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共同体”理念探析——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李锟鹏

（广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南宁 530021）

生态环境是事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2018年5月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360。“生命共同体”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价值哲学，它科学阐释了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明晰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社会发展、环境治理与国际战略层面的冗杂关系，是指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南。

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社会发展的“经济理性”开始逐渐占据“生态理性”，生态破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愈加明显。关于生态问题，在哲学界一直存在“自我中心主义”和“深层生态学”两种理论的论战，“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克服了“极度自我”与“极度生态”的极度话语逻辑缺陷，科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批判指向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哲学界所关注与研究的话题，马克思曾指出，“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需要确定的事实。”[2]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学术探讨中，以“自我”和“生态”为中心的两种极端主义生态哲学观点曾一度受到热捧，在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理论中长期占据着话语霸权地位，中国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应首先明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极力避免这两种极端生态主义错误倾向。

一种是以笛卡尔、洛克等为首的“自我中心主义”自然观。笛卡尔把心灵或灵魂当成是精神实体，他认为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规律须通过主体之思得以呈现，唯有“我思”方能达到主客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3]洛克认为人的思维是一张白板，知识皆来自于经验，凭借人的感觉经验才能掌握自然法则。康德虽调和了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端，倡导“人为自然立法”，但要求根据自然界普遍性法则，在人的理性经验和感性认知的基础上去寻求与之相适配的自然界。美国当代学者大卫·哈维把笛卡尔、洛克、康德等近代哲学家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这种极端自我主义称为布莱尼茨式奇想。这种人类极端的“自我”使得自然只能被迫沦为人类利益的牺牲品，经受人类主观意志的操控，成为被人类奴役的对象，自我中心意识掩盖了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只能加剧生态危机。

另一种是以阿伦·奈斯为首的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深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的“内在价值论”曾风靡一时，该理论认为人类与地球上的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皆有自己的内在价值，且此种价值不依赖于非生命体对人类社会是否具有有用性而存在。深层生态学将自然界的“自为存在”作为内在价值的评判标准，强烈批判工业文明，深层生态学的学术话语已逐渐成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的流行话语与主导政策性话语。“深层生态学”的“内在价值论”存在两种明显的错误倾向，一是典型的主观主义属性，“‘深层生态学’是在没有建立在事物客观性联系的情况下，对生态问题的主观轮廓进行想象的描述。”[4]这种脱离客观实践的心灵批判，终将走向抽象的唯心论。二是“内在价值论”具有“种族主义特性”，对自然物种的高度崇敬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思想，其将人类的地位降低为所有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中另一物种的地位，极易使人联想到法西斯主义对人类的种族等级划分。这种“深层生态学”的实质是以内含物种等级歧视，进行自然——生态划分的唯心主义“退化生态学”。

由于“布莱尼茨式奇想”与“深层生态学”未能正确揭示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学界呼吁更加科学理性的理念来指导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生命共同体”理念克服了其“极度自我”与“极度生态”的极端话语逻辑特性，科学阐释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

（二）“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现实诱因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利用技术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而技术是一把双刃剑，马克思认为“技术效用的正能量发挥程度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5]生态危机的爆发表层原因是非理性地使用技术造成的，实则是由于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技术沦为资本的工具，并为资本的积累服务，“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使得科学的纯洁光辉也蒙上了愚昧的黑暗面纱，价值理性和生态理性被取而代之。”[6]在资本利益的驱使下，人类思维的“经济理性”开始逐渐占据“生态理性”，对利益的无止境的追求加剧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是一种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人类为了一己私利大量砍伐木材导致森林资源锐减，植被覆盖率降低进而导致水土流失严重，过渡捕杀和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秩序紊乱进而影响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环境污染更是人类过渡掠夺自然资源、粗放发展的后果，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水体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放射性污染等危及人类生命健康的严重污染问题。现如今严峻的环境形式要求人们反思自己的行为，重新审视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共有的“生命共同体”。

（三）“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过程

“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行政治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生态问题是关乎人类长久幸福、健康生活的关键问题，生态环境工作也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工程。1974年，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支书时，就开始关注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带领村民修建了陕北第一口沼气池，建成了全省第一个沼气化村。2005年，习近平指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一场关系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革命。人类追求发展的需要和地球资源的有限供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7]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习近平总书记持续关注我国生态治理问题，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妥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前提，建设生态文明要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也是首次将人类纳入“生命共同体”的圈子。在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再次重申“两山论”与“生命共同体”理念，“生命共同体”理念已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与思想基础，它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为内在理论遵循，借鉴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智慧，科学参照了生态科学发展的自然规律。

