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我国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综述

刘 东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我国主流媒体话语内容的生成与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党的政治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舆论上有着“导向作用、旗帜作用、引领作用”；
同时针对新时代媒体传播环境的变化，要求积极推动媒体的融合发展，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1]，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强大社会影响力生成和重要社会舆论引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主流媒体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主阵地作用，通过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温暖了前线人心、汇聚了广大民心、增强了抗疫信心，成功展现了中国应对疫情危机的世界大国面貌和形象，有力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抗疫话语权。

当前，围绕“主流媒体抗疫话语”这一研究课题，学界主要从新闻学、政治学、外交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研究视角切入，研究内容多聚焦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生成背景、理论意涵、重要价值与创新路径等方面；
同时，伴随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关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也随着转变，有关研究成果在原有研究基础上逐渐呈现出多学科融合、多视角互鉴、多内容交流的知识图景。在爬梳现存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拟借助科学知识图谱分析软件CiteSpace来系统挖掘有关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研究文本，通过绘制相关知识图谱，进一步分析当前有关我国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的主题、热点、重点及趋势，以期为构建我国主流媒体抗疫话语体系提供理论借鉴。

(一)数据采集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数据源，文献检索来源类别限定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以“主流媒体”“疫情”“话语”为主题检索词，按照文献主题的相关性进行排序，随后对所有检索到的文献逐条进行阅读、精炼，删除其中的会议论文、会议综述、会议通知、卷首语、新闻报道等不相关条目，同时剔除与本研究主题不一致的文献，最终筛选出246篇中文文献作为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每篇文献均包含论文作者、发文单位、论文摘要、论文关键词以及出版日期等基本信息。样本数据以期刊论文为主，通过文献管理中心输出Refworks格式文件后导入CiteSpace软件进行处理，检索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

(二)研究方法

CiteSpace软件作为基于“共现聚类”思想，通过对科学文献中的有效信息单元进行提取，并基于各个信息单元之间的关系类型和紧密程度展开重构，从而发现其中的内在模式和客观规律，继而形成具有特殊意义的网络结构的一款多元、分时、动态的科学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该软件的巨大优势在于能够通过文献分析清晰地展现相关主题的研究动态和知识图景，让繁杂信息直观化，让抽象数据具象化，让知识体系可视化，能够有效地揭示学科的研究前沿和未来趋势。本文采取文献计量学方法，选用CiteSpace5.6.R1分析工具，对学界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相关研究文献的作者、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梳理当前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研究现状、重点和热点，总结提出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未来研究趋势与研究转向。

(三)技术路线

CiteSpace作为文献数据可视化软件，通过对文献数据的全面分析，可以清晰地展现相关主题的研究全貌；
同时，考虑到CiteSpace软件缺少对文献内容细节之处的分析，为实现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结果，笔者一方面通过分析之前的批判性审读，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了删选，确定2020年2月以来CNKI数据库收录的切合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主题的文献样本；
另一方面，解读可视化图谱的同时，进一步人工梳理相关文献的具体内容，实现“人机互补”。在具体操作中，以图1所示的技术路线开展研究工作。

图1 研究路线流程图

(一)研究文献的发布时间与发文数量分析

通过对CNKI检索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的发文情况(见图2)。统计显示，有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话语构建的研究成果最早为杨增岽于2020年2月发表的《突发重大疫情防控中的话语权提升与信心培塑》一文。该文梳理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所采取的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培塑民众信心的重要举措，同时认为提升话语权应秉持道义担当，培塑信心应坚持多维并举的思路[2]。自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0年3月26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向全球发出“携手抗疫，共克时艰”的号召后[3]，学术界开始着重对主流媒体抗疫话语、提升主流媒体抗疫话语影响力等进行相关研究，其后发文量出现明显增长，相关研究相继涌现，2020年4月发文量即达到了24篇。截止2022年5月20日，总的发文量已经达到了246篇。

