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关联并购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研究综述

杜永奎，陈鹏霞

(甘肃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随着宏观经济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企业集团化趋势的持续演进，企业间并购盛行，关联并购在企业资本运营体系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企业夯实核心竞争优势的利器。据Wind数据库统计，2017-2021年间发生的50 128起并购案例中有9 422起(占整体并购的18.8%)并购交易发生在上市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

国外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关联并购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大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在资本市场机制健全的国家，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的行为较少[1]。企业金字塔结构的股权结构形式更容易为控股股东提供利益输送的动机，而且这种现象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国家会更明显[2]。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的实施监管措施的涉及对象中企业的控股股东频繁出现，在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13日期间实施监管措施的619家上市公司中，涉及对象为控股股东的就高达109起，在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下，控股股东更是直接关系到企业并购的成功与否。因此研究关联并购的影响因素与实施关联并购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后果，有助于企业合理实施关联并购，实现预期协同效应，同时对企业的股权结构也提出了新思考。

我国学者对关联并购的研究较国外更为丰富，主要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特点与现状对关联并购展开了研究。关联并购是上市公司购买关联方的资产和股权的一种交易方式[3]，上市公司实施关联并购的动因是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掏空需求[4]，同时在公司发展下行时控股股东也会出于支持动机对公司实施关联并购。但是国内研究大多是基于国外理论进行分析，对于关联并购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而且目前国内的研究缺乏对控股股东利益输送行为的动机与公司治理结构关系的详细分析。

将关联并购从并购中独立出来，结合关联并购的理论从关联并购的动机出发对关联并购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然后基于不同动机下的关联并购的影响因素深入探究关联并购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后果，对我国上市公司通过优化并购决策以及并购后对资源进行整合，从而达到预期并购协同效应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随着20世纪90年代并购浪潮的兴起，企业并购理论逐步有了很大发展。从基于第一次并购浪潮而产生的协同效应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到21世纪Furubotn、Richter(2006)等学者从企业并购后的边界出发对并购理论做更深层次的分析。这些并购理论与企业实务的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分别从不同角度阐明了企业并购的动机、方法、过程以及效应。

1.1 传统并购理论

1.1.1 协同效应理论

协同效应认为，企业将各组成部分协同利用起来产生的效益要高于各部分单独运行产生的效益相加，主要体现在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上，是判断并购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5]。在企业并购活动中，协同效应指并购双方通过统一经营战略、整合并优化资源及管理能力所产生的协同效应，具体可分为财务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和税收协同效应。

财务协同效应指并购为企业带来财务方面的效益，是企业进行并购的主要目的。具体是指企业在兼并收购完成后，通过将兼并收购的低资本成本的内部资金投资于标的企业的高效益项目上，从而使企业并购后的资金使用效益提高。经营协同效应指的是并购活动使企业经营效率得以提高，继而为企业带来收益，具体表现在通过并购实现资源规模的扩大，吸收标的企业的优良资源，与标的企业优势互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管理协同效应本质上是企业人力资源与管理结构以及企业文化的整合2021[6]。企业的管理能力以及管理效率的高低对企业的发展影响重大。在并购活动中，一般标的公司的管理能力要弱于并购企业，合并后对两个企业的管理能力进行整合，并购方将管理资源分享给标的企业，有利于提高剩余管理资源的利用率，使两个企业的综合管理效率得到提升。这种协同效应在受管理差异而影响绩效的并购案例中成功的可能性更大。税收协同效应在关联并购中并不是企业首要考虑的环节，却是企业在实施并购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隐形环节。企业在并购中获得的税收节余，实质上是政府为了鼓励企业实施并购所让渡的税收权益。

1.1.2 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2种可以互相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一种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代替市场进行交易[7]；
科斯赋予交易以稀缺性，他间接揭示了稀缺就是产生交易费用的根源；
环境的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组织或人的机会主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共同构成了市场与企业间的转换关系，是影响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8]。

在经济市场中，企业的生产过程所涉及到的事前规划、成本分配与归集以及费用的合理协调与分配，都是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因素。如何在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的市场中确保企业的经营效益最大化，是企业追求的主要目标。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通过兼并与收购等方式可以实现市场内部化，从一定程度上避免市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交易风险以及市场上存在的潜在竞争对手与信息不对称问题，达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关联并购属于企业内部市场交易，因此排除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阻碍，选择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的优质资源实现并购，更能节省交易费用与成本，规避市场风险，进而提升企业价值与竞争力。

