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文脉或传承

陈丽伟

时光无法倒流，岁月可堪回味。

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青少年宫、公立私立的培训中心、论坛、讲座、读书会……在常规学校教育之外，在大中小城市里，各种知识和技艺如遮天蔽日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上恣肆生长的果实，让每个感兴趣的孩子，都能轻易摘取美美享用。而在当年物质文化贫乏的乡间，知识与技艺的传承，往往像土壤深处的根系，不易发现，但也依然顽强生长，且生生不息，成为和城市里的参天大树遥遥对称的细微景观，让我们这些乡间孩子，也能得到文化的浸润、知识的灌溉以及人生的启蒙。同时，也让一个国家的文脉，血管网络般得以互相吻合传承延续。

我的老奶奶是小脚，而且不识字，但并不妨碍她成为我诗歌的启蒙老师。应该，还不只是我，因为她踮着一双小脚，不仅看大了我的父亲、叔叔和姑姑们，又接着看大姐姐、我和妹妹。当年在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教英语的林永福老师告语我们一定注意听力，他说婴幼儿学习语言，早期主要靠听力。我最早听到的诗歌，就是老奶奶教给我的儿歌。

记得在有月亮的晚上，讲嫦娥玉兔的故事之前，老奶奶往往给我哼唱这样的歌谣：

月亮地儿，明光光，

大闺女开门洗衣裳。

洗的白，浆的白，

嫁了个女婿没成色。

有些做人的道理，她也能用儿歌来告诉我，比如：

人家不给不要要，

早晨起来不让叫。

这后两句儿歌，可能并不普及。是否老奶奶自创，也不一定。其中的道理，老奶奶不止一次给我说过，儿时的我并不太理解。长大成人才知道，老奶奶没有自己的孩子，爷爷是后来过继给她的，因此集市上买的点心，都是送到隔壁院子亲娘那边。老奶奶心中的想法，自不得知。但看孙子做家务，一定是殚精竭虑。或许她的心劲或寄托，也在于此。也是不止一次，在街上玩得饿了，老奶奶就说，走，我给你要点心去。就带我走进隔壁院子，对坐在炕上面无表情的一位老奶奶说，你重孙子饿了，拿块点心吧。我就会得到一块饼干或槽子糕之类。从父辈到我这辈，享尽了老奶奶用尽心思的呵护疼爱，她也成为我们最亲的人。

赶上老奶奶有别的事，我会被父母带到田间，大人干活，我和小伙伴在一边玩耍。歇工时，大人们也常教我们儿歌取乐，因为有的儿歌，会把某个大人编排进去，比如：

东屋的门儿，西屋的门儿，

马三娶了个大美人。

前走走，后倒倒，

生怕马三不要了。

小孩子家只知道儿歌顺口好记，并不知道马三就在旁边，大人怎么教，就怎么念，大人们于是就爆发阵阵笑声。这笑声，在弥漫泥土气息的田野上余音荡漾，沉淀在童年记忆深处的，却是民族语言故土乡音的基本韵律。

老奶奶去世已四十多年，我仍经常梦到她，白发苍苍满面春风，踮着小脚又回到老家的院子，一进门就拉住我，“小儿、小儿”地叫个不停，醒来往往是泪流满面，而她教我的儿歌，音韵至今绕梁：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

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要媳妇儿，干什么？

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

这首儿歌都耳熟能详，可有谁留意过，这其中的“点灯”，点的什么灯呢？

幼年我在乡下，照明靠的是油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下，有的画面，是农家粗糙的晚餐，有的画面，是母亲缝补的身影，有的画面，是孩子打闹的战争，有的画面，则是父亲和串门的叔叔伯伯们聊天的场景。大人们聊天，聊田亩，聊收成，聊农具，聊三里五乡赶集上店的各种见闻，也聊孩子。

这时，油灯下往往就成了乡间课堂。

混杂着旱烟和煤油的味道中，某个叔叔或伯伯就叫我：

“小小子儿过来，你不是上学了吗，给你出个题，考考你。”

本来就爱跟大人凑热闹的我，忙凑过去支棱起耳朵。

“十丈一条路，一丈栽棵树，能栽多少树？”

“十棵呗。”

“那不剩一丈空地了？”

“那怎么办？”

“再加一棵呗！”

没有答对的我会一下子窘迫不堪，大人们则是一阵轻松的笑声。

大人考小孩的问题，有时是植树问题，有时是盈亏问题，有时是谜语。有时，比较难的题，不仅小孩不会，大人们之间也会争得脸红起来，比如鸡兔同笼问题。

“一个笼子装鸡兔，8个脑袋22只脚，有几只兔子几只鸡？”

