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中人的主体性复归的道路探索——基于劳动解放理论的“美的主体行动”的考证

王炳涵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昌 330013)

《巴黎手稿》是马克思在1844年流亡巴黎期间所写手稿的统称，其中最著名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亦即本文立论的基点。这部残缺的《手稿》自1927年问世以来，便受到各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始终被认为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解读难、争议多却被广泛引用的文献之一(1)20世纪末，随着MEGA2的引进，国内学界对《手稿》的文本解读与考究进入新阶段。其一，文本解读模式的变化。如孙伯鍨、张一兵等人以全新的历史性视角研究《手稿》，力求通过回到马克思创作时的原始情境来求索马克思的思考路径和理论内涵。其二，文本地位与价值的深度阐释。如张奎良、丛大川等人认为《手稿》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并且潜藏着新世界观体系的前提、关键和全部秘密；
陈先达、孙伯鍨、张一兵等人认为《手稿》中的思想尚未成熟，其中的部分论述是不科学的，甚至是一个“矛盾思想体”。其三，对于《手稿》的主题更是从实践唯物主义、异化劳动理论、私有财产、共产主义思想等多角度展开一系列研究。其中，学界关于“异化劳动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学界一致认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主要源于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
其次，国内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手稿》中“异化劳动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四重规定”；
最后，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在新时代的今天探索“异化劳动理论”的价值，为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现象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正视并解决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异化问题提供了现实启迪。。

学界对《手稿》核心主题的研究成果丰富、视域广阔，主要集中于异化劳动阐释、政治经济学批判、伦理学价值揭示、哲学思辨、共产主义思想的意蕴、社会分工、私有财产与所有制关系等，在这些显性主题的背后隐匿着一个更为根本的主题，即实现人的主体性复归。这就意味着对《手稿》的研究不能停留于显见论述，而更应从整体上把握各主题间的关联逻辑及服务根本主题的价值意义。

(一)人的主体性的概念界定

人的主体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指向。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将“主体性”视为不言自明的概念，抑或是将其等同于“人的本质”“人性”。笔者认为，“主体性”的概念意蕴深远，不应笼统界定，而应从具体的文本内涵出发加以阐述。

“人的本质”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基础属性，是人之为人并以“人”的形态存在于此的根据与前提；
“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103。“人性”即人的普遍属性，是人区别于非人的特性；
当人完成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时，“人……作为最具有个体性的存在……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1]77。由此可知，“人的本质”是使人具有“人性”的根据并决定着人的属性，“人性”是“人的本质”向更高层次的发展[2]。

那么，何为人的主体性？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
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1]102意即人的主体性是指使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发挥作用的主体能动性。这其中有两层涵义：其一，人与客体的相对存在关系，表明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
其二，人的意识具有自觉能动的创造性。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人的主体性是人与人、人与非人相区别的高级存在，人性是人的主体性存在的基础，人的主体性是人性存在的确证与升华。从主体活动的角度看，人的本质是人作为主体进行活动的必要前提，前者奠定了人的主体性发挥作用的基础，后者使人的主体性发挥作用的空间具有相对意义。总之，人的本质是人性存在的根据，人性是人的主体性得以发挥的基础，人的主体性是人性存在的关键确证，也是人的本质的具体化表现和深化发展。

(二)人的主体性的异化分析

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历史与经济现实的研究发现，劳动者掌握的科学技术与经验知识随着其主体能动性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劳动者之间产生的竞争关系使“劳动的本质矛盾”以社会分工的形式呈现；
而社会分工则直接导致劳动活动的异化，使劳动者的劳动活动成为反对他自身的、不依赖于他的、不属于他的活动。这就是人的主体性丧失的表现。马克思在《手稿》中也多次强调：“随着分工的扩大和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使用和富人的兴致。”[1]9

劳动者主体性的丧失使其肉体活动与精神活动已不再属于他，而成为异己的存在。肉体活动变成了人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丧失了其与精神活动的交流，成为使其感到不幸、不自由的异化劳动的一个环节；
同时，劳动者的劳动并非肉体活动与精神活动的统一，而是具有非意识性、非精神性的属性。劳动者受异己力量的制约而丧失劳动激情，将劳动视为动物般维持生存的简单方式。因此，马克思指出，必须使丧失主体性的人走出异化的规定，走向自由的发展，才能实现人的主体性复归。