图2 2020年2月以来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相关文献数量及其时间分布图

(二)研究文献的主要作者及合作网络分析

通过对文献作者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可以了解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及其紧密程度。从图3的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研究作者共现图中可以看出，文献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的节点较少，各个节点之间的连线仅有3条。这就表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相关研究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紧密。仅有的一些合作关系也多是存在于同一研究机构内部，特别是指导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研究占其中的大多数。因此，在未来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相关研究中，应加强不同机构学者、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多进行跨地域、跨学科的成果研究，通过不同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深入推进新时代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的纵向发展。

图3 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研究作者共现图

图4 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研究机构共现图

(三)研究文献的研究机构及合作网络分析

基于CiteSpace软件生成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分析网络图不仅能够直观地看出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同时也能发现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及其紧密程度。由图4可以看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主流媒体抗疫话语问题上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同时与之合作的研究机构有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此外，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之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之间，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之间，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与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之间，也均有过偶然性的合作。总体来看，各个研究机构主要还是以独立研究为主，在今后的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中，应加强不同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进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的多极化，力争形成一批重要的研究基地。

(四)当前学界的研究动态及演进趋势分析

文献的关键词是研究主题与研究内容的集中体现与高度凝练。通过观察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生成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基于图谱中关键词节点的大小发现高频关键词，继而直观地凸显当前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动态。文献关键词的重要程度一般可以通过中介中心性体现，且与中介中心性系数呈正相关。图5直接呈现了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谱中共显示出了54个节点和102根连线。通过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发现，相关研究成果紧紧围绕“主流媒体”，且主要集中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媒体融合、新冠疫情、疫情防控等方向，体现了学界对主流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的重要作用及其相关思考。

同时，通过爬梳分析文献发现，研究频次前十的关键词为主流媒体、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舆论引导、短视频、媒体融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传播等(见表1)。这些高频关键词代表了学界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关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关注重点与研究热点。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些高频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都比较高，当中介中心性大于等于0.1时，就表明该关键词是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这也表明当前学界对主流媒体、新冠肺炎疫情、舆论引导等方向有着很高的关注度。

图5 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1 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统计表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对文献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继而生成了可视化的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6)，并得到9组聚类标签。从图中可以看出聚类效果十分明显，比较直观地展现了当前学界围绕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相关研究热点，其中主要是以主流媒体、疫情防控、舆论引导、媒体融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为核心对象展开的相关研究，基本构建了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的研究谱系，而周围的低频聚类词则说明相关研究仍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

图6 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的聚类图谱

通过对2020年2月至2022年5月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领域发表在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上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筛选与统计，实现了对这一研究领域下的文献增长、文献作者、研究机构、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等方面的系统梳理与可视化呈现。通过梳理发现，当前学界关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的发文量呈现出突升后缓渐稳的总体趋势，虽然发文总量上仍然还在持续增加，但是，就目前而言学界还未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核心作者群和研究机构，且作者之间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不是很紧密。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已经形成以主流媒体、疫情防控、舆论引导、媒体融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核心的热点研究圈。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研究方向主要关涉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构建主流媒体抗疫话语背景的研究、关于构建主流媒体抗疫话语意义的研究、关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主要内容的研究、关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基本特征的研究，以及关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构建路径的研究等。

(一)关于构建主流媒体抗疫话语背景的研究

构建主流媒体的抗疫话语既有着国内和国际抗疫实践的现实背景，也有着媒体发展创新的实际需要。刘健等人指出，日趋多样化与复杂化的国际舆情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长期干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不断加强，“阴谋论”“种族歧视”等声音此起彼伏，构建主流媒体抗疫话语体系，建立涉华国际舆情的长效应对机制变得十分迫切[4]。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引发的全民抗疫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众多变化，其中对公众的社会心态有着深刻的影响。贺东航通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断涌现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反智主义等社会思潮，提出社会思潮形式与疫情时期底层民众的心态变化的关联及其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
同时也认为主流媒体的社会价值培育功能，完善利益表达、实现机制，实现在多元社会思潮背景下，凝聚社会共识，汇聚抗疫力量[5]。刘娜、丁艺璇认为网络具有特殊的话语赋权特性，其隐蔽性的特点极易使舆情出现同质化和群体极化的结果，从而导致官方主流声音弱化，甚至诱发群体性事件[6]。这些即是主流媒体抗疫话语构建的客观背景也是现实挑战。

