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域下都市圈旅游业协同发展研究——以福州都市圈为例

来源:优秀文章 发布时间:2023-01-20 点击:

陈白璧 ,柯涌晖,李宝银

(1.福建农林大学 国际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2.福建商学院 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2;
3.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117)

2021年3月,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期间,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有序推进生态移民,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1)《绿色发展,生态高地展新姿》,《福建日报》,2022年3月14日第1版。,为福建省旅游业生态化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福建省提出以强省会战略带动闽东北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加强福州与周边区域旅游业的协调联动,推进福州都市圈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扎实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区域产业协同观点源自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亚当·斯密通过考察手工业作坊的内部分工情况,在《国富论》中详细阐述了分工理论,他认为:“分工和专业化带来劳动生产力的增进。”(2)[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5页。马克思批判性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认为分工是“缩短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而协作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同时使“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2页。。更为重要的是,“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538页。。由于资产阶级占据近代社会的主导地位,这种表现为“集体力”的“社会劳动生产力”被资本家无偿纳入生产过程,持续促进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后来进一步沟通了各生产者之间的合作,直至衍生出日益繁荣的现代服务业(6)余金成:《马克思“集体力”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1期,第50-57页。。随着国际贸易的兴起,国际分工日益成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热点,且越发关注非传统经济要素对区域产业协作的促进作用。例如当前学术界已深入探讨了特定产业协同发展路径、不同产业间协同发展机制、各社会力量在产业协同过程中的运行原理等问题。

二战后,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全球经济及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作为生活服务业重要一环的旅游业逐渐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国内外学者在积极吸收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将协同理论引入旅游业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国外学者开始将协同理论应用在旅游规划、区域合作、旅游线路推广等方面,而国内学者的此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如张凌云最早使用协同发展思想,讨论旅游业与航空业的协作问题(7)张凌云:《调整、协调、发展:旅游-民航协同发展的思考与对策——中国旅游交通问题研讨会侧记》,《旅游学刊》1989年第1期,第37-38+42页。。此后相关研究大量出现,在理论建构方面,粟路军等解析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科学内涵,提出只有产业子系统之间达成良性共生,才能形成高效的区域产业协同(8)粟路军、柴晓敏:《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及其模式与实现路径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第19-24页。;
陈晓亮等从内外两个维度分析区域旅游业协同发展的激励因素(9)陈晓亮、陈政、向小文:《武陵山片区旅游协同发展的机制、动力与模式研究》,《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19-23页。;
翁钢民等在此基础上指出应当将与旅游业相关的内外要素皆视为区域旅游子系统,以更好地发挥核心产业的带动作用(10)翁钢民、潘越、杨秀平等:《协同视角下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发展格局的时空动态关系》,《经济地理》2020年第1期,第214-225页。。在实证研究中,严春艳等引入“核心-边缘”模型探讨了珠三角地区旅游业的空间结构特征(11)严春艳、甘巧林:《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协同发展研究——以广东省为例》,《热带地理》2003年第4期,第371-375页。;
陶静使用系统论深入阐释京津冀地区旅游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要素融合方式及经济效应(12)陶静:《基于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研究》,《商业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第171-173页。;
鲁小波等基于点-轴理论提出东北多层次协同发展设计,助力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发展(13)鲁小波、陈晓颖:《基于点-轴理论的中国东北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战略研究》,《东北亚经济研究》2018年第6期,第78-92页。。在具体的实施方略选择上,多产业融合成为主流观点,一些学者对互联网、体育、交通行业与旅游业的协同发展模式进行了探索。

综上,我国区域旅游业协同研究时至今日已取得丰硕成果,主要探讨了如何优化区域产业发展的内外环境,刺激旅游业服务于整体经济发展。但一般而言,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受到国内外环境、国家战略及社会制度等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态效益保持平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产业的必然选择。而都市圈是由一个中心城市联动周边大中小城市组成的城镇空间组合模式,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承担着重要的战略作用。因此,关于区域旅游业协同发展机制的研究,需要更加重视评估产业外溢效应,并且必须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引下调整区域旅游业协同发展模式和实现路径,同时聚焦区域旅游业进一步发挥域内比较优势,以新科技、新业态、新营销的产业升级,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从而促进区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旅游业的生态化发展推动区域乡村全面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快了区域产业升级转型,努力建构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但也必须看到,区域间产业结构失序、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生态环境恶化、城乡差距明显等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相关问题依旧存在,究其原因是有限的自然资源无法支撑生产要素的大量投放与扩张,传统增长动能衰减,同时新旧动能转化速度慢、新动能规模小,制约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另外,随着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逆全球化思潮的显现以及大国博弈竞争的升级,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了更加严峻的形势。

