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应用：文献综述与知识框架

徐海峰（副教授），张梦婷，冯丽红

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信息披露违规等问题会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对利益相关者至关重要。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制度最早出现在2001年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该意见指出，上市公司董事会应下设薪酬、审计、提名等委员会，且独立董事应超过委员会成员的二分之一。2002年1月，证监会同原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明确建议上市公司建立审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并对董事会负责，发挥内部监督与外部协调的职能。2018年9月，修订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建立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促进了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的提升，保证了审计师的独立性，提高了审计质量[1]。

审计委员会制度在国外起源较早，其源于财务舞弊案件频发所引起的对外部审计独立监督功能缺失的关注与探索。1939年，美国发生震惊资本市场的麦克森&罗宾逊财务舞弊案，此后纽约股票交易所建议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2001年美国爆发震惊全球的安然事件，促进了2002年《萨班斯法案》的发布，该法案将审计委员会置于公司治理的最高层面。审计委员会制度进入我国完全是对外来制度的借鉴[2]，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产权性质所具有的特征不同于西方国家[3，4]，审计委员会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的国内实践已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我国审计委员会制度在实践中经历了20多年的完善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理论研究不断深入。

但已有文献普遍关注审计委员会的定位、职责和有效性，侧重于研究审计委员会在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加强内部控制等方面的直接治理效应，很少涉及审计委员会对股价风险、资本配置等的间接治理效应和对公司战略、科技创新等的非预期效应方面的研究，更未形成审计委员会相关研究的知识框架。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审计委员会”为篇名，在中国知网搜集发表在北大核心和CSSCI期刊中的文献，将筛选得到的292篇论文作为综述对象和研究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述，构建审计委员会应用于公司治理的知识框架，为未来研究发展提供支持和参考。

（一）文献发表时间

我国关于审计委员会的文献最早发表于1998年，是厦门大学王光远发表的《试论独立审计委员会制度》。1998～2001年为审计委员会的早期探索阶段，以审计委员会为主题的文献只有12篇，其中7篇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审计委员会制度。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制度全面确立，之后几年该领域研究文献数量快速增长，2009年达到顶峰（33篇），随后出现下滑态势。

（二）关键词分析

文献的关键词是对研究主题的高度凝练与概括，反映文献的核心主题与研究重点。本文运用CiteSpace V软件对文献样本进行关键词聚类和突现分析，通过知识图谱直观全面地反映研究主题。

1.关键词聚类。以相似性为基础进行聚类分析，观察关键词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识别审计委员会研究的重要子主题。通过LLR算法和关键词选项，剔除小型聚类模块后得到相关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1所示。

对样本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形成10个关键词聚类，聚类模块关键词之间的网络联系相邻排列，与相关主题文献的数量规模有关。从图1可以看出，审计委员会现有文献以“公司治理”为核心集聚，与监事会、产权性质、有效性三个研究主题的网络联系更紧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维度：一是影响因素维度，包括聚类1（独立董事）、聚类2（监事会）、聚类4（公司治理）、聚类5（独立性）、聚类9（产权性质），这些研究从审计委员会治理的影响因素出发，既关注到公司治理结构中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定位对其治理效率的影响，也关注到审计委员会特征等的影响；
二是治理效应维度，包括聚类0（审计质量）、聚类3（治理效率）、聚类6（内部审计）、聚类7（盈余质量）、聚类8（有效性），这些研究则从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应出发，重点关注审计委员会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同时涉及对企业外部审计的影响等。

2.关键词突现。关键词突现分析有助于探索该领域研究主题的演变过程，显示在特定时间段内骤增的关键词，用突现强度表示时间窗口中关键词的活跃程度。本文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共得到15个突现词，如图2所示。关键词的突现时间分布和突现强度揭示了我国审计委员会相关研究的演变进程，这也与我国审计委员会的实践发展路径基本吻合。