这题，就是到了五年级，我一时也答不出来。大人们往往掰扯半天，也才能找出正确答案。

知道这些中国算术应用题的名称，我已经是五年级下学期，准备升初中。当时学校留的作业太少，不足以填饱肚子。那时没有一本课外资料，这在今天教辅资料满天飞的时代简直不可想象。好在，这阻挡不住乡间儿童的求知欲。

父母便带我到了村子西头串门，一个颇为神秘的爷爷家。

这是农村里少有的整洁安静的家庭，两位老人带着不同乡邻的儒雅气息。寒暄过后，父母便说孩子快升学了，问有没有什么辅导资料。这家的爷爷便起身，从床底下拉出一个樟木箱，从中挑出一本书，让我们带回家，说随便看看吧，可能有用。

书是民国小学课本，繁体字，两头可以看，正面是国文，反过来看，是算术。这里面，比较详细地罗列着植树问题、追击问题、盈亏问题、鸡兔同笼问题等诸多传统算术应用题。有例题，也有作业。每一类题，都有公式。拿这些公式套用到当年大人考我的算术题，颇有牛刀杀鸡之感，这让我如获至宝。我随便拿个题去考小伙伴们，往往让大家一头雾水。这书，我看完后，老师又借了去，挑一些习题给同学们讲解，这时，就让我颇为得意地放学回家了。

其实，老奶奶不止教给我儿歌，还给我讲过很多故事。

她自己不识字，但格外敬重村子里教书的老师们，一律尊称先生。有一次我拿滑石猴儿在地上乱画，她看到了马上就说，我给你找先生要粉笔去。她踮着小脚走到对门先生家，跟先生说白靴子脏了，要用粉笔染一下，要来了两支粉笔。一支给我，一支自己真的涂她粽子一样的靴子。我在青砖地上拿粉笔乱画，她就在旁边慈爱地问，这是画的什么，那是画的什么。仍记得我给她胡乱地讲解，这是一个贼，钻到一个黑屋子里，出不来了，让人抓住了。其实，这故事也大半是她睡前讲给我的。

老奶奶给我讲的故事很多，有的是忠孝故事，有的是神仙故事，有的则是告诫我吓唬我敬畏自然的。对于一个小孩来说，这应该就是做人的启蒙了。

她说遇到蛇千万要躲着走，有个人让蛇围着自己转了三圈，就化成血水死了。

她说看见蛇吐舌头要赶紧胡撸自己的头发，因为那是它在数人的头发，有个人让它数清楚了，那人就死了。

她说屋里的燕子窝，千万不能用棍子去捅，不然就会烂眼边儿，村子里谁谁烂眼边儿，就是小时候捅了燕子窝。

她说小孩子千万不能自己乱跑，有的小孩乱跑，被魔给抓走了，舌尖剪掉不能说话，身上还给粘上驴皮，大人见了也不认识。

她说见了乌龟王八的，要放回河里，村里有个老头儿，在河里捞到一只大乌龟，给拿砖头砸死了，结果老头死的时候，后背驼得跟个乌龟一模一样……

我小时候胆子很小，估计就是被这些故事给吓得。

除了老奶奶讲的故事，小时候在村子里，尤其夏夜的街头，还经常听一个孤老头讲故事。他手拿点燃的粗大的艾蒿辫子驱逐蚊子，另一只手举着旱烟袋，佛像般坐在小马扎上，给我们围着的孩子常常一讲就是一晚上。

有一个故事细节记忆犹新：一个大姑娘走路不小心，掉到了井里。哭喊了半天，才来了个人救他。拿绳子把她提到一半，那个人说，我饿了，先回家吃饭，回来再拉你上来，就把姑娘悬在半空回家了。这时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老鼠，咯吱咯吱就来咬这根绳子。三股的绳子咬断了一股，又咬断了一股……结果怎么样，我们小孩也不知道，因为老头讲到这里，也就回家了。

那时，好多村子里都有这样的孤老头儿，无儿无女，却一肚子故事。这些故事涵盖古今中外，忠孝廉耻，因果报应，荤素谐趣，无所不包，让寂寞乡间，打发着有趣或无趣的时光，也把一些或迷信或客观的人生道理，悄然传输给一代又一代听众。

