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位视角下杜甫陇蜀诗中的桃源意象

王晓彤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陶渊明的“桃源母题”作为散愁的源头，在唐代文人的寄寓中衍生出许多题支。程千帆先生在《相同的题材与不同的主题、形象、风格》一文中将陶渊明《桃花源记》与王维《桃源行》、韩愈《桃源图》、王安石《桃源行》进行了主题、形象、风格上的比较，知人论世般道出王维诗桃源意象仙化的缘由［1］。李红霞《唐代桃源意象的新变》一文由桃源意象的社会原型及内涵入手揭示了唐代桃源意象的世俗化及仙化［2］。然而，在唐代道教如此风靡以致浸染文学作品的氛围中，安史之乱的历史变音改变了诸多既定的现实。杜甫在经历战乱及仕途蹭蹬后，其笔下的桃源淡化了神仙主题，成为世俗现实中寄托诗人情感的归属地。

杜甫离华州入秦州而回望长安，饱含着对于帝居的恋阙之情。其“秦州-成都”诗路中虽对美景美境赞不绝口并常常将久居桃源流露笔下，但在杜甫片刻的欢愉与时刻的清醒中，其客位性惆怅及无奈，才是诗人吟诗、抒情、言志的所在。通观杜甫陇蜀诗中的客居、久客、客愁、客泪等等悲愁失落的字眼，其情绪可见一斑。

杜甫将自己认作为秦州、成都的客并不断表明自己“客人”的身份。杜甫离开华州之际，作《立秋后题》“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3］544，“如客”一词已经表明自己即将成为羁旅之人，而此句亦如谶言，竟贯穿杜甫此后一生的漂泊生涯。入秦后，杜甫“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3］555（《梦李白二首·其一》），将自己的身份与李白等同，作为共同具有“帝王师”之辅佐志向的朋友，身居异地，惜友惜己之心油然而生。“焉知南邻客，九月犹絺绤”［3］568（《遣兴五首》）一句在对比中凸显了对秦州的气候以及北里秦人的抵触情绪。另有其“天风随柳断，客泪堕清笳”［3］605（《遣怀》）、“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3］611（《促织》）、“未足临书卷，时能点客衣”［3］612（《萤火》）、“野客茅茨小，田家树木低”［3］629（《佐还山后寄三首》）中对客泪、客衣、客舍的描述，均为在秦州时诗人生活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百川日东流，客去亦不息”［3］667（《别赞上人》）、“借问持斧翁，几年长沙客？”［3］669（《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中客而无期，自然心生许多感慨和无奈。入同谷时，作“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3］689（《积草岭》），每一次改变现状的希望，对杜甫来说都是机会，故而作为“客人”，杜甫对同谷佳主人盛情的邀请表示感激。杜甫同谷一行并不顺利，作“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3］693（《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客人身份的尴尬在于寄人篱下，无法掌控生活，所以杜甫大声疾呼自己“客他乡”的事实。入蜀路上，作“清晖回群鸥，暝色带远客”［3］716（《石柜阁》），及至成都，有“江城今夜客，还与旧鸟啼”［3］771（《出郭》），即便有浣花溪边的草堂，有如此桃源般的风物，杜甫仍旧置身为客。有“穷冬客江剑，随事有田园”［3］776（《建都十二韵》），有“客情投异县，诗态忆吾曹”［3］824（《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3］892（《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等。可以说，杜甫始终认为自己属于长安，认为进侍龙颜，为皇帝建言献策才是其毕生的事业。所以在外客居之际，杜甫仍旧时刻关注着长安的景况，随国事而喜忧，其客人的身份以及心态贯穿了陇蜀诗路。

