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士礼《陶说》译本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许 明 武

潘 育 彤

华中科技大学

【提 要】中国科技典籍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其外译成为了“走出去”战略下我国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朱琰著《陶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陶瓷专史，由汉学家卜士礼（Bushell）完成的英译本在西方世界实现了较好的传播和接受。在翻译外层面，译者的翻译行为始于个人兴趣以及学术需要；
在翻译内层面，译者求真于原文和作者，力求译文再现源语文化和信息，同时尽可能务实于读者和社会，符合译者行为的一般性规律。

中国陶瓷典籍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产物之一，总结了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和制作工艺，对历史和现实均具有重大且深远的价值意义。其中，清代朱琰著《陶说》（2010）一书对中国陶瓷的起源流派、品制特征、制陶技术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为深入了解研究中国古代陶瓷提供了重要依据。汉学家卜士礼（Bushell）完成的《陶说》英译本于1910 年在英国出版发行，开创了中国陶瓷古籍译介到西方国家的先例。

受到翻译研究从“语言学”“文化”到“社会学”三次转向的影响，翻译研究重点逐步从“语言”和“文化”发展到以“人”为中心（袁莉 2003：75），译者随之走上了研究舞台，其重要性也随着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提出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因此，本文拟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基础，借助其翻译内、外分野的理念对该译本呈现的译者身份和行为特征进行探讨分析，以期为中国科技典籍对外译介提供借鉴。

译者行为是指“社会视域下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社会性非译行为的总和”（周领顺2014a：25），而译者行为批评则在此基础上，以译者为中心，讨论其在翻译过程中呈现出的身份、角色和翻译行为规律。在这一视角下，译者不再是隐藏在译文背后、仅从事语言转换的透明人，而是受到自身、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独立的意志体。因此，他不仅需要扮演传统意义上负责语言意义转换的“译者角色”，还兼具由多方面背景塑造而成的“社会人角色”。

在原文和社会的要求下，译者行为呈现的“语言性”和“社会性”促使译者行为批评发展出“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求真”指“译者为实现务实目标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真相的行为”，“务实”指“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的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周领顺2014a：76-77）。二者位于连续统的两个端点，但并非二元对立。原文和作者要求译者确保语言上的求真，以此奠定翻译的根本，而译者同时也会受到自身的社会角色以及译入语读者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偏向务实一端，来满足翻译的实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在两端之间寻找“合理度”（周领顺、赵国月2015：10）。

此外，周领顺（2014a：12-13）主张综合考察翻译内部和翻译外部因素，从而提出“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面。前者关注的是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等翻译本身的问题，后者关注的是文本翻译之外、受到社会因素影响的问题。二者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只有将二者结合、综合考量，才能最大程度上对翻译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因此，本文拟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面，探讨译者卜士礼的译者角色和行为特征。

译作与译者的译介行为相互关联、密不可分，而“译者行为是社会性的、目的性的行为，其所从事的翻译活动也必然带有相应的特征”（周领顺2014b：30）。译者会根据社会背景、主体意识和个人角色等因素，构建一套带有个人色彩的选择和评判的准则制度（朱斌2021：115），包括翻译前翻译目的的确定、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中的创造性翻译。

3.1 翻译目的

卜士礼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和陶瓷鉴藏家，在中国居住长达32 年，对中文、地理、历史、青铜、陶瓷等进行研究，还因此担任了英国博物馆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品的代理人。他曾受大英博物馆委托，在中国搜集艺术样本（汪燕翎2020：55），并自发撰写多部有关中国陶瓷的论著，如《东方陶瓷艺术》（Oriental Ceramic Art） 和《中国陶瓷》（Chinese Porcelain）。19 世纪80 年代，卜士礼就出于自身对鉴赏和收藏中国陶瓷的兴趣爱好，着手对《陶说》第四版，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的版本，进行英译（Bushell 1910：7）。

在此期间，大英博物馆的弗兰克斯（A. W.Franks）曾向卜士礼表示，这样一本英文专著对于学习东方陶瓷专业的学生来说是极具参考价值的。1880 年，《太阳报》的William. M. Laffan 也从纽约写信邀请卜士礼参与《陶说》一书的翻译工作，并以此来填补英国中文原版陶瓷英译书籍的空白。经过多年的翻译和校订，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Clarendon Press）于1910 年印制发行了首本《陶说》全译本。