人的主体性丧失意味着主体性复归与重建的必要，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指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3]。针对社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解读《手稿》中的“主体性语境”、探索马克思主体性复归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显得尤为关键。

《手稿》作为“青年马克思第一次将国民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与共产主义理论结合起来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尝试，也是他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4]。此时的马克思虽已将主体视为对象性的存在并加以考证，但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其“人本”理念仍具有一定的理想性；
而学界部分学者高估了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的成熟性，因而模糊了与其后期思想的界限和差异。

马克思在《手稿》中以劳动为出发点，围绕着“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性何以复归及复归后何以发展的主题展开。尤其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马克思剖析了国民经济的事实，明晰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揭示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阐释了“共同体瓦解之象”的四个阶段，揭露了工人被奴役的实况，深度挖掘了异化环境中潜藏的主体能力，旨在唤醒劳动者反抗统治阶级的主体意识。“共同体瓦解之象”的四个阶段如下。

(一)现实矛盾——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

马克思从人的外化劳动出发，分析了社会劳动的产品，发现工人生产的产品被掳走，工人的劳动活动与资本家的财产之间的矛盾关系逐渐暴露。工人通过劳动“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
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1]207，他们生产的产品不再属于自己，反而成为异己的力量制约自身。在这种生产活动中，工人原有“对象性存在关系”的自觉性逐渐消失，其劳动成为与动物般“本性机能作用于事物”无异的活动。随着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程度的加深，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彻底断裂，仅剩卖身自由的存在方式(除肉体之外一无所有)，逐渐沦为原始奴隶式的“自由者”。资本家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逐渐扩展为“奴役人的异已存在物王国”，致使工人深陷劳动异化的支配而不能自拔。

马克思看到了异化的劳动产品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也看到了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的作用。他认为工人在异化环境中生产产品的同时，其反抗资本家统治的“潜在力量”也随之被激发出来。马克思认为这种“潜在力量”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1]85，是人的本质力量发挥作用的一种表现。人在生产、追求满足自身需要的对象物的同时，体现出一种“内在必然的”、充满“激情、热情”的主动力量，这种力量的发挥就是“人身上自我特性”即主体性作用的发挥。人的生产过程即是通过生产满足需要，不仅仅是生存需要，更蕴含着深层次的发展需要。人对物的重新占有所反映出的契约自由、劳动自由关系，已超越卖身自由，逐渐转向复归主体性的道路。因此，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拓宽了人“创造”的可能空间，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使其主体性复归有了根本依靠。

(二)价值增殖——人与劳动活动相异化

工人生产的产品不归其所有，其生产活动也必然不再属于他本身。工人“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代替了自由自觉的劳动[1]203，成为满足资本家剥削需要的增殖手段。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应然的体力和智力被异己的现实力量所压制，使得自身肉体与精神受到折磨和摧残，因而马克思写道：“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50工人“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1]50。这种外在性、异己性迫使他们不得不为“无名他者”献祭生命活动，而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能感到“自在、自由”。

生产活动反映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动态过程，体现着主客体之间的交融、转化，既是使工人“化为”机器的直接因素，又是使工人成为占有阶级斗争主导权的力量源泉。当作为主体的人(区别于数字劳动中的机器)将本质力量作用于客体，客体质与量的变化同时也被主体所感知并将其融入下一次能动的过程中。因此，生产即是“在创造”。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劳动不只是铲子和犁，而是一种思维。”[5]劳动不仅是主客体统一的交互运动，也是充分发挥主体思维自觉性的根本手段。工人受资本家的“支持”(2)笔者认为“支持”具有两种含义：其一，即资本家支付给工人微薄的报酬；
其二，工人只有学习统治阶级的先进技术，以统治阶级引以为傲的力量推翻统治阶级，才是阶级斗争得以实现的基础要求，也是马克思积极扬弃的题中之义。，维持“资本家-工人”的表层和谐状态，当工人群体的意识(阶级意识)与本质创造能力(阶级力量)达到内在统一，此时所具有的推翻统治阶级的革命性力量，才真正是人的主体性复归的不竭之源。