在全民抗疫的背景下，及时引导社会舆论、传播抗疫正能量即是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也是引导抗疫实践的现实需要。韩冰、叶奂认为重大公共危机背景下，众多传播议题的设置为媒体提供了丰富的脚本，凭借全民抗疫的巨大话题流量，主流媒体能够通过打造形态创新、内容专业、传播高效的新闻产品，引发了广大受众的普遍共鸣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实现抗疫话语的系统构建[7]。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产生的社会舆情传播速度之快、涉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持续性之久实为罕见。主流媒体应对不同性质的舆情加以甄别，有针对性地制定引导策略，实现舆情的有效疏导和抗疫话语的系统构建，从而牢牢掌握抗疫话语权，发挥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

(二)关于构建主流媒体抗疫话语意义的研究

我国主流媒体话语体系作为党的政治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疫的过程中有着主阵地的作用。全媒体时代构建主流媒体的抗疫话语对于我国赢得抗疫话语的主动权、打好舆论宣传战、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教育与动员青年学生以及为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陈坤、苏妍竹认为我国主流媒体在抗疫斗争中能够主动、及时、强力、持续地发声，在新冠肺炎疫情最新信息传递、社会舆情引导、中国抗疫故事宣传和国际社会舆论回应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赢得了抗疫话语构建的主动权，对于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体系建设与发展的主动权以及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竞争能力和优势有着重要意义[8]。侯耀文基于“后真相”的时代议题，认为主流媒体积极建构和维护中国抗疫话语，是揭示国外媒体针对中国抗疫炮制出的片面“真相”、主观“真相”、人造“真相”以及未知“真相”，彰显中国抗疫实践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的必然要求[9]。发生重大公共危机时，主流舆论在凝聚人心上有着巨大作用，主流媒体在全国抗疫过程中形成的抗疫和舆论这两个主战场牢牢把握舆论话语权，对打好抗疫舆论战、构建国际舆论生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有着重要作用。

此外，肖晞、宋国新还基于信号理论对国家形象的形成逻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流媒体通过不断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和话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疫情防控故事，是传播中国声音、塑造大国形象的重要途径[10]。实践养成作为青年价值观培育的重要途径[11]，新时代青年学生又作为互联网传播中的重要受众，通过主流媒体的抗疫宣传，将全民抗疫故事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结合情感叙事、信念叙事的逻辑，能够有效地实现政治动员和组织育人的相辅相成[12]，对实现新时代青年价值观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有着重要意义。田维钢、温莫寒认为抗疫期间短视频以一种崭新的传播形式参与到众多国家级主流媒体的抗疫话语构建之中，并通过生产机制、视觉表达、情感调控等具体方式，对增强人民群众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归属有着重要作用[13]。在抗疫过程中，主流媒体的疫情舆论引导作用得到了充分彰显，抗疫话语的构建对今后的宣传报道等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关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主要内容的研究

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虽然在体制机制等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但其传播主流声音、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与使命始终没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我们亟需立足这一客观情况，积极掌握网络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14]。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世界发展格局加速转型，信息传播促使国际舆论环境愈加复杂。面对全球疫情信息的泛滥，我国主流媒体应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积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疫话语，树立中国国际抗疫话语权。

目前，关于我国主流媒体抗疫话语主要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疫情信息的传递、舆论的引导、中国抗疫故事的讲述等方面。丁柏铨认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社会民众对疫情信息的需求急剧增加，主流媒体不仅要敢于直面疫情舆论，及时传递疫情信息、发现宣传问题、反馈最新情况，还在抗疫话语构建中发挥舆论指引和价值引领的作用，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话语建构功能，通过有效引导舆论，树立话语权威，凝聚价值共识，维护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从而彰显国家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15]。高晓虹、李怡滢以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实践为切入点，指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主流媒体，不仅努力讲好了中国抗疫故事，同时还通过主动及时地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彰显了中国的大国语态，提升了抗疫话语权[16]。我国主流媒体的抗疫话语，就本质而言，就是中国抗疫实践的媒体表达，中国抗疫经验的理论升华，中国抗疫精神的话语彰显。简而言之，就是全球抗疫过程中的中国语态与中国范式。