职业经历、生活背景及其资本条件，塑造了卜士礼汉学家、收藏家和翻译家的身份，进而影响了其主体意识的形成，并由此形成了他的翻译目的：一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二是受多方代表所托，三是弥补学术知识空白。而这些独特的身份和多重的动机贯穿于翻译过程始终，促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译者行为特征。

3.2 文本选择

中国陶器的制作历史悠久，然而关于陶瓷的著作却出现较晚。清朝乾隆年间，朱琰撰《陶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陶瓷的发展历史和制作工艺，成为了我国第一部陶瓷史著作（傅振伦1981：34），至今仍被本土鉴赏家普遍认为是“该主题的主要权威”（Bushell 1910：7）。

在中国，陶器最早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经过一系列发展演变后成为中国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陶瓷见证了华夏连绵几千年的文明。自16 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看到了中国瓷器背后隐藏的巨大潜力和利益价值，试图解开中国陶瓷之谜。而方式之一便是借传教饰非掩过，向中国派出学者，译介中国的陶瓷著作并秘密打探中国的制瓷技术。朱琰的《陶说》，作为中国第一部陶瓷专著，因此成为了以卜士礼为代表的汉学家、收藏家的首要选择。

除此之外，朱琰工诗能文，著作颇丰，《陶说》中他经常对一件陶器的起源或一个新名字的衍生进行探讨，这不仅只关系于陶瓷，同时也传达了有关中国语言学的知识。此外，他旁征广引古文献之后，还申论、发挥，其按语都是“简要中肯的总结性论断”（傅振伦1981：34），而这种知识的全面性和可靠性也符合卜士礼出于以上两种目的的要求。

在翻译外层面，译者的翻译目的和文本选择行为与其背景经历和学术兴趣息息相关，同时这也影响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行为。卜士礼的翻译行为出自于个人兴趣和学术需要，所选择的文本也是较为专业且系统的陶瓷专史，故此卜士礼更加看重的是知识内容的翻译和传播，来满足文化需求，从“求真—务实”模式来看，他的行为也更偏向于在“求真”的基础上追求“务实”，这在他的翻译过程中有所体现。

翻译活动产生于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之下，翻译行为和翻译主体也因此有了语言和社会的双重特性。在此基础上，为正确认识和理解翻译和翻译活动的性质特征，以及翻译行为的偏向性和合理度（周领顺2014a：86），“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应时而生。

4.1 “求真”：内容的准确传达

4.1.1 术语的翻译

《陶说》包含了大量的术语词汇，给译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卜士礼的翻译行为出于个人兴趣以及其他专家教授的委托，目的是为自己所用以及填补该领域知识的空白，因此他在术语翻译上呈现出“求真”的行为倾向。《陶说》原文中作为标题的操作工序多为汉语常见的四字词组，卜士礼均按照字面意识和原文结构直接翻译为符合英语习惯的名词或动名词短语（Bushell 1910），如并列结构“采石制泥”译为collection of the stones and fabrication of the paste，主谓结构“成坯入窑”译为putting the finished ware into the kiln，动宾结构“采取青料”译为collection of the blue colour，名词短语“明炉、暗炉”译为the open stove and the close stove 等。对于一些有关器形、装饰、釉色等抽象概念的陶瓷术语，卜士礼同样没有做过多的阐释，而是采取“直译+参考实物或图例”的方法以传达史实性信息，如“蜡茶”译为wax-yellow、tea-green，“藏经（色）”译为the tint of old Lama books，“雨过天晴”译为blue of the sky after rain 等。