(三)资本积累——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

马克思不仅看到了工人单向度的生存状况，也认识到了随着劳动异化程度的加深，价值增殖的劳动过程必然会导致资本家的资本积累。随着资本家剥削的能力增强，人的类本质必然发生异化。人的本质前文有述，即人之为人的根据，是人的主体性存在并得以发挥作用的根基。人的类本质不仅体现为一种普遍的、有效性的准则，如社会共识或人民意志，也涵盖了所有“人的社会本质与自然本质属性”的集合。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是指人的类生活被剥夺，他们不再能够自由支配生产资料、不再能够自由地活动，而是受异己力量的牵制，劳动成了仅能维持生活的外在手段。

马克思认为，工人只有当其劳动方式得到解放，从而重获瓦解“异化共同体”并重建“新共同体”的革命性力量，即当其人的类本质意识得到恢复时，才能主动从统治阶级的异化规定中脱离出来。由于资本主义无形地赋予人以“工人”的身份标识，致使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客体性相分离的应然消失，人既有的主体意识淡化，更没能形成整体的意志观念，进而逐渐沦为劳动过程的纯粹客体，阻碍了其系统化、结构化的阶级意识的建立。因此，马克思高举无产阶级旗帜，凝聚工人的阶级意识，号召以无产阶级专政对抗资产阶级统治；
亦即“只有提高意识性，只有通过自觉的行动和自觉的自我批判，对正确的东西的单纯的追求才能脱去它的虚假的外衣，成为真正正确的、历史地重要的和改造社会的认识”[6]137，而这种带有阶级性的认识“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它行动的必要前提”[6]72。

(四)必然结果——人与人相异化

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是对象性的，“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54。随着资本家的资本积累，大资本家与小资本家出现分化、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及其各自的内部对立，直接反映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关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又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7]随着异化劳动程度的加深，财产占有的能力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中的竞争关系与矛盾关系破裂，社会资本逐渐流向大资本家手中，导致工人群体的数量逐渐扩大，部分小资本家也会沦为工人，甚至出现“工人等级中的一部分人必然沦为乞丐或陷于饿死的境地”[1]10。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77-78

在这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实际实现才能完成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异化”的战略思路。人的主体性的复归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关键一环，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的主体性“完全”复归的目标确证，尽管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但最终所实现的“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1]113。马克思意识到，无产阶级即使处在其最有利的社会环境中，现实仍不会改变。这种被压迫的阶级意识作为无产阶级反抗的精神之源，必然以阶级斗争、阶级革命的形式展现。而这一运动得以实现，不仅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选择，也是人的主体性复归的必然进路[8]。

马克思在《手稿》中深刻地阐释了劳动者异化的现实过程，也指明了实现人的主体性复归的潜在的内生力量。瓦解“异化共同体”并重建“自由共同体”的存在方式既是在扬弃异化，也是在复归人的主体性。那么，以何种方式才能实现呢？

《手稿》虽不是美学专著，重点讨论的问题也并不在于此，但马克思对美的独到见解以及其中蕴含的美学思想(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尝试运用《手稿》研究美学问题(特别是自然美、“自然的人化”、美的社会性、客观性等问题)。他的基本美学观、美的本质观、“积淀说”和对美感的解释，对于后世研究《手稿》的美学思想具有重要价值意义。之后朱光潜、马奇、刘纲纪等人也相继提出《手稿》中丰富的美学思想和重要的美学价值，一致认为应将其作为基本的理论依据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美学的基本理论和具体的美学问题。，却昭示出人的主体性复归何以实现的道路。

整体来看，以“美的主体行动”(4)关于“美”的概念言人人殊，笔者较为认同李泽厚先生的看法。他在《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版)中认为，“美”总是具有一定的感性形式，从而与人们一定的审美感受相联系；
而“美学”涵盖了多元化的概念，从哲学规定来看，是“以美感经验为中心，研究美和艺术的学科”；
“美的行动”发起者必然是作为主体的人，人之行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于符合人之所需，即“美的感受”。消解异化是实现人的主体性复归的必要路径：每个人创造劳动产品(各美其美的自由劳动过程)→充分发挥人的本质力量，把握“人之固有尺度”的内在关系(美人之美与和而不同的互融)→按照“美的规律”按需分配(美美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形式)→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实现共产主义、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5)“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最早由费孝通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演讲中提出。其原意是世界人民要尊重文化多样性，尊重每个民族自己的文化，承认并尊重世界文化的差异，理解个性，最终实现世界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笔者意在借此阐释“以美的主体行动复归人的主体性”的过程中所遵循的方式与准则。。