与此同时，杜甫客位意识中的悲哀、忧愁情绪始终占据上风，这也突出体现了杜甫诗歌中对国家战事的关注，对返回长安的渴望。杜甫在享受秦陇与蜀川风俗物情时，诗中始终有一张“愁”且“悲”的经纬网交织铺排，建构诗篇。杜甫的“愁”线贯穿其远离长安，无法效忠之情；
杜甫的“悲”线直指国家的战火纷扰，时未安康。陇蜀诗中，杜甫毫不避讳地使用“愁”字、“悲”字。“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3］574（《秦州杂诗二十首》），渭水东流长安，渭水无情实指长安无情，长安在秦州东，故而向东而愁。“秋听殷地发，风散入云悲”句，仇注：“殷地发，鼓声震动；
入云悲，角吹凄凉。”［3］575-576鼓角震荡，是战争迹象明矣，是杜甫所悲。“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3］729（《卜居》），杜甫见澄江而消愁，即可证明杜甫在陇右道上的愁，可以理解为进一步远离长安之愁。“久客宜旋旆，兴王未息戈”［3］773（《散愁二首》）句亦是对战争的谴责。“转添愁伴客，更觉老随人”［3］784（《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3］787（《后游》），“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绝句漫兴九首》），“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3］819（《进艇》）等等。杜甫的悲愁之感弥漫整个陇蜀诗路。

为纾解这种情绪，杜甫陇蜀诗中有对求道问仙的勾勒，对寺庙僧侣的造访，对酒醉忘世的书写，对自然山川的描绘，对桃源生活的向往。诗人在寻找可以寄托情感的归属地，而陇蜀诗中开启了杜诗新面向的便是其具有桃源意象的诗歌。

华州离官开启了杜甫“秦州-成都”的由陇入蜀之路，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杜甫身份的改变，阶级的下移带来的是情感内容的下沉，而这种下沉式书写带来的第一效应就是亲民近物，具有世俗现实性。去除宫廷情结的凤池熏香与夜宿左省的金钥玉珂，杜甫所见皆自然与人生，颇具陶渊明桃源之志。其中最具有桃源意象的莫过于杜甫在秦州对东柯谷与仇池的描绘，在成都对浣花溪草堂的营造。这种对村居生活的书写构建了杜诗桃源意象的表达。

秦州属陇右道。《旧唐书》载：“在京师西七百八十里，至东都一千六百五里……（领）上禄，州南八十里仇池山，其上有百顷地，可处万家。”［4］1630-1631东柯谷与仇池在秦州诗中多次出现，两地均为避世宜居之地，是杜甫笔下理想中的桃源。关于东柯谷的记载，宋《方舆胜览》、明《雍大记校注》以及清文献中的记载都与杜甫杜诗有关。元陆友仁《研北杂志》云：杜子美旧居在秦州东柯谷，今为寺，山下有大木，至今呼为“子美树”［5］1916。《元一统志》载：“东柯草堂在东柯镇，少陵弃官之秦，寓于侄佐之居。其南有白水涧，即子美泉也。”［6］144元李存诗《题东柯谷图》“乘槎博望到天河，铜柱扶桑马伏波。自笑吾年今半百，始于图画识东柯”［7］82。明《（嘉靖）陕西通志》载“东柯谷在州东南五十里，有桥。杜甫尝寓居此，多诗，有祠”［8］132。爬疏史料可知东柯谷在历史上并非任何胜地，只因杜甫而彰。关于仇池的记载，唐徐坚《初学记》中引《三秦记》曰：“仇池山号百顷，上有百顷池，壁立百仞，一人守道，万夫莫向。”［9］180另，刘宋时期郭仲产《仇池记》中对南秦的人文地理等记载颇为丰厚。仇池有其典，杜甫熟读经史，对仇池应不陌生。仇池作为地域属性，在魏晋南北朝文献中出现较多：

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10］2403（《宋书》）

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楼橹却敌状，高并数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缘而升，东西二门，盘道可七里。上有冈阜泉源。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11］1027（《南齐书》）

诏曰：“……仇池，南秦之根本，守御资储，特须丰积，险阻之要，尤宜守防，令奸觇之徒，绝其侥幸。勉勤戎务，绥静新俗，怀民安土，称朕意焉。”又诏喜等曰：“……仇池，国之要蕃，防守事宜，尤须完实”［12］1132

“四方流人以仇池丰实，多往依附”。［12］2229（《魏书》）

焦度字文绩，南安氐也。祖文珪，避难居仇池。［13］1152（《南史》）

史书中所介绍的仇池山，地理位置优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适宜避难；
仇池上有地方百顷，宫室、果园、仓库俱全，泉水可饮，土可煮盐，民无贵贱，适宜隐居；
且此地有民风淳朴的乐民佳话。这不就是杜甫所向往的生活吗？仇池在唐代诗人中没有被普遍关注，但杜甫却在诗中点出了仇池与“桃源”的关系。