此外，音译是卜士礼较常采用的另一种方法。威妥玛式拼音法早在19 世纪后期就被普遍用于拼写汉字，且因其保留了部分英文拼法的特点，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卜士礼因此大量采用威氏拼音法来翻译典籍中的专有名词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的对等观念，如“景德镇”译为Ching-têchên，“御史”译 为Hsü Shih，“《博 物 要 览》”译 为Po wuyaolan。除了单纯的音译外，对于较为陌生的术语，卜士礼采用音译加注的处理方法，例如“瓦旊”译为WaFaing（earthenware vessels），“内务府”译为the Nei-wu-fu（Imperial Household）等。在这些名称中，音译部分告知术语，旨在让译文读者获取直接的信息，而英文释义部分则作为辅助，意在告知拼音所代表的准确意义。

为了给西方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方便他们了解更多陶瓷文化并不受特定翻译束缚，卜士礼对某些陶瓷术语直译后，还在后面加括号添上该术语的拼音。如“霁红”译为deep red（chi hung），“回青”译为mohammedan（Hui）blue，“洋彩”译为foreign coloring（yang ts"ai）等。

如此看来，在术语的翻译上，为实现向英语读者完整准确地传播中国陶瓷相关信息的初衷，卜士礼尽可能地延续了原作的写作风格和意义，呈现出明确的语言性行为特色，符合其译者身份。然而他对于各类术语的统一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对译文的传播造成了影响，如计量单位的翻译。汉语中的“尺”“寸”与英文中的foot、inch 存在实际上的差异，但卜士礼并没有在此花费太多心思，而是将陶瓷典籍中的度量单位直接翻译为英制度量衡单位。这样处理虽然保留了中国计量文化的民族特性，对于有一定专业知识基础的收藏家、汉学家、学者以及学生来说并不会造成明显的阅读障碍，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却极易造成误解。

4.1.2 修辞的翻译

中国科技典籍所承载的科技内容虽赋予了它们极大的应用价值，修辞格所体现出来的作者的写作风格，也蕴含了伟大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张力（周领顺2014a：234）。细读《陶说》原文，作者运用了引用、对偶、明喻等多种修辞格，在准确传达信息的同时，又实现了对艺术和美感的诉求，其中文字蕴含的鲜明风格则通过卜士礼的译者行为进行了保留或削弱。

朱琰广阅前人著作中有关中国陶瓷的文献，采用类书、十三经、廿二史、古史、格论考、唐至清代的诗集等多本著作以及数种杂说，著就《陶说》一书（傅振伦1981：33）。文中所引用的书籍名称以及涉及到的人物名称，卜士礼直接使用音译方式，并在文后附加了一篇多达105 条的参考文献，简单又详细地介绍了每一本著作的主题和内容，这样处理既保留了原文的异质性以及行文的流畅度，同时又为读者提供了参考。

而在引用内容上，卜士礼在译者行为上呈现出较高的译者行为合理度。总体而言，他的译文一方面偏向语言性求真，确保内容和意义的正确无误，另一方面兼顾了译语文化读者的理解能力，使语言的求真性和效果的务实性实现了较高程度上的统一。但在翻译引用的古诗词时，卜士礼虽在语义上还原了原文的意义，但在美学层次，尤其是意象的处理上仍有所欠缺。

例1：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朱琰2010：47）

译文：The misty scenery of late autumn appears when the Yueh kilns are thrown open:

The thousand peaks have been despoiled of their bright colour for the decoration of the bowls.

Let us take them out at midnight to collect the falling dew,

Or fill up the cups with wine in emulation of Chi Chung-san.

（Bushell 1910：35）

例1 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所描述称赞的是越窑中的秘色瓷。通过对比发现，译者保存了原文的形式和内容，保证了译本的准确达意，而对于一些文化负载词，卜士礼也做出了“务实”的处理，如“九秋”译为late autumn 以保证读者的理解。但整首诗并非简单地吟咏“秘色越器”，而是借物抒情，暗表心迹。诗人借秘色瓷的巧夺天工和来之不易，表达对统治者腐朽生活的深恶痛绝和无可奈何，以及对自己怀才不遇而饱受的苦闷压抑。嵇康的处境不仅与之相似，其孤傲不群的性格和直言不讳的气度也给予了诗人心灵上的寄托，因此诗人在看到秘色瓷的壮观景象之后想要与嵇康共饮一杯，才写下了这首传世佳作。卜士礼的翻译仅仅追求了语义层面上的准确，而忽略了原诗深层的意义和内涵，他将首句的重点放在深秋的景色上而非秘色瓷的开窑，削弱了秘色瓷的来之不易，“嵇中散”这一人物也缺少了必要的注释，给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障碍。此外，原诗是一首典型的七言诗，讲究韵律和节奏，但卜士礼的翻译并没有实现美学层面上的“求真”，使得译文缺少了原诗的风貌和艺术魅力。

