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的叙述语言陌生化阐析

⊙顾欣蔚 钱华［湖州师范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以细腻温和的情感和清丽朴实的笔触吸引着一批又一批读者，而《呼兰河传》集中体现了其小说的美学及艺术成就。作品巨大的文学张力和美学内涵无不体现出萧红对语言文字的驾轻就熟，她在各方面力求打破常规、另辟蹊径，营造出“陌生化”的语言文字风格，坦率而朦胧、亲切又奇异，让人耳目一新，感到陌生却又熟悉。所谓语言表达的陌生化，“即通过对艺术材料的创造性变形，使之以异于常态的方式呈现于作品中，打破读者的习惯性思维之约，增加对语言的感受难度和体验深度，造成一种意味独特的疏离感，收获新颖的阅读体验”①。

小说言语的陌生化，首先体现在词句上，而词句的变形和新用更是叙述语言陌生化的重要表现。《呼兰河传》中，萧红凭借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有意打破词句和语法的约定俗成，将它们刻意扭曲、变形，从而使文字蒙上一层新奇的美感，形成奇异的陌生化效果，延长读者的阅读时间和感觉维度，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感受。

（一）词语的变形与新用

为了契合文章语境或是表情达意的需要，萧红在使用词汇时往往不按常理出牌，故意对局部语言进行变形，如通过拆分、同义反复、仿造词语、改变词性等方法打破常规的语言模式，给读者新鲜的感受和充分的艺术想象空间。

她擅从惯用的词汇中选取一个或几个字进行替换，重新组合为一个原本并没有的 “生词”，这个词初读可能拗口别扭，但其实质含义与原本并无差别，让人看了只觉眼前一亮、会心一笑。

《呼兰河传》第二章中，作者运用大量笔墨讲述家乡人们对参与“精神盛举”的热衷，无论是跳大神、放河灯、看野台子戏，还是娘娘庙会，总是全城出动、趋之若鹜，惹得读者发笑。其中，几个变形词语的运用更是让人津津乐道。

“一到了黄昏……小街大巷，哪怕终年不出门的人”②,作者将“大街小巷”巧妙变形为“小街大巷”，与前文讲到的“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相呼应，也写出沿河小巷看河灯的人络绎不绝。类似的表达还有：“到逛庙这天，各不后人，到不了半晌午”，“各不后人”一词平日不常听说，但却直白形象，描绘出人们恐落于人后、争先恐后到达庙会的样子。再有，作者写野台子戏时，将“大红大绿”进行了个别字的替换，形成新词“五红大绿”，为读者拉开一幕喧闹多彩、荒谬又真实的大剧。同样的，第五章中也可见作者替换个别字的用法：“加上左次右番的请胡仙、跳大神……已经见过不少世面了”，再如“一传出去，东邻西舍，没有不相信的”，这里作者将常规词“三番五次”变形为“左次右番”，将“左邻右舍”写作“东邻西舍”，故意违反既定的搭配规则，让读者以惊奇而新鲜的眼光重新审视文段，延长感受时间，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

在第四章中，作者则是运用拆解和同义反复的方式写出呼兰河人们贫穷麻木的生活。她将词语“逆来顺受”拆分，写作“逆来的，顺受了；
顺来的，却一辈子也没有”，新鲜生动，更是增添一份韵律美感，平添一份悲凉。还有“在多少只眼目中，真是一种光荣的工作”，这里作者将同义的“眼”“目”连写，不显烦琐赘余，而是表达人数之多，让读者为呼兰河无数贫穷、悲哀、想逃离又不愿挣扎的灵魂唏嘘。

小说《呼兰河传》中，除了变形和自造词语的魅力，词义的活用也别具匠心，给人以突兀和异样的美感。作者善把名词活用为动词词性，如“未免地使人疑心这么好的院子而没有主人了”，“疑心”在日常使用中通常做名词词性，而作者在这里将其活用为动词词性，简洁干练又别致。类似的，“绅士是高雅的……哪能不分长幼地去存心朋友的女儿”，此处的“存心”被作者灵活变通为动词来使用。再如，描写老太太外貌时，萧红说她“头上撇着大扁方”，一个“撇”字巧妙灵动，让人读来感到新奇又容易理解。

同样的，作者也赋予名词、动词新的生命，将它们作为定语、状语来使用。如“人们四季里，风、霜、雨、雪的过着”，这里的“风、霜、雨、雪”被活用作状语成分，与“四季里”搭配以形容人们如何生活着。在描绘火烧云的翻腾变幻时，作者充满奇思妙想的色彩词更为绮丽的呼兰河之景添几分奇异，“葡萄灰、大黄梨、紫茄子，这些颜色天上都有”，“大黄梨”“紫茄子”本为名词，在此则活用为形容词做定语，初读让人摸不着头脑，但仔细品味便觉得趣味盎然、朴实生动。

