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尧典》创世神话的文本形成

段 丽

（大理大学文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尧典》出自《尚书·虞书》，原为秦博士伏生传授众博士弟子的《尚书》首篇，亦是汉代以降流传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之起首，作为《尚书》历史叙事之起点，《尧典》作者深受“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1〕的创作心理影响，追溯尧舜圣王之行，标举明君禅让、德治天下及教化万民，有意识地书写了一个有序的儒家理想政治场域，在《尚书》礼义乐教思想表达中，可谓开宗明义。通览《尚书·尧典》，举凡羲和观象授时、鲧禹治水、尧让位舜、舜娶二女、巡礼四岳、流放四凶、舜庭命官、夔典乐教，无不有神人异物参与其间，且羲和、鲧、禹、共工、后稷、契、益、夔、龙之属，人神杂糅，莫不禀赋奇能，施行超越寻常人事范围的行动，并臣服于尧、舜政务活动的统筹调配，尧、舜“格于上下”〔2〕119之殊能终得彰显。诚然，史官于《尧典》言说尧、舜并非全凭史实，而是广泛征引话语资源再次创作，使历史、神话互相融摄，前赋神话荒诞离奇的色彩被削弱，历史人物被赋予神性而行动非凡，儒家制礼作乐思想与神道设教举措融合。颇值讨论的是，史官“神话史实”的创作倾向，神化（deified）了帝王、英雄或普通事物，关乎其的故事、行为被夸大性陈述〔3〕，使《尧典》保存着丰富神话。对比西方神话母题的叙事逻辑，《尧典》可视作创世神话。为探究《尧典》典型神话的书写，兹以文献征引特征切入，挖掘相关神话的话语资源，并结合西方神话学视域，观照《尧典》神话系统的纂辑特点，揭示《尧典》创世神话的形成轨迹。

《尧典》开篇提纲挈领，概述帝尧放勋的赫赫功德，后依时为序，叙唐尧任命天文之官制定历法、选贤任能、禅让帝位的三大智举，文辞之间，神话迭出。诸类神话形成，除受商周以来天命观念统辖，更缘于《尧典》作者与先秦知识资源的亲密互动，体现为儒家史官对丰富话语资源的征引、转述、改造及创新。

首先，史官于《尧典》先述尧命羲和敬顺昊天、亲授民时，令羲和四子分赴四方观象授时，实为划分四季、制定历法，其文本背后的话语资源源自远古羲和神话，殷商祭日、祭星的神圣仪式，以及殷契所见四方神、四方风神等神话材料。

《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2〕119唐孔颖达疏：“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2〕119记羲氏、和氏二家接受帝尧之委任，成为司掌天文历法的官员。羲和又安排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旸谷、昧谷、幽都等地、以主四时，此神话显然源自史官对古老羲和神话的移植，传世文献录羲和者甚多，通常载录其神谱关系及神迹。羲和为女性神，乃东夷族至上神帝俊正妻，十日之母，据《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4〕438羲和又名常羲，为月之母，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4〕438另传世辑本《归藏·启筮》：“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5〕言羲和司掌日月，故主宰世界的光明晦暗。又《天问》云：“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6〕57将羲和与主宰白天、黑夜的烛龙并举，谓二者神职类似。《山海经》《归藏》是较早记载羲和神话的先秦典籍，此后，羲和相继为秦汉典籍《楚辞》《尸子》《淮南子》《列女传》载录，其神人身份日趋叠加，司职范围不断扩大。《楚辞》《广雅》《淮南子》等言羲和为御日神。故《离骚》曰：“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6〕15王逸注：“羲和，日御也。”洪兴祖补注：“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7〕皆谓羲和为御日神官，足见羲和神话在最初产生、流传阶段，是以帝俊配偶神、日月母神的形象出现。稍晚，羲和神话传播开来，因语音之变，渐次分化出常仪、娥皇两个神名〔8〕36。常仪见《世本·帝系篇》：“（帝喾）下妃娵訾氏之女，曰常仪，是生帝挚。”〔9〕袁珂案：“羲、仪声近，常羲即常仪也，亦俊亦即帝喾也”〔4〕463，《礼记·檀弓上》另记作常宜。娥皇在《山海经》为帝喾妻，至《尸子》《列女传》则为舜妻。凡此种种，自先秦史传地志所出的羲和神话，虽神名、神职说法众多，且不断流衍，但羲和性别、亲缘关系多得保留，惟《尧典》作者大异其趣，将可御日月的女神羲和改造为羲氏、和氏二家，作观象授时、制历颁朔的官员，再编排两家下属，派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四方专管天文星象，其中，羲仲、和仲赴职的东方旸谷、西方昧谷，前者载于《山海经》，旸谷是扶桑木生长地及太阳出入、居住之所；
后者见伪《孔传》：“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8〕50，是神话中太阳的休憩之所。