（一）传统基因：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智慧

受农耕文明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智慧，其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论源泉，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内在基因。儒家推崇“天人合一”思想，“子钩而不纲，弋不射宿”，表明儒家的仁爱之心，不随意猎杀。孔子用“知天命，畏天命”告诫世人要洞悉自然规律、尊重自然、对自然常怀敬畏之心。孟子曰：“天行有常”“不违农时”，意在说明农业生产要遵循自然规律，合理而有节的利用自然资源，以达到人类社会需求与自然资源再生的良性循环。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无为顺天”等生态伦理思想，“道”“天”乃万物之规律也，老子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强调世间万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联性。庄子的“齐物论”旨在关注世界的整体统一性，反对人类去征服自然，意在追求天人和谐的最高境界。佛家讲“天地同根，万物平等”，佛家善于运用“慈悲为怀”的宗教伦理观教化世人，“众生皆平等”是中国古代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鲜活范例，佛家从思想层面用“因果轮回”规范信众行为，警醒信众节制欲望、善待生灵。总而言之，儒、道、释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处事哲学赋予了习近平总书记“生命共同体”理念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基因。

（二）本体基础：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

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集中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和“对象性存在物”的统一。一方面，人是“自然存在物”，人与动植物一样，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物质力，兼具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自然之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靠从自然界中获取源源不断地空气、阳光、食物、水等物质能量维持生命，和人本身的有机躯体相比，自然界就是人的无机身体。另一方面，人同时又是“对象性存在物”，基于人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受动性，人是在自然界作为参照物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自身存在性的“对象性存在”，人类以从事劳动（物的生产实践）为第一社会需要，人类以自然为对象进行改造实践来创造自然界不能直接提供的物质资源，有了自然界这个对象才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转换得以通过劳动实践来实现。因此，人是“自然存在物”与“对象性存在物”的统一体，自然界是“生命共同体”的自然前提，而“现实的人”的出现是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历史前提。马克思认为，人类是从自然界中产生并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的，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逐利性使得人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其必须通过“解放生产力，用消耗最小的自然力量，产生最大的物质能量”方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命共同体”理念植根并来源于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实践性、辩证性、现实性与批判性的特征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价值遵循与方法论要求。

（三）科学参照：生态科学规律的深刻把握

生态治理需要追求科学精神，遵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生态学在其诞生之初是一门关于生物环境有机体的生命科学，当代的生态学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研究范围已经不限于生物学的范畴，研究的侧重点更倾向于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大健康体系(one health)一直是国际社会追求的人类社会宜居生存状态，生命共同体是一个多领域、多学科、多层级的系统，唯有融合生态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的学科特色，遵循新技术、新方法、新视角方能进行系统化、信息化、定量化的大数据挖掘、分析与生态规律的认知。[8]长期以来，西方的“深绿”思潮以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作为内在的思想遵循，把生态危机、环境破坏归咎于科技革命。科学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否则就是奇技淫巧。科学自然观、绿色发展观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基本遵循，科技对于生态的影响是一个辨证理解的问题，科技不断地向前发展是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规律，“生命共同体”理念倡导绿色发展，发挥制度优势、以绿色科技为手段，合理利用科学技术，将科技尖端转化为生态优势，以科技力量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利用科技的发展来实现自然环境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

“生命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揭示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社会发展层面提出了生态发展观，在环境治理层面提出了生态治理观，在国际战略层面提出了生态全球观，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

“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人是在与自己所处的自然界共同发展进化而来的。”[9]从生物演化的进程来看，一切生命从产生之始便不是孤立存在的，“生命共同体”理念科学阐释了人类与自然界共生、共存、共控的依存关系。

1.人与自然共生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原则就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共生是以“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为前提的，这也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首要问题，“自然人化”是指自然的“属人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客体主体化，即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科学技术感知认识、改造自然过程中自然界被人类的物质力量对象化。“自然人化”揭示了人类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实践行为中创造物质文明的过程，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人化自然”是指人类为了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劳动的过程中，即人和自然之间实现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人类受到了自然因素的影响，从而被自然所改变的过程。马克思曾指出，“人通过劳动改变自然条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它自身的自”[10]，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并不单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更是人类适应自然的过程，施密特认为这一过程并不是按照主体意志自由行动的本然状态，而是人与自然互动中大自然的杰作，人类在其中是无意识的、被动的，“人化自然”揭示了人对自然‘隐秩序’（规律）的同构性呼应与超越性回归。“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都是以人与自然互为异质主体的共生为基础的，二者结合所追求的就是生命个体的自由解放与生态整体的自由旋升，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的应然状态。