1.1.3 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指在特定环境和时期内，企业的单位成本会随着其总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即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可以降低投资和经营成本，从而为企业获得更多利润。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工人的熟练度都是专业化分工的成果，而工人的熟练度与技巧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能节约因变换工作与选择过程的时间成本。此外，规模经济理论的典型代表人物阿尔费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论述了规模经济形成的两种途径：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并进一步研究发现了规模报酬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经历先递增、然后保持不变、最后递减的三个发展阶段，之后他相继发现了规模经济会带来垄断问题，由此产生了著名的“马歇尔冲突”，指出企业规模不能无节制地扩大，否则会使市场失去完全竞争活力。

由于规模经济的效益主要来源于企业规模生产时降低的单位成本，那么通过并购，可以选择与企业产品相仿且有直接业务联系的企业进行并购，高效地解决企业的生产流程专业化问题。但从规模经济来讲，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必须注意只有在适度的规模范围内才可获得最佳收益，否则规模经济将会向不规模经济转变，最后导致企业徒有“大”的外表而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达不到并购的预期目标。

1.2 现代并购理论

1.2.1 规模经济与交易费用

在抽象层面上企业规模边界的经济观点是基于交易费用的比较(Furubotn，Richter,R.2006)。罗纳德·哈里·科斯[7]的企业边界理论认为企业的边界是在各方在进行交易时最优权利配置的规模选择，这种选择恰当与否，是通过交易费用的变化来度量的，企业财务与权利配置结果直接影响企业边界的变化方向。有效的配置在企业原基础上扩张企业边界，不仅达到资本保值的效果，同时能够为企业带来增值的空间。Neelam等[9]的研究表明并购后COGR的显著负差异可能是由于并购后实现的规模经济。更高的原材料量和并购后的大规模经济可能是原因，因此在企业存在生产费用的情况下，规模经济长期来看会创造更多的销售额，降低成本进而提升营业利润。

1.2.2 关联并购的动因理论

并购的动因是预期效应的一种体现，可分为三类：经济动因、个人动机和战略动机(Brouther，1998)。经济动因与前面提到的交易费用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实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通过关联并购获取更多的资源、改善经营条件、扩大规模等；
同时由于关联并购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阻碍，因此能够节约并购中的交易费用。个人动机方面，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企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其通过一系列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手段进行财产转移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对我国关联并购活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战略动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企业发展目标的选择而产生的，如通过关联并购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改变公司战略规划、改变市场投向等。

1.2.3 “掏空”与“支持”理论

“掏空”和“支持”是针对集中的所有权模式提出的，反映控股股东对公司治理的2种截然相反的行为。集中的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能避免小股东在股权分散时的“搭便车”行为，却也增强了大股东谋取私人利益的能力。例如控股股东利用其高度集中的股权优势，通过关联交易方式将企业资源进行转移，或者用非公开的新股认购方式稀释中小股东股权、进行内幕交易、渐进式收购等。

掏空行为在发达国家非常普遍，并且大部分的掏空行为是合法的[10],同时控股股东持有公司的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其通过操纵非经常性项目实施侵占行为的动机就越强[11]。有证据表明，在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薄弱的国家，企业家经常将资源从公司中挖走[10]。同样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凡是第一大股东作为控股股东，都有掏空动机而不论其持股比例是多少[12]。一味地掏空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同时也会侵蚀上市公司的根本，进而损害大股东的利益，因此大股东也会在特定的时候采取支持行为来维持企业的发展，使企业处于持续存续状态。“支持”理论认为控股股东在企业处于危机状态时会采用各种手段向公司转移优质资源来支持企业的发展以防企业破产，因为这种支持行为通常基于一定的条件和背景，所以其更多地可以看成是一种“机会主义支持”[1]。

关联并购的实施者一般是企业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所以企业关联并购的影响因素不仅在于并购双方，很大程度受实际控制人行为动机的权衡影响。关于关联并购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动机的基本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支持与掏空动机下关联并购的影响因素

