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性的守正创新*

孟 轲 张 锦

“革命”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关键词语，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意蕴，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之所以成为“革命政党”的内在缘由。围绕“为什么需要革命、进行什么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等问题，这一学说深刻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进行四种类型的“革命”：担负历史使命的“政治革命”、构筑全部革命实践理论根基的“哲学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必由之路”的“社会革命”和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本质的“自我革命”，深刻反映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坚定而彻底的“革命性”，集中体现其内在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斗志与外化的革命实践、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指导，深入思考近现代中国“为什么要革命、怎样赢得革命胜利”这一重大问题，并在百年探索中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其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理论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自我革命，分别从政党主体的使命担当、本土传承、内生动力和行动自觉等四个维度，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革命意蕴的守正创新，充分展现出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性本质。但近年来，无论渲染“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还是鼓吹“革命党”与“执政党”二者互不兼容的“政党转型论”，无一不使得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是否需要继续保持和锻造革命性、是否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产生怀疑。而事实上，革命性是党之所以诞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继续保持和锻造革命性是党能否长期执政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度提出“革命性锻造”的重大命题，充分显示出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革命性本质的一贯坚持。

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革命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既是其实现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和首要条件，又是充分体现其革命性本质的政治原则。从本质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奋斗目标的革命党，毫无私利的伟大胸襟与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共同赋予了它彻底的革命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虽然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阶级基础，但从革命的视角来说，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工人阶级政党。从革命斗争的目的看，“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从革命斗争的过程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远大理想，近期目标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进行政治革命的基本意蕴，也是确立其领导政治革命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

如何实现党的领导？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必须要有权威和统一行动，“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因此，“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进一步从执政党的视角强调：“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从抽象理论变成现实，为当时处于黑暗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创建先进政党指明了方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要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回答其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一基本问题。这既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担负艰巨使命而必须做出的历史选择，也是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革命意蕴、充分体现其革命性的现实课题。

从革命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担负着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任。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内在地蕴含着中国革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历史逻辑。李大钊认为“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必须实现“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党领导革命斗争20多年的经验时进一步指出：“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

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深刻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性本色，成为其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保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已经“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多次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论断将党的领导地位“从历史发展的必然、实践发展的必然，深化拓展为道路发展的必然、制度发展的必然”，并在党的十九大、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先后被写入党章和宪法修正案。习近平还多次强调：“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

实践表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一是必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在实践中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切实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必须深刻认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作用，使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人民的主心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是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这既是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为未来坚持党的领导、切实担当历史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蕴含的革命意蕴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这些论述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放性的简要阐释，又在一定意义上蕴含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深刻内涵。

就本质而言，理论创新体现的是一种理论变革，或者说“理论革命”。革命本源意义即在于革故鼎新，尽管一般是指政治意义的变革，但从价值指向来看，显然与理论创新完全一致，都是向好、向新。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突出强调理论创新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源于其“哲学革命”的思想根基。马克思认为：“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只要无产阶级充分掌握理论，那么理论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想进行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和在此基础上的社会革命，必须将“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基础上进行革命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革命”的战略高度深刻阐释理论创新的现实必要性，指导了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设和发展。列宁多次强调：“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列宁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的新思想，并紧密结合俄国党的建设的实践，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新思想新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率先创立了完整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产生于欧洲，属于典型的“外来文化”，因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必然要回答其如何坚持理论创新，探索实现这一“外来文化”在中国本土的传承发展问题。这既是其能否真正成为本原意义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关键环节，也是在革命斗争中必须长时间着力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对此，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命题，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称为一个伟大的工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多次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员，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尤其是世界形势日新月异，“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就要求我们，只有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才能为建设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供理论支撑。新时代无论进行伟大斗争，还是推进新的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最终实现伟大梦想，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总之，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无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和平赎买”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还是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体制论”等，无一不是党坚持理论创新的胜利成果。新时代，党既要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又要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真理魅力。

敢于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革命意蕴之一。就词义而言，“革命”的首要含义是指“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
“斗争”的首要含义则是“矛盾的双方互相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显然，“革命”本质上就是一种“斗争”，而“斗争”本身就带有一定的革命性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之初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全文共32处用到“斗争”一词，强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因而“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一个革命的政党也必须懂得斗争：革命有朝一日或许就降临到它的面前。”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为了实现全人类解放，就“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而“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且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

就内容而言，这种革命既体现为社会革命，又体现为政治革命。原因在于，“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既是无产阶级必须进行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革命，又是进行更加深刻的社会革命的必要前提。实践表明，社会革命是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是更深刻和更广泛的革命。简言之，“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也必然以社会革命为依归”。与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社会革命不同，“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说，这场革命具有彻底的革命性，要求革命者必须始终“敢于斗争”，并在革命实践中充分地体现出来，成为最终取得革命胜利、走向共产主义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决定了其与生俱来就具有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革命精神、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斗争精神。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显然，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革命目标和任务，决定了其所领导的革命，不是简单的政权之争，而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有机统一。政治革命决定谁领导中国的问题，社会革命决定中国社会走向何方的问题。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党不仅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成功领导了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充分彰显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有力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世界之问”。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虽然当代中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但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且面临的各种斗争将长期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要求我们必须时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有学者认为，伟大斗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当代转化。因此，作为“执政党”和“革命党”之统一体，党必须承认，“斗争”依然不可回避，“革命”依然任重而道远。只有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才能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

勇于自我革命既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本质意蕴和鲜明特质。由于社会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出“自我革命”这一概念，但其理论事实上均包含着颇为丰富的“自我革命”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不同于其他政党，本身具有彻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这就使得其在革命实践中必须具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特质。从批判性角度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唯物辩证法为哲学基础，因而始终坚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科学立场，既要对资本主义以及各种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也要对自身不合理的成分和错误倾向进行批判。尤其当内部出现了可能会牺牲“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将反映自身性质和宗旨的纲领抛之脑后、弃之不管的思想或行动时，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进行以自我为对象的革命，通过内部斗争清除自身“肌瘤”，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从本质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本身就是由无产阶级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所组成的政治组织，“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也正是在这样持续的革命进程中，其才能够“自己帮助自己”，“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这实际上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其自身必须具有坚定而彻底的革命性，且这种彻底性并不仅仅在于通常所认为的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在于不断否定自身，革自身的命。唯有将自身作为革命的对象，并持续不断进行增强自身的自我革命，才能肩负起历史赋予的艰巨重任。正如有学者所说：“说到底，革命的目的不仅是推翻旧世界，更是建设新世界，而只有通过自我革命才能练就新世界的建设者。”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就意味着，党只有从根本上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高度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底气，才能永葆革命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尤其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强敌，党深刻地认识到，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因而能够扎实传承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自我革命基因，一次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的“病症”，始终保持着肌体健康和生机活力。

无论土地革命时期指明中国革命斗争方向的八七会议，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还是延安时期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统一思想的整风运动，乃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整顿党员干部作风和党的基层组织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党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全面拨乱反正，无一不是直面问题、修正错误、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的伟大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自我革命”这一重要概念，并系统论述其基本内涵、内在动力、实现手段等内容，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关于自我革命的内在意蕴，为新时代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律、永葆青春活力明确了答案。尤其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可以说，党的百年奋斗史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史，也是一部激浊扬清的自我革命史，是一部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的奋斗史。显然，中国共产党语境之下的自我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语义的深入、延伸与贴合本国国情的内涵更新，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准确把握与意蕴拓展”。新时代，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唯有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终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