当然，《尧典》插入了殷王室向自然神祭祀、占卜的仪式记录，并拼合了巫史祝宗刻录于甲骨卜辞的神话，书撰成羲和四子指挥农事的活动。《尧典》屡屡述及祭神问卜的神圣仪典及自然神话，是史官自觉吸纳殷商宗教仪轨记录，再融合殷契所见太阳、星辰、四方与四方风神话的结果，条析为五。

其一，文言羲仲“寅宾出日，平秩东作”〔2〕119，继云和仲“寅饯纳日，平秩西成”〔2〕119，内隐着殷商以来问卜、求祭太阳神的仪轨。“寅”即“敬”，“宾”表“傧祀”“迎接”，采孔颖达、郭沫若、屈万里之说，《礼记·礼运》曰：“傧鬼神”，孔颖达疏曰：“以接宾以礼曰傧。以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傧鬼神也。”〔10〕又郭沫若《卜辞通纂》谓“宾”为“傧”，言“王宾者，王傧也，是王傧祭鬼神”〔11〕。另屈万里认为殷墟卜辞所言“王宾者”即“王傧也”，“傧”为“迎接也”，与《尚书·洛诰》云“王宾，杀，禋，咸格”的“宾”同义，皆表“傧祭”〔12〕，如上三说皆释“宾”同“傧”，为迎接、礼敬鬼神的祭祀活动。“饯”为“送”，“出日”“纳日”是殷商祭日仪典，“出日”“入日”可对举，其名最早见于殷墟王宾卜辞，是商王亲自主持的日神祈祭或龟卜活动。商人对太阳神的祭拜仪典分类细致，“不但笼统地祭祀日神，而且还特别注重对日神的出和入，即对太阳的出和入进行祭祀，即祭出、入日。”〔13〕96有殷契曰：“乙酉卜：又出日，入日。”〔14〕5552是殷民对日出、日落求卜之确证，与古代希腊、埃及等世界古老民族相似，商族对日神无比崇拜，究其缘由，不仅是因太阳光芒万丈，能普照大地、泽被万物生长，而是商人希望获取太阳神佑护，年谷丰稔、生活顺遂，是以，卜辞多记有“出日”“入日”，而“卜辞中‘出入日’的意义不是单纯地指太阳的升起和降落，而是一个抽象的受祭格”〔13〕99，二者合称侑祭。殷契书镌的“出日”“入日”仪典为《尧典》作者保留，再续嵌“纳日”记载在其间，作者进一步联想至日出东方、日落西方现象，以致敷衍出东方之官羲仲主司日出迎接仪式，以敦促农事活动在春天依时进行，西方之官和仲司掌日落礼送典礼，以督办作物的收成活动在秋天有序完成，是史乘对殷商太阳神祭祀仪礼转写的体现。

其二，文记羲和四子察天象而定时令的方法，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2〕119以鸟、火、虚、昴四种星辰出现作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标志，形成《尧典》关于四仲月中星的载录。事实上，鸟、火、昴最早见于记录自然神的殷墟卜辞，且关联商代祭星、占星仪式，见如下三条卜辞：“癸酉卜，扶（侑）火。”〔14〕177“9（侑）新大星，并火。”〔14〕1091再有：“（雩）庚子蓻鸟星。七月。”〔14〕109“0［酒］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卯（昴）鸟星，大启。易……”〔14〕1090上述卜辞所见“‘鸟’是代表商族祖先图腾的星，‘火’是代表商代的‘辰星’或‘商星’”〔8〕47，说明史官嫁接了殷代祭星、占星记录及卜辞的星辰神话。