2.人与自然共存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共存”意为共同生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互惠互利、荣辱与共的和谐统一关系。生态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问题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生态治理的最佳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以单一追求GDP增长的功利化绩效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逐步形成了以牺牲生态环境而换取物质财富的“黑色”粗放发展路径，“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11]近年来，由于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所引发的社会灾难与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关系因子已经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定量化参考指标。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生态和谐、环境美好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诉求已经由“求温饱”向“盼环保”转变。[12]山葱、地绿、天蓝、水净的“生命共同体”理念揭示了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进化的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的紧迫状态。

（二）和谐发展的生态观念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一环，社会发展的评价维度更加多元，生态生产力已经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关键系数。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生态道德教化与环境保护规制的双重约束，及国际社会达成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宗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

1.“生态生产力”的生态发展观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首次使用生产力这一概念，其以先验的形式直接使用了这一名词，并未对其进行定义与解释，在其之后，历经数代经济学家的研究，生产力一般代指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能力。在这一传统认知的影响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被当作单向的联系，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和谐关系长期被掩盖，马克思的生态观认为生产力即是自然生产力，其实质应是自然之于人的生产所呈现的效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是当代中国生态政治意识形态的崭新元素，该观点认为“生态生产力”是一种维持生态要素的平衡力、生态系统的修复力，首次将生态建设与社会生产的持续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人类的生产发展与自然界的各个要素依存于同一的演化空间，其超越了资本的逻辑合理阐释了自然界不仅是人类“延伸的手臂”，而且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本就蕴含着丰富的经济价值与长远的社会效益，“生态生产力”理念指出自然生态的保护是生产活动开展与延续的前提与基础，其科学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是生态环境价值的最终实现与本质回归，是对“生态价值论”理念的深度拓展。[13]

2.“德法并施”的生态治理观

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与法治，奉法者强则国强。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生态治理制度的建设是发挥生态治理效能的前提，首先需要严守生态红线、完善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其次要牢固树立生态问题的底线思维、斗争思维，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治理的终身追责制，逐步建立多元参与、协同共管的现代化生态治理新格局。要培育全民的生态道德和环保意识，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道德作为一种认知世界的主观形式，能影响主体的意识与价值取向，生态文明建设要发挥生态伦理的思想教化与道德约束作用，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理论阐释的起点，多维度的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依存关系，激起人民群众对于绿色家园的生态吁求，从而逐步建立起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的道德关怀，唤起主体对于生态道德的实践理性，树立全社会尊崇自然的道德风尚，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潮。[14]总之，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坚持生态道德教化与环境保护规制的双重约束，德法并施、协同推进。

3.“共商共建共享”的生态全球观

保护生态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孤立存在于世界历史之中，人类本就是一个整体，地域、肤色、民族等因素造成了人类共同体的暂时的破裂，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全人类的联合是一个必然趋势。经济学家梅多斯在其著作《增长的极限》中首次提及人类将面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安全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安全场域已经受到严重威胁。生态安全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国际社会需要达成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宗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识，首先，需要发挥国际组织“信息共享、价值共创”的积极伦理功能，克服生态伦理“虚无、缺位、乏力”[15]的现实境遇，尤其是发挥联合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主导与引领作用，引导国际秩序的变革方向。其次，各国应积极响应联合国环境署《绿色经济倡议》，推动构建“绿色正义”的国际生态评价新机制，综合利用“参与正义、分配正义、评价正义、道德正义”[16]的价值标准推动各国成果分享、加强交流合作。中国积极承担国际义务，主动克服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的矛盾，正确处理享受发展红利与履行环境义务的关系，以内宣带动外宣，继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突破地缘政治藩篱，通过互动场景的“全球化”与“再地化”以技术赋能跨文化的网络信息传播。[17]依托海外华文媒体融通中外的语言、文化和身份优势，积极开展“内引与外联”主动介入文化交流，通过新媒体的二度编码和双语传播突破国际上传统媒体的“信息茧房”，搭建国际信息沟通桥梁，创设新媒体“拟态环境”推动“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全球传播，实现全球绿色价值观的共享，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