从关键词突现时间分布上看，我国审计委员会相关研究的演变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98～2007年）为审计委员会制度引入我国的初级阶段，该阶段的理论研究主要探讨审计委员会参与公司治理的定位与监督职能，相关核心主题为“权威性”“外部审计”“内部审计”“监事会”“公司治理”；
第二个阶段（2008～2021年）为审计委员会制度在我国的发展阶段，该阶段审计委员会制度实践逐步深入，理论研究更关注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实际应用。从关注时长来看，“产权性质”“财务专家”“审计质量”被关注的时间最长，从2012年持续到2021年。其中：财务专家体现出审计委员会的专业性；
产权性质体现出审计委员会立足于我国的现实需要，在发展中融入中国特色；
审计质量体现出治理效应中对外部审计独立监督职能的关注。从突现强度来看，按由强到弱的顺序，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外部审计”“盈余质量”“内部控制”“权威性”“公司治理”。这表明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应更受关注。

（三）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从理论基础来看，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研究具有成熟和扎实的理论基础。乔春华等[5]指出，审计委员会产生的理论基础是委托代理理论，即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同时，基于委托代理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信号传递等理论，也是审计委员会应用于公司治理中的理论依据。现有主流研究普遍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审计委员会产生的原因和作用，认为其能够缓解因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冲突问题[6]。李昊[7]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探究了审计委员会设立的动机。吴国萍等[8]基于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的披露可以向外界传递公司管理绩效良好的信号。也有学者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引入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背景、性别及社会关系等影响因素，研究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效率[9，10]。

从研究方法来看，292篇文献样本中，有63%采用规范研究，36%采用实证研究，1%采用案例研究。规范研究文献主要采用归纳概括和演绎的方法对审计委员会的产生背景、动机、意义、职责、障碍和国外经验等进行分析阐述，并提出相关建议；
实证研究文献主要检验审计委员会特征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但如何界定和计量治理效率是难题之一[3]，且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性能否发挥监督效应还取决于公司治理环境；
案例研究文献则通过具体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运行过程剖析其作用机理和效果，鄢志娟等[11]研究发现，五粮液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滞后建立和功能抑制使其难以发挥对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免疫”作用。

由文献计量分析结果可知，现有研究重点关注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有效性的发挥。因此，本文在对文献内容进行进一步分析时，着眼于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机理，从前端审计委员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后端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应两个角度对研究内容进行梳理。

（一）审计委员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

国内现有文献主要从审计委员会特征、管理层权力、股权结构与产权性质几个方面对审计委员会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如图3所示。

1.审计委员会特征。本文将审计委员会特征分为整体特征和个别特征两个层次。整体特征层次的文献侧重于检验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性、勤勉度、权威性和规模等对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12]。王雄元等[1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能够改善信息披露质量，而专业性没有通过检验，勤勉度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唐跃军[14]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勤勉度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杨清香等[15]的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规模与财务舞弊不存在相关性。

个别特征涉及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细分情况。比如，成员的本地化有助于通过增加到访公司次数、及时获取企业信息，以及缓解信息不对称来提高治理效率[16]。又如，审计委员会成员的关系网络和多重任职会对履职效率产生影响[17]。一方面，公司通过关系网络的资源效应、权力效应和声誉效应提高审计委员会的资源禀赋；
另一方面，多重任职能够帮助审计委员会成员获得更多的经验和更高的声誉，有助于其履职意愿的提高，但也因其时间和精力有限，可能会降低对公司的关注度，从而有损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效率。综上，审计委员会特征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结论存在分歧，这与相关变量的选取和度量不同有一定关系。

2.管理层权力。审计委员会职责的履行离不开管理层的协调和配合。多数学者认为，管理层权力过大会影响审计委员会的有效运行。一方面，管理层通过干预审计委员会成员任命，削弱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从而降低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率[18]；
另一方面，管理层还会通过限制审计委员会的信息获取干预其治理作用的发挥[19]。因此，随着企业高管权力的不断扩张，受控于高管的审计委员会往往会流于形式，丧失原有的监督职能。鄢志娟等[11]认为，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促进审计委员会职能的发挥，而管理层激励不足则不利于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方面作用的发挥。张川等[20]认为，管理层权力过大会影响审计委员会职能的发挥，进一步研究也发现，管理层激励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管理层维护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缓解高管对审计委员会权力的侵蚀。