比喻是《陶说》中另一出现较多的修辞方法。《陶说》中频繁出现古汉语喻词“如”“似”“若”等，来丰富文章的论述，为原本枯燥无味的科技内容增加了画面感和审美艺术。

例2：汝窑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

（朱琰2010：56）

译文：Ju-chou porcelain is whitish like an egg-shell in tint, with a thick transparent glaze, resembling a deep layer of lard.

（Bushell 1910：41）

原文借助明喻，用“如”连接本体和喻体，使得瓷器的色泽以及质地不再局限于抽象的形容词，而是通过众人熟知的意象变得生动形象。卜士礼对这一比喻的翻译简单却又极为贴切，一方面用resembling 作状语实现了原文形式方面的求真，另一方面将“堆脂”译为a deep layer of lard，即“厚厚的一层油脂”，借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所熟知的事物，来保证文本的接受度。

除上述修辞外，对偶也在《陶说》中有着广泛使用。这种修辞十分注重整齐美，对“形”的要求非常严格。相比之下，英语对“形”的要求则比较灵活，字数是否相等或用字是否重复均没有严格规定，且为了符合英语句法以及语句美感，还会进行语句的省略。但在《陶说》的译文中，卜士礼则尽可能地在正确传达原文意义的基础上，实现形式的美感。

例3：昔人论柴窑曰：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朱琰2010：51）

译文：It used to be said in describing Ch"ai porcelain that it was as blue as the sky, as clear as a mirror, as thin as paper, as resonant as a musical stone of jade.

（Bushell 1910：38）

例3 是典型的字数相等、结构相同、音节和谐的对偶句，卜士礼在语义上对原句进行直译，力求恰如其分地再现原文的意蕴内涵；
在形式上，他把汉语中的对偶句译成完全工整对称的句子，通过连续使用as…as 的结构重现了原文的形式美。此外，卜士礼的译文在尽力追求原文优美和谐的音律。他选用mirror 和paper 两个尾音为音素ə 的单词作为第二三小句的结尾，来还原原文朗朗上口的韵律。这种精心的处理方式，自然能凸显原文的独特话语和风格，彰显汉语的韵味和艺术魅力，从而实现对原文文化特色的“求真”。

4.2 “务实”：知识的补充以及对目标语言习惯的迎合

4.2.1 副文本的添加

卜士礼的翻译为实现知识的完整传达，在译稿中采用了大量的、多种形式的副文本以对原文内容进行深度诠释。朱琰的陶瓷典籍书名简短明确，仅《陶说》二字，然而卜士礼却在将其译为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的基础上，添加了副标题Being Translation of the T"aoShuo: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Bibliography（Bushell 1910），来特别强调译文中译者额外添加的引言、注释和参考文献部分。原书的目录也经过了卜士礼的重新编排，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各章节的内容分类，以更清晰明了地呈现文本内容。

在引言部分，卜士礼简要介绍了翻译动机和原作者及原著的相关信息，表达了自己对朱琰以及《陶说》的肯定，同时还向读者推荐了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翻译的《景德镇陶录》、明代收藏家项元汴的作品进行参考。而后详细介绍了中国陶瓷的历史及流派，所占篇幅共达25 页。他对于中国陶瓷的起源及发展历史的讲述简明却又全面，同时又讨论了当时所存的问题和质疑。此外，卜士礼在前言中还从项元汴的画作中选取了21幅画作进行详尽的讲解，以供读者对照参考。引言所包含的内容既是对自己译本的交代，同样也是对读者的引导，无论是对原作品和作者的介绍、中国陶瓷发展的讲述，还是对画作所画器物的讲解，都在为读者的正式阅读打下基础。同时这也避免了译文在文内加注过长，或是文后注释带来不便，从而影响读者对译文的阅读。