具体来看，“美的主体行动”是人的生活本能与外部世界的充分结合，简言之，即“动脑+动手+工具=超体结构”的生存方式。这不仅表现为对象性关系(人本质力量的发挥)与人的主体性(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完美融合，也是把握“美的规律”进行生产创造的系统表现。“超体结构”意在超越现实中过分强调劳动能力或追求思维境界，而忽视彼此联系、协同发展的存在方式。这不仅是满足“自由自觉劳动”的现实需要，也是体现美、创造美、享受美的根本手段，更是由重技转向尚艺、由异化劳动转向“美的劳动”的必然要求。故此，以“美的主体行动”复归人的主体性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实现。

(一)劳动本身之美：立足“美的劳动”是人的主体性复归的关键

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发挥作用的直接表现，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界对象性活动的基础。当人通过劳动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其“奇迹般”[1]201的本质力量便得以彰显。通过考察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马克思揭示了“美”的物质前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49。自然界不仅为劳动提供了生产、生活资料，也提供给人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者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获得美的结果、美的经验及美的享受，是“美的主体行动”发挥作用的应然结果。那么，异化的劳动是否也能产生美？笔者较为赞同蒋孔阳的看法，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劳动成果被剥削，劳动本身也歪曲为敌对自己的‘疏远化’的活动……自然作为肯定劳动实践的现实……对社会普遍地必然地具有娱乐观赏关系的大自然的形式美，对劳动者就反而是异己的，没关系的，不成为美”[9]。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劳动、商品、人的本质等问题，他认为异化的主体行动“对于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的工人说来，占有就表现为异化，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他人的活动，生命过程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己势力、异己的人所有”[1]61。异化使得劳动者丧失了美的劳动成果、丧失了人作为类的生活特性、丧失了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美的感受，异化的人不再是“人”，已是对“人本身”的否定，因此异化的劳动所带来的必然是美的反题。

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产生了美”之“劳动”，是排除异化的，是自由、自觉的。这种劳动不仅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关系运动中”的感性显现，也是主客体统一的过程，即是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否定；
这种劳动“能使人完整地感受到人的本质，直观到人的本质力量的活生生的形象，享受到由之产生的人的乐趣——美感”[10]。

进一步来看，劳动者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创造美”，何以体现？劳动创造美在于破除资本之恶。马克思审视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的异化劳动，认为只有实现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才能使劳动成为“完整表现人的生命活动的”过程，进而使每个人都能够享受“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的美感[1]87。因此，对劳动赋以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属性，将自由、自觉的劳动视为类本质特征，使其成为破除资本的内在力量，同时将美的彰显寓于劳动生产中，使其成为“创造美”的社会前提，劳动者才能彻底实现劳动解放，才能真正实现主体性的复归。

(二)劳动过程之美：把握“美的主体行动规律”是人的主体性复归的内在需求

马克思在对比人和动物的生产条件、生产过程时认识到，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具有把握固有尺度改造无机界的主体行动能力。他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53。在此，“尺度”体现着特定的质和与之相对应的量之间的统一关系，把握尺度即是把握规律。物的尺度和人本身的内在尺度这两种尺度，既相互区分，又有密切联系(6)蔡仪最早关注这一问题时，只看到了两种尺度相统一的关系，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所指“内在尺度”是为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物的尺度”而提出。马奇最早提出“‘物种的尺度’和‘内在的尺度’异中有同说，即二者各有不同，但又有共同之处，都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详见马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第84页，北京师范大学1981版)；
陆贵山也认为“马克思说的‘物种的尺度’侧重于外在特征，‘内在的尺度’侧重于内在规律，但‘两个尺度’都具有对象的尺度和主体的人的尺度，都是主体和客体相互对立、作用、协调、适应的辩证的统一”(详见陆贵山《试论“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第66页，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6期)。。“物的尺度”即物的本质及其规律，作为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界限而存在。作为主体的人必须把握其与客体存在间的合规律性，才能实现人与外部世界的协调、适应和统一；
“内在尺度”即为人本身固有的独特尺度，即人自由的、有意识的类本质的体现，是满足人主体需要与人本质力量发挥的合目的性的统一。两种尺度以“本质力量”为中介，将人的主体意识对象化于改造自然界的创造过程中，从而保持两种尺度的内在统一。

