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原则及构建理路

汪 君

(中共蚌埠市委党校，安徽 蚌埠 233000)

所谓相对贫困，主要指贫困者的收入水平无法匹配其在长期生活的地区的基本生活消费水平的情况。通过政策激励、资源帮扶等手段，鼓励先富带动后富，在稳定的基础上合理提高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从而发挥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在促进实现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1]新时代，有效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不仅是接续保护好现有绝对贫困治理成果的必然举措，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价值体现。近年来学术界对相对贫困治理问题已进行过一定的研究,这些研究总的来看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治理的理论指导问题、贫困治理环境的转变问题和相对贫困治理的具体领域问题等方面。

在相对贫困治理的理论指导问题方面学术界有了一定的研究。韩谦、魏则胜[2]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角度出发，剖析了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途径及其目标，认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为我国后脱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行思路。郑继承、周文[3]提炼了毛泽东贫困治理思想中的认识论、主体论、动力论、目标论、策略论等内容，认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探索过程中的贫困治理思想对新时代中国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仍然具有借鉴价值。刘晓玲[4]探析了习近平关于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与理论特质，认为习近平关于贫困治理重要论述是指导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问题的理论遵循。宁甜甜、吴宁[5]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理论特质进行了学理性阐释，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于推进2020年后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在贫困治理环境的转变问题方面，学术界也有一定的研究。向德平、向凯[6]较为深入地辨析了相对贫困的本质属性和表现形式，认为相对贫困不仅呈现为经济贫困，而且呈现为制度与结构贫困、能力及权利贫困、文化贫困等多维贫困交织的态势。王太明[7]基于相对贫困治理环境，提出了包含知识贫困、精神贫困、隐形贫困和代际贫困在内的“新型贫困”概念，认为我国将处于新型贫困治理环境。陈正辉、章征科[8]从健康扶贫的角度出发，认为随着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环境转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威胁也将从显性转为隐性。

在相对贫困治理的具体领域问题方面，学术界已有不少针对性较强的研究。黄金梓、李燕凌[9]基于相对贫困治理的环境，对生态型贫困治理的特征与挑战进行了分析，并对相对贫困治理的生态之维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建议。叶继昌[10]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对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的精神贫困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郑继承[11]则专门分析了相对贫困治理中的健康扶贫问题，并从价值内涵、衡量标准、战略目标和策略路径四个维度对健康扶贫政策问题进行了探讨。

梳理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处理好相对贫困治理问题是关系中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举。在新时代，如何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仍有较大的讨论空间。基于此，本研究对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原则及构建理路提出了思考，以期为学术界相关研究和我国相对贫困治理提供可能的理论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2]由此，我国转入了相对贫困治理。

(一)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治贫环境转向

治贫环境的转向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贫困治理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并展开了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扶贫开发，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要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1年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的“两不愁、三保障”。2020年之后，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原贫困户的“两不愁、三保障”均已经得到有效保障，绝对贫困的治贫环境终成历史。原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覆盖不足,低收入群体比重仍然较大，且相当一部分经济发展不充分的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相对恶劣，农林牧渔业发展缓慢,交通便利性较差，因而相对贫困问题仍然转为严重,相对贫困的治贫环境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

(二)从“精准扶贫”到“防贫减贫”的治贫理念转向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1月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理念，并于次年3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精准扶贫”的内涵：“精准扶贫，就是要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确保扶贫资源真正用在扶贫对象身上、真正用在贫困地区。”[1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精准扶贫”理念处理扶贫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成效。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在光荣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之后，需要转变贫困治理思维方式，合理进行注意力配置，将防贫减贫作为当前治贫工作的中心论题。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相对贫困治理扶贫中的“扶志”与“扶智”这一对理念，将从“自觉摆脱贫困之志”与“实现精准扶贫之智”转向“实现共同富裕之志”与“科学防贫减贫之智”。

(三)从脱贫导向型到致富导向型的治贫方法转向

脱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一个科学的工作方法必然是适应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工作方法。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在新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下，治贫工作方法必然要从脱贫导向型向致富导向型转变。从区域性治贫维度看，相对贫困的治理方法须以深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基础，实现从以产业扶贫为中心到以产业致富为中心的转向。从整体性治贫维度看，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存在返贫隐患的地区在专业人才与公共资源等方面，须从以宏观调配资源、支援经济落后地区为主转向以发掘特色资源、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和发挥内生动力为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下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必须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工作宗旨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长期目标上锚定实现共同富裕。

(一)指导思想：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上的理论旗帜，不仅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践经验的科学结晶，而且在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过程中仍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从中央到基层合理分配扶贫资源，继续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为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提供根本政治保障。二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扶贫问题实际上就是民生问题，在维护集体利益与长期效益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助力城乡低收入群体脱贫致富，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三是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多元主体力量合力，增进上下层级部门联动协作效率，在全社会形成共同意志、共同行动的大好局面，是贯彻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要举措。四是要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构建，既要调节供需关系，着力满足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要，又要探究致贫原因，从根源处彻底消解致贫返贫的可能，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帮扶的转向。五是要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帮扶式扶贫主要影响脱贫攻坚的短期成绩，而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是实现贫困治理成果接续维持的必由之路。六是要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建立，不仅需要党的集中领导和科学的管理手段，而且需要团结互助的社会环境支持。在群众间乐于互帮互助的社会氛围下，治贫资源的宏观调配和扶贫政策的贯彻落实将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七是要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的原则。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也是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构建原则，唯有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设计脱贫致富政策，才能实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在这个过程中，要以细致耐心的态度去理“乱线团”，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啃“硬骨头”，确保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指导下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得到有效构建。

