地域限制和领域限制，拓宽了区域市场的边界，增加了市场的深度。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一大功能就是将原本在信息意义上互相分割的局部市场信息整合为真正的统一大市场，在信息意义上“扩张”市场范围，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促进分工和专业化[13]。为满足市场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并在市场中获取更多竞争优势，企业的自主创新意愿增强，利用数字技术为自身寻求创新最优路径，提升企业创新要素利用率和创新决策科学性，进而提升创新绩效势在必行。同时，部分信息技术企业也开始寻求同传统行业跨界合作。产业数字化侧重非数字化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体现出数字经济范围的融合本质，对于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区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数字经济展现出的规模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创新边际成本，提高创新边际收益。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在各个区域实现领跑，这对于充分释放新动能，保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该区域的创新绩效具有重大作用。综上本文提出假设1:

H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

数字基础设施是在经济结构模式发生转变的背景下，为实现国家和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的基础设施体系，在扩散技术、引领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是驱动数字革命的核心要素之一[15]。数字基础设施的本质是科技基础设施，核心在于增强数据存储、传输和计算能力，根本目的在于以数字信息技术驱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业态革新，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推进各领域培育创新性新动能[16－17]。“十四五”期间国家将系统布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新兴产业发展作为重要议题，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投资速度正在逐年递减，有效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基建”成为新的发展目标[14]。相比传统基建，“新基建”具备独特优势，在经济发展转变与要素资源约束的新阶段，扩大传统基建投入已无法带来预期经济效益，“新基建”缓解了近些年来传统基建发展空间受限的问题，其具备的新技术和新动能使其能更好地搜集整合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的数据资源、信息资源并进行智能化处理，从各个领域挖掘新需求，为产业发展带来更具有创新性的市场，提升产业竞争力，有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实现新旧动能转换[12，17]。

创新是生产活动中最具有竞争力的部分，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数据应用生态建设，有助于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效能，打造数据要素驱动型创新创业生态，赋能区域创新发展[18]。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当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数据要素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全面整合城市区域数据，充分发挥系统性创新的驱动作用，提高创新效率，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19]。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产业体系向智能化转型服务于创新与创造，推动构建新的网络和价值链进而构建新的商业模式，使得创新主体更好地进行沟通，实现知识的共享，有力促进创新产出[20－2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各个阶层的群体提供新知识新技术，有助于居民快速更新自身技能和知识结构，实现扩展型人力资本(信息获取与自我学习)积累，培养创新型人力资本[15]。综上本文提出假设2:

H2:增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

数字经济具有平台化特征，互联网平台模式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数字化平台以数字技术为组件，整合覆盖企业各项业务，能够对数据进行全面的采集、分析、挖掘及应用并提供云储存、内容知识共享等一系列云服务内容。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大企业纷纷推出了云服务平台，为云服务的应用提供了场所，如华为云和阿里云服务器等。云服务的出现给数字产业的商业模式和业务模式创新注入了新活力，带来了更为快捷和定制化的信息资源共享方式，使中小企业可以以一种更为灵活、便捷和低成本的方式在平台上实现企业内部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资源交互，提升其创新绩效[22－23]。云服务能力的增强有助于协调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内容创意，并将其融入自身产品创新中，实现产品的创新价值，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3]。

作为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数字化平台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可供性和可交互性等特征[21]。数字化平台在企业内部的普及更便于企业将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整合起来，突破组织或生态系统边界对创新的限制，帮助其更好地实现数字化管理，进而产生具有竞争力的资源，依靠这种资源开展创新活动，提升企业的沟通效率和竞争力。数字化平台建设水平反映了数字化创新载体的发展程度[20]，通过数字平台迭代扩展平台范围能够降低开发者的创新成本，加快创新要素流动[25]。当创新要素在数字信息平台聚集时，通过数字化平台直接把市场需求与产品创新相匹配，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对于企业创新实现、提升创新要素配置和市场效率，推动区域数字内容产业自主创新，制定切实可行的创新政策具有重要意义[20，23]。数字化平台可以为创业主体提供更多交流合作平台，帮助其整合全世界的创意思维，增加创新合作机会[24]。综上本文提出假设3:

H3:数字平台建设的加强有助于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31 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不包括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港澳台地区)，选取2013—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相关指标所需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CSMAR 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1.研究模型。为检验上文所述假设，建立以下四个基础模型:

其中η0，α0，β0，δ0和xit为常数项，i 表示不同地区，t 表示不同年份，it 表示某地区某年，x 表示随机误差项。

2.变量定义。(1)解释变量。关于数字化，部分学者在理论上构建了一套“数字化指标”，如赵涛基于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互联网相关产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和数字金融普惠发展5 个方面，利用2011—2016年中国222 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26]；
王军选取数字经济发展载体、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作为数字经济的4 个一级指标[27]；
《中国区域数字化发展指数报告》从数字创新要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4 方面构建了中国区域数字化发展评价指数。

本文参考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及《中国区域数字化发展指数报告》，分别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平台建设3 个方面来衡量区域数字化水平(表1)。其中，选取互联网建设相关指标衡量数字技术设施建设，选取企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情况相关指标衡量数字平台建设。对于数字经济，在总结“十四五”规划、G20 峰会、国家统计局等相关文件和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后发现，学界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或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融合性经济(不仅仅局限于某个行业，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起来的新业态)，信息技术和现代互联网技术是其实现效率提升、结构优化的手段和载体，因此本文认为可以参考用国民收入来衡量经济发展，基于数字经济的核心层数字产业化，以区域内数字化相关行业营业收入、用工情况等指标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归一化处理，计算方法是:yi ＝(xi － Minx)/(Maxx －Minx)，具体指标构建如表1 所示。

表1 数字化相关指标

(2)被解释变量。作为一个地区资产中最具科技含量的部分，专利数量可以反映该地区的创新产出成果[28]。因此，对于创新绩效的测度，研究者一般都采用专利数。参考学者研究成果并考虑到数据的易获得性，本文选取总专利数作为衡量指标(参见表2)。

(3)控制变量。参考李雪和杨浩昌的选取标准，从区域经济、市场、创新投入和社会发展这几个角度来选取控制变量，把R＆D 经费数、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工业总产值、市场化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和高校数量作为控制变量，以此反映一定时期内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要素投入程度、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教育发展程度和投资环境等(参见表2)。

表2 变量及其测度

(一)描述性分析

表3 展示了所有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表3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中数据可知，2013—2020年全国31 个省(市)的平均专利总数为20.54 万件，平均发明专利总数为4.119 万件，总体创新绩效水平还有待提升；
解释变量数值的方差较大，说明我国各个地区的数字化程度处于不平衡状态，创新能力差距较大。

(二)实证回归分析

由表4(1)可知，区域创新绩效与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总指标呈正相关，说明区域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

由表4(3)可知，区域创新绩效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验证了假设H1。顺应科技革命的潮流，加大对数字化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努力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是时代的需要，在确立数字经济领跑优势背景下，部分区域已经率先在各领域进行了新兴产业布局，对于激发产业发展活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促进创新绩效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由表4(2)可知，区域创新绩效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呈正相关，说明增强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促进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验证了假设H2。“新基建”既是基础设施，又是新兴产业，其发展需要创新制度的保障和政策的扶持。在数字经济时代，国家对通信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使得移动互联网得到普及，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是提高数字化水平的基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基建”高质量发展，增强数字基础设施服务的能力，有利于全方位构建高水平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数字基础领域的创新和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

表4 以总专利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由表4(4)可知，区域创新绩效与数字平台建设呈正相关，说明加强数字平台建设有助于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验证了假设H3。创新活动需要人力物力资源等的协调配合，不同于传统的信息化系统，数字化平台的出现避免了信息孤岛等问题的产生，使得信息可以在平台上进行交互，从而实现如决策、分析等更多功能；
能够融合企业的新旧运营模式，对于企业的数据管理和运营有很大的帮助，也对生产等活动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与重构，进而产生更具有竞争力的核心资源，提升创新绩效。从企业角度看，近些年来许多企业都处于转型升级阶段，数字化不单单是数字技术和设备的简单叠加，其最终目标是跨越企业界限，捕获增长，提升价值，改善运营业绩，提高企业的财务价值和企业价值创造能力，这是数字化建设的核心和方向。