(四)关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基本特征的研究

受到当前网络系统的实证研究的启发，有关度分布、聚类、网络相关性、随机图模型、网络增长和优先连接模型以及网络上发生的动力学过程等概念被广泛应用。当下，我国主流媒体抗疫话语在内容、形式和目的上具有特殊的指向性、突出的多元性和鲜明的实践性，创新主流媒体抗疫话语构建的科学方法是发挥其最大效能的重要保障。疫情的信息传播和话语构建有其独特的客观规律。张毓强、张开扬认为国内主流媒体基于宣传、产业、技术、专业四种逻辑的结构性作用影响着抗疫信息内容的生产，并在不同内容之间保持着内在张力，呈现出复调性的特征，不断调和优化宣传逻辑给予的权威赋权，实现资源优势与产业、专业、技术的良好互动[17]。曾祥敏、刘思琦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传播之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通过创新视听新场景、革新传播话语方式、推出融合新闻产品等方面进行抗疫话语构建与传播，主流媒体呈现出与移动社交传播技术相融合的突出特点[18]。

侯毅认为“情感”因素在当下我国公共表达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主流媒体越来越重视通过“情感”赋能的形式积极争夺话语权、提升舆论影响力。在抗疫话语的构建过程中，《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积极采取情绪感染、原型沉淀、符号使用等形式对受众进行情绪引导，最终达到共情建立与情感升华的效果[19]。刘明洋、吴洁以《人民日报》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评论员文章和评论员观察为样本，分析指出抗疫期间《人民日报》舆论引导呈现出“在理性权威中诉诸感性表达”的特征，通过情感话语表达，实现与政策的同频共振，并通过与社会化媒体展开互动合作，实现了对社会舆论的科学引领和有效引导[20]。此外，毕建录等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主流媒体能够深入一线，抢占舆论先机，充分发挥“大V+评论视频”模式打造意见领袖，以多样化的形式传播抗疫声音，突出体现了主流媒体的传播优势[21]。国内主流媒体在抗疫话语的构建过程中通过“情感诉诸”短视频的模式进行内容生产，有着强情绪性、强自热性、强延展性的特征，有助于增强全民抗疫的信心和决心，这也是主流媒体构建抗疫话语的重要特征之一。

(五)关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构建路径的研究

正确舆论引导在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处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便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主流媒体在新闻传播中的巨大优势使其能够借用新媒体技术实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系列报道和抗疫话语构建中进行可视化的呈现，达到真实、全面、立体的传播效果，有利于夯实抗疫话语基础、提升抗疫话语质量、做好抗疫话语传播。主流媒体只有充分掌握新闻舆论话语权，才能真正取得抗疫实践的主动权。主流媒体抗疫话语构建需要借助短视频等先进传媒技术与平台进行技术赋权。张龙贺认为融媒体时代短视频创作的抗疫内容的生产，已经成为主流媒体在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构建中国大国形象等方面的重要方式[22]。周俊胜认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主流媒体必须牢牢抓住抗疫话语权这个关键，通过厘清疫情舆论的话语主体、话语客体和话语载体的逻辑关系，做到坚持阶级利益与工具属性、党性原则与人民立场、真实报道与舆论导向、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国内宣传与国际传播的辩证统一，从而牢牢把握抗疫话语导向，系统构建主流媒体的舆论话语权。

国际舆论场中的抗疫话语权博弈始终存在，污蔑中国抗疫成果和破坏国际抗疫合作的言行屡见不鲜。段鹏、张倩从国家身份建构的话语调适、话语应对模式的重建、全球信息价值观的重塑三个角度指出我国国际话语体系构建的转向所在，并从理念路径、技术路径、文化路径等方面提出话语体系的重构路径[23]，为我国在全球抗疫的背景构建抗疫话语体系和提升抗疫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思考。陈雪、夏琼认为，面对国际抗疫舆论场的严峻形势，中国主流媒体应从表明中国抗疫立场、传递抗疫实时信息、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展现中国抗疫精神等维度构建中国抗疫话语体系，维护中国抗疫话语权[24]。让世界真正客观地看待中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熟悉中国，离不开我国主流媒体的“中国话语”实践。因此，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亟需转变构建理念，实现后疫情时代话语体系的理论转向与路径创新。

