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青年流行“上延安”

□胡松涛

“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爱延安？”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诗人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讲述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上延安”的时代潮流和心路历程。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排除艰难险阻，投奔偏僻贫瘠的延安。

1940 年，冼星海与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教职员合影。前排左二为冼星海抱着女儿

延安原本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僻小镇，中共中央到来后，陕北的面貌焕然一新。

“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
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
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作家丁玲在1937 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她从南京来延安的路上，看到了国民党达官贵人醉生梦死，看到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难民乞丐。

积贫积弱的中国大地，出现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朝气蓬勃的延安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和鲜明形象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和流亡学生，看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拯救民族危亡之希望，许多人舍弃安逸的生活，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加入革命队伍。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诗人何其芳说。

“上延安！”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一大政治景观。

诗人艾青把自己扮成国民党的高参，作家严辰的夫人逯斐扮作高参的夫人，严辰扮作秘书，作家罗烽扮成勤务兵，画家张仃扮作随从，一路上经过国民党的几十道检查哨卡，终于踏进边区的土地。张仃兴奋得不能自已，像个孩子一样倒在地上打起滚来，放声大笑，又匍匐着捧起边区的一把黄土，深情地放在鼻子下闻呀闻，他仰起脖子，大声朗诵：“啊！母亲，我的母亲！”

在列强横行、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中国，中共中央苦心经营着陕北这片土地。

在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在延安的山沟沟里，中国共产党办起了“窑洞大学”，安排知识分子，招收青年学生。把一大群知识分子“养”起来，足见共产党人的深谋远虑与宽阔胸怀。

1938 年底，刚到延安的作家陈荒煤说：“到了延安，我觉得我这个25岁的小老头恢复了青春。蔚蓝色的天空，到处飞扬着红旗、《国际歌》声，处处听到亲切的‘同志’称呼；
不论是首长或将领、学生或士兵，都是一身灰色军装，似乎是总有人日夜不停地歌唱……一切的一切，我都感到亲切而又陌生，我经常激动得热泪盈眶……”

1938年的作家丁玲

一声“同志”，一片新天。在延安，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儿童团员，或荷锄种田，或背枪打仗，或读书学习……都是同志与同志、赤子与赤子的关系。

延安党政军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延安知识分子的待遇明显高出党政军系统。比如鲁艺教员一律12 元，助教6 元——助教的津贴比毛泽东还高出1元。

鲁艺美术系的丁里回忆：“党中央对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文化人，真是优礼有加，从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都是破格地对待……这一切，使我们非常感奋，我们都是尽我所能地投入工作，以报答党对我们的希望和器重。”

鲁艺实验剧团演员孙铮被称为“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1943年7 月辗转来到延安。在学习讨论会上，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孙铮的记忆中，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从来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面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孙铮感受到一股荡涤灵魂的清风。她毅然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她说：“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词语就这样携带着方法论进入一个人的头脑，掀起头脑风暴，改变了一个人的世界观。

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改变了一些知识分子“多空文而少实用”的空谈习气，他们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加深了。画家张仃说：“整风以后，都觉悟到在窑洞里表现工农是不行了……现在需要真正面向工农兵了，和实际生活结合——下乡去。”作家吴伯箫离开延安时说：“从延安出来，人们第一个记得‘为人民服务’。”

同时，工农兵也从知识分子身上学到了文化知识与科学精神。陕北的“土包子”与外来的“洋包子”结合起来的生动画面，令毛泽东格外高兴，他总结道：“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

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参 加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他环顾会场，脱口而出：“满堂青年，朝气蓬勃。”

青年是朝气蓬勃的，延安是朝气蓬勃的，朝气蓬勃的延安成为知识青年干事业的广阔舞台。

毛泽东带着年轻的胡乔木编写了“党书”：《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和《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
工程师华寿俊造出马兰纸，基本满足了边区出版、办公、学习和生活用纸需求；
范文澜教授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共产党人编写出的第一部中国通史；
冼星海创作了《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
孙犁的《荷花淀》、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闹革命求解放的历史画卷，预示着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新社会即将诞生……

知识青年在延安，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改变了革命队伍的面貌，为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共产党文化的建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所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