2.1 资本结构

企业的资本结构是企业不同资本的价值与其构成比例的关系，受到股东投资动机、企业财务状况与成长能力、经营者决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影响因素下的资本结构，给企业带来的经营风险也就不尽相同。在一定时期内，受企业规模与战略规划的影响，企业领导人会对企业的筹资结构进行不同的组合，当企业的权益资本占比较高时，对于企业来说，偿债压力相对就小一些；
而当企业的债务资本占比较高时，虽然筹资成本相对较低，但在无形中增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如果因债务资本过高导致企业面临偿还困难的情况，那么为了企业持续存续不遭受强制破产清算，此时大股东会倾向于实施关联并购行为，通过关联并购为企业引入一些优质资产，或者剥离企业的部分不良资产，从而达到改善本公司资产状况的目的。这种动机下的关联并购对并购方来讲是出于支持实施的关联并购，能解企业的燃眉之急，改善企业总体财务状况，对标的企业来讲，并不一定是资本的输出，其依托并购方的技术、资产规模与声誉，也是提升本企业生产率与资本综合利用率的有效途径。

2.2 股权结构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私有经济体也不断地涌现，但是大量国有企业融入市场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且国有控股企业的控股股东是中央部委、中央企业、地方国企等。与私人控股相比，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更容易在企业陷入危机时采取积极措施来支持企业发展；
加上国有企业股权分置带来的众多遗留问题亟待解决，所以国有企业控股股东更有可能会选择通过关联并购为企业输送资本，扶持企业更好发展。私有企业控股股东尽管与国有企业实际控制人对企业拥有的控制权一样，但是由于其出发点不同，导致最后采取的措施与最终结果会出现较大差异。

目前我国法律政策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还不完善，中小股东因持股数量有限对大股东的行为关注较少，使得大股东有充分的条件通过关联并购进行一些掏空企业的行为，而大股东的控制力强度是企业投入资产价值创造的主要因素[13]。在所有权集中的公司中，控股股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从少数股东手中攫取财富。例如，他们可以通过自营交易向公司出售资产、商品或服务来提取现金，可以将上市公司的资产转让给其控制下的其他公司，或者通过以优惠价格收购额外股份来稀释少数股东的利益[10]。特别当企业遭遇困难时，控股股东会有更大的倾向将自己抽离来摆脱困境。但如果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这种对企业资源进行侵占的行为就会有所好转，因为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能够有效地产生管理激励，其享有的收益增多，损害公司利益的同时自身利益也会受到更大的损失[14]。

2.3 企业成长性与公司规模

企业的成长性与规模实际上没有直接关系，关键在其成长的逻辑所在。小公司的成长性不一定高于大公司，大公司也不一定持续具备稳定的成长性，公司的成长性与公司发展规模、市场份额以及领导人的战略决策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凡是具有成长性的公司，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扩大规模的愿望就会比较强烈，在具备一定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选择关联并购来扩大其规模是优选。在实施并购前，企业不仅要关注自身的发展规模，还需要重视标的企业的发展规模，因为双方的相对规模是影响并购是否成功以及并购绩效的关键因素。

Kusewitt提出了“临界规模”的观点，指出与并购企业相比，标的企业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产生有价值的合并潜力，同时并购绩效也就越好。但规模经济理论提出，当企业规模超过适当标准时便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减现象，在选择标的企业时不仅会如此，还有一个重要环节会影响企业并购绩效，即并购后整合问题。陈雯等(2007)认为，短期内并购规模越大对企业的影响越积极，但长期来看并购规模越大会使得企业并购绩效越差，主要原因是随着并购规模增大，并购后的整合成本越高，企业需要加大整合力度，投入相应的财力物力，然而这些投入在短期内都很难收回，甚至会超过并购企业的整合能力，引发财务危机，所以并购后的协同效应就很难实现。

2.4 大股东控制与控制权收益

大股东拥有的企业控制权会产生两个截然不同的效应：激励效应和堑壕效应，都会使得大股东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激励效应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指标；
而堑壕效应有利于实际资源向大股东转移，通常不影响当期业绩，但会对公司价值和小股东的利益造成长期损害[15]。在我国一股独大的市场现象非常突出，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中小投资者持股少，且对企业的信息掌握程度没有大股东充分详尽，很少参与企业的管理。大股东有着绝对的优势和充分的动机增加企业的财富，比如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加强监督管理者的行为，在企业处于困境时实施利好决策来维持企业发展等。此时，大股东拥有的控制权便产生了积极效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股东作为理性经济人，拥有上述诸多便利条件，极易产生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动机并付诸行动，如进行关联交易、从事内幕交易、通过实施关联并购转移企业的资产等，企业的流动资产占比越高，其可占用的资源越多，获取的控制权收益也就越多。

企业关联并购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共同的特点是寻求企业规模的扩大与控股股东实现资源转移这一行为。第一种往往是出于支持的动机在企业间实施关联并购；
第二种通常是由于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股权力，为了侵占企业资源，实施的一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资源转移行为。