(一)研究评价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学界围绕主流媒体抗疫话语进行了多层次、立体式的探究，研究成果丰硕且研究视角多元，为进一步深化该论题的思考奠定了坚实的重要基础。

一方面，当前学界关于我国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一是提出了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疫话语体系的时代逻辑。着重分析了我国主流媒体以“抗疫叙事”的方式开展抗疫宣传工作，做好中国抗疫故事宣传，对于构建我国抗疫话语体系的时代意义。二是提出了基于主流媒体的话语表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疫话语体系的价值逻辑。围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外的舆论局势，指出我国主流媒体自身的宣传优势，对于提升我国抗疫话语的权威性和引领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疫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三是探索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创新提升抗疫话语影响力与舆论引导力的实践逻辑。分析指出新时期主流媒体能够借用新技术实现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和抗疫话语的可视化呈现，做到宣传的真实、全面、立体，继而创新抗疫话语表达范式，提升抗疫话语引领力，构建中国抗疫话语体系。四是提出后疫情时代增强主流媒体的抗疫话语影响力的创新逻辑。分析指出处于全媒体时代的国家话语传播，已经由垂直性话语传递向网络状的话语表达转变，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之间呈现出连缀转合且又蕴含张力的样态，在维护网民表达权、参与权的基础上实现不同舆论场的深度融合，提出通过打造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中国舆论场”[25]，提升国家抗疫话语表达能力，增强后疫情时代主流媒体的抗疫话语影响力与舆论引导力。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国内学界对我国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一是关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研究虽然有着一定存量，但问题意识和学术自觉仍要加强，普遍存在偏向抽象的理论“指导”而忽视具体的可行性实践。涉及理论探讨，有两种思路为较多学者所关注，一为探究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内容体系，二为推动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具体构建，但对其实践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在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理论与方法创新上仍有待深入。二是当前研究多注重单一领域的专题研究而鲜有整体性归括，较多关注国内研究而对国外研究涉猎较少等问题，本土特色和国际视野不够突出，且相关学科参与度仍然不高。特别是在推进跨学科研究时，发现学界对于加强主流媒体抗疫话语与国家治理效能、网络“去中心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关系等现实问题的研究较少，这对于后疫情时代持续增强融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理论阐释力、舆论引领力，树立主流媒体的国际抗疫话语权有着重要意义，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

(二)研究展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通过全民抗疫、众志成城，取得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全民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强调中国作为当前全球疫情控制最好的国家之一，迎来的不仅是抗疫之后的“春天”，更是后疫情时代对主流媒体抗疫话语表达和国家抗疫形象构建的深层次思考。考虑到主流媒体抗疫话语其本身作为一种新论题，当下还处于不断发展丰富的上升态势，因此，未来可从以下三方面进一步深化研究。

1.深化对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理论阐发。掌握核心概念是展开深入研究的出发点与着力点。一是要从基础定义的角度廓清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基本内涵。关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基本概念，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复合型概念解读，分别从“主流媒体”“话语”“抗疫话语”等多个角度进行阐释。故而，对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概念进行阐发，要立足于基础性的概念，实现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结合，既要避免一叶障目式的片面解读，也要规避囫囵吞枣式的模糊认识，实现整体性、系统性的理论释义，确保对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认识更加规范化和精准化。二是要从实践生成的角度把握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理论意蕴。目前相关研究多将“主流媒体”与“抗疫话语”进行单角度的侧重，真正对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理论认识并不深刻和全面。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构建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权的树立是基于全球抗疫的宏观背景下的新提法，但在实际构建层面又是一项崭新的实践化命题，需要将其贯穿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构建的全过程进行丰富与发展。三是要从时代境遇的角度把握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核心要义。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构建不仅要立足于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基础，同时也要将其置身于国际疫情舆论环境中进行横向参照。全球化时代境遇与国际多元疫情舆论场域使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有着深刻的理论衍射和突出的现实观照。我们更要将其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场域中，实现理论诠释与未来续想的有效结合和整体衔接。通过整体性研究不断完善与丰富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理论蕴含，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中凝聚中华民族复兴伟力。