记得参加工作之后，全国从上到下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我们老家一个已经八十多岁叫曹树吉的老人，成了重点挖掘对象，因为他太会讲笑话了。据说他七岁成为孤儿，之后就一直跟戏班到处跑，挣的钱都用来吃喝玩乐，请别人讲故事给自己听。而他虽不识字，但博闻强记，过耳不忘。他听来的笑话，又讲给别人听。有时原样照搬，大多要添油加醋，添荤加腥。老了以后，更是信手拈来，皆是段子，眼前物事，遍是包袱机锋。我曾亲眼见到同事采访他的录音带，一天就录了十几盘。可惜，这之后没几年他就去世了。

在我们乡下，老人去世年轻人娶媳妇这些白事红事，都少不了本村会写毛笔字的文房先生写奠幛和喜幛，这个民间习俗，成了我书法的启蒙。

我们村有两位文房爷爷，书法都很不错，其中一位据说还是华世奎的弟子。俩人轮流分工，一个记账收钱，一个写幛子。红事红纸写，叫喜幛，白事用白纸写，叫奠幛，都要贴到墙上，以显示主家的人气。

后来知道，他们和借给我民国课本的那位爷爷，三位竟然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只是三位当年虽同在一校，后来同在一村，却命途迥异。一位解甲归田，田间辛苦终老。一位弃暗投明，成为村党支部秘书。一位在敌方颇有战功，留在大陆隐姓埋名，运动中被检举出来受尽磨难，后来又落实政策，着实板荡。

教我书法的就是解甲归田的曹振堂爷爷，他的书法深受华世奎影响，颜体大字庄严和睦。当然，小时候围着桌子看热闹的我们，还看不出字的好坏，只记得那个大斗笔的笔头，笔毫是直接裹在笔杆上的，跟我们的小拳头差不多大，让我们颇为敬畏。

我考上中师那年，八十多岁的曹爷爷曾从村西头一个人走到村东头我们家串门，还站在方桌前给我写了一幅书法，内容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可惜，这幅书法我当时用糨糊贴在了墙上，我上学期间父亲刷墙，直接就用大白覆盖了，想来至今心痛。

到我参加工作，回村子赶上谁家有红白事，也帮着写写喜幛奠幛。但终究是工作忙，又不在村里住，没能接下这个任务。接替两位爷爷的人，我离开家乡时已传两代了。乡村的书法，除了红白事之外，春节时写的春联、福字，因展示时间更长，也更显水平。两位爷爷的春联、福字，并不是家家都能得到。也有人家自己学写，自难媲美。

小时候乡间还有另一种书法，应该叫美术字，现在已不多见，就是墙体口号标语。不得不说，特殊年代造就了一大批写大字报和写标语口号的书法家或曰工艺美术师。那在无限忠诚的精神引领下磨炼发挥出的高超技艺，今日想来犹叹为观止。就连启功先生，不也戏言自己的书法是大字报体吗？

美术字墙体标语口号，不过就是黑体字和宋体字，但能写得结构精美，工整匀称，是很需要功夫的。不像现在，有电脑直接打印喷绘。这些墙体标语颜料有红色，蓝色，白色，装饰有时勾边，有时勾阴影，每个字大的有两米高之巨，小的也得有两尺来高。一个个这样的美术字凑成一句句标语，一道道拦腰缠在家家户户的外墙上，像把整个乡村捆起来一样。内容有的气壮山河，有的同仇敌忾，有的意气风发。那种整体的单纯与狂热，是现在很难见到的。现在老家在搞美丽乡村建设，家家户户外墙都刷了涂料，画了很多宣传画，说实话，比起那个年代的艺术水平，差之较远。

鲜为人知的是，京城著名画家白野夫，曾是我们村墙体标语的书写者。记忆里，我们村的标语书写至少经历了三个人的传承。第一人是木匠，也擅长写墙体标语，还擅长画宣传画，我至今记得他画在一户人家整个后山墙上的工农兵三个大头像，造型精美，气势磅礴，现在农村没人干得了这个。第二个人是个会计，跟第一个人学了墙体标语，还会画影壁墙，也就是喜上梅梢、高山流水、松龄鹤寿等吉祥画。第三个人是第一个人的弟弟，就是现在的画家白野夫。当时，他从第二个人那里，接手了墙体标语的书写。至于后来，在田间地头给乡亲们写生，刻苦临摹学习名家经典，到公社文化站工作，再考入中央美院，定居京城，洛阳纸贵，一画难求，都是后来的事。

记得我读初中时，他在公社文化站工作，但还住在村里，家里很多书，我和父亲经常去借。最后借的是一本《河北教育》杂志，封三是那首著名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现在他在北京，我在天津，有机会就聚聚聊聊。想起当年夏天的中午，顶着烈日从他家拿着书走出来，恍如昨日。