其三，文继曰：“厥民析，鸟兽孳尾。”“厥民因，鸟兽希革。”“厥民夷，鸟兽毛毨。”“厥民隩，鸟兽氄毛。”〔2〕119据字求义，文为史官记尧时的人事活动及物候变化，然胡厚宣、杨树达、陈梦家、李学勤相继发文，认为《尧典》保存了殷商四方神、四方风神两则神话，诸说可从。沿坡讨源，亦可探知相关神话最早已完整存于武丁卜辞，后为禀辛、康丁卜辞再次刻录。辞凡两版，见武丁记事刻辞曰：“东方曰析，凤（风）曰（协）。南方曰夹（或因），凤（风）曰（微）。西方曰，凤（风）曰（彝）。（宛），凤（风）曰（役）。”〔14〕1346又禀辛、康丁时贞人祈年的占卜刻辞曰：“辛亥卜，内贞：禘于北方勹（宛），（风）曰，？二告。辛亥卜，内贞：禘于南方曰（微），凤（风）（微）年？贞：禘于东方曰析，凤（风）曰劦（协）年？贞：禘于西方曰彝，凤（风）曰（韦），年?”〔14〕1346-1347对比二者可知，无论是记事或占卜刻辞，东方、北方的方神名、风神名称呼一致，但西方、南方的方神名、风神名则相互颠倒，然二版辞全记四个方位神、风神为专有姓名的自然神，且在禀辛、康丁刻辞上，东西南北四方的方位神、风神的地位、权能愈加明确，其掌管风雨，卜辞一般以“凤”表“风”，风神是帝使，伴上帝左右，《尧典》作者升华了此类材料，将东南西北的方位神“析”“夹”“（韦）”“宛”改造为四方夷民，以“析”“因”“夷”“隩”的字形或读音相近字称谓之，乃将自然神降格为先民予以载录，然撰写《尧典》的史官，似是缺乏卜辞“凤”通“风”的知识，认为“凤”即“凤凰”，为神鸟，将四方风神改造为鸟兽〔15〕，形成了季节变迁时初民的不同活动与物候变化记录。

其四，《尧典》记毕唐尧颁历授时诸事，又分述其选拔良弼贤臣以整饬政治、禅位于舜，借此一展尧的盛德伟业。在帝尧与臣工放齐、驩兜、四岳等的对话中，朱、共工、鲧、虞舜、二女悉数登场。史官创设君臣对话、问答情景，使各历史人物的性情品行、职事及生平事迹一一呈现。此中所涉之人，曾屡见于《左传》《国语》《山海经》所载的神话，但《尧典》剔除了诸书中神人异物的超能，转换其为舜廷臣工，作者显然接触到其时流行的神话，遂取鸟名作人名，再博采水神共工、部落神四岳、伯鲧治水、舜娶二女等片段，摒弃神性而充当帝尧的臣下、亲属。

其五，对比今文《尧典》，古文《尚书》析出“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以下部分成为《舜典》，综观《舜典》可知史官撰文之旨在颂扬舜的德业，诚然，儒史书写尧、舜二帝笔法一致，同是先述舜推行德教使百官厘然有序、诸侯和睦，又经尧察试，舜方践位。继而分述虞舜远巡、划疆域、浚河道、制刑法、流四凶、分九官及施乐教。史官记尧践位后施行政教、设职分官，同样采用嫁接前赋神话之法，突出体现在舜流放“四恶”、建置九官上，阐说为二。

其一，《尧典》先叙舜定刑法，再连引“四罪”流徙之事，以告诫万民谨慎行事，通过施行刑罚、整饬世风，使万民归心。文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2〕128此段叙述既体现着先秦神话习见的共工与苗民作乱、羽山殛鲧的内容，且直接征引幽州、羽山一类富有神话象征意义的地名，撰出舜放逐“四罪”至四方偏远地域的史事。当然，史官书写《尧典》中遭受惩戒“四罪”显示了自觉性，作为先秦战争神话的主角，“四罪”通常为诸书记作违抗帝命、犯上作乱的部族神或英雄神，共工、苗民、伯鲧、驩兜皆是。需值一提，史官对放逐“四恶”的地名称引亦巧思不断，指示着方向，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史记》《太平御览》等释幽州、崇山、三危山、羽山依次为北狄、南蛮、西羌、东夷之地，另外，三危山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是西方神山，司刑法的西王母及为其取食的三青鸟常驻此中。据此可知，史官记舜流放“四罪”于四地以正法纪，并非凭空臆想，而是剪裁其时习见神话融入历史叙事。

其二，《尧典》记载舜廷分设职官，意在强调舜举贤任能，终得群贤归顺、天下颂声不绝。史官以记言为法，在舜训诫诸臣、分配职事之际，传述大量神话，儒史采撷了夏商周祖先神话、英雄神话及造物神话，舜廷臣工亦为《诗经》《国语》《左传》《山海经》所载神祇，舜命禹为司空，相当于《周礼》冬官之位，职在平治水土。禹在《诗经》的《商颂·长发》《鲁颂·閟宫》《大雅·文王有声》《小雅·信南山》中为敷土填地之天神，商周先民皆居于其所敷土地上，《山海经》《天问》记禹与其父鲧为开天辟地的英雄神，鲧以堙埋为治水之法，治水失败而惨遭殛杀，鲧腹生禹。禹娶涂山氏生启，启建立夏朝，禹成为夏祖先神。后稷是《鲁颂·閟宫》与《国语·周语下》所记的周人、鲁人的先祖，又名“弃”，是撒播百谷的农神。契在《诗经》《国语》中被商人奉为始祖神，为玄鸟所生。皋陶和伯夷则多被记作东夷、秦人之祖神。垂为《山海经》发明各项技艺的造物神。夔、龙普遍为文献记作神兽，《尧典》则改造其为乐正。