2.推进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跨学科研究。当前关于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研究，不是机械式的问题关注，而是有着明确的问题指向及其系统性。当前，应在全球抗疫世情和抗疫话语研究客观认知以及对抗疫话语权问题的系统认知与自觉把握的现实基础上，努力推进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跨学科研究，形成主流媒体抗疫话语跨学科解读的多重场域。推进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跨学科研究关键是要构建主流媒体抗疫话语跨学科研究的协同视阈。现阶段，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研究的学科多以新闻传播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政治学为主，研究视野较为单一，而主流媒体抗疫话语这一命题本身所涉及的研究视阈较为宽广。虽然已有学者通过理论传播、经济问题、哲学分析等视角对主流媒体抗疫话语进行过系统探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相关研究视域仍比较狭窄且存在重复研究现象，研究基础较为薄弱且并未形成专门的学科研究群，研究内容亟需进一步深化，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扩展。因此，推进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跨学科交流和协同化研究，是不断拓宽研究视阈、丰富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此外，也要积极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对主流媒体抗疫话语进行多维度、立体式解读。目前，学界对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现实意义采用的研究方法多采用调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制度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概念分析法等新闻学和政治学中的研究方法，还可借鉴逻辑学、文献计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方法不断丰富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研究成果。

3.加强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多方向研究。目前，全球疫情大流行势头依然没有得到完全遏制，国际社会发展仍具有较多不确定性因素。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双重背景下，我国要继续深化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认知，加强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多方向研究，努力构建主流媒体抗疫话语体系，加快确立国际抗疫话语权，积极树立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一是要推进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理论自觉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问题研究。当下要进一步强化主流媒体抗疫话语体系的政治建设，突出主流媒体抗疫话语在国家政治安全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要积极通过主流媒体弘扬抗疫正能量，增强制度认同和自觉，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期在解读中国抗疫故事中增强话语解释力，在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中提升国际话语权；
同时，还要通过主流媒体抗疫话语的构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和发展动力，实现乡村地区后疫情时代与后脱贫时代的多维耦合，综合提升乡村地区的文化治理效能，以更高质量推进乡村文化振兴[26]。二是要正确处理主流媒体抗疫话语构建与网络“去中心化”的关系问题。当前，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互联网作为新一轮信息革命的“引擎”，正在触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是新时代中的最大“变量”。因此，要辩证地认识互联网的工具性作用，有效解决网络“去中心化”所引发的疫情舆论乱象问题，推动主流媒体的技术赋能，实现对疫情舆论场中正确话语、中性话语、负面话语的精准识别与有效干预。三是要加强主流媒体抗疫话语与全球治理的关系研究。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疫话语体系构建，进一步优化中国话语体系治理方案，从而提升我国在全球疫情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与合作优势，展现新时代我国国家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四是要正确认识融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抗疫舆论引领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27]主流媒体要适应互联网疫情语境变化，推进后疫情时代融媒体发展进程，加强内容策划，突出抗疫主题，树立抗疫典型，不断提升抗疫舆论的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和引导力。五是要深入研究后疫情时代主流媒体树立国际抗疫话语权的问题。话语体系的建设是我国国际传播的主要构成，是我国对外表达和展现思想理论、知识体系和自身形象的重要基础，后疫情时代的全新国际形势需要我国在构建国际抗疫话语体系的过程中秉持新理念、设定新目标、开展新实践。因此，后疫情时代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抗疫话语构建及其话语权建设，亟需理清其理论维度内容转换与实践维度价值转向的基本面相，实现国际抗疫话语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实践路径的创新。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向世界还原清晰真实的中国抗疫图谱，积极传播中国抗疫话语，扩大中国抗疫话语的国际认同度，为自身赢得国际抗疫话语权和树立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的同时，也为帮助世界尽快摆脱疫情困境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