耳濡目染，除了写书法，我也曾写过美术字，并获得一些报酬。当年，为了解决读研究生的学费，赶上县里不少机关搞制度规范上墙，我承揽了一些这样的工程。标题用泡沫板，内文用吹塑纸，都需写成美术字，一个个剜下来再整齐地粘到背板上一并上墙。那时还没有现在的电脑刻字，美术字写好后，吹塑纸的小字要用手术刀剜切，泡沫板的大字要用自制的弓形的电阻丝切割，气味难闻。现在想来，着实不易。

小时候在老家，家家稀罕的点心糖果，一般都藏在大立柜深处。记得有一天，已经五年级的我悄悄潜入奶奶家，打开大立柜，希望能搜索到稀罕的美食。那时，老奶奶已经去世，我也回到父母那边住了。谁知，美食没有找到，却看到一大堆稀罕的书。记得有《斯巴达克》《唐诗三百首》等等，少说有十几本。而我，一下被一本装帧华丽的书紧紧吸引住了：《不眠的青青草》。不止装帧华丽，还是繁体竖排，很多字我都不认识，这更增加了我的好奇心。等姑姑回家，我软磨硬泡，算是把这本书据为己有了。

这本书成了我写现代诗的启蒙之作。

《不眠的青青草》是台湾著名诗人张香华，也就是柏杨夫人所著的诗集，1980年5月台湾星光出版社出版。翻开封面，在金黄的扉页上贴着一张淡蓝色的纸条，上面竖排的文字是柏杨先生亲笔所书：

江南兄嫂：

香华赴欧前，嘱一俟诗集再版，即奉上乞正。因诗集再版不易，请留纪念。

柏杨 一九八〇.七.廿三

可见，这是柏杨先生当时替出访欧洲的夫人张香华赠给著名作家江南夫妇的。可惜，江南没能得到这本赠书，他于1984年10月15日被台湾国民党特务暗杀于美国。

那是1980年夏天，当时中国的文坛，刚刚拨乱反正，所谓朦胧诗，离文学杂志还远，离我更远。

这本书能从宝岛台湾走到河北农村，有个细节需要交代。我的姑姑去北京看望她的舅舅马建民，也就是著名作家杨沫的丈夫，舅舅随便送了一堆书给她。回家之后，她把这堆书随便地放进了立柜。这本书，就在其中。至于这本书怎么到的北京杨沫家中，不得而知。

蓦然回首，这本书已伴我走过近四十年。它不仅给我提供了最初的文学乳汁，随着自己的长大，柏杨、张香华、江南、杨沫，围绕这本书的四位名人的传奇人生，也带给我更深的鞭策与思考。

近年，偶尔看到过这本书的朋友说，柏杨的真迹，文物啊，值点钱的。而我心里知道，这本书无价。因为，它不止有柏杨的真迹，更因为文脉和亲情的辗转传承，早已胜过任何文物的价值。

那时的农村，不知谁家，就会和大城市有直系旁系的联系，我们叫“外头有人”。有做县团级地师级官员的，有当教授当工程师的，也有在大企业当工人的。这外头的人，一般总是让本村人高高仰视，油灯下聊天提起来总是陡增兴奋。有机会出去见过人家的，更是觉得无比荣耀，仿佛自己就是那人的代言人。而对于我们小孩子，关心的不是那人当多大官，有多大本事，而是给我们带来多少新鲜东西。

因为老人的福荫，记得我小时去谁家，都会把家里最好的糖果，从大立柜里掏出来塞给我。稀罕的糖果，基本都是北京天津新疆成都兰州的哪个亲戚探亲带来的或托人捎来的。因此，积攒糖纸和小伙伴们互相展示，是那时乡间儿童的常见活动。认识图案的同时，也会多认一些文字和词汇。糖纸还是本地不稀罕的居多，外地的大白兔、金丝猴等就显得珍贵。我认识金丝猴就是从糖纸上认识的。我认识香蕉这种水果，也是从别人家。人家有人在云南当兵，千里迢迢带回来的，要知道那时没有快递物流，也没有现在的保鲜技术。

比糖果更有价值的，是外地来的铅笔、圆珠笔、钢笔、铅笔盒等和我们学习有关的。

那时，谁手上有一支外来的笔，或课桌上有一只外来的铅笔盒，自己就颇为骄傲,也一定聚焦着别人的羡慕。我最早认识金鱼，也是从同学的铅笔盒上。五分钱的铅笔刀也不是人人都有，同学们还是互相借用。谁要有了卷笔刀，哪怕最简易那种，也是只有最要好的小伙伴才肯借给的。同学们还会比试，看谁卷下来的木花最长，还用这圆弧的木花拼成图案。