“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久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3］584（《秦州杂诗二十首·十四》）

末句写明杜甫欲往仇池终老。

通过历史记载与杜甫的描述，还原杜甫诗中的胜地，杜甫对东柯谷和仇池的喜爱，具体表现在哪里呢？陈贻焮《杜甫评传》中提到杜甫想搬到乡下：“他后来看到邻近有两个地方很可以去得，一个是东柯山，一个是仇池。”［14］450王德全《杜甫在东柯谷和西枝村》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东柯谷的山水风景、农事作物及周边，还原了一个田园乐居的所在［15］450。

杜甫秦州诗：

“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相近报，但恐失桃花”［3］583（《秦州杂诗二十首·十三》）

此诗传达的正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有山水、有人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景一体，自给自足之态。

杜甫诗：

“跻险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回日气暖，迳转山田熟。鸟雀依茅茨，藩篱带松菊。如行武陵暮，欲问桃源宿”［3］593（《赤谷西崦人家》）

一派丰茂清亮的自然风光，山田、鸟雀、茅茨、藩篱等景象，和谐有序，生机勃勃。苏东坡《和陶桃花源》引中记梦到仇池，十分不解。“赵德麟曰：‘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又，王仲至谓曰：‘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16］2197范廷谋曰：“此诗大意谓仇池可以避世，虽不必妄冀神鱼，但福地之语究非虚传。宜其泉水可怀，欲结庐而终老也。”［17］1449-1450杜甫虽未终老于此，但此处在史料以及多家文献中俱载为福地，可信度较高。仇池如桃源，宋苏轼在诗词中大量使用。如“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住仇池”［16］1880（《变石》），“似闻崆峒西，仇池迎此翁”［16］2248（《次前韵寄子由》）等等。

杜甫的浣花溪草堂大约位置为“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鸡坊石笋街外，万里桥南，百花潭北，浣花溪西，而北望则可见西岭也”［14］574。杜甫对草堂的由无到有，颇费了一番诗心。“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3］729（《卜居》）中的幽居之景；
杜甫为营建草堂而对桃栽、绵竹、桤木、松树、大邑瓷碗、果载觅寻的详细记载。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3］735（《堂成》）

诗中透露出来的欢快情绪几乎也可算作杜诗中的“快歌”一首，全诗以草堂为中心，首句以草堂为起点，视觉向城郭、向青郊蔓延，空间感极强；
而中间两联由日光、烟霭到桤林、竹枝，再到飞乌、燕子，燕子堂前筑巢，视觉又由远及近；
末句以草堂作寓自嘲，一气呵成，收束自如。咏蜀中诗“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竟日蛟龙喜，盤涡与岸迴”［3］738（《梅雨》），雨落草堂，其诗由堂上茅草被浸湿到暗想江边蛟龙嬉戏，以致云雾难开，颇有自得之意。

“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3］739（《为农》）

从细处入手，写荷叶、麦花，点缀江村生活，营造方外仙境，引人遐想。

“有客过茅宇，呼儿正葛巾。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3］740（《有客》）

诗人招待友人，锄地摘菜，颇有农家之乐。而此时草堂的选址、营建以及美化工作基本到位，也实现了杜甫在秦州时求而不得的卜居生活①。

综上可知，杜甫笔下的桃源是环境清幽的娴静之居，静美且朴实，恰好可以安放杜甫悲伤忧愁的内心。相比于浣花溪的真实村居，杜甫是否真的去过东柯谷与仇池，抑或只是听他人描述而作缺席现场的诗歌以歌颂，都不得而知。但在这样一种客位情结下，其缺席而作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对比成都草堂的营造，对于东柯谷和仇池的描述似乎只停留在想象真实的阶段，但这已经达到杜甫的心灵有所归处的愿望。