由上诠说，战国之前及其后的出土文献、传世典籍所存神话与《尧典》相同、类似之现象，俱是其话语资源丰饶的确证，史官撰写《尧典》匠心独运，其深谙历史叙事之道，以虚实相交的叙述笔法，增强了文本感染力，事实上，历史叙事一般都要“编织情节”（employment），并借助“建构的想象力”（constructive imagination）使支离破碎与不完整的历史材料产生意思，是更易于为读者接受本就熟悉的知识的需要〔16〕162-164，具体到《尧典》文内，儒家史官援引、整合各类知识的目的，在于使用当时人们熟稔的天文历法、宗教祀典知识，以及其时广泛流行的神话资料，书制成篇，益于《尧典》的文本传播、接受，使时人对史官标举的唐尧、虞舜功业达成更普遍的心理认同，认可儒家以德施政、举贤授能的理想政治图景。

史官撰述《尧典》并未完全据史直录，反以尧、舜为中心撰成帝王神话，在虚笔与实录交织中，历史与神话水乳交融，神化了尧舜德政，促使《尧典》成为儒家政治伦理学经典，史官书写《尧典》篇内神话自成章法。

史官据《尧典》神话文本承载的功能，即：表达赞颂尧、舜盛德宏业的主题思想及传达礼乐教化的目的，统筹安排了文本的情节单元。儒史搜奇索古，筛选殷商前后口耳相传或文字载录的神话，撷选最典型的神人异物或神话段落，以贴合尧舜二帝施行的政教举措，改造出能为尧、舜司掌天文历法、刑法律典、水务农事、礼乐教化的贤相良臣，史官选取神话资源的路径有三：一是吸收并改造了早期中国流传范围广、影响力大的神话，此类神话为先秦诸书所录，是历经远古初民口头传播而后进入文字记录体系的，以羲和、鲧、禹、共工、契、后稷、皋陶、垂、益、夔、龙最具代表性，他们皆是先秦开辟神话（含洪水神话）、自然神话、神怪神话、英雄或传奇神话的主角。史官于《尧典》全盘保留此类神祇姓名，对其神职、权能亦多延续，仅因文本情节结构设置需要，对某些神祇的具体行动加以改造。二是保留原始宗教祭祀仪式的“遗存物”（survivals）。殷商前后，先民祭祀神祇，方式多样，分类细密，各类祭祀均设专名。《尧典》记有侑祭，见于史官叙述羲仲、和仲奔赴东方、西方之举。同时，殷商日祭被纳入文中，透过“出日”“入日”体现。《尧典》亦录有燎祭，见于舜东巡泰山、燔柴祭天的行为，反映了商周盛行的燎祭天神仪式。此外，史官还关注了殷商巫卜贞人刻录的卜筮文献，其据卜辞所见四方神、风神的记录，铺排先民一年四季的活动场景，并考虑了鸟兽物候的变化特点。此类史官取兹于殷商宗教仪礼、契文的素材，无疑是《尧典》言说神话的资源中产生时间最早的部分。三是《尧典》长于征用旸谷、昧谷、幽都、三危、羽山一类具备神圣性的地名，消除了陌生化，增强了神话文本的神秘感、读者的心理认同感。

史官撰写《尧典》神话的过程中，需兼顾历史叙事，故采用神话历史化之法。一是使神人神兽完全摆脱怪诞诡奇的神貌，不再以神圣世界中人兽嵌合或兽兽嵌合形态出现，所赋异能也彻底剔除，成为世俗世界之人。《尧典》中禹、鲧、丹朱、驩兜、夔、龙等概莫能外，神话中非凡的神祇事迹被转写为普通职官的日常职事行为，“神奇虚幻的神话不断地化作似曾发生过的往事，超自然的神祇和英雄一个个变成了理想的圣人与贤臣”〔17〕。《尧典》作者杂糅了来源各异的神话素材，故不同时空、部族的神人异兽，被纂辑一处，在尧舜朝廷齐聚一堂。二是史官改造了通行神话的神人形象，一个神人被分化成数个普通人详以记录，尤以羲和最典型，《尧典》不再记羲和为女性神，而将其分化为数人，唐宋后的注疏家一般释羲和作羲氏、和氏二家，今文家则提出羲和是四人，包括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位司掌天文星历之官，此说甚确，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先生较早关注此问题，认为羲和本为一个神话人物，是太阳之母兼御者，为司日神祇，在《尧典》中演变为羲与和，是受帝尧委任的官吏，为四个天文学家〔18〕。古文家则提出羲和为六人，以四叔作羲氏、和氏之子凡六人，为政府的六卿之官。此种神话历史化，使先秦神人因被人化而融入古史系统，契合《尧典》历史叙事性质。