男孩还是贪玩些，那些圆珠笔芯用完之后，会被我们做成微型水枪，互相喷射。到底是谁教给我们的呢？空气动力学当然不懂，反正不是老师，也不是家长，但很多知识或技巧就在乡间一代代传承了下来。现在的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做手工，老师头头是道地说，可以锻炼小孩手部小肌肉群的成长发育。而在我们乡下，绝没有哪个老师给我们讲过这些。我们乡间孩子手部小肌肉群的成长发育，全是靠淘气来锻炼的。所以有些教育家也说了，小孩子淘气些，不是坏事。

认真想来，那时大部分玩具都是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教给我们的。

圆珠笔芯的水枪是小儿科，自行车链条制作的手枪，是可以发射火柴的，用手推车气门作的手枪，更是可以发射半寸长的八号钢丝，拿到现在一定属管制范围。最简单的是用带叉的蓖麻秆作的手枪，一根皮筋作动力，就可发射黄豆。而打泥丸的弹弓、射知了的弓箭、鞭子抽打的陀螺、满地追滚的铁环……哪个乡间孩子没有玩过呢？大孩子教给小孩子，小孩子长大，再教给下一代的孩子。在大人们并不关注的儿童世界，各种知识与技巧也在自然而然地代代传承着。

外头的人，不仅带给我们小孩子很多新鲜事物，也带给我们对于外面世界无限地向往，甚至是嫉妒。这些向往甚至嫉妒，往往被老师及时合理地抓住，化为激励我们努力学习的动力。

“你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就可以像谁谁家亲戚一样，到外面当大官了！”

“你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就可以到外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你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就可以到外面当科学家当医生当警察当英雄！”

“你们要不好好学习，长大就一辈子在村里修理地球吧！”

“你们要不好好学习，长大在村里连媳妇都娶不上！”

不用责怪老师灌输的理想不崇高，那时，我们的老师不是民办老师，就是队办老师，只挣村里工分的那种。他们朴素的教育灌输其实最接地气，就是对亲生儿子，也是这样训诫。

到外面去，在那时的乡间，就是最高的奋斗目标。

其实不止外面，现在想来，当时的村里，除了三个读过黄埔军校的，还有让我感到颇有文化、神秘又敬畏的人。

小时候头疼脑热，一般是到村里赤脚医生的医务室看病拿药。但记得好几次，大人是带我到了一个老爷爷家。古色古香的家具，方桌条案后面是中堂字画，跟一般农家根本不一样。老爷爷瘦高，黑边眼镜，呢子帽子，和农村人打扮也截然不同。问了病情，打开暗红色的橱柜，里面摆满了盛着药片的瓶瓶罐罐，取出一些，用纸片包好，嘱咐大人如何服用。有一次，就直接在他家，把一个大药片掰成两半让我吃了一半。这个老爷爷一个人居住，没有老伴也没有孩子。他是谁呢？他怎么会看病？我至今也不知道。

小时候在街上玩，在村东路口，偶尔会看到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老爷爷，在一个红木椅子上坐着。红木椅子那时还不知道价值，后来老爷爷去世多年，去他家里，发现还有红木雕花的整面隔墙，这要是放在红木文化流行的今天，不知道值多少钱。单他那件黑色长袍，就是农村里稀有的。让我们小孩子感兴趣的，则是他手里那根拐棍。但当我们跟他说拐棍好看时，老爷爷威严地说：

“这不是拐棍，这叫文明棍。”

我们认真看那支文明棍，上面还雕着花，刻着三个字，那字，现在想来是篆体，但当时并不知道，就问老爷爷念什么，老爷爷认真地指着那三个字说：

“这念：万、寿、山。”

“万寿山在哪里啊？”

“万寿山在北京，在昆明湖边。”

“不可能吧，北京只有天安门，老师没跟我们说有万寿山，昆明湖不在云南吗？怎么会在北京呢？”

几个小孩子叽叽喳喳，老爷爷不高兴了，说了句：

“万寿山当然是在北京。”然后转头不理我们了。

等我长大了，特别想知道这个老爷爷的故事，可惜，连知道的老人们也都不在了。

在乡间，小孩子都盼着过年，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女孩子有花戴，男孩子有鞭炮。村子里还会有放焰火、打秋千等各种活动。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村里春节请来的马戏团和说书的。马戏团后来很常见，但说书的越来越少，现在老家根本就没有了。