为了进一步证明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相比专利总数，发明专利数与技术创新关系更为密切，更能反映出在某一时间段内该区域的创新水平，因此将发明专利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换变量，最终回归结果如表5 所示。此时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旧显著为正，与前文所述研究结论一致，进一步说明区域数字化促进了创新绩效的提升。

表5 以发明专利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近年来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构了经济发展模式，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数字化发展背景下，金融实务领域出现了大量将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到金融行业提供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业态的公司。数字金融是技术创新与传统金融融合产生的创新产物，由互联网革命所带来的信息或数据的创造和共享推动数字金融产业的兴起。数字金融存在比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及集聚效应，且对经济增长和创新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29]。相比于传统金融，数字金融覆盖广、使用程度深、可以提供各种数字支持服务，改善了金融的可得性和普惠性，传统金融的最大障碍是获客成本高、风险难以把控，以低成本、低门槛、覆盖广为特征的数字金融能够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搜寻时间以及更为精准的风险识别改善融资环境，补足传统金融服务的短板，驱动企业创新管理提质增效。

如何顺利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关键在于能否激发区域市场中各主体企业的创新意愿和能力。从成本角度来看，高融资成本是企业创新的主要阻碍之一，如何寻求高效低价的金融支持方式是企业创新得以提质增效的核心要素[30]。唐松等通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能够驱动企业去杠杆、稳定财务状况，这些都有助于技术创新产出的增加[30]；
申明浩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增加研发投入两条路径促进创新[31]。因此本文选取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究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6 所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区域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越显著；
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和区域数字平台建设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越显著。

表6 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在全球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下，以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产业成为我国当下及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本文基于我国3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平台建设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三个方面构建区域数字化指标，探究区域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平台建设的加强有助于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区域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越显著。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要加强创新要素投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增加科技等创新要素的投入，提高科研投入的质量；
合理配置R＆D 经费，加强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
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
人力资源是具有高能动性的要素，应加强高技术人才的培养，健全激励机制，加大对人才的补贴力度，减少研究型人才在科研经费不足等方面的困难。

二是要建立各种形式的云服务平台，完善数字平台建设。政府或有关部门可以联合高校或数字化企业建立各种形式的云服务平台，丰富数字产业内容，整合各区域内的创新资源，加强各区域间的协作分工。同时，数字化平台作为数字化创新的重要载体，应及时完善数字化平台运营机制，加快数字化平台赋能建设；
加强互联网平台和互联网生态体系建设，增强企业的数据管理与资源整合能力，借助数字化转型改变或优化原有创新发展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扩大数字化发展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力。

三是要加强对关键技术设施的投资与建设，增强数字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加快数字应用建设以推进新基建建设，扩大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范围；
加大内部技术创新资金的投入力度，积极引进先进的外部技术；
大力吸引国内外资本参与，为新基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加大相关人才的培养力度以弥补我国长期存在的新基建核心技术人才缺口；
不断完善优化对新基建的监管保证给予足够的创新空间。

四是要确保政府补贴和相关政策的导向，保障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战略，为推进数字化转型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涉及规范法律法规、税收优惠、产权保护、政府补贴、市场开拓等各个方面。政府要做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服务者和引导者，积极引导创新，构建协同创新治理机制；
在面对技术性难题时可以设立专项资金，保障资金来源；
建立评价激励机制，将高校、科研院所等的创新能力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纳入考核范围。

五是要缩小区域间创新发展差距。东部地区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应利用自身先进的技术、地理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同时中西部地区要善于借助政策导向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现有资源，吸引相关企业投资，以提高创新资源投入效率。各个行业应当加大对工业互联网的投入力度，尤其是行业龙头，在加快自身数字化进程之外，还应适当引导中小企业，在各个行业、区域不断拓展行业价值空间，带动落后企业和地区的数字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