（二）方言和口语化的表达

作为在北方长大的孩子，萧红以其细腻敏锐的眼光和精湛的笔法将方言土语和浅白的口语化语言巧妙融入写作，为文章注入新的灵魂，涂抹上一层浓郁的地方色彩，同时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困难，使小说呈现独特而诱人的陌生化效果。

方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③，在文学作品中有着普通话难以替代的作用，使读者容易感受到特有的人文气息和风土人情。《呼兰河传》中，作者使用了大量方言旧语，“打腻”“觉景”“磨倌”“玄乎”“死脑瓜骨”“火烧云”“毛子人”等，使文章更加接地气、更有生活气，为我们展开一幅陌生的异乡画卷，带我们领略北国的乡土风情。作者还善于引用民谣歌词营造氛围，烘托情绪，如“乌鸦乌鸦你打场，给你二斗粮”“拉大锯，拉大锯，老爷门口唱大戏”“正月十五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人家的丈夫团圆聚，孟姜女的丈夫修长城”。朗朗上口的民谣，多彩又困苦的生活，有意荡漾的文章节奏，都让读者对呼兰河这片陌生的土地有了更深的了解。

方言土语不仅描绘着自然之美，也展现着当地独特的社会生活与人文内涵。封建思想束缚支配下的小城人民形象生动饱满、跃然纸上。“小灵花”“跳大神”“出马”“团圆媳妇”“打狗饽饽”，从未见过的方言土语，闻所未闻的实际含义，都绘制着人们的信仰图景，为小说笼上一层奇异的民俗色彩。“我的二仙家，青龙山、白虎山……夜行三千里，乘着风儿不算难”，类似的民俗歌调巧妙穿插在文章各处，让读者看到一个热闹又空虚、真实而病态的封建社会。

除了方言俚语，独特的句式和口语化表达也是小说的亮点。倒装的句式极富韵味，感情饱满，读来饶有趣味。“好冷的天啊，小刀子一样！”这里将状语后置，“好冷的天”是情绪饱满的感叹，后面再加上“刀子一样”的形容，使冷的程度具象化，清晰可感、寒意逼人。“不过了，买块豆腐去”，这样的宾语前置使语气更强烈、感情更充沛，读者与他们一起迫切地期待，一起哀叹生活的艰难。再如,“来了风，这榆树先啸，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这里将谓语前置，别致新颖，反常又亲切，作者仿佛在与我们对话，相隔甚远，又好像就在身边。

小说随处可见的地域性口语化表达也增加了文章的质感与温度，类似“你多咱来的？”“快蘸点韭菜花吧，空口吃不好”“天空飞个家雀”这样具有东北方言特色的口语化表达不计其数。它们虽然给读者的阅读造成障碍，但读者同时得以通过生动的对话，更好地揣摩人物心理，感受呼兰河的人情味。文中的语气词也使小说锦上添花，“还热乎着哩”“蘑菇炒豆腐，嗳，真鲜”“你有啥捎的没有呵”“嗳呀，好冷呵”……这些感叹词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少见的，他们的对话语言于我们来说可能是陌生的，但正是这些词的点缀，我们得以触摸到生命的质感，看到立体生动的人物，感受到虽然满是缺点但有温度的灵魂。

一切辞格都是语言的变异④，而陌生化的修辞更使语言文字焕发独特的个性、丰富性和生命力，给读者一种云雾顿散的灵感。在修辞的运用上，萧红同样造诣极深。文中的新譬妙喻、回环反复的文字、隐秘辛辣的夸张和讽刺，都阻隔读者奔向作者的内心，也引诱读者一步步走近这个奇妙荒诞的北国小城。

（一）新奇反常的喻体

《呼兰河传》中，萧红运用最多、效果最出彩的修辞手法是比喻。她大胆创新、别出心裁，有意将不相干的本体与喻体拉拢、联系在一起，看似不合逻辑，又有其合理之处；
出人意料，又在言中。她用比喻将抽象的事物具象化，同时将常见的事物陌生化，这种奇异的组合让普通事物从陈式中解放，让人感觉很近又觉得遥远，觉着熟悉又是那样陌生。

她在表达呼兰河冬季的严寒时如此写道：“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萧红将脚底被冰雪封满的样子比作“踏着鸡蛋”，乍一看荒诞无理，但细细品味，惊觉天气之冷、冰雪之厚。再如，她如此描述小团圆媳妇受到的虐待，“大腿被拧得像一个梅花鹿似的青一块、紫一块”，我们很难将受尽折磨的团圆媳妇与灵动可爱的梅花鹿联系起来，但是读者眼前偏偏出现画面，这如花斑一般的遍身伤痕叫人揪心与伤痛。类似的还有，“唯有他的手是连认都认不出来了……完全起着黑的灰的、深的浅的，各种的云层”,这里将男孩手上黑灰的污垢比作深浅不一的云层，初读多少觉得有些不妥，但多读几遍便感到其中的幽默与趣味，惹人发笑。