印象最深的说书的，是有一年春节，在小学校的操场上，一对翁婿合说的长篇西河大鼓《呼家将》。或许是先入为主，后来听过看过甚至面对面欣赏过很多鼓书表演艺术家的演唱，但作为童年乡间听到的第一部长篇鼓书，至今觉得无出其右者。呼家将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被满门抄斩时一阵黑旋风中救走守信、守用兄弟时的惊心动魄，肉丘坟埋葬呼家将时的满腔悲愤，呼延守用路遇山大王又洞房花烛的转危为喜，呼延庆打擂时的提心吊胆，呼延庆杀死仇敌的痛快解气……时间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当初鼓书中的很多情节依然记忆犹新。尤其是这对翁婿搭档的表演，四十来岁的女婿面相憨厚绵弱唱得字正腔圆，已经七十来岁的老人满脸正气唱得刚烈铿锵，两人搭配和谐工稳。尤其老人唱到动情之处，一手鸳鸯板金声玉振，一手细鼓棒繁弦急雨，连头上皮帽子的长棕毛都跟着节奏上下颤动，抑扬顿挫的唱腔灌满了整个操场，甚至连整个村庄都被这一场鼓书给透彻感染。我们这样的小孩子，一个个无不身临其境内心澎湃。

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小孩子的心中应该已有明确的界限。什么叫肝胆忠烈，什么是义薄云天，什么是恩怨情仇，应该已开始慢慢理解。这些从民间艺人身上感受领悟的，与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应该是并行不悖，但又有着绝不相同的浸透与感染力。

很多年后，当我在天津听到西河名家艳桂荣老师的《罗成算卦》，一下就被其精简朴素与劝谕深刻的鼓词吸引，并很快全部背过。这么好的艺术品，竟然没有具体词作者，因为都是民间艺人辗转相传，并根据各自特点不断完善而来。这又让我记起当年那位演唱《呼家将》的老人。想来老人应该离世已久，他的女婿也得八十来岁了，不知他们家的鼓书有没有人传承下去。

小时候听完鼓书，就和小伙伴讨论好人坏人的故事。看完隔一段时间来村里放一次的电影也一样。鼓书和电影里都是遥远的故事，而有些关于好人坏人的故事，就在自己身边，让童年的我至今年想来都感到凛然。

小时候，常听爷爷一辈人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说那时日本鬼子的炮楼就在邻村，我爷爷17岁就当了民兵联队队长，后来又当村支部书记，每天晚上带领他们去鬼子炮楼打冷枪，让鬼子不得休息。村子里出了汉奸，给鬼子告密来村里抓乡亲，哪怕通过关系花钱营救回来了，他们也要处分汉奸。我曾发问，汉奸得枪毙吧？那位爷爷说，切！枪毙他？还得省着子弹打鬼子呢！村委会几个人一研究，哪个汉奸干了坏事该处理了，晚上就把他从家里掏出来，拉到滹沱河滩里，直接用攮子捅死。埋沙土里吗？埋什么，天亮他们自己家人去埋，谁让他当坏人呢！

爱国爱家乡，现在城乡学校都有各种具体课程与活动。但在特殊的战争年代，爱国爱家乡，就是打鬼子，惩汉奸，保家卫国。

逢年过节，除了有说书的，有时还会有戏班来。谁家有了白事，有时也请戏班唱戏。唱我们老家现在已是全国非遗的深泽坠子戏，唱河北梆子，等等。这些戏，我们小孩子大都听不懂，除了乐意钻人堆凑热闹，基本不感兴趣。但这不代表别人不感兴趣，里三层外三层还是围了不少戏迷，听得津津有味，有的甚至是外村来的。

有一位常找我父亲喝酒的伯伯，就是戏迷，不爱干农活，就爱赶集上店地喝酒听戏。他的儿子我叫哥哥，从小也喜欢听戏，甚至跟着戏班听。长大了，也是不喜欢农活，而是喜欢写戏。有时也到我家，和我父亲聊天喝酒。这位哥哥因为执着于戏曲创作，当年生活很是坎坷。好在老天不负有心人，他后来终于写成功了，佳作连连，获奖无数，从临时工作为拔尖人才转成了国家干部，成了一级编剧，全国著名的剧作家。他的作品曾应邀进中南海公映，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退休前，省里专门给他出版了戏剧作品集，开了剧作研讨会。这位剧作家，叫曹涌波。

当年我的作品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刚退休的涌波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他写到一个蹒跚学步穿花棉袄的小男孩，写到那位写书法的振堂爷爷当年告诉他说，咱们村我看有俩孩子会出息。这俩孩子，一个是成了画家的白野夫，一个是成了作家的我。