就区域发展而言,要以科技创新为推动力,优化城乡和区域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内城乡及人与自然之间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一体化发展。当前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格局,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与科学选择,已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城市群空间尺度大,城市之间联系成本高,为强化城市分工合作,提升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以及辐射带动能力,需要有更小空间尺度、有更好合作基础、有更多合作诉求的空间地域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因此“都市圈”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为进一步创新协调发展机制,2019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首次在顶层设计层面为“都市圈”的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都市圈”作为衔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中间层级,发挥“承上启下”作用,力图打破地域藩篱与行政掣肘,有效粘合中心城区与邻近地区的产业分工体系。“都市圈”的建设,为旅游业的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新的融合平台,都市圈旅游业规划必须积极回应时代的进步诉求,不仅需要有效释放核心城区的产业辐射、推进城镇间产业高频互动,更要积极在区域协作中注入生态文明建设内容,通过构建产业生态化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完善区域旅游业的生态文明内涵,以旅游产业的生态化转型,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

产业发展造成的生态破坏现象,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状况,就必须改变过多依赖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各区域旅游业应当基于自身状况及社会环境、功能定位,探索将生态文明融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差异性发展道路。截至2022年4月,我国先后批复了5大都市圈(见表1)。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福州都市圈的设立被赋予了多重意涵。首先,福建省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先行实践地,也是我国的生态强省,福州旅游业生态化的发展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案例。其次,福州都市圈旅游业的生态化发展,有利于形成具有吸引力的海西城市样板和未来两岸幸福家园建设的示范窗口,是服务祖国统一大业、落实国家给予福州都市圈战略定位的具体举措。再次,2022年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实施强省会战略,扎实推进区域协同发展,这对福州都市圈旅游产业而言,同样也是难得的历史机遇。虽然大福州区域国民经济条件不断改善,为旅游业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但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将中心城市的产业聚集转化为经济辐射效能。因此,通过整合区域产业链条、实现福州都市圈旅游业协同发展,既是福建强省会战略意图的具体表现,也能有效助力福建继续挑起国家发展、经济发展的大梁。

表1 五大都市圈状况一览表

从可持续发展观点分析,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将造成“外部不经济”,其取得的经济效益是暂时且不可持续的,但是发展模式具有路径依赖,发展模式的调整意味着利益相关方的权责义务重组。相应地,可持续发展在发展目标与内容上虽然更具有公共性和长期性的优点,但间接上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14)孔令锋、向志强:《论政府能力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2期,第36-39页。。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调动社会全员力量参与绿色转型,改变传统的“大生产、大消耗、大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充分利用良好生态环境,深入挖掘生态资源的多元价值潜能,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在实践中既要严禁“杀鸡取卵”,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做法,也要防止“因噎废食”,简单采用如拉闸限电等强制手段应对环保问责的量化考核。要在动态平衡中合理开发利用区域生态资源,使其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实践创新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稳定支撑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的形象展示点。

生态资源在旅游业的开发利用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15)李琳、徐素波:《生态旅游研究进展述评》,《生态经济》2022年第7期,第146-152页。,作为高度依赖区域自然禀赋及人文情怀的朝阳产业,福州都市圈旅游业具备了难得的产业竞争优势。福建省是我国第一批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州都市圈域内丘陵众多,河谷、盆地穿插其间,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使其水系密布,植被丰富,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环境较好。福州都市圈人文底蕴深厚,福州拥有2200余年的建城历史,莆田自古被称为“海滨邹鲁”,建阳是“朱熹故里、理学名邦”,可谓文化昌荣之地。但颇为尴尬的是,长期以来厦门与武夷山才是福建的旅游龙头,也是消费市场最为认可的福建旅游名片,而福州更多承担的是旅游中转地而非目的地的角色。随着近年来福州经济快速增长和强省会战略的实施,福州都市圈优质生态资源融入旅游业发展的步伐也要加快,在提升区域生态资源利用效率、构建多层次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体系的基础上,消除生态资源开发的内外制约性因素,建构差异化多层次产品体系,形成闽东北旅游统一大市场,打造开放式的生态旅游产业链与供应链;
同时,强化公民绿色消费意识,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旅游消费模式。