人依靠自然界而生活，并将其视为人的一部分。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在自然界中进行的，因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即是使自然“人化”的过程，也是人(主体)与自然(客体)和谐相处的辩证统一。人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充分发挥本质力量，把握两种尺度的辩证关系，将想象力、情感和艺术性融入生产劳动的创造过程中，即是把握“美的规律”进行生产创造。而这一规律主要表现为两层涵义。首先，遵循一切事物的自身尺度生产，生产的结果可能是“美的”或“丑的”，但一定是符合其发展规律而真实存在的。其次，人懂得统一两种尺度的“运用原则”。在没有外界干扰的前提下，人能够将其本质力量作用于对象物上，使“此物”具有人的烙印，人也能从“此物”中反观自身的作用能力，从而产生情感共鸣。这种共鸣即是将“真实”升华至“美”的境界，而升华的过程则体现为“自然人化”的过程。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到，“自然界……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1]48。随着资本家资本的不断积累，劳动者占有的生产生活资料越来越少，外部世界越来越成为异化的劳动对象，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变为“异化”的过程，而这种异化劳动的存在就是私有财产控制劳动的表现，仅够维持生存的报酬不过是“过程异化”的产物。那么，“美的享受”何以可能？马克思强调，从根本上消除异化现象唯有以无产阶级的姿态践行共产主义运动。劳动者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消除“私有”与“异化”，确证人之为人存在的本质意义，进而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统一于把握美、创造美、享受美的内在规律，使人的自由劳动活动成为体验劳动过程的审美取向、享受劳动成果的审美价值、收获美的享受的目的性的统一，最终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异化。

只有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人的内在尺度才能物化于物的尺度中，并将“美”作为对象创造出来，从而真正复归人的主体性。而这一过程既是把握劳动过程中“美的规律”的真实体现，也是“美的主体行动”的根本遵循。

(三)劳动者之美：复现“人的类本质”是人的主体性复归的价值取向

“人的类本质”即是自由的、有意识的人类生命活动，是人的才能、智慧、意志、情感等本质力量直接的、充分的确证。当生产的目的由产生效益向满足所需转变，并且生产全过程都符合“人的类本质”的活动准则时，即是“人的类本质”复归的最初表现。马克思指出，这种“合乎人性”，不仅是衡量自由、自愿生产人之所需的价值尺度，也是符合社会的、合乎“类”的道德底线。

国民经济学家所说的以私有制为中介，将“人对物的依赖”与“物对人的依赖”相结合来考察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无非是将人的发展置于“异化道路”中，以奴化为手段异化人，使其置身于资本家追求价值增殖的无止境运动中。当社会中的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实现交流互通，从而带动单个劳动向群体劳动发展甚至实现跨时空的结合时，这种劳动才是合乎人类需要的劳动，才是“美”的劳动过程。因此，只有走出异化劳动的强制性，走向自由地、有意识地且有尊严地生产从而符合“人的类本质”需要的活动，才能破解“历史之谜”[11]。

进一步讲，马克思是将“美的主体行动”统一于共产主义的实现道路中，以“美的主体行动”为手段实现人的主体性复归，进而达致此岸世界的最终目标。在《手稿》中，马克思以通史的视野指出了共产主义作为目的和手段得以实现的历史必然性[12]，即“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阶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1]245。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必然要扬弃私有制，扬弃阶级身份与阶级财产，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与资源占有，破除资本对人身份的限定，重新树立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从而否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个人生产劳动成果的“占有≠私有”，而以“共同体”的形式享有劳动资料与生产资料。同时扬弃“奴隶自由人”的设定，促使“完全的人”的历史性生成，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人与人、人与外部世界矛盾关系的“真正解决”，达到“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阶段，以命运共通的类联合体形式探索共产主义的真正道路[1]81。

综上所述，践行“美的主体行动”就必须立足劳动、把握规律、坚持目标，只有实现三者内在的有机统一，才能创造生活所需、享受美好生活。那么，放眼当下，“美的主体行动”何以体现？又该如何践行？

马克思毕其一生所要达到的人类解放的目标，其实现的必要前提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复归。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制造经济”的工业时代已转向“数字经济”的信息时代，大工业、大机器、数字化的生产方式逐渐消磨了人的主体意识，使其成为数字经济的奴隶。电子产品、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导致社会生活的“休闲异化”，使人逐渐成为新时代的“劳动工具”，进而使主体的革命性力量逐渐丧失殆尽。因此，挖掘并坚持《手稿》中的指导思想，激发新时代人的主体能动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与学术价值。