我上中师时，涌波哥就已经成名成家。再到我家时，父亲便要我多跟他聊天多学习。记得我曾不知为何事与涌波哥争论，他走后父亲训斥我说，你跟人家争论，你凭什么？

我的父亲虽然也是农民，但是颇爱附庸风雅，因为我爷爷的福荫，他也常走京串卫。除了给我们带回好吃的，还会有一些书报杂志。还在小学时，我就读到他带回来的《中国古代民歌一百首》《儿童文学》《少年文艺》《鸭绿江文学》《长江文艺》《清明》《芒种》以及刚复刊的《诗刊》等杂志，还有过两个版本的《天安门诗抄》。偶尔跟他去赶大集，也会去书店给我买一本童话什么的。这些书刊当时有的看得懂，有的看不懂，不知道对于文学的兴趣是不是那时培养的，但接触较早是肯定的。

我不记得父亲给我讲过任何一本书里的故事，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我考上中师那年，他专门带我去了一次石家庄市里，登上当时最高的燕春饭店12层的楼顶，望着脚下一片鳞次栉比的建筑，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了一句：

“要志存高远。”

我们家是有过真枪的，在我爷爷家。一共三把，一把短枪两把长枪，短枪也有快两尺了。一把长枪是打日本留下的制式武器，另一把长枪和那个短枪都是打猎的工具。虽是自造，也足以致命。说实话，这个土枪原理简单，材料也并不难找，为了冬天打兔子什么的，有人也自己制作。我的老姑父家里也有一把真枪，而且很新的样子，浑身黝黑锃亮，发出令人恐惧的光泽。

老姑父据说是从某兵工厂退休回家的，擅长各种铁器和木匠活，因此在村子里带了好几个徒弟。谁家需要做一支土枪，或者谁家需要打家具，师徒往往一起上阵。他家里满满几箱的钳锉锛凿斧锯各种工具，也曾分给我的父亲几件。小时候去老姑父家玩，满院子十几人各干一摊，拉锯的，推刨子的，用墨斗吊线的，锯楔子的，凿眼的，不一而足，想来就是一家木器工厂一般。如今，那满院子的人大部分都过世了，随他们一同离去的，还有那些精良的木器铁器工艺。现在自制土枪违法，村里的年轻人，也少有会传统木匠活的，就是家里有几件长辈留下的工具，往往也都已锈迹斑斑，无所为用。

父亲是老姑父的内侄，却算不上他的正式徒弟，但基本的衣箱坐柜等家具也都做得不错。好几家聘闺女的衣箱都出自他手，我离家上学后的书箱自然也是他的作品。我的父亲也曾因此，被招工到县里的工厂和更远处的煤矿做木工。终因他不安于某一项具体枯燥的工作，还是回到村里。我父亲在村子里有几件令人服膺的家具，除了箱柜，就是自己焊的铁梯子，自己焊制并漆绘着双猫图案的双人床，尤其自己打制的那一对木扶手的沙发，坐垫靠背内衬弹簧，坐上去颤颤悠悠，外罩上沙发巾，俨然电影中大城市人家的高级摆设。这让村里人大开眼界，就有比他更为年轻的人找他，学习如何制作。

后来分田到户，生产队解散，我家分到了一架人工挂面机，父亲很快掌握娴熟，改良成电动的，且教会我使用。以至于我当时想放弃初中学业，做一个走村串户换挂面的。可惜这苗头被我的母亲及时发现，并严厉制止了。

写完作业帮家人干活的那些日子里，父亲教我种茄子、种萝卜、种白菜等农艺。十三四岁的时候，父亲让我自己去县城卖茄子。我拉着一车鲜摘的茄子走到城里，惶惑羞涩地放在路边等买主。一个中年男人过来说，你这茄子又小又老，我包圆了吧。一车茄子，就给了我五毛钱。去之前父亲没说卖多少钱，回家后父亲也没有责怪什么。父亲教给我种茄子，却没教给我卖茄子。长大了我想，或许他自己也不懂买卖。但这事，让我现在想来依然痛心并惭愧。

现在，很多人在城里待烦了，开始向往农耕生活。有院子的在院子里种菜，没院子开发阳台种菜。前一阵和朋友吃饭，朋友随意说，我在阳台上种的每棵茄子只长了一个，且总不见长大，也不知怎么回事。我说你算问对人了，你这第一个茄子不等长大，就要赶紧把它掐掉，不然自己长不大，后面的茄子也长不出来，这是科学。朋友啧啧称奇，你一个作家怎么会种茄子呢。