从发展态势来看,福州都市圈旅游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呈现出“内热外冷”的特征,作为内核的福州一枝独秀,其他地区旅游业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内容相对单一等问题,核心城区的虹吸效应大于外溢效果。从规划布局来看,由于各片区缺少统一规划,功能布局不合理,产业分工不明确,市场定位不清晰,文旅融合不够紧密,导致福州都市圈旅游市场发展不充分、产业链培育不足、产品体系不健全、产品特色不鲜明,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落差,其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有必要推进理论与实践创新,探寻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福州都市圈旅游业协同发展之路。

(一)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注重域内旅游业统筹协调发展

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把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贯穿于福州都市圈旅游业发展全过程,注重域内旅游业统筹协调发展,以旅游业绿色协同发展助力2035年“美丽中国福建示范区”建设目标的实现。要把握国家级都市圈建设和强省会战略实施的有利时机,发挥福州核心城区旅游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培育都市周边区域旅游品牌的一致性、产品供给同城化及消费场域的协同性。依托福州都市圈内“山海”生态资源,打通绿色生态(沿江)与蓝色生态(沿海)带状廊道,形成全域生态旅游市—县—小镇三级规划与建设。培育区域内的南平延平区、宁德蕉城区、莆田城厢区、平潭综合实验区为福州都市圈旅游业发展的四处节点,打造生态观光、休闲、康体、医养、教育、文化的全产业链条与片区布局。同时,福州都市圈生态资源的开发,需要跳出地方政府“单打独斗”的固化模式,引入协同治理观念,建构生态资源 “政府机关+市场+民间团体+在地组织+社区居民”的多元参与模式,各主体成员以资源交换、权力合作达成协作共生模式,形成信息公开、程序透明的开发方式,降低生态风险及开发成本。应积极共筑山海一体的生态安全格局,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与应急联动机制,推进生态综合保护修复,完善滨海、滨江、湾区开发管控与污染治理制度;
明确工程审批的可追溯制度,避免雷同项目的开工建设,杜绝“形象工程”的落地。要加强域内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的系统性保护,实现区域文旅资源数据库共享共用,在旅游开发全过程落实生态环保责任,保护地方生态文化的完整性。

(二)深挖旅游资源潜力,发展数字旅游经济

丰富多样的地貌特征造就福州都市圈内多样化的自然环境和多元化的民风民俗。然而,如果割裂生态空间整体性与人文脉络的历史链接,照搬都市商业开发模式,必将破坏旅游吸引物的价值。(16)柯涌晖:《民族地区生态资源开发模式研究——以闽东畲乡为例》,《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96-107页。为此,福州都市圈的旅游资源开发,应充分吸纳人类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生态学、社会学等领域专家和地方民俗学者的建议,重新普查文旅资源“家底”,勾勒地方人文集体记忆与情感传承的完整脉络,为科学活化传统文化资源提供决策参考。遵循资源开发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原则,设立社会资本投资的技术性壁垒,避免都市资本下乡的逐利行为导致的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在乡镇区域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促成大资本平台运营、中小资本内容创作的“智猪博弈”平衡。同时,把握福州“数字中国示范城”的建设机遇,加大数字经济、融媒体技术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要使用声光电设备及其他虚拟技术而非土木建设及硬化装修,增强旅游产品的沉浸体验,保持生态地块的可重复使用及可逆性。要支持智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打造包括移动支付、无线充电、自助租赁、安全防控等在内的数字运用场景。要发挥虚拟技术优势,优先发展沉浸式演艺、食宿和目的地场景,以技术手段消弭旅游体验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丰富旅游消费体验新业态,提高旅游产品质量与经济效益。