(一)坚持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

马克思站在实践本体论的高度，揭开了异化劳动的秘密，阐释了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产生美的可能。《手稿》中虽没有明确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论断，但指出了劳动创造之“美”的基础在于创造“合乎人性”的价值。因此，只有当生产劳动的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美的自由属性逐渐彰显，人的主体性复归的道路才会真正显露。

首先，要充分把握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人作为主体，其主体性必须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得以确证。人为了生存，就必须从自然界获取所需物质资料，而“获取活动”就是在进行生产劳动。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而生产劳动与生产力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生产力是人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能力，是人进行生产活动的前提基础。劳动创造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生产力越发达创造的价值越大，产生的价值效益越明显，人民生活需要才越能得到满足。人的生产劳动过程，也是肯定自身能力的过程。人在劳动中不仅确证了人之为自然人的主体地位，更充分体现了人之为社会人的主体价值。因此，只有当生产力足够发达时，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具有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才能真正得到美的享受。

其次，要坚决否定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思想失效的论断。从表象上看，信息时代脑力劳动或资本参与劳动创造的价值比重似乎更大，一些学者因此认为，在“数字社会”中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已不合时宜。实质上，数字劳动是劳动者通过信息技术“加工数据”(7)国内外的一些学者认为，数字劳动的内涵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于此采用广义的数字劳动概念。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曾指出，数字媒介技术和内容的生产、流通与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脑力与体力劳动为广义的数字劳动，其关注的范围涉及整个产业链的全过程。而数据加工作为数字劳动的环节也具有广义上的意义。实现主体对象化的过程，并且在数字劳动背景下，部分劳动者的主体性已显“复归之象”。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家通过数字化平台悄无声息地剥削劳动者，其目标也仍是攫取数字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必须警惕并防止数字劳动的负面影响，构建以“人本”逻辑为基础的数字经济社会化生产体系，从而更加强调劳动者主体性地位[13]。

再次，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者应树立工匠精神。习近平将“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定义为新时代劳动者的“生存态度”[14]。这就要求新时代的劳动者群体不仅要有一丝不苟的态度，而且要专注巧思、敬业乐业，实现生产劳动中操作技能养成与工艺创造审美的深度融合，将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升华为“创造美”的过程。与此同时，劳动者劳动生产的过程更要站在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高度，将价值创造最大化，使劳动成果合乎人类美好生活的需要[15]。

(二)坚持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人类解放路径的探索，初步阐释了人的主体性复归的现实道路，即扬弃异化和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

首先，把握人的主体性，就是要重视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在私有制条件下，剥削与奴役使人的劳动不再具有自由、自觉的属性，亦不再是确证人的生命活动存在意义的方式。“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50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人的这种劳动成为满足劳动之外的需要的手段，是异己的、非自愿的、强制性的，必须依靠“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共产主义运动”得以实现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劳动者主体性与创造性充分发挥的结果。因此，在新时代的今天，应高度重视劳动者的首创精神，正确处理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目标与劳动者创造性生产的内在关系，在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次，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就是要遵循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是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这就要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自由不等于随意，全面不等于竭尽。自然界不仅为生产劳动提供了物质资料，也为人的生存提供了物质手段。正如恩格斯所赞叹的：“自然界安排得这样巧妙，以致人们必须通过劳动来维持生活和得到享受。”[16]自然界是人类存在的基础，人的生产劳动也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人在能动地改变自然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生存创造新的条件[15]。在私有制环境下，资本家对物质资料的占有致使自然界与人的本质关系异化，占有自然界成为统治其他人的直接手段。因此，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必须把握物质生产与自然发展规律的关系，努力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使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

(三)把握人的类本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手稿》中提出的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不仅是对宗教解放、政治解放的理论超越，也是对未来社会构建的实践探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7]在此意义下，人的主体性的复归必须把握人的类本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首先，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共同体的划分标准与表现形式有一定差异，但都离不开作为主体的人，更离不开人的主体性作用。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以无数个人的合力推动世界整体发展的运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须依靠世界人民的合力，以自觉的、能动的主体意识引导主体行动，从而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促进人类解放事业的发展。

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它的实践肯定了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科学性，并给新时代共产主义运动树立了新的奋斗目标。它的构建确证了人类充分发挥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实践结果，加强了各国之间的利益联系。它的构建作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时代探索，不仅指明了人类解放的实践路径，而且折射出人类对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