经济后果指一项活动为企业带来的协同效应。目前，很多学者将经济后果解读为某一事件给企业带来的结果或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的市场效应和绩效实现两方面，通常会存在两种情况，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正向效应即该事件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加；
负向效应即该事件带来企业经济效益的减少，同时还有可能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关于关联并购在支持动机与掏空动机下的经济后果的基本路径如图2所示。

图2 关联并购不同动机下产生的经济后果的基本路径

关于企业实施关联并购的经济后果目前没有形成统一结论，部分研究结果得出关联并购不能提高公司绩效，这主要是由实施关联并购的掏空动机造成[3]。通过研究得出大股东的掏空与支持都不能使企业的财务绩效得到提升，但如果企业的协同效应发挥良好，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并购绩效和市场价值。国外学者研究并购给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带来异常收益的基础上计算协同效应[16]，用盈利能力、经营能力、现金流动能力和财务杠杆者四项指标来具体分析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观察到参与并购的公司盈利能力有显著改善[9]。下面主要从关联并购实施后企业的股权结构、市场效应以及实施关联并购后给企业带来的潜在风险分析关联并购对企业绩效和价值的影响。

3.1 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多呈金字塔型，控股股东的平均持股比例高达35%，股权集中度较高，中小股东持股占比小，力量悬殊，制衡程度较低[17]。这对公司并购有很大的阻碍，但在关联并购中对于并购方而言更容易进行操作，因为中小股东的参与度较低，而大股东因为较高的持股比例，出于企业发展的考虑，其拥有的控制权可以对符合企业经营战略的标的方实施并购。

关于控股股东通过关联并购参与企业治理这一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的绩效，国内外学者普遍从控股股东的“掏空”与“支持”两个角度进行了大量分析。企业控股股东实施关联并购的动机不同，造成的经济后果也会截然不同，而且在并购实施过程中，也有很多影响并购结果的因素，如：并购前的企业估值、并购中的支付方式、并购后的资源整合等，这些影响因素与控股股东不同的动机都会使企业的关联并购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控股股东发起的关联并购可能出于“掏空”或“支持”动机，如果是掏空动机，控股股东就有可能转移企业的资产或者输入劣质资产，如果是将资产转移给控股股东的关联方，将导致控股股东的股权在无形中增强，使其他中小股东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参与公司治理少的中小投资者，他们便成为控股股东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工具(陈健，2013)。

控股股东同样有条件和能力通过关联并购虚假增资或高价吸收技术股，从而恶意稀释其他股东的股权，增大自己持股占比的同时稀释其他股东的股权，导致企业的股权集中度更高。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高，控股股东利用自身的高控制权优势对企业实施掏空的动机就越强，对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维护中小股东利益越不利[18]。当然，由于控股股东的最终收益与企业盈利状况成正比，所以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持续增大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有很大动机会对企业实施一些支持行为，关联并购就是其支持的方式之一。与外部市场相比，内部市场能够减少信息成本，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易于操作，交易的效率更高(Khann和Palepu，2000)，而且出于“支持”动机实施的关联并购还会适度地分散企业部分股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股东的控制权，增强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制衡程度。

3.2 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

公司的价值可分为财务价值与市场价值，财务价值一般体现在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毛利率、收入增长率等指标上，这里主要讨论关联并购给企业带来的市场价值。

规模经济理论提出，在适当的规模内关联并购能够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并购方通过关联并购资产得到补充与调整，优化企业的产业结构。最优状态是达到规模经济，能使企业在优质的产业结构下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生产效率。由于关联并购中并购方与标的企业有直接的关联关系，所以关联并购还有助于企业集中人工与经费研发新品，进行专门的生产和服务，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关联并购也可以给并购方带来市场主导效应，这主要体现在市场占有率上。并购后公司获得的规模经济为其增加了市场力量[9]，有助于提升市场占有率，相应地企业竞争力也会增强。而且，关联并购的标的企业属于上下游关联，能在原材料及销售渠道上给与并购方非常有利的支持，对于并购方提升行业地位与差异化优势有很大的优势；
与此同时并购方与标的企业之间实现资源共享，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资源利用率。对于企业来说资源都是稀缺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企业经营中属于主要对象，当企业拥有了这部分资源，便形成了对其占有的排他性和资源经营的长期性。也正因如此，企业发展过程中日益增长的规模需求便需要通过并购来得到解决，而实施并购的第一步便是选择适合的企业，实现企业的资源优化配置，达到强强联合的结果。