乡间自留地里的茄子，城市阳台上的茄子，只要是茄子，就应该有茄子的生长习性，和人一样。

老家春节前几天的歌谣是：二十三，糖官沾；
二十四，小炮市。这个腊月二十四的小炮市，是那时乡间春节前最大的鞭炮烟花市场。现在鞭炮生产销售都有严格管理，小时候在我们那里，是谁家想做就做，想卖就卖。鞭炮烟花的制作原理也很简单，搓炮管，配火药，装药装捻封泥即可。现在，乡间自己制作鞭炮烟花也是违法犯罪，这一手艺，在民间层面也就彻底失传了。

作鞭炮的把式没有了，其他的把式，还在乡间存在并代代传承。比如砌墙盖房子的把式，比如操办红白事宴席的把式。这些把式，要么是父子相传，要么是师徒相传，旁人是很难学到真本事的。

小时候去邻村的姥姥家，要过一道宽宽的水渠。长大了才知道那就是石津灌渠，从石家庄通天津的。那时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长大，会因为写诗，到天津工作。那时，连去趟县城都觉得十分遥远。渠上的老桥摇摇欲坠，一群人正在旁边修砌一座新桥。同行的小伙伴说，你看见那个把式吗？高高的，那是谁谁的爷爷。

后来就知道了，这位爷爷竟是三里五乡有名的盖房子的把式。我们家修的第一座砖房，就是请的他。当时都是白帮忙，无论把式还是一般小工，主家最多就是把饭菜准备得好一点。盖房子砌墙，最重要的是掌角，就是把握墙角，这工作必须这位爷爷亲自干，其他部位就可交给徒弟。他的手艺传给了他的儿子，我们家的第二座砖房，就是他儿子掌角了。但后来，他的孙子并没有子承父业，而是去县城做小生意了。

让人欣慰的是，老家红白事的风俗习惯没什么变化。红事白事都还有人写喜幛奠幛，贴满院子烘托气氛和人气。书法水平虽然比不上前辈，也聊胜于无。帮忙的人也是满院子。尤其作宴席的把式，也在代代传承，技艺远超那些写书法的。抛开时代变迁带来的食材差异，有的把式，甚至能原汁原味复原乡间喜宴的菜式与口味，尤其让在外的游子品味后，感到心底无比踏实，像找到童年的根。

前两年去天津武清区参加婚宴，体验了一次此地乡间喜宴。把式做的菜品跟我们老家那边差不多，也是大碟子大碗的鸡鸭鱼肉，只是操作方式也与时俱进了。主家定好价钱，尽可作甩手掌柜。承办者从席棚桌椅板凳杯盘碗筷到各种食材调料，全部承包办理。据说，这已经成为当地婚宴成熟的经营模式。今年春节，有朋友送我两个包装精美的大礼盒，打开一看，竟是那分类包装好的一桌喜宴菜品，只需自己装到盘里加热即可。而且，这些还在网店售卖。你看，这乡间手艺插上新经济翅膀，就可以到处飞了。

时代一日千里，人却慢慢老去。乡间，在与时俱进迈向城乡一体的同时，很多的文脉与传承也在潜移默变。现在的孩子，无论城乡，一出生就有无数买来的儿歌、绘本、玩具。上学了，都有着沉重的书包、纷繁的课外资料以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孩子们很少再自制玩具，大人们出外打工，也难再有灯下的课堂。

而在我的记忆里，还有很多乡间的儿童游戏，是有儿歌或口诀搭配的。只是，有的只记得名字，有的已全然忘却。

四合联、六合联、九合联，记得是在地上画出格子，用石子或草棍作棋子的游戏，类似现在的桌游，怎么玩却忘了。翻花绳，我们那里叫结花牌，一根普通绳子能玩出百般花样，男孩女孩均可玩，现在也忘了玩法。猪骨羊骨的骨头子游戏，似乎只有女孩子玩。摔四角包、摔泥巴的游戏就只有男孩子玩了。记得还有口诀，一方把自己的泥巴捏成碗状，托在手里，在翻扣地上之前念念有词：

东边的风，西边的树，

摔得响了补不补？

随着对方答应“补！”手中泥巴便用力摔下。如果没有响，软塌塌摔地上，两相无事，换另一个人摔。如果砰的一声，泥碗底部爆开一个洞，另一个人就要把自己的泥巴，根据洞的大小拿出一块补上。现在想来，这两句摔泥巴的口诀，第一句也不一定记得准确。

倒是有另外一首儿歌，四十多年来，常于皓月当空的夜晚，不时在耳畔回响，那是两三个小伙伴齐声唱起，以招引更多玩伴的：

孩子们孩子们玩来！

上庙台来！

庙台高哎，

折了孩子们的腰哎！

有时，竟湿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