3.股权结构与产权性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产权性质方面的特征不同于国外上市公司[3，4]。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现象，多数财务舞弊案件往往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出于各种目的自上而下推行的系统性造假行为。当股权集中度过高时，审计委员会实质上会受到控股股东的干扰，其独立性难以得到保证，相应的监督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当公司股权相对分散时，大股东之间会形成联盟并发挥“协同效应”，推动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设立；
当存在少数控股股东时，则会产生“剥夺效应”，进而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21]。此外，我国上市公司具有特殊的制度背景，特有的产权性质必然会影响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动机。宋文阁等[22]指出，应该在借鉴国外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建立专门的国有企业审计委员会制度。不同产权性质对审计委员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动机层面。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国家政策执行方面更有效，具有更强的审计委员会设立动机[23]。二是审计委员会治理层面。向锐等[24]通过研究认为，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更显著的正累计超额报酬。也有学者指出，独特的产权性质会对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率产生负面影响。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中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具有更大的影响[25]。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国有企业中，国家往往是虚拟参与方[26]，实际控制权在管理层手中，“所有者缺位”现象的存在使审计委员会成为摆设。

（二）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应

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应属于经济后果范畴，是指审计委员会通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的影响后果。本文将与信息披露质量、内部控制和审计质量有关的治理效应归为审计委员会参与公司治理的直接效应，将相关的衍生效应（如资本市场效应）视为间接效应。根据审计委员会治理效应的发展情况，对间接效应又做出预期和非预期效应的划分。预期效应是指制度执行前根据其目的或目标预先期待的反应，非预期效应则是指预期效应之外产生的效果和反应。本文将审计委员会提高企业盈余质量等直接治理效应以及部分资本市场效应等间接治理效应归为预期效应，而将促进科技创新等其他效应视为非预期效应。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应如图4所示。

1.审计委员会参与公司治理的直接效应。审计委员会的直接效应是审计委员履行其核心职责的直接体现，典型的包括对信息披露质量、内部控制质量以及审计质量的直接效应。

在信息披露质量方面，从证监会对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任职资格和权责安排可以看出，审计委员会主要通过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更好地遏制财务舞弊。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审计委员会向董事会负责，代表董事会监督财务报告生成过程，以保证财务报告的公允可靠。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对提高会计盈余质量具有正向作用[27]。罗棪心等[28]还考虑了审计委员会中退休独立董事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发现退休后的独立董事能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提升公司盈余质量的积极作用更显著。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信息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质量[29]，审计委员会职责的充分发挥能够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企业管理层往往会出于任职、报酬契约等动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或会计操纵进行盈余管理，从长远的角度看会损害股东利益。而且就盈余管理的绝对值来说，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要小于未设立的公司[30]。也有学者从年报补丁[31]、财务重述[32]、会计稳健性[33]等视角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有效的审计委员会有助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提升。

在内部控制质量方面，黄溶冰等[34]认为，审计委员会不仅应在组织权力金字塔中处于较高地位，而且将最终成为内部控制的监督和评价主体。多数学者认为，审计委员会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5]。陈汉文等[1]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透明度与高管在职消费呈负相关关系。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审计委员会特征的角度探寻其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发现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性等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6]。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越强，越能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
专业性越强，越能够为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提供更好的建议和更多的帮助；
而审计委员会的活跃性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在审计质量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审计委员会的治理作用对加强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发挥了积极作用，进而提高审计质量。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提高了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审计报告的及时性[37]，提高了内部审计质量，降低了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38]。但也有学者认为，审计委员会对外部审计的作用微乎其微[39]。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有一定关联，审计委员会的设立能够增加外部审计师对企业的信任进而降低审计收费[40]。

2.审计委员会参与公司治理的间接效应。审计委员会参与公司治理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是紧密相连的。审计委员会通过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完善内部控制、降低企业风险，帮助企业实现目标，产生增加企业财富、降低融资成本、减少股价崩盘风险等改善资本市场环境与企业经营的预期效应。同时，还会在企业战略、环境治理、科技创新等方面衍生出更为广泛的非预期效应。

审计委员会参与公司治理的预期效应主要集中于审计委员会在企业层面的治理效应，更多地体现在对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的影响效果上。审计委员会通过提升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完整性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促进公司的股价和交易量上涨，进而增加企业财富[41]。刘成立[37]发现，审计委员会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审计报告的及时性，进而缓解信息不对称对投资者带来的影响，增强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张彩林等[42]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审计委员会治理效率较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取外部投资人和债权人的信任，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罗进辉等[43]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角度出发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的设立能够提升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进而显著降低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风险。王守海等[44]关注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会计专长对外部资本市场的影响，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会计专长提升了信息披露质量，从而降低了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偏差。王雄[45]认为，审计委员会能够缓解公司内部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司的风险识别能力，遏制企业避税行为。