萧红运用的喻体反常而有趣，时常让我们以为她仍是个可爱的孩童。“后园中有一棵玫瑰……花朵和酱油碟那么大”“我举起手来摇了一阵，那手镯好像风车似的，滴溜溜地转”。前一句作者将花朵比作酱油碟，后一句将腕上的宽大手镯比作风车，但我们读来并不觉得莫名其妙，反而为孩子的联想能力发笑又暗暗佩服，这是最朴实无华的语言，也是儿童视角下作者对小园的爱恋和对无忧无虑童年生活之怀念的真情流露。

陌生化语言是艺术的创造，是一种体验性语言，它总伴随着主体对生命体验的强烈情感色彩。萧红深厚的文学功力不仅拓宽了艺术的想象空间、增加了语言的审美弹性，为读者展现一个纯真孩童的内心世界，更是用比喻道出无限的凄凉与悲哀。如“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越觉得荒凉”，多么不合常规的比喻。同时作者运用通感的手法，让读者获得双份审美体验，看似快乐的歌声正如破败墙头上那鲜亮的红花，看似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氛围，实则是那样冰冷与麻木，歌声开在墙头，悲哀却刻入心坎。一个个被不幸包围，一次次苦中作乐，一天天看不到未来，作者以乐写悲，浅浅诉说着穷苦人民难以言说的心酸与苦痛。

（二）回环的反复、排比

反复和排比也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运用极多的手法之一，每一章节都存在词句、段落甚至篇章间的重复。这些看似单调烦琐的反复和浅显直白的语言，却大大增强了文章叙述语言的弹性与张力，打破文体的壁垒，而使小说呈现诗般的韵律、散文化的特性，蒙上一层熟悉又陌生的美感。

萧红运用重复、排比，将同一信息对人进行反复刺激，有极强的艺术效果和情感上的震慑力。如“眼花了，就不看；
耳聋了，就不听；
牙掉了，就整吞；
走不动了，就瘫着”“死，父亲死了儿子哭；
儿子死了母亲哭；
哥哥死了一家全哭；
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这一类句子，看似不必进行如此的重复，但在不断地同义表达下，读者心中蓦地涌出一股莫名的悲凉：生老病死，又有什么办法？再多的不幸，又能如何？无法挣扎、难以逃脱，看不见光明，看不见希望；
每天都目睹着饥饿和死亡，便也觉得习以为常了，唯一能做的只是麻木地苟且活着。

小说第三章，“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
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花，就开一个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这一串句子浅显直白又单调啰唆，将一句话能表达的内容复杂化，却意外使文章别有一番散文诗般的韵味，字里行间流淌着自由舒缓的美感。萧红用回环复沓的句式，洗去所有雕饰与浮华，为我们呈现文字的原始样貌，展现一个孩子的自由洒脱，将内心深处的依恋与怀念全部倾吐，那样温婉动人、那样熟悉又那样陌生。

小园是萧红的精神家园，祖父是萧红永远的港湾。文章尾声这样写道：“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
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八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作者不断计算比较着自己和祖父的年纪，看似絮絮叨叨、冗长赘余，但越是重复就越是在意，越是在意就越想牢记，越害怕失去。祖父的陪伴于萧红来说是最大的幸福，这短暂却美好的童年记忆是她唯一的精神皈依。越是品读，越觉得唇齿留香，心里越是升腾起一股混杂的温情与哀伤，朦朦胧胧，可感却无法触摸。

文中不仅有词句段落的重复，更有篇章之间的反复，这些语言材料贯穿始终，在文章的开头、文中和结尾多次出现、一再呼应，不仅一次次渲染气氛、深化情感，更起到建构篇章的作用，把文章连缀成圆转统一的整体。在小说第四章的开头，作者说到“这院子是荒凉的”，后文每一节的段首与正文中，作者一遍遍重复“我家是荒凉的”“家里是静悄悄的”，可是，作者家里真的安静荒凉吗？并不，每间都出租的房子、来来往往的工人和小贩、随处可见的游民、喜欢跳大神的邻居和爱凑热闹的全城居民。世界有那么多人，但有多少人苦苦挣扎于生活的沼泽，无法发声，这种荒凉，是底层穷苦人民的只见黑暗不见光明，是小城人民精神和心灵的干涸与枯萎。文章跌宕回环、一唱三叹，长诗般的节奏韵律让一个个生活片段在我们眼前复活，又包裹上一层疏远的灰色迷雾，诚如茅盾先生所评价：“它是一篇动人的诗，一串凄婉的歌谣”。