综合来看，支持动机下发生的关联并购有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提升市场占有率。对企业来说这无疑是最快捷地扩大市场占有率、提升竞争力的方式。

3.3 关联并购带来的潜在风险

关联并购的实质其实是对资源的整合，并购后整合是决定并购绩效的关键阶段[19]，但往往有很多企业容易忽视对资源的整合，加上由于并购双方产权关系不明确以及并购方机制不完善导致并购经历较长的协调过程，还有企业所处环境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并购失败，协同效应较难发挥容易产生协同整合风险[20]。

关联并购对资源的整合主要包括：战略规划整合、人力资源整合、财务整合以及文化和组织制度的整合，其中战略整合是并购后资源整合的根本前提。并购的整合同时存在正向的协同效应和负向的刚性效应，整合优势会随着时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倒U型变化趋势[21]。并购后企业需要将自己的发展战略延伸到被并购企业，使被并购企业的发展战略同并购企业保持相对一致性；
或者保留被并购企业的发展战略，使其得以存续并作为并购企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后期得到拓展；
也可以结合两个企业的经营优势与特点，重新制定新的企业发展战略。只有适合企业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才能保证企业有创造效益的基础，为提升企业竞争力更好地蓄力，从而实现资源整合的协同效果，否则只会在短期内呈现出积极的效应，长期来看会给企业埋下危机的种子，时刻会为企业带来效益低下、经营困难或者因规模过大而出现规模不经济的风险。基于并购后续的整合角度研究发现，并购双方人力资源相关度越高，并购后的经济效益越高(Kyeong等，2018)。如果忽视资源整合，会对并购结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一旦出现规模不经济，就会使企业生产效率低下，成本加大而缺乏竞争力。此时如果财务整合不当，对并购的一些不良资产处理不妥，将进一步影响企业并购预期协同效应的实现。

4.1 研究评价

随着宏观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司间并购盛行，关联并购作为我国并购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逐渐占据资本运营体系的重要地位，成为企业夯实核心竞争优势的利器。因此本文将关联并购从并购中独立出来，结合传统并购理论与现代并购理论，从关联并购的动机出发对关联并购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然后重点阐述了在不同动机下关联并购的影响因素给企业带来的一些经济后果。主要结论如下：

我国之所以关联并购比较突出，主要是因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背景与特殊的上市背景，同时也与我国上市公司金字塔形的股权结构有密切的关系。我国上市公司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下控股股东有较大的控制权，为其进行利益输送提供了条件。控股股东为了自身利益会在公司发展好的时候通过关联并购转移企业利益，恶意稀释中小股东的股权，从而进一步加强控股股东股权占比，这会使得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更高，同时控股股东拥有的控制权优势也就越明显，因此对企业实施掏空行为的立场会更便利。在企业发展处于下行的时候，控股股东会通过关联并购对企业实施支持行为，向企业转移一些优质资产来维持企业的发展与经营，但这主要也是出于控股股东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因为一旦企业破产，控股股东的损失将非常大，因此这种支持行为也被称为机会主义支持，是为了使企业持续存续且盈利以更好地实施掏空行为。

关联并购的动机很多，不同的动机下实施关联并购产生的经济后果也会截然不同。当企业是出于支持的动机实施关联并购时会产生以下经济后果：一是对企业股权结构有一定的分散作用，能改善股东内部的相互制衡作用，对大股东形成一种监督作用，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大股东实施掏空行为的动机，对中小股东的权益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二是如果企业并购顺利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三是有利于企业整体效益的增加，从而实现预期协同效应。当企业是出于掏空动机实施关联并购时会产生以下经济后果：一是加大控股股东的股权占比使得股权结构更加集中，进一步降低股东间的制衡程度，为大股东实施掏空行为提供更有利的土壤和环境，中小股东的利益也更易受到损害；
二是控股股东通过不正当手段转移公司资源使公司市场价值萎缩，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同时对企业的下一步发展也会造成很大的阻碍；
三是忽视关联并购后对资源的整合，对不良资产处理不妥当，将会加大企业并购成本并出现规模不经济的现象，最后导致企业并购失败甚至为企业带来财务风险。

4.2 展望

关联并购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有正向作用，同时也存在负向作用。虽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特点对关联并购的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但上市公司关联并购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而且本文的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分析，后续研究可通过实证进一步检验，通过具体数据观察不同影响因素对关联并购的经济后果造成的影响程度，从而做到有的放矢。