《尧典》是儒史将远古历史、神话熔铸一炉，从而编纂的歌颂尧舜弘德盛行之华美典章，以阐明礼义，推行教化，《尚书大传》曰：“《尧典》可以观美”，作者为彰显尧舜嘉言懿行，充分吸纳远古以来流传的神话、历法、宗教及部落生活材料，剪裁加工，润色修饰，撰成儒家颂扬尧舜之经典。

从整体上看，实践“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方法的史官，对《尧典》文本的结构体制进行了缜密编排，其记载尧、舜，采用了串珠式结构方式，将尧、舜二者一生的主要事迹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列。在此基础上，又运用并列分述式结构，使尧、舜二者之间关系并列。史官先言尧行，记尧令羲和制历，与放齐、四岳会谈。后叙舜迹，巡守封禅、惩治四恶、设职分官，两个历史人物之间没有穿插其他内容。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在研究一系列复杂事件的过程时，开始观察到这些事件中可能构成的故事。当他按照自己所观察到的事件内部原因讲述故事时，他以故事的特定模式来组合自己的叙事。”〔16〕165《尧典》的叙述者便是如此，他以故事模式进行叙事，事件通过多个情节依次展开，显示了儒史高超的史料组织能力，体现在《尧典》的情节设置上，史官记载的情节单元按如下序次：一是帝尧令羲氏、和氏观象制历，授民农时；
二是洪水泛滥成灾，伯鲧受命治水九年而无功；
三是四岳向尧举荐舜，尧检察舜行，舜娶二妃；
四是尧让位舜，舜巡礼四岳，制定刑法，流逐四罪，廷设九官。从比较神话学的视域审视，神话是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创世神话（Creation myths）是中西神话最普遍表现的主题，是世界各民族对宇宙、自我、文化等秩序初建、发展历程的共同思考，体现着人类神话思维的趋同性与丰富创造力。《尧典》亦探寻秩序建立过程，上述四个情节单元组合，与西方创世神话的基本结构全然匹配。西方创世神话的结构通常包含三个环节：一是神话乐园的建立（原始的宇宙秩序）；
二是乐园破坏（人类的叛神，诸神的斗争，宇宙洪水等历劫的过程，也就是失乐园）；
三是乐园重建（恢复宇宙秩序）〔19〕。《尧典》开篇，史官记载了羲和四子分赴四方，观日月星辰运转，分主四时，自此建立历法的情节单元，与西方创世神话中乐园初建相互对应。继而，滔滔洪水，泛滥不止，舜遣派鲧治水，鲧无功而返。与西方神话中乐园遭受破坏相印证。其后，舜通过尧的重重考验，尧禅让帝位于舜，舜巡守四岳，制刑罚罪，选贤任能，使朝廷有序，天下和睦，又与西方创世神话乐园重建的情节相膺合。由此可见，《尧典》的叙事逻辑与西方创世神话的基本结构如出一辙。固然，就《尧典》记载的虞舜事迹而言，又涉及了舜钦定刑则，流放共工、驩兜、鲧、三苗、四罪的记述，这实际上又可再次与西方创世神话相比较，为乐园重建之时，再次遭遇二次破坏的体现。然而，舜其后又选拔贤臣，使朝纲秩序井然，亦可与西方创世神话中乐园再次重建，宇宙秩序再次恢复的结构相对应。此种循环往复，再回归原点的叙事结构，常见于西方神话书写。据此，从比较文学视角出发，可将《尧典》视作史官编纂的创世神话。

概而言之，《尧典》“是集合了并加工改造了许多神话传说而成的，是关于远古的最早的有系统的大文章，是最早的帝王本纪”〔20〕，作为史传翘楚《尚书》的开篇之作，是儒家史者精心筛选、剪裁加工远古神话资源，又融合天地知识、部落战争、氏族生活的真实材料而撰作的文章，无论是话语资源、文本书写及结构体制都反映出撰述者力求全面、有序的宏大历史叙事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