（三）隐晦而辛辣的反讽

萧红总是用独特的视角观照世界、描摹世景、揭示人性，《呼兰河传》中，反讽也是其常用的修辞手法。面对无法忽视的病态现实，作者很少用直陈的方式，置身事中又好像超然事外。她总是不动声色地介入，却隐秘委婉地将批判的锋芒精准直指整个封建社会，让读者在“信其有理”到“发现矛盾”，进而反复品读后领悟作者的真实旨意。

小城人民的愚昧无知在作者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贴了半个月，手也没见好，但这膏药总算是耐用，没有白花钱”，看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膏药分明没有半点用处，他们竟如此自我安慰与催眠，实在是可笑至极。类似的，在讲到给团圆媳妇治病时，对“李永春偏方”的一连串夸赞：“无管什么病，药到病除……年老的人吃了，眼花缭乱，又恢复到青春。小孩吃了，八岁可以拉弓，九岁可以射箭，十二岁可以考状元。”听上去是那样真实，又是那样的荒谬可笑，作者没有匕首相见，却用诙谐的语言道出真相，满含着对愚昧小城人民的无奈与悲哀。

20 世纪初，呼兰河是个闭塞、愚昧又沉滞的小城，这里的人贫穷、不幸；
这里的人偏狭、冷漠；
这里的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极度匮乏；
这里的人看不见人生中的光明，便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神鬼。作者花了大量笔墨详细描述扎彩铺制作的阴间房子，那样齐全、豪华，人人说好，个个称赞，那样让人迷离恍惚。而扎彩的手工匠人们却生活在阴暗破烂的房子里，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这种巨大的反差，人们对修饰死亡的认真虔诚和对现实生灵的草率随意，让人一时无言。委婉的笔调，曲曲绕绕，却比直接批判给人更强的精神冲击。

反讽，是用称赞代替批评，用夸张讲述真实。“盛举”一词在文中被多次提及，“呼兰河在精神上，也有不少盛举”，“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而做的。至于人去看戏、逛庙，也不过是揩油借光的意思”。作者温和地诉说着，如果我们只关注语言的表层所指，那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呼兰河居民坚信的“盛事”；
但若仔细品读，便会发现其中的不和谐性，笼罩在现实外的薄纱在稍加理解下破碎揭开：不幸的人们连自己的生活尚且难以观照，却热衷于侍奉鬼神，寄希望于未知的世界，这是何等的悲哀与麻木，是怎样贫乏的精神世界与自我意识！在看似幽默诙谐的语言下，是更深的悲凉与无奈，是作者对现实和人性的揭示和深刻反思。

当来到第五章，在记叙为小团圆媳妇治病时，这种悲剧性和荒诞性则达到了高潮。封建家庭的压迫和群起攻之，让一个健康活泼的身体遍体鳞伤，封建社会的扭曲下，唯一的正常人却被当作有病的那一个。吊着打、抽皮鞭、用烙铁……孩子病了，又开始向鬼神求助，左呼右告，有“善心”的邻居也纷纷出主意，家中门庭若市，层出不穷的偏方将团圆媳妇折磨得奄奄一息。“打破跳神的纪录了，给跳神开了一个新纪元。若不去看看，耳目因此是会闭塞了的。当地没有报纸，不能记录这桩盛事……不能够前来看，真是一生的不幸。这样的隆重的盛举，他究竟是不能参加”，谈起呼兰河的“盛举”，人们满是骄傲自豪。用滚水烫团圆媳妇时人们不为所动，看到团圆媳妇濒死时却流下“心慈”的眼泪。

接二连三的意味深长的反语，让人一点点难以呼吸，人性中的残忍、冷漠、荒唐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里的人们寂寞空虚，爱打探别人的生活，将围观别人的痛苦当作最大的娱乐。他们不虚伪不欺诈，但却毫不抵抗地屈服于这几近病态的封建社会制度。作者又爱又恨、又悲又无奈，在一片荒凉的底色中含着笑与泪回忆过去。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判不是最终目的，对这种无意识的群体性荒谬生存状态的揭示、触动国民的灵魂，才是作者的真正旨归。

萧红以赤子的情怀、悲悯的眼光观照故乡，以清醒勇敢的反抗精神面对现实，用大胆创新的笔法对小说的语言文字进行处理与变形，创造了一个让读者感到新鲜又熟悉的艺术情境。《呼兰河传》中叙述语言的陌生化处理手法将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完美融合，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独具魅力的风景线。

①张冰: 《陌生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② 萧红：《呼兰河传》，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版，第50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钟兰兰：《试论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文理导航》2019年第12期，第212页。

④ 倪宝元：《大学修辞》，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