对于客愁的缓解，杜甫或在秦州四处寻访游玩，寻西枝、吟东柯、咏仇池，以慰身老，其中不乏桃源意象之思；
直至成都，草堂的选址、营建、美化，江村风物一览于笔，更见桃源意象之灵动。然而杜甫饮酒作诗以自我麻醉，且怕春、畏秋、恼花之举实在与桃源意象格格不入。究其根本，杜甫在客位视角下建构的精神桃花源，可以缓解诗人寓居的愁苦并对悲凉乱世有些许精神补偿，是一种暂时避世的自我救赎。

桃源意象是对乱世凄凉的一种艺术性补偿。这种精神自赎突出表现在其秦州诗对于东柯谷及仇池的描述中。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无疑来自诗人潜意识的创造性。荣格在分析心理学与艺术作品时将艺术创作分为心理模式和幻觉模式。在解释后者时提到“在集体无意识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对文学研究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它们是对于意识的自觉倾向的补偿。也就是说，它们可以以一种显然有目的的方式，把意识所具有的片面、病态和危险状态，带入一种平衡状态”［18］137。我们抛却著者分类的意识来源限定，仅就杜甫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其华州离官前后的心理做相关考察，会发现杜甫对“桃源”母题的期待有所不同，而这无疑是环境及心理使然。杜甫时常有归隐之心，这是杜甫那个时代，品德高尚的人的念想，实在无可厚非，也非就脱离儒家界内之说。杜甫天宝末等待铨选期间对儒术产生怀疑时作“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3］132（《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在任职凤翔被墨制归家时作“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3］397（《北征》），此时诗人欲把“桃源”作为归隐出世的所在。然而杜甫秦州诗有“溪回日气暖，迳转山田熟”［3］593，对东柯谷和仇池的描写也往往是“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3］583“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3］584。作为秦州的“外来者”，诗人的着眼点是房屋与土地、阳光与收成，以及与赞友人时写到：

“重冈北面起，竟日阳光留。茅屋买兼土，斯焉心所求。近闻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颇和暖，石田又足收。……柴荆具茶茗。径路通林丘。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3］587-598

诗中重冈在北，向南阳光充足，可买屋置田，安享晚年。西枝村西谷中杉树、漆树茂密，石田也在充裕的阳光雨水中喜得丰收，品茶赏林丘，欢度晚年，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绝好的生存场所。本诗末句虽有“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但整体读来沁人心脾。蔡梦弼言“欲问舍求田而隐耕于此也”［17］1499，但或许杜甫寻求的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三吏三别”中那些普普通通的翁妪、男丁、官吏、新婚夫妇及役者。山谷中的石田在阳光下都有可以丰收，安置一方百姓，但中原辽阔丰饶的土地上却备受战火兵燹，人们无法安居乐业。诗人将所想诉诸笔端，由所文而所视，这正是杜甫对战争、饥馑、奔逃避难等一切乱世意识的汇总，而后勾勒出“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19］165的世俗“桃源”意象。

另有“阴雨天窥浅井的‘鸬鹚’、上深堂的‘蚯蚓’、明燃的林中的‘薪’、暗汲的石底‘井’等。再如味美的‘糜谷’、熟了的‘葡萄’、长满秋山的‘苜蓿’，如《雨晴》里的‘塞柳’‘山梨’，其他如东柯谷的阳坡瓜、太平寺‘香美胜牛乳’的泉水等”［20］，这些描写不仅仅是秦州“风味”，更是由察“人”到观“物”，是杜甫经历中的万物“缺位”诗，这就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小环境，以此来使华州诗中的所见所闻有一个暂避苦难的归宿，也使诗人内心对乱世下的黎民有一种心灵的补偿。尽管秦州无战乱但人民仍饱受战乱剥削，从“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3］688亦可知此时仇池脚下的百姓生活也并不富裕，且受到官府的剥削，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淳朴。无怪东坡先生说“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16］2197。这种不断的写作救赎，一直持续在诗人自己的苦难中。由秦州而入同谷时亦有“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杜诗中处处提及的“良田”“薯蓣”“崖蜜”“冬笋”等饱腹之物，“密竹”“美池”等闲适之景无不渗透着杜甫对乱世的一种拯救，这岂是专为诗人自己独享哉！必定兼济于天下苍生。正合“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3］832-833（《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凄凉感与成就感。