(二)工作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一个大国的全方位崛起，必然离不开这个国家民生领域的向好发展。实现脱贫、走向致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要正确认识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为了谁”的问题。贫困治理工作关乎亿万中国人民的民生问题，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根本受益对象是人民群众。因此，要践行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注重扶贫干部激励机制的同时，要防止相对贫困治理工作异化为一小部分官员的政绩工程，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切实保障。其次，要充分理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应“依靠谁”的问题。有效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不是某个地方党委与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党、政府与人民群众通力合作的“大合唱”，应发挥人民群众在脱贫致富过程中的主观能动力量，汇聚党群合力推动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运行。最后，从事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干部要牢记“我是谁”的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唯有准确地进行自我定位，才能明确个人职责所在。在治理相对贫困时，相关党政干部要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的勤务员”和“工作的排头兵”的自我认知处理相关工作。

(三)长期目标：实现共同富裕

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4]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而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期成效是中国人民通往幸福生活路上必须考量的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5]。新时代，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是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首先，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与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问题同向同行。曾是深度贫困地区的“三区三州”的贫困问题关系脱贫攻坚战的最终成效，在“三区三州”走出绝对贫困环境之后，仍要保持资金与政策扶持力度，不断提高原贫困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其次，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与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问题密不可分。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提升，城乡间收入差距较为明显。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当前重要的时代课题。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地区居民的返贫隐患更大。因此，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处理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是治理好相对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最后，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与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关系紧密。

2020年1月2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提出：“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16]相较于绝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问题具有非常态化贫困主体和非统一性贫困标准等特征。要有效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应从治贫政策制定、贫困标准审视、治贫注意力配置、治贫成效跟踪等方面入手，保障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期成效。

(一)衔接性与发展性：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制定

科学制定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前提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延续现有扶贫政策。有效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并不能消解长期存在的相对贫困问题，因而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也并不意味着前期扶贫政策的过时。相对贫困治理问题是一场持久战，必须科学总结脱贫攻坚的经验，在产业扶持、资源倾斜、生态振兴等扶贫政策制定时做到与现有扶贫政策在指导思想、总体方略与长期目标上的衔接。

另外，必须根据治贫环境的转变合理制定更具适应性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12]从“新生活、新奋斗”的新环境出发，在总结前期扶贫政策实施成效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对新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发展性制定。比如，自然地理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在以科学手段改善生态环境之后，其治贫政策就应由以生态治理为主转向以生态、经济、文化发展为主。此外，针对绝对贫困治理时期的立法缺位问题，可根据治贫环境的变化，“抓紧研究制定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立法，以法治促进相对贫困治理”[17]。

(二)动态性与针对性：相对贫困标准的审视

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相对贫困标准的动态性。这一动态性在纵向上表现为相对贫困标准成为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文明环境等变值的因变量。在“两不愁、三保障”的底线标准下，从我国整体和地方的综合发展程度出发，动态审视适应于时代的相对贫困标准，是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关键。从横向上看，要动态衡量存在返贫隐患地区的经济、生态、文化等发展要素在相对贫困标准中所占比重，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具体发展要素的贫困标准。

除此之外，科学审视相对贫困标准也要注重针对性。相对贫困存在隐秘性、潜伏性的特点，低收入群体存在多维贫困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因此，除收入水平外，要根据不同地区和群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全面地审视相对贫困标准。在制定具体地区的相对贫困标准时，既要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共同发展，又要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居民结构和产业特色等情况，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对贫困标准。

(三)人民性与科学性：相对贫困治理注意力的配置

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共同富裕，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助力。保证相对贫困治理注意力聚焦在人民身上，就要持续关注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供给情况，让每个人都能充分享受到基本的温饱、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使人民接收到最广泛的相对贫困治理注意力配置，还要进一步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心理状态，通过具有人文温度的政策制定和具有现实力度的政策执行，满足低收入人民群众的基本心理健康与合理精神需求。

相对贫困治理也需要注意工作的科学性。一是要科学认识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外部环境、适用对象和执行主体，确保在新的治贫环境下做出科学的决策。二是要合理分配相对贫困治理前期、中期、后期工作的注意力配置，做到相对贫困治理的预防机制、脱贫机制和跟踪机制有机衔接，保障相对贫困治理取得长期成效。

(四)智能化与责任化：相对贫困治理成效的跟踪

大数据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成效的有效跟踪应利用好大数据技术。要提高相对贫困治理成效的跟踪效率，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根据新的相对贫困标准重新编辑建档立卡户的数据，建立相对贫困动态数据库；
二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区域数据库联动机制，增进相对贫困治理数据的交流与治理经验的互鉴；
三是合理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成效评价算法，减少人力工作成本和人工失误隐患，提高相对贫困治理成效的数据分析效率。

与此同时，相对贫困治理成效的跟踪结果也需要和地方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评价联系起来。对于相对贫困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的地区，治贫成绩可作为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
对于因主观原因导致相对贫困治理成效不明显甚至出现逆发展情况的地区，应严格落实问责追责制度，以防止治贫不力局面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