审计委员会参与公司治理的非预期效应主要包括对企业战略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衍生效应。在企业战略层面，王奇杰[46]对审计委员会监督下的内部审计模式进行研究，发现该模式有助于增加企业价值、提高资本市场的活跃性。同时，审计委员会制度能够为我国公司治理改革与国际趋同提供有效经验，为企业开展国际合作提供契机和合理保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同国家之间的信息成本，进而促进国际企业投资、国际贸易的增加。在社会层面，审计委员会也将对环境治理、科技创新和宏观经济等产生一定影响。近年在审计全覆盖的推动下，审计委员会在节能减排、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监督作用，进而推动环境治理。此外，审计委员会职能的发挥能够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贡献力量。审计委员会通过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风险等机制稳定资本市场，促进宏观经济增长。

综上，良好的审计委员会治理在带来直接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间接效应，间接效应通过信息传递影响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衍生出如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资本市场融资等作用于资本市场与企业经营的预期效应，以及促进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等非预期效应。因此，审计委员会参与公司治理的间接效应不容小觑，其将为改善我国资本市场环境、企业经营以及社会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知识框架

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国内有关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这一研究主题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与总结。从文献总体情况来看，初期文献较多关注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定位，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和制度环境的变化，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审计委员会治理有效性研究从直接效应向间接效应延伸。图5呈现了审计委员会参与公司治理研究的知识框架。

（二）研究总结与展望

1.研究总结。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审计委员会制度虽然在西方发展较为成熟，但引入我国的时间较短，还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制度设计方面，我国审计委员会制度是“舶来品”，源于美国模式的一元结构隶属于董事会，却嵌入了德国模式的二元治理结构中[47]，我国审计委员会制度的设立动机“不纯净”，在制度安排和权责设置方面存在不足[48]。多数实证研究的文献直接借鉴国外的制度和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对我国审计委员会特殊性的考虑不够全面，对我国上市公司整体治理环境和制度背景的关注不足。

在治理效应研究方面，独立性和专业性是审计委员会的灵魂，现有文献扎堆于对审计委员会在信息披露质量和内部控制质量方面直接效应的研究，而对其衍生的间接效应研究相对较少。有关预期效应研究更多地关注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实施对企业经营以及资本市场的影响，而有关环境治理、科技创新等涉及企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非预期目标领域的研究非常鲜见。

在实践方面，审计委员会制度在我国20多年的发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审计委员会的最优结构、财务专家的选聘和作用、如何开展内部与外部审计的沟通协调、委员会运行机理的“黑箱”等问题都有待深入探究。

2.未来展望。

展望一：我国公司产权性质和股权结构所具有的特征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不同，应避免审计委员会制度在引入我国时产生“水土不服”。从不同的产权性质、不同的控制实施主体和股权激励角度出发去理解审计委员会参与公司治理问题是一种新的思路。未来研究可以将审计委员会视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顶层制度设计，结合产权性质和股权结构特征，根据我国公司治理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挖掘我国制度和环境下的研究成果，并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这是广大国内学者努力的方向。同时，倡导案例研究，积极探索多领域背景、多业务场景中的审计委员会创新研究，赋能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有效运行。

展望二：学界和业界均关注审计委员会所带来的治理效应，未来审计委员会有效性研究的范畴还有待拓展。楚有为[49]利用2009～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研发活动视角进行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成员的技术背景能显著抑制企业削减研发支出的真实盈余管理。该文献在研究视角上有一定突破，但仍局限于审计委员会特征的直接效应研究。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审计全覆盖理念的不断深入，审计委员会预期效应向与企业发展直接相关的国际企业投资、国际贸易等企业战略层面，以及涉及科技创新、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等社会层面的非预期效应延伸，这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展望三：随着审计委员会参与公司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延伸，审计委员会的作用更加突出。当前学者普遍关注审计委员会治理的前端影响因素和后端治理效应，但随着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未来对审计委员会运行机理等中端问题的研究也值得广大学者关注。明晰审计委员会如何与外部审计沟通、如何开展财务专家选聘等中间环节，将审计委员会运行机理的“黑箱”透明化，是推动审计委员会职能发挥必不可少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