(三)构建特色产业体系,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鼓励乡村、社群、协会等组织“参与式开发”,充分挖掘各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和生态旅游特色,形成差异化旅游产品体系,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相统一。各地政府应以《福州都市圈发展规划》《闽东北协同发展区文化旅游产业协同发展专项规划》等为指导,强化都市圈的核心作用,着重在职业人才培养、商业资本运作、消费市场开拓、行业政策制定、产业体制创新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建立常态化都市圈的协调平台与机制,为区域旅游业协同发展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借鉴驻村干部、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等行之有效的基层工作法,创新“旅特派”制度,推动以本地高校、民间团体、社会企业为核心区,为周边县、镇、乡、村和社区旅游项目的规划设计、材料申报、资源汇聚提供智力支持,进一步提高都市圈旅游业协作水平。城镇化过程的模仿趋同将带来同质竞争,削弱资源使用效率,因此需要充分挖掘各地区文旅和生态资源特色,形成差异化产品体系。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乡村、社群、协会等组织“参与式开发”,创新旅游产品业态。围绕闽都山海主题,各地主动融入,丰富福文化、古闽文化、滨海文化、妈祖文化、茶文化等内涵,支持经营实体推广跨区域服务,讲好海上丝绸之路故事、侨乡故事、闽台故事和改革开放故事,凝练都市圈各市(县、区)旅游形象,设计分梯度的产品类型。另外,由于福州都市圈内生态要素的差异化,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可以通过不同方式的资源融合及产业链纵横延展,打造符合本土特色的“生态资源+”文旅休闲、农业体验、特色技艺、风土演艺以及节庆会展等系列产品开发模式。

(四)完善综合交通网络,架构互联互通通道

对接国家和福建各类交通规划,优化域内旅游交通枢纽及节点布局,完善域内旅游交通线路。结合长乐机场二期工程,加速福州市区至长乐航空城的城际铁路F1线的完工,推动F2线(莆田—长乐机场)和F3线(宁德—长乐机场)的落地施工,进一步密切福州核心城区、滨海新城、莆田、宁德等城际通勤联系。有序开放区域内低空商业活动,在重点森林康养、海岛休闲、楼宇经济布局地区预留停机坪位。挖掘福厦铁路、温福铁路、福平铁路等既有铁路载运潜力,实现福州都市圈1小时全域城际铁路交通。利用废旧车站与铁路线,将其演化为文创性铁路支线,开发特色小火车游览项目等。鼓励并支持有条件的乡村拓宽内部公路、改善停车场等基础交通配套条件,在市(县、区)各主要交通枢纽节点布局“旅游好行”乡村巴士服务。进一步完善沿海、沿江、沿湖、湾区的旅游码头及游艇服务设施,预留未来航班拓展和互联互通能力。提升福建1、2、3号绿道旅游功能,修缮并新增旅游厕所等设施。建设一批最美城乡绿道、福道、亲水栈道、森林游步道、滨海风景道,打造城市森林、城市绿地、城市绿道、亲水空间,建设集健身、休闲、赏景等功能于一体的社区公园、“串珠公园”和“口袋公园”。

(五)加大市场推广力度,舒缓生态承载压力

在福州都市圈内的主要交通枢纽节点(机场、火车站、客运站、码头、高速服务区),设置游客服务中心,并整合餐饮住宿、艺文馆所、公益机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信息资源平台,对品质优良的非热门区域进行定期宣传推广。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类旅游文化博览会,进驻各主流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推动各区域文化直播互动,推动生态旅游“飞入寻常百姓家”。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类旅游文化博览会,进驻各主流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提升生态旅游宣传的有效性和覆盖面。福州都市圈内各级地方政府应通过培训、研讨等形式,提升旅游业管理人员对当地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认知和推广能力。恪守景区生态承载力红线,适度延长恢复缓冲期限和定期维护,降低文旅资源的过度损耗。依托旅游行业协会,联合市场主体开展全域旅游行程设计,引导客流向福州都市圈非核心区及乡村基层流动。同时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充分发挥农村环境基础设施、闲置资源的生态优势,与特色产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有机结合,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改善相互促进。加强域内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的系统性保护,在投资立项、建设实施、项目验收和运营等环节落实生态环保责任,保护当地生态文化的完整性,有效舒缓生态承载压力。

福州都市圈旅游业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顺应发展形势,加强协同机制研究,加速形成区域统一市场,着力提升区域旅游业市场竞争力;
从强调中心大城市的个人全能、单打独斗,到建构大中小城市各有所长、协同创新的“大团队”,推动全域绿色发展方式与生活消费模式,探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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