其次，译本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内注释和脚注。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补充说明文中经简化后的专有名词，以及名词解释相关术语，以便让处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环境的读者更加迅速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原文内容，避免疑问和误解。此外卜士礼的脚注还涉及到了文内以及文外互文，前者是为了实现文本内部同一内容不同表达方式的联系和对应，确保读者理解无误，后者则是以《陶说》为起点，延伸到其他典籍著作来比较二者之间的相关内容，从而进一步完整知识链，并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更多的参考。

除上述副文本外，卜士礼在译本中附加了三个版本的后记、共105 条参考文献、图片名录以及曾在景德镇实地考察观摩陶瓷制作工艺的法国传教士殷弘绪的信件，这些经过翻译整合的信息是该译本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证明，更是西方人士鉴赏研究中国陶瓷的宝贵资料。

4.2.2 句式的调整

科技英语具有信息明确、逻辑连贯、用词严谨、客观规范等特点，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典籍由于时代和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出信息不明、表面逻辑混乱、陈述主观等特征（梅阳春2014：71），因此西方读者在阅读中国古代典籍时就会面临因文言文独特的呈现方式而造成的信息不明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传达原文本的内容，卜士礼在语句层面呈现出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性，采取了改变主语、句子拆分、句间合并和调整语序等方法。

例4：不必过细，微干略加旋削，入窑空烧一次，方可应用，名曰镀匣。

（朱琰2010：15）

例4 所表意思较为简单，然而原句由五个小句组成，均无主语，且无明显连接词，故而逻辑较为隐晦。卜士礼在英译时对此进行了修改：

译文：The work need not be too finely finished, and they are partially dried to fit them to be roughly shaped with the knife. They are first put empty into the kiln and baked,which is called "preparing the seggars".

（Bushell 1910：11）

二者对比后可以发现，译者为了点明原文隐晦的逻辑关系进行了三处修改来确保译文结构严谨、行文流畅。首先是将原文中缺少的主语The work 、They 补充完整，厘清每句的动作关系；
其次，将原句的人称作为主语修改为以物作为主语，在表明动作对象的同时，更符合英语读者的语言和思维习惯；
最后，添加了and 和which 将句子进行了衔接，梳理了该句中的先后顺序以及明确指出前文所述操作即为“镀匣”。

针对于古汉语中的小句，句间合并同样也广泛出现在卜士礼的译文中：

例5：黑绿润泽，光色全者为上选。仿古霁青、青花，细器用之。

（朱琰2010：21）

译文：The best is dark green, of a deep rich and perfectly uniform colour, and this is used in the imitation of antiques, for the deep blue monochrome glaze, and for the painting in blue and white of fine pieces.

（Bushell 1910：17）

原文中的两句话围绕着一个内容而展开，却有着不同的主语，虽然该句在整个语篇的语义环境下意思的表达没有错误，但是由于前后两句主语的分离使得句子的连接性不够强。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首先调整了第一句的主语和表语内容，并将第一句的表语调整成为第二句的主语，使信息更加自然流畅，最后用连词and 将两句合并成一句，进一步明确了句子之间的联系。

译者行为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身份对于翻译行为来说又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英国人卜士礼作为一名久居中国、对汉语颇有研究的汉学家，对中外两种语言和文化均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因而得以在翻译时尽可能完美地处理中外双方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同时他的翻译目的也在敦促着他进行译文的再创造，以便更好地转述译文的内容。所以他对原文语序的调整和句子成分的增加一方面符合了译入语的表达规范，另一方面则是把自己置于翻译的目的中去，在不背离原文意义的基础上，对译文进行“务实”的追求。

在《陶说》的翻译行为中，受到译者身份和翻译目的的影响，卜士礼更多呈现出以求真为本的社会性务实行为。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既确保了原文信息的准确传达，实现了对作者和原文的“求真”，又方便了目标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完成了对读者和社会的“务实”，总体上表现出较为合理的译者行为。同时，卜士礼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目的决定了他将目标读者定位在有一定陶瓷知识基础的陶瓷鉴赏家和专业学生，局限了目标读者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典籍的传播度和现实价值，对古诗词的“粗糙”处理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文学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