桃源意象是杜甫对政治理想的自我麻醉。杜甫从未对自己的谏臣身份有过怀疑，但世不见用必有其因，杜甫的痛苦来自盛唐文人的高度自信和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在杜甫对东柯谷、仇池、浣花溪草堂的勾勒中，我们与诗人都被带入到一种田园安居的情境中，这里没有战争、赋税，人与万物和谐相处，可以赏雨、听鸟鸣、见到花开溪涨，享受大自然的一切馈赠。如此，诗人是愉悦的。但是在短暂的欢乐后，我们总能读到诗人在自我构建的桃花源中的客居之悲愁。杜甫诗“青蒲甘受戮,白发竟谁怜”[3]650（《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风断青蒲节，霜埋翠竹根”[3]776（《建都十二韵》），以及“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3]1444（《壮游》）中，杜甫自喻为直臣史丹，自叙进谏房琯之事便是其强调身份的明证。但是“‘疏救房琯’是杜甫由庙堂士大夫转向‘村野诗人’的加速器”[21]。杜甫浣花溪草堂诗中自嘲其非扬雄宅，注家皆以杜甫为扬雄草《太玄》自比。曾祥波认为：“杜甫心目中想要赶超的目标并非扬雄，乃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曾为汉武帝作劝百讽一的《子虚》《上林》《大人》诸赋和封禅遗表，这和杜甫作三大礼赋、《封西岳赋》无论在题材还是主旨上都极其相似，故杜甫有此语，恐怕其中既有自豪，也有自嘲，耐人寻味。”［22］191这也与杜甫“王者师”之愿，左拾遗之职匹配度极高，杜甫内心对自己谏臣身份的肯定，是他一往无前，坚持“致君”的动力，“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3］776（《建都十二韵》）一诗中对救房琯未直谏而死，贬华州司功未报效皇恩，未承屈原、贾谊之志而懊悔。回顾杜诗中提及的“茅屋”“草堂”“江村”，再对比在长安时的“华屋”“宫殿”“曲江”，虽草堂自有其安静、平和，但亦包含着杜甫对现实处境的被动接受。杜甫多次自称“野老”，似乎要与庙堂划清界限，但其诗“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3］776（《建都十二韵》）中对国事的担忧，《绝句漫兴九首》中以“客愁”为诗眼，“无赖春色”“春风相欺”“虫鸟相欺”“浊酒衔杯”“白头立芳洲”“狂风折柳”的愁春伤时之作，《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中对寻酒伴无着落而吟花的自愚，等等，无一处无自嘲，而自嘲即是自我的解脱与救赎。

杜甫以陇蜀诗路作为蓝图，极力勾画桃源意象，除对乡村农居的新鲜感外，亦有其内在的客位性。诗三百篇大抵言志之作，杜诗凡所吟咏处，皆有某种背后的助推，而其向往安闲静谧的“桃源”以大庇天下的理想与其强烈的仕功心态真异曲而同工。

陶渊明的桃源之情对晋及晋以后的历代文人影响颇深。桃源不但被描绘为神仙世界以寄托俗愿，而且还成为文人仕途蹭蹬的笔墨寄托。初唐的王维，盛唐的李杜，中唐的韩愈、白居易等都曾耕耘“桃源”，不吝情思。而杜甫对桃源的情结又为桃源书写添枝增流。清李天生云：“少陵全集，托兴莫如开府，遣怀专拟陶公。”②［23］218杜甫的“桃源”与陶渊明有本质的区别，陶渊明是“性本爱丘山”，本性使然，而杜甫笔下的“桃源”常常出现在感怀不遇、置身困境时，其以衣食为寄托且夹杂着对政事的关心。杜甫是将桃源作为安放情感的归属地，以桃源情结来弥补情感的缺失。

注释：

①另外，杜诗中多次提到这种平静美好的“桃源之愿”。在蜀漂泊时作“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艰难昧生理，飘泊到如今”（《春日江村五首·其一》）；
在夔州时作“多垒满山谷，桃源无处求”（《不寐》）、“传语桃源客，人今出处同”（《《巫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

②李茵笃《续刻受祺堂文集》卷一《曹季子苏亭诗序》论少陵得力《文选